1、服务业外包：深度开放中的产业新选择服务业外包:深度开放中的产业新选择江静刘志彪内容提要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中国制造“, 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低成本优势的丧失和产业升级的压力要求中国超越制造业外包的发展模式.随着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的“工业型经济“ 向“服务型经济 “的转变,服务业外包成为全球化 3.0 时代的主要特征,构成“世界变平“的重要的推动力 ,同时也是中国外向型经济深度开放中的新选择.中国服务业外包以制造业外包为基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国需要在知识产权保护和英语普及等方面进行努力,实现从“中国制造“ 到“中国服务“ 的转变 .关键词
2、服务业外包中国制造中国服务深度开放产业选择引言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期,全球经济经历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中国凭借低成本制造优势以及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打响了“中国制造“ 的品牌,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也不断得到提升,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驾马车“ 之一,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制造“使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中国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约为 15%一 18%,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已经为全球各国所分享.随着中国加工贸易和制造业吸引外资规模的逐年扩大,继续发展制造业尤其是重化工业,能耗消耗大,环保成本增加,中国的产业结构难以得到
3、优化.要素成本的增加具有内生性,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成本不断提高,低成本竞争优势不断丧失.随着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跨国制造业巨头,如英特尔,飞利浦,三一重工,爱立信,LG 集团等开始把目光瞄准了这些地区,建立制造业外包基地,不仅如此,甚至连中兴通讯,华为等国内知名企业也开始加快了对印度等国家的直接投资.中国迫切需要超越“ 中国制造“, 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此外,加工贸易支持的“中国制造 “,不仅使中国所获得的附加值较低,而且也由于其庞大的外贸规模和巨额顺差使中国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制造“ 被绑上了贸易纠纷的战车.从 1995 年开始,中国连续 l
4、3 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包括美国,欧盟等 wro 成员中约四分之三的国家和地区曾经针对中国提出反倾销诉讼,其产品类别不仅包含纺织品,鞋类,自行车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甚至还扩展到了资本密集型的石油化工产品.此外,巨额贸易顺差加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不断施压,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中国由此开始全面审视实施了近 30 年的出口优惠政策,一方面变“奖出限入“ 为“奖入限出“, 着力打造促进进出口平衡的中性贸易政策,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出口结构的调节,从制造业外包,加工贸易向服务业外包,服务贸易转移,从而揭开了中国经济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5 年度重大项目(05JJD7
5、9008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06 年重点项目(06AJ【00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南京大学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中 tL“子课题“ 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研究“项目资助 .ll9服务业外包:深度开放中的产业新选择深度开放的序幕.服务经济的发展和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使服务业外包在全球化进程中开展得如火如荼,而作为长期以制造业发展取胜的中国,能否超越“中国制造“ 的发展模式 ,在深度开放中抓住机遇加快承接服务业外包的步伐从而实现“ 中国服务“ 的转型? 显然 ,在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是“ 十一五 “期间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外贸政策制定和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重要基石.服务业的崛
6、起早在 1949 年,荷兰经济学家梵登提出了“梵登定律“(Verdoomslaw),即由于制造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制造业产出增长高度正相关.英国剑桥学派着名经济学家卡尔多又在梵登定律的基础上发展了另外两个规律:第一是由于制造业产出在定义上就是总产出的重要构成内容,加上制造业的生产特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 GDP 增长与制造业产出增长高度正相关;第二是整个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与非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大多数非制造业活动受制于收益递减,特别是以土地为基础的活动以及许多服务业部门的活动.这三个规律就是“梵登一卡尔多定律 “(Kald
7、or,1966,1967).“梵登一卡尔多定律“ 构成了以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传统经济理论普遍认为制造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观点不仅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也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使传统的工业化理论受到了挑战.服务业已经不仅仅是制造业的内生部门,它也不属于制造业的某些职能机构,而开始具有大规模的群体特征,从而使服务业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高的战略地位.第一,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剧,服务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逐渐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部门.波特的价值链分析,对服务业的独立过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波特
8、,1985).在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经济活动不再是根据传统的行业分类,而是根据价值的增值过程分为不同的环节,除了生产过程中的/JnT-,组装环节外,还分为研发,设计,咨询,金融,法律服务,营销等服务环节.制造业的发展对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形成了巨大的市场,而市场容量的扩大使专业化分工进一步加剧,并逐步脱离制造业而形成单独的产业,导致服务部门的快速扩120张.专业化分工也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从而提高了服务业自身的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到本世纪初,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和英国等,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以及服务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大多已经超过 70%.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的服务
9、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如印度,这个原英属殖民地,在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以软件业为代表的服务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第二,服务业占据了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成为GDP 的重要构成.一般而言,较高的收益或附加值来源于生产要素不同的生产能力及其稀缺性,如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劳动以及企业家精神等.因此,不同资源的稀缺程度形成了不同的进入壁垒,稀缺资源形成的壁垒较高,因而具有较高收益,而充裕资源形成的壁垒较低,直接导致其附加值较低,因为即使最初有较高收益,这个收益最终也会随着市场进入的加大而慢慢耗散.简言之,不同的市场结构导致了其各环节附加值的差异.制造业中加工组装等制造环节是有形的物质投入,其进入壁垒变
10、动较大,其主要原因是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更多经济体开始有能力以较低的成本将零部件组装或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导致生产环节进入壁垒降低,竞争加剧,从而整体收益下降;研发环节主要是技术和资金密集型 ,进入壁垒较高,且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成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以带来较高的利润;营销环节主要是品牌和营销渠道,大多是隐性知识,其竞争对手很难模仿,因此,在价值链中处于研发和营销环节的企业往往会分享到较高的收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价值链中的“微笑曲线“. 此外 ,其他的诸如金融服务,法律服务,商务服务和技术服务等,也由于其知识的专业性而具有较高进入壁垒,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其附加值也较高.根据我国商
11、务部统计的数据,在中国出口产品中,约 50%属于加工贸易,在价值链中获益相当低,仅占价值链增值部分的10%一 15%.而 85%一 90%的附加值则被研发,营销等服务环节所获取.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总量指标 GDP,不仅仅是一个“流量“ 的概念 ,更是一个“增量“的概念 ,因此,相比较而言,在同等的投入下,作为高附加值的服务环节比制造环节对 GDP 增加的贡献更大.第三,现代的服务业是制造业价值实现的关键,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由服务业主导的增长过程.从动态角度分析价值链,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价值链的增值空间开始向其两端的服务环节集中,而作为中间环节的加工组装等生产环节的增值空间日益萎缩,越来
12、越受制于位于高端的服务业环节.从整个经济运行来看,服务业在睾汝 2007.5规模和种类上不断扩张,使其自身成为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独立产业部门.服务业具有知识密集和差异化的特点(Markusen,1989),拥有较强的市场势力 ,从而使服务业处于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并且与当代处于寡头市场格局的制造业相互融合,无论是在产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方面,还是在控制市场的能力和价值增值的幅度方面,都有别于传统制造业的增长模式(江静,刘志彪,于明超,2007).从投人产出的关联度来看,作为制造业的高级要素投入,一方面,高质量的技术服务嵌入制造业的生产环节,通过技能的提升降低了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有利于制造业产业升
13、级;另一方面,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客户一供应商“关系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制造业交易成本 .要素成本的提高具有内生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作为“ 中国制造“ 主要生产基地的中国沿海地区 ,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显着提高,降低交易成本已经成为制造业生产基地选择的焦点.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制造业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在于服务业,而现代经济增长其实就是由服务业主导的增长过程.第四,开放经济条件下,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使出口结构有了战略性的调整.长期以来,传统的观点认为,由于服务产品的无形性,不可储存性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等特征,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较差,通过扩大服务贸易出口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和外
14、汇不足情况是不太现实的,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发展制造业,扩大出口,从而带动本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也是以此为基础.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新技术的出现,服务业不可贸易的限制正在被打破.生产与消费的区域界限日益模糊,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再加上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为旅游,交通运输,旅店餐饮等服务业的出口带来了机遇.出口已经不仅仅限于商品,服务贸易的比重也开始不断增加,从而构成了 GDP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外包:从概念到范式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开始在制造业领域实施“ 空心化“ 战略(hollowingout), 加速发展并跨越国境 ,把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转
15、移到成本较低的其他国家,如印度,爱尔兰,以色列以及中国地区.最初涉及的行业主要是玩具和纺织业,到 80 年代,电脑,办公用品,通信器材和重装备,以及 9o 年代以后的半导体,医疗设备等,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生产转移过程.直到 1990 年,Prahalad 和Hamel(1990)才开始在理论上进行总结,将其界定为“外包“(outsourcing),Quinn 和 Hihner(1994)x91,包进行了完整的定义,他们认为外包是指企业在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其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方式分包给其他企业,而自己则专注于核心业务的发展.外包的实质就是一种资源整合,即利用外部最优秀的专业化资源,从而达到
16、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增强企业对环境的迅速应变能力等.根本上而言,外包是企业面临“内部生产提供“和“ 外部市场购买 “的选择结果.当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使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 向 “服务型经济“的转变后 ,外包也开始了由制造业外包到服务业外包的转换.服务业外包,主要是跨国公司将制造业价值链中的服务功能,如研发,设计,营销等非实体性环节,以及制造业的专业性服务,如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管理等服务通过 FDI 或者以合约形式提供给第三方经营的一种组织形式.目前主要内容有信息技术外包(InformationTechnologyOutsourcing,ITO),业务流程外包
17、(BusinessProcessOutsourc.ing,BPO)和知识处理外包(KnowledgeProcessOutsourcing,KPO)三种类型,据美国权威咨询公司 Gartner 的市场分析,ITO 占据了近 60%的全球服务业外包市场,BPO 约占40%,而 KPO 才刚刚起步.跨国公司进行服务业外包的最初动机是为了降低成本,从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 Kedia 和 l_ahiri(2007)的研究却表明服务业外包有着更深刻的内涵.他们把国际服务业外包分成三种类型,分别是策略性外包(tacticaloutsourcing),战略性外包(strategicoutsourcing
18、)和变革性外包(Transformationaloutsourcing).其中,策略性外包是短期的基于市场公平交易(armslength),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发包方的投资以降低成本,因此,劳动力越便宜,高技术工人越多的国家则最容易与那些降低成本欲望更强烈的企业和国家形成策略性外包关系;而在战略性和变革性外包中,发包方和承接方的主要关系是稳定并且是长期的.战略性外包关系主要是基于发包企业专注于其擅长的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的需要,他们对承接服务业外包企业的选择主要是看这些企业是否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从而累积更多的技能和经验.变革性外包是国际服务业外包的最高形态,承接服务方变成了发包方风险共担的同
19、盟者,要求进行密切合作和持续的知识分享和交流,从而使企业更加灵活来适应变化的市场,这要求承包者具有较多的创新型人才和世界一流的交货能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服务业外包也越来越从“概念“变成一种“范式 “.2005 年,弗里德曼从微观角度阐述宏121服务业外包:深度开放中的产业新选择观的全球化现象,用“世界是平的 “这样的比喻,唤醒国家,企业和个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他将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全球化 1.0 版是“国家“ 的全球化,哥伦布代表了国家利益探索世界,开启了 1.0 版的全球化时代,直至1800 年工业时代的来临;全球化 2.0 版是“企业“ 的全球化,从 1800 年开始到 2000 年
20、结束;而 2000 年开始的全球化则升级到了 3.0 版本,这一阶段的全球化是“个人“ 的全球化.前两阶段的全球化的技术驱动力是远洋轮船,铁路火车,电话电报和电脑,而“世界变平“ 的全球化 3.0 时代,服务业外包是其主要特征和重要的推动力.全球化 3.0 时代孕育了巨大的外包市场.企业把工作流程与售后服务的维护等后勤工作外包,从而创造了全新的商业模式,供应链变成一种水平式的合作,在供货商,零售商,顾客之间创造价值.随着互联网和通信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了离岸服务业外包的行列,发包者不仅仅是财富 500 强中的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还包括了众多的中小企业,他们主要的发包对象是那些
21、劳动力素质较好,基础设施完善,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目前全球服务业外包的市场规模在 3000 亿至 5000 亿美元之间,在未来若干年内将继续保持 20%到 30%的增长速度.预计到 2008 年,全球服务业外包的市场规模将突破 1 万.亿美元,其中发展较快的有商务服务计算机及相关服务,影视文化服务,互联网相关服务和各类专业服务等,涉及软件,电讯,金融服务,管理咨询,芯片,生物信息等多个行业.从当前服务业外包格局来看,发包方和承接方还主要限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合作“. 发达国家最初看中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以及相对较高的劳动力素质,策略性
22、外包是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步,主要是一些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随着发展中国家学习能力的提高和技能的积累,跨国公司开始着力于将一些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从而开始向策略性外包转化.从外包方式来看,这种“南北合作“ 式的服务业外包主要还是由跨国公司通过 FDI 直接设立海外服务中心,并非采取直接与第三方的市场交易模式,主要在于传统意义上服务贸易往往会受到知识产权保护,贸易壁垒以及习俗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而通过 FDI 方式的服务业外包一方面可以绕开贸易壁垒,享受东道国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发包方可以对服务进行监控从而保证其服务质量.然而,从长期趋势来看,第三方交易形式
23、是服务业外122包的主流,其外包目的也越来越倾向于战略合作和风险共享,从而使服务外格局从“南北合作“ 向“北北合作“转变.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丧失,不仅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还需要与某些发达国家站在同一平台上自由竞争,这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服务业外包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服务“: 深度开放中的产业新选择中国在承接跨国公司离岸服务业外包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中国目前承接的离岸服务业外包业务仅为 20 亿美元,仅占全球服务业外包业务市场份额的 5%.服务业外包主要涉及软件,人力资源等.惠普,思科成为中国软件服务的主要发包方;客户服务外包也开始日益增长,2003 年中旬诺基亚公司把手机的日本本土客户服务外包给中国呼叫中心营运商九五咨询公司;摩托罗拉也将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给上海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