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霸权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的世界上，时时感受着并亲身参与着某种“文化力”的相互作用。这个文化的世界是历史地形成的多样性的存在，是多种文化共存的世界。不同的历史发展造成了各种文化之间现实的差别，每种文化都整合为一定的实力并表现出这种力的强度。因此，在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势均力敌极为罕见，更常见的则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区分。从理论上讲，我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各种文化都有平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但理论上的平等不能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文化世界中领导权或霸权的存在与作用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既然是现实，首先就必须认真面对，进而才能积极应对。这种面对和应对不能仅仅停留在事实层面上，就事论事，穷于应付，不可
2、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的理论研究，是文化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西方学者，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理论观点。中国学术界需要在充分借鉴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当代世界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的理论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更自觉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中使中华文化现代化。对于文化霸权，本文主要从以下四点展开：1.葛兰西及其文化霸权理论2.宏观视角：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3.微观视角：文化研究中的理论与范式4.问题讨论在文化霸权一章中本章共有七篇文章，这七篇文章的共同点是：试
3、图解释通过媒介实现的文化统治过程应该怎样加以概念化和理解的问题。在本章的讲解中我们会从宏观层面对文化研究中的文化霸权和研究方法、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民粹主义与普通文化这三篇文章进行分析；在微观方面对文化分析、文化研究：两种范式、通俗文化与“葛兰西转向” 、 “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回归这四篇文章进行分析。首先，对这七篇文章进行简单的梳理：第一篇对本章进行了总体的介绍，并详细讲解了什么是文化研究。 第二篇文章选自雷蒙德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 ，是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对文化作了三个相互联系的定义，其中之一预见了斯图亚特霍尔的立场，并一致认为，媒介不应该被作为“产生效果的文化“来研究，
4、而应该作为社会价值观和意义的指示物、作为解释和评价文化意义的文本来研究。 第三篇霍尔研究了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个范例所继承的不同理论遗产。他研究了社会中代表意识形态的文化的渗透本质。第四篇中贝内特发展了这一观点，通过使用葛兰西的霸权观点讨论了关于亚文化与丛书文化的文化研究与结构主义文本分析之间的关系。这两篇文章都不可避免的指出了“意义斗争”的方式、信息的多义性本质以及文化研究的方向或“转向”问题。第五篇（霍尔的第二篇）文章把对意识形态的关注看作是大众传播研究发展的关键步骤。按照他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观点，霍尔研究了媒介研究中的范式变化-从广泛的多元主义模式向一种新的模式转变
5、。第六篇凯里研究了大众传播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 讨论了大众传播研究的行为科学模式与文化研究的人类经验方法之间的本质区别。凯里强调了人类学家的克利福德格尔兹的著作的重要性，认为对于传播文化学来说，理解和阐释当代文化使用的符号。1葛兰西及其文化霸权理论1.1 安东尼奥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他的文艺理论著作大多写于狱中，战后得到广泛的传播和研究。他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观和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提出创立“民族人民的文学”的口号，对文学与社会生活，作家与时代、人民，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艺批评的任务，作了精辟
6、的论述；同时对许多古典作家和 20 世纪重要的文学现象作了分析和论述。葛兰西奠定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葛兰西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1. 早年革命活动 （18911919）在都灵大学受到克罗齐思想的影响；1913 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9 年，创办新秩序周刊2作为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活动时期 （19201926）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与法西斯的议会斗争3. 狱中生活和写作阶段 （19261937）1926 年被捕入狱写作狱中札记1.2 文化霸权文化霸权最初由普列汉诺夫在 1883 年-1884 年间作为推翻沙皇的策略之一提出的。其后，列宁使用这个概念，指出无产阶级不要躲避资产阶级的
7、革命，而要领导社会各阶级去争取推翻沙皇的胜利，同时不能放弃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之后，经过葛兰西的完善，才成为了一个概念。 葛兰西在二十世纪初期，见到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发生如马克斯所预期的发生革命，因此提出了文化霸权的概念来作进一步的探讨，希望能够对资本主义社会作更深入的了解，并依此来订立更有效的革命方针。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向无产阶级革命，而且必然先在工业化的欧洲爆发；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在这过程中将产生与革命运动相应的文化与政治上层建筑。虽然马克思早在 1848 年就如此预言，百年后的工业化国家工人仍然没能达成这个任务。葛兰西针
8、对马克思主要强调社会经济结构，而对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影响以及个人的主动性较不重视的情形加以修正。他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指出了一个政权的维持，是需要政治的强制力加上霸权文化的力量配合，而后者来自于在市民社会的配合之下，以包括如教育、大众传播媒体等对于大众的潜移默化，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虚假意识，使此一霸权得以维持。在所谓先进工业化国家中，文化霸权的力量尤其隐密而强大。因此，要霸权有所转变，必须由知识分子先以所谓的“阵地战”进行长期准备，与社会上的许多集团合作以及并逐渐促使其意识形态的转化，取得了此一基础之后，方能进一步使霸权转移。尽管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起源于对阶级斗争状况的分析，这套理论可以应用得
9、更广。根据葛兰西的理论，当前盛行的文化范式既非自然的，也非必然的；相反地，我们必须从包括机构、实践及信念等等的文化范式中分析其支配结构。葛兰西的这种理论能更进一步解释社会文化与政权变迁的过程，并且更强调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主动性作用，可以弥补马克思过于重视社会经济结构的不足之处。2.宏观视角：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2.1 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诞生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从诞生之时起，它就将其研究视角从媒介效果、受众态度和行为变化的主流大众传播研究转移到更加广阔的环境上。文化研究结合了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与文化人类学来研究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文化研究者时常关注某个现象是如何与意识形态、种族、社会
10、阶级或性别等议题产生关连。 “文化研究”和“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人们一般认定， “文化研究”源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此即“伯明翰学派” ） ，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1956 年，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 ( Raymond Williams )和李察德霍加特 ( Richard Hoggart )对于当时英国文学研究中的“大叙事”不满，认为文学不仅是为了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而是更应该接近劳工阶级。因为中下阶层的大众更喜欢通俗文化，所以后来的“文化研究”也逐渐以通俗文化 ( Popular Cult
11、ure )为主要研究范围，故此威廉斯和霍加特于 1964 年成立了著名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 “伯明翰学派” (Birmingham School) 之名也不胫而走。文化研究关心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与活动。文化活动是指某个文化中的人们如何去进行某些事情（比如说观看电视或外出用餐） ，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去进行事情则与某些文化意义有关。在若丁萨达（Ziauddin Sardar）的文化研究介绍 （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一书中，列举了以下五个主要的文化研究特色：1、文化研究意在检视其主题中的文化活动以及文化活动与权力的关系。2、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文化所
12、有的复杂样貌，以及分析社会与政治脉络中的文化展现。3、文化研究是研究的客体，同时也是政治批评与政治行动的场域。4、文化研究试图揭露与调解知识的分歧，试图克服内隐知识（tacit knowledge，也就是文化知识）与客观知识（objective knowledge）这两者之间的裂缝。5、文化研究致力于对现代社会进行道德评价，以及进行激进的政治行动。文化研究也被称为文化效果理论。这种方法假定，媒介作为文化工业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媒介的这些作用不是短期和直接的，而是通过它用来表达世界的语言、符号和文化代码来作用于民众意识。2.2 大众传播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作为人
13、类最重要的一种传播形式，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通过一定的传播媒介，在接受国家管理下，对受众进行大规模的信息传播活动。大众传播对社会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着传统观念。1945 年 11 月在伦敦发表的联合国科教文宪章中首先使用这个概念。在本文的讨论中，主要一威廉和霍尔对于大众传播的观点展开。威廉斯，英国学者、小说家和文化评论家，在新左派与更广泛的文化领域里影响深远。他关于政治文化、大众传媒与文学的著作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艺术评论做了重大贡献，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他认为，在伦敦的一次会上指出， “传播学研究已经被大众传播研究这个大胆的命名给严重地、破坏性的歪
14、曲了。 ”大众传播这一术语正在埋葬作为院系、研究项目的以及会议名称。他之所以认为这一术语有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把研究限制在几个专门化的领域，而当时在言语和书写中有一个共同的话语领域需要研究。第二，大量的受众阻碍对具体的现代传播状况及最具体的传播活动的习惯与形式的分析。第三，由于受众被认为是大量的，那么唯一值的追问的问题就是电影、电视或书籍如何或是否影响或腐蚀人们。威廉斯与众不同的强调很容易理解。他指出了各种打着那个传播研究对研究工作造成了不可接受的限制和一定的盲点。这个盲点就是，忽略了传播首先是一系列的社会实践、习惯和形式这个事实。在研究大众状况的过程中，假定了这些现象的存在，但却从未
15、对其加以研究。其次，这个术语限制和分解了研究工作，因为它没有像关注大众媒介那样关注言语和书写的实践、形式和习惯，因此必然歪曲了理解。而霍尔对于“传播”这个词的反对有点更加模糊，他认为“传播”这个词在本质上和方法论上窄化和分解了研究工作。在本质上，它窄化了对大众媒介公开生产的产品和通过它传递的产品的研究范围。因此这导致了传播研究一方面普遍脱离了文学艺术研究，另一方面也脱离日常生活的表达和意识形式-宗教、 交谈、运动等。 “文化”这个词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把我们引向对全部生活方式的研究，它被“传播“这个词替代，后者就把我们引向对被分解的存在进行研究。在方法论上， “传播”这个词使我们脱离处于人类学、
16、文学研究及现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心的全部批判方法、解释方法和比较方法。其实，对于以上两者的观点我们可能会争辩说，对于研究工作的领域和范围进行限制仅仅是为了获取经的起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检验的论题。 拒绝锁起来容易，但只有更加充分的了解威廉斯和霍尔的观点两者观点的区别，才不会阻碍判断。 抓住这些区别的一个方法就是表阿明文化与文化传播方面的理性工作来源于两种不同的理性困惑、根植于传播学的两个不同的比喻。其实也就是文化传播的联众不同的观点。美国的研究以信息的传输或输送的观点为基础，基本上把传播看做是为了达到控制目的而进行的一定距离的信息传输过程。当时典型的传播案例就是通过信息传输，影响或调整个人的阅读或观
17、看选择从而实现说服、态度改变、行为调整和社会化。这种观点称为传输或输送的观点。传播是创造、调整和改变一种共享文化的过程。传播的典型的案例对于研究人类学问题的人来说，就是宗教仪式和神话；对于从事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是艺术和文学。仪式的观点指向的不是信息在空间上的扩展，而是时间上维持社会现状；不是告知信息或施加影响的行为，而是创造、表示和赞赏共享的、即使是错误的信仰。这种观点被称为传播的传输的观点。2.3 文化研究的两种模式：前因后果模式和功能模式2.3.1 前因后果模式大众传播研究的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和信息论的启发，对传播效果的解释结构造成强大的传播模式，并且通过各种表达方式来强调相对消极
18、的受众的作用，通过坚持把文化现象简化为前因的科学过程，这种模式得以可能和必要。 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把文化现象根植于社会结构或个人条件这种稳固的背景中；但是产生了关于行为的模糊的预测。因而对于前因后果模式，无论异常行为或是宗教，首先要做的就是预测在先行的影响和刺激基础上，或在社会结构变量-种族、阶级、收入等基础上发生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异常行为模式或行为变化。然而结果通常不够详尽。而在个人条件、阶级或其它的家庭成员这些先行的变量基础，缺乏更加复杂的系列变量。2.3.2 前因后果模式对于前因后果模式的困境，功能分析应运而生。功能分析的重点不是确定行为的前因或起源，而是确定维持思想、行为或社会组织
19、系统的行为的意义或后果。不是从原因上而是从目的上解释社会现象-他们作为维持或修复系统内不平衡的机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功能分析从原因转向结果，这些结果被看作具有维持(或破坏)个人的个性或较复杂的社会生活系统的作用。（一）信仰不再被作为历史条件的产物，而是被表现为维持社会稳定；（二） 意识形态不再仅由阶级利益引起，它表现为通过稳定情绪和消除焦虑来提供情感宣泄；（三）大众传播不再是引起一定的态度和行为，它通过使受众从困难中解脱出来，向维持正常化的社会作用提供反馈。功能主义从可能不当的整合系统-社会、个性、认知-出发，通过把各种现象与它们改变（或更多情况下维持）的未来状态相联系来解释现象。对于以上两种模
20、式詹姆斯凯里认为大众传播可以建立或者加强社会意见一致、监视环境或欺骗受众、加强团结和加深仇恨、缓解或加剧社会紧张关系、把一种与危机相关联，或分裂共同体。功能模式使用像仪式一样不可靠的证据来支持所有的论点，但没有办法来区分在何时、在什么条件下大众传播做了一些或全部这样的事。功能分析和因果分析一样直接 从来源到效果，对于大众传播作为 相互作用的符号和相互连接的意义 体系一定与它们为之提供符号途径 的动机和情感有关的问题，还未曾严肃研究。而且凯里还提出文化研究没有摆脱曼海姆悖论，并在几个方面包含这个悖论：第一，没有根据支配人类行为的规律来解释人类行为，或将其消解在作为其基础的结构中，而是试图理解它；
21、 第二，没有试图预测人类的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类行为的意义。更明确的说，他试图绕过抽象的经验主义行为研究、精致的规范理论，更加深入经验世界。对此他提出了文化研究的适中目标：理解其他人赋予经验的意义， 建立关于在其它时代、地点或已经以其 他方式被表达的东西的真实记录；通过理解其他人的话语来扩大人们之间的交流。实现这一目标，主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要更好的理解文化，不是通过探究其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条件或绝对的政治经济条件的方式，而是将其看做是以符号形式收集经验的一种基本的文化配置形式。 第二，认清一个事实-文化必须首先被看作是一系列的实践，一种人类行为方式，人们创造、维持、改变现实的一个过程，无
22、论它后来物化为一种独立于人类行为的力量。 2.4 民粹主义与普通文化对于民粹主义，本文主要谈论的是文化研究中的民粹主义情感，它冲击着有关的传播与媒体研究领域。2.4.1 民粹主义民粹主义（Populism）是一种政治哲学或是政治语言。民粹主义认为平民被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而国家这个工具需要从这些自私自利的精英团体中复原，用来改善全民的福祉和进步。民粹主义者会接触平民，跟这些平民讨论他们在经济和社会上的问题，而且诉诸他们的常识。1980 年以后，大部分的学问都将民粹主义当成一种可以推广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语言来讨论。许多民粹主义者曾经承诺过要移除“腐败的”精英阶层，并且倡导“人民优先” 。民
23、粹主义是在 19 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做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里， “民粹主义”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名词，它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的确，民粹主义的复兴已成为后冷战时代突出的意识形态现象。它的崛起启示我们要从新的高度和新的视野去重新思考历史上的民粹主义。2.4.2 文化研究的民粹主义文化研究中存在一种民粹主义的情感，充沛的情感肯呢个是属于民粹主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因此就可以简单的归结为单纯的、与理论无关的民粹主
24、义，不能仅以一种或另一种在社会中居于从属地位的支持者来进行判别。欧内斯特拉克劳指出民粹主义，是一个“既难以理解，又经常出现的概念” ，民粹主义不是运动和意识形态所固有的，它存在于将“非阶级矛盾”结合到源于阶级矛盾的政治话语的过程中。对于这种观点，可以从以下两点理解：第一， “人民”并不存在于任何有限的意义上：他们是政治的一种表达，政治话语质问一种主体，一种主观性和一种主体状态。在这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文化主义者“的观点-政治是生产同一性的东西。第二，拉克劳认为，政治更是关于“人民”/“权力集团”的矛盾的。政治从未表现为各阶级之间没有调和的斗争。因而，民粹主义问题既被分解又被扩张为包含整个政治领
25、域。威廉斯认为安东尼奥 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比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中的统治的意识形态这一主题要优越，因其促进了对社会总体范围内各种文化力量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理解。为了探究霸权的复杂性，威廉斯将文化活动分为统治的、残存的和突现的形式，残存的和突现的形式又可再分为替代性的和对抗性的两类。统治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威廉斯注意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一轮的冷战恐怖的刺激下，霸权的支配地位跨国化。 残存的 ：残存文化源于过去，通常扎根于以凡俗和都市为主的环境和宗教及乡村式的活动中，代表着对现行霸权体系的抵抗和挑战。一个主要的例证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突现的：突现文化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形式的文化，它易将
26、表面的新颖-资本主义更新循环的典型特征-错当成不同的文化形式和实践。工人阶级和妇女运动有理由被视作突现文化的历史形式，预示着聚合和解放的可能性，其对抗力量通过汇入统治的霸权结构中而频繁地被中立化，然而同时也赢得了真正的进步。威廉斯在替代性和对抗性的实践之间作了重要的区分，替代性文化在现存的文化霸权范围内寻找共存的空间，而对抗性的文化则试图取代现存的霸权。例如。少数“自然回归”的宗派和生态学运动全球化扩展之间就有差异。对于民粹主义方面的文化研究，威廉斯辩证性的提出了“文化是普通的”这一观点。他的民粹主义不断的给理论前沿带来民主的问题，这将他坚定的至于霍尔的普遍民主与纯粹民粹主义政治的对抗的一派。
27、他不仅力图使文化理论民主化，还通过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从政治上干预文化领域。大体而言，文化研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从文化研究领域的观念发展，不同范式和问题之间的承接、不可比性和相互作用来研究，这是解释学术事业的最传统的方法。 第二，可以像威廉斯强调的那样根据其自身的形式来思考文化研究。第三，人们可以探究其表现的政治，在此领域规范主题的包容与排斥机制-主要是由谁来界定的问题，处于何种目的。之所以这样界定，麦奎根认为，可以让人们关注民粹主义的脉搏。这使我们要回过头来研究文化研究与制度、历史之间的关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了对妇女和黑人的文化研究，其中不乏来自文化研究中的女性和黑人研究的批评。特别是来自伯明翰中心的批评，绝非文化研究所特有。文化研究像是其他任何一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实践一样，受到围绕歧视与代表产生的广泛问题的影响。但更为关键的是，正是这些问题，特别是在其主观的和推论的方面，构成了文化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不仅对该领域的研究者的政治倾向而言是如此，而且在决定研究什么或如何研究方面也是这样：在“弱者”的情感的激发下，这构成一项民主的原则。尽管类似的情感在相关领域如大众传媒与传播研究、社会学与当代文学理论中同样存在，但终有在文化研究领域他们才能被强烈的感觉到并被表达出来。如果不把握文化研究的民粹主义脉搏，就不可能理解这个领域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