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及“交替性”分析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及“交替性”分析 潘石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它们在客观上都存在一个社会承受力所容许的“可容忍区间” 。从理论上抽象分析，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区间”与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是两个独立的区间，但不是截然分开、毫无关系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交替、互相转换的关系。无论是控制通货膨胀还是控制通货紧缩，都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可容忍区间” ，正确认识和把握二者的关系。?一、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 ?从经济学角度看，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本身都有一个程度问题，它们本身都内含一种数量关系，即我们通常所说通货膨
2、胀率与通货紧缩率。关于通货膨胀的“数量界限”问题，经济学界对不少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讨，陈东琪同志提出了“可容忍区间”(1998)，是很有科学价值的。我认为，通货紧缩也有一个“可容忍度”或“可容忍区间” ，在这个限度内，它的积极效应存在并能得以发挥；通货紧缩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越过了“可容忍区间” ，其积极效应完全丧失，而其负面效应即危害作用便上升为主导方面。这时，通货紧缩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了，必须全力消除之。 ?由此可见，研究和掌握通货紧缩的“度”即其“可容忍区间” ，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首先，它为国家决策层进行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依据。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都是国民经济运行失衡状态的一
3、种表现。只要它是在“可容忍区间”运行，决策层就应采取相关政策，充分利用其积极效应，抑制其负面效应和危害作用的扩展与上升。这样，既可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可维持社会局势的基本稳定。通货紧缩一旦加剧，开始越过“可容忍区间”的警戒线，就向国家决策层亮起了“红灯” ，国家决策层便应立即出台调控政策和措施，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其次，它也对国家决策层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水平及调控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国家决策层对通货紧缩是否发生要做出及时准确的判断；要对通货紧缩的程度（百分比）要有科学准确的计算和衡量；要有对通货紧缩运行及其效应释放状态的有效跟踪与监测系统；要有对通货紧缩治理对策的充分思想准备与物质准
4、备；要有治理通货紧缩政策措施得以充分有效贯彻实施的保障系统等。国家决策层如果不能在上述诸方面保证符合要求，通货紧缩一旦越过“可容忍区间” ，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界定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 。 ?首先，必须明确：通货紧缩虽然与通货膨胀是对立、对应的，但二者并非是完全对称的，即具有非对称性。凯恩斯指出：“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显然不相对称：盖若把有效需求紧缩到充分就业所必需的水准以下，则就业量与物价都降低；但若把有效需求膨胀到这个水准以上，则只有物价受到影响；这一点也许令人不解。然而这种不对称，正是事实之反映。 ”（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
5、货币通论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251 页。 ）这就是说，从后果上看，通货膨胀要比通货紧缩好一些。因为通货紧缩会使就业和物价二者都降低，而通货膨胀只会使物价水平上升，不会减少就业，从而可能会增加就业。这样，在确定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时，就不能机械地同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区间”相对应或相对称。比如，通货膨胀率或物价水平上涨达 7-8%，可视作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区间” ，但物价下跌至 0 值以下的-7%至-8%却不能认为是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 。 ?其次，还应明确：通货膨胀时由于受需求扩张的拉动与物价上涨的刺激，生产往往呈增长趋势；而通货紧缩时由于受需求不足的限制与物价下跌的打击
6、，生产往往呈下降趋势；前者基本不会出现负增长，而后者则基本上是负增长。在生产负增长的条件下确定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 ，不能同在生产正增长条件下确定通货膨胀“可容忍区间” ，简单等同或简单相对应。生产负增长，就是明显的经济衰退了，而经济衰退是人们难以“容忍”的，因此，通货紧缩率决不可以太高。 ?第三，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或转轨的时期，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仍是速度效益型的。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一般达 2%就算可以了，如达 3%，就相当可观了；若超过 3%以上，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认为“经济过热”了，开始提高银行利率，以防止通货膨胀发生。
7、这是因为美国经济是集约增长方式，是质量效益型经济。而中国经济仍停留在粗放增长方式上，是一种速度效益型经济，没有必要的增长速度，经济效益也几乎没有了。不要说 0 值以下的负增长，即使是较长时期在 2-3%的增长速度上徘徊也是无法“容忍”的，甚至有的同志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 4-5%便进入低潮期了。考虑到上述实际情况，中国的通货紧缩“可容忍区间”切不可定得过大。我认为，物价水平在 0-3%之间可视为通货紧缩“可容忍区间” ，如下图。 ?如果市场物价总水平在-3%以内运行，可视为轻度通货紧缩，是“可容忍”的，那么它一旦超过-3%便进入严重通货紧缩，是人们“不可容忍”的，就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整治。否则
8、，就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破坏社会的稳定。 ?必须强调指出，物价总水平在 0-3%区间运行虽然是“可以忍受”的，但并非是无任何条件限制的可以永远“忍受”下去而是要有一定时间限制的。具体来说，市场物价总水平在 0%-3%区间运行达两年以上，就会使经济运行中的总量矛盾、结构矛盾、体制矛盾及各种利益冲突累积起来、激化起来，由“量变”引起部分“质变” ，使轻度通货紧缩日渐加重，乃至演变为严重通货紧缩。所以，尽管是在“可容忍区间” ，也绝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而要积极扩张社会总需求，以拉动物价总水平回升到零值以上，实现通货紧缩到“可容忍的通货膨胀”的转换。 ?二、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交替换位
9、” ?当今世界经济已经实现了由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交替换位” 。这恐怕是人所共知而又不争的事实。 ?附图 INCLUDEPICTURE ;/202.198.25.15/cgrs/temp/40964-1897 长达 30 多年之久的严重通货紧缩。这期间，消费物价指数下降了 65%，黄金购买力上升 40%， （注：钱小安：通货紧缩论 ，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第 32 页。 ）这是“先胀后缩” ，通货紧缩取代通货膨胀。 “先缩后胀”的典型事例是 1929-1933 年大危机。这个期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金融通货大紧缩，几乎使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体系陷于崩溃。摆脱这场大危机之后，美
10、、日、德、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便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看，自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以来，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往往在“长波”周期中呈现出来一种“交互换位”的运动，并且在各个国家的表现不同：有的通货膨胀持续时间较长，随后继之的通货紧缩持续的时间较短；有的通货紧缩持续时间较长，随后继之的通货膨胀持续的时间较短，等等。而在“中短波”周期中却往往表现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单一作用并没发生二者的“交替换位” 。例如美国在 1864-1897 年长达33 年时间里，只是存在通货紧缩，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从上可见，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换位” ，并非是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必然
11、发生的，也不是每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会发生的。所以，认为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换位”是一种客观必然，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客观规律，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观点把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都视为一种人们不可抗拒的东西，从根本上排斥了国家发挥经济职能，进行有效宏观调控，治理和克服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必要性。 ?但是，我决不否认或者说应当承认：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换位”具有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内生于商品经济，在简单商品经济它就存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可能越来越大。认识这种可能性，有助于防止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发生，尤其是有助于目前我国避免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后再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 ?在商品经济
12、运动中，包含着商品与货币的对立和买与卖的对立，从而使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发生以及二者之间的“交替换位”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货币与商品的对立运动，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商品流与货币流，这两个流的脱节也有引发危机的可能。尤其是纸币的发行与流通更是加大了二者相脱节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其运动轨迹为： ?附图 ?在这个资本运动轨迹中几乎处处蕴含危机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到大机器工业阶段以后，更是使这种危机具有了周期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
13、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 ”（注：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497 页。 ）马克思这里讲的“热病似的生产”或“中常活跃、繁荣”时期，往往就伴随严重通货膨胀， “生产过剩、危机、停滞”时期往往伴随着严重的通货紧缩；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作为货币流通中的失常、失衡现象就是伴随马克思讲的上述“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 。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公有制占主体这一点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区别以外，在运行与体制层面上已经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多大的区别。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其运行轨迹也是
14、：?附图 ?只不过这里的资本是国有资本、公有资本。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而除了公有资本以外，尚有许多私有资本（中国私有资本与外国私有资本） 。这些私有资本在性质上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已别无二致；所以，把公有资本的特定生产关系规定排除掉以后，我国现阶段的所有资本完全是依照运动轨迹运行。这样，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发生以及二者的“交替换位”就都是可能的。排除这种可能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有害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在一个国家中频繁不断地“交替换位” ，必然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危害。莫里斯阿莱指出：“过度的通货膨胀
15、以及为了校正前一段时期货币超量发行而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这两者的不断交替发生，一般来说对经济增长都十分有害的。 ”（注：法莫里斯阿莱：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 页。 ）它将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的烂泥潭中，难以自拔。所以，应尽量避免之。 ?现在的问题是：目前我国的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交替换位”的可能性正在逐步加大。这不仅是由于资本运动中危机可能性在加大，还由于以下因素的作用：(1)目前，我国通货紧缩已持续了近 4 年。通货紧缩的构成要素及作用机理都得到了较充分的释放，市场物价下跌的势头已明显趋缓，并得到遏制。(2)近 2 年治理通货紧缩政策措施力度仍在逐渐加
16、大，政策效果明显显现，具体表现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都在扩大。(3)经过近 3 年的总量压缩与结构调整，生产过剩、供给大于需求的状况已明显改善，生产由“冷”趋“暖” ，市场物价止跌回升。(4)我国周边国家经济开始复苏，我国对外贸易明显好转，且出现上升之势。(5)受国际市场竞争及价格上涨的影响，我国的钢材、石油及基建材料价格已经上涨。所有这些表明，尽管目前通货紧缩症状远未消失，但通货膨胀的苗头与因素都在悄悄形成与生长，并且随着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大力施行而不断扩大与发展。这是各级领导尤其是中央决策层必须清醒注意到并予以足够重视的。 ?目前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交替换位”的可能性在加大，但并不是说
17、二者必然要换位，即是说，在我国走出通货紧缩困境后必然立即又陷入严重通货膨胀。这里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是否正确，力度是否得当。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正确，力度适当，通货紧缩就不会被严重的通货膨胀所取代，至多是出现轻微的通货膨胀；反之，如果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失误，或力度过大，则不可避免地引致通货膨胀的强劲反弹。可见，提高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水平极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经济能否避免大起大落，实现持续稳定的快速发展。所以，我国的宏观调控部门要通力协作，密切关注日前我国的通货紧缩的现状及动态走向，适叫调节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反弹因素的成长，以使国民经济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作者
18、简介：潘石 吉林大学经济研究所 经济学动态2001 年第 5 期控制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分析潘石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手段。由于它具有启动快、针对性强、时滞小、易见效等特点，所以国家在控制通货紧缩时，一般都要首先启动和运用财政政策。为此，本文拟讨论如何运用财政政策来控制我国通货紧缩问题。 ?一控制通货紧缩，必须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一般来说，财政政策的属性按其松紧程度划分，有如下几种类型：宽松的财政政策（亦称扩张性财政政策） 、紧缩的财政政策（亦称收缩性财政政策） ；还有所谓适度宽松和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这里所谓的“宽松”与“紧缩” ，都是相对而言的，并非毫无节制、毫无限度，里
19、边也有一个适度的问题。但它们比所谓“适度宽松”与“适度紧缩”的程度要大一些，存在量上的差异。当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社会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社会总需求过度膨胀，从而引发通货膨胀时，国家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严格控制财政支出，以抑制社会总需求，压缩通货膨胀；反之，当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即出现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从而引发通货紧缩和市场疲软时，国家就应采取宽松的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刺激社会总需求扩大，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运用什么样的财政政策；一定要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进行跟踪研究，并能较准确地分析与预测，随时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以便对某种财政
20、政策进行相机抉择。如前所述，财政政策本身要求有很强的针对性，如果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不明，判断不准，那么财政政策的选择便会有误，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便会大打折扣，甚至会适得其反。 ?我国从 1998年上半年开始启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不足之处是这个政策出台略显迟滞了一段时间。因为中国经济的运行早在 19961997 年间就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物价水平急剧下跌，通货紧缩已露端倪。1997 年下半年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及时出台，并且力度大一些，无疑会有效遏制 1998 年的通货紧缩进一步加剧和物价水平的进一步下跌。可以说，扩张性财政政策晚出台了半年，我国经济增长
21、率在 1998 年大约减少了 12 个百分点。好在 19981999 年连续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并且加大了力度。具体做法是：1998 年，针对国内投资需求不足，中央决定增发 1000 亿元国债，用所筹资金扩大基础建设；1999 年继续增发 1100 亿元国债，所筹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国有企业技术改造贷款贴息和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等。这样大力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连续运用，确实起到了明显的成效，当年拉动国民经济增长 1.5 个百分点（注：杨灿明我国十五期间的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选择财贸经济J2000.3 ） 。如果没有这两年连续实施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那就不会有 1998 年的 7.8%的增长
22、率和 1999 年 7.1%的增长率，通货紧缩肯定会进一步加剧。所以说，党和国家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遏制通货紧缩的扩大与加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决不可低估。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财政政策的局限性，也不能过于迷信与过分夸大财政扩张政策的作用。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要受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即财力约束。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必须有足够的财力作支撑，否则，难以为继。通过扩大国债规模来扩大财政支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行的。但它要受财政偿债能力所约束。1997 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已达 57.77%，这个比例说明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借债来支撑和维系的；同时，国债的偿债率也高达 23.3%，这
23、说明将有近 1/4 的国债要到期清偿。如到期无力偿还国债，势必严重影响或损伤国家财政的信誉，也使以后的举债难以实现。再说，靠增税来维持扩大财政支出更是困难重重。因为，目前我国的企业普遍是税负过重，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下减税的呼声日渐高涨，这时企图通过增税的办法来维持扩大的财政支出，显然是行不能的。靠堵塞各种税收漏洞以及打击走私等手段来增加税收，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不可能使税收总量大幅度长期增加，因而，也是杯水车薪。所以，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源作支撑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长久实施和贯彻下去的。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要靠政府机构（即国家财政部门）来运作，它与政府机构的行政行为紧紧结合在一起，带有浓重的
24、行政手段色彩，容易强化计划经济体制，弱化或冲淡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所以，财政政策的行政性也制约了该政策效果的发挥。再次，我国公共投资效率低、效益差，一直是制约与影响我国财政政策效果的根本性因素。公共投资是我国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它是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主要领域和渠道。传统的公共投资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实行集中的行政决策，统包统分，统负盈亏，企业没有自主权和独立的利益，因而投资效果差，经济效益低。传统的公共投资体制改革后，企业有了自主权和独立的自身利益，但由于产权关系一直没有理顺和明晰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投资决策失误仍频频发生，投资
25、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甚至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的现象有增无减，且有扩大发展之势。这必然严重影响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使扩张性财政政策起不到应有的控制通货紧缩的作用。最后，由于国家财政投资方向的制约，使扩张性财政政策调整与改善产业结构的效果不明显。由于国家财政投资不同于民间投资，它必须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能直接用于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其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与条件的改善，必须自主承担。就全社会而言，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与条件的改善，直接关系到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而要做到这一点，
26、有赖于民间投资的扩大与发展。我国 19981999 年以来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正是由于将财政投资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因而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的促进作用并不大，因为它并没有在实际上带动民间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国家扩大财政投资，对基本建设需求即生产资料产业需求及直接相关产业需求拉动作用较大，由于其中只有小部分资金转化为工人工资，形成消费需求，从而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也不大。所以，国家扩大的财政投资在现实中难以并且没有有效地拉动居民消费的大幅度增长。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对我国1998 年以来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价，那就是：在充分肯定它对遏制通货紧缩的重大积极作用的同时，对
27、其局限性要有清醒的认识，对其作用效果决不可估计过高，不能以为只要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我国通货紧缩的局面就会根本改变。同时，也必须看到，扩张性财政政策也不能孤立地推行，而必须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二者实现有机统一，才能对遏制通货紧缩起到更大的作用。 ?二、目前我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仍有拓展空间 ?认识财政政策效果的局限性，并不是说目前我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完全到位，再无发挥效用的空间了。如果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目前我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用并没有殆尽，只要我们奋力开拓，它仍有比较广阔的作用空间，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对通货紧缩起控制作用。 ?第一，扩大教育投资，促进教育产业化 ?
28、教育投入低，一直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落后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没有把教育摆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应有的地位上。有一段顺口溜讲：“一工二农三财贸，腾出手来抓文教。无论是老领导还是新领导，谁上台都这样搞” ，比较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不重视教育的实际状况。正因为这样，教育投入低也似乎在情理之中。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高度重视教育，主持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推翻所谓“十七年反动教育路线” ，为教育工作者平了反，力主优先发展与振兴教育。因此，教育经费投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逐年有所提高。1988 年，我国政府教育投资占 GDP 的比重已达 2.5%。尽管如此，这个比重仍然是很低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个比重
29、一般都为 5.5%以上。就连印度政府的教育投资也远远高于我国的水平，若按人口平均计算，1993 年我国人均教育经费支出仅 9 美元，在世界排名第 45 位，与排名第一位的瑞典 2287 美元的水平相差甚远（注：赵弘、郭继丰知识经济呼唤中国M改革出版社 1998.7,61 ） 。为了改变教育发展滞后的状况，为了使教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必须增加教育投入，扩大教育投资规模和提高投资效率。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已经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并决定从 1998 年起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支出按同口径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
30、生产总值的 4%。若按年国民生产总值 8 万亿元计算，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每年增加教育投资 800 亿元。这不仅对增加教育供给、缓解教育供求矛盾、扩大就业有重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对提高劳动者素质，积累与扩大人力资本，发展知识经济，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质量的提高与发展有巨大的带动作用。所以，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教育应该成为首选领域，扩大国家教育投资，可以说，也是扩大内需、治理通货紧缩的最现实最合理的一个途径。 ?发展教育完全靠国家投资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教育要获得真正发展，其自身要具有积累与发展的功能，为此，教育必须产业化。国家财政教育投资只能作为教育产业化的启动器和催化剂。教育产业化。学
31、校成为教育市场的独立主体，按照市场规则与企业模式进行运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来培养人才，生产产品，无疑会更加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培养或生产出更多更好的高素质人才。不仅如此，教育实现产业化，还可以更有效扩大教育吸纳就业、增加教育供给及其他服务功能。这既成为全社会的新的消费热点，又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既刺激社会有效需求，又增加社会有效供给，真可谓是治理通货紧缩的一个良策。 ?目前，我国的教育产业化刚刚起步。把教育从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工具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模式，无疑是个巨大的转变，完成这个转变是长期的艰巨过程。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这个领域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搞得
32、好的话，会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政策效果。 ?第二，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与发展全体居民的良好消费预期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建立职工劳保基金、医疗卫生保健基金、失业保障基金和其它各种救济基金，而这些基金的建立，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投入。这巨额资金固然可以由职工、企业及国家等多方面来筹措。但在目前我国职工收入水平不高、企业生产经营又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无疑要由国家“拿大头” ，企业与职工只能“拿中头”和“小头” 。这样，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大部分资金要由国家财政来承担，这就需要国家财政逐年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这项工作是个迫在眉睫的硬任务，必须尽快完成。因为我国已经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33、过渡，市场经济要正常运作，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绝对不可以的。职工失业得不到失业保障金。退休领不到退休金，生病得不到医疗保障，等等，必然造成社会的不安定，甚至引发社会震荡，使市场经济无法正常运行与发展。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生活的稳定器。有了它，企业才有健康稳定的生产经营环境；有了它，居民才有安定有序的生活环境。同时。只有有了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才会有良好的投资预期，居民才会有稳定和良好的消费预期，而投资与消费预期的稳定和良性化，必然会促进社会投资与消费的增长。其结果是拉动经济增长，抑制通货紧缩。 ?第三，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和发育农村市场 ?这是个党和国家都十分重视的老问题，但一直没有得
34、到很好解决。这样说，决不是说建国以来我国农民的收入根本没有提高，而是说相对于城镇居民来讲，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得较缓慢，尤其是通货紧缩时期，农民的收入甚至出现下降趋势。这可以说是制约中国农村市场发育的一个根本性因素。农民收入水平低；手中没有钱，拿什么买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市场交换又怎么能活跃起来？ ?我认为，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通货紧缩使这个问题前所未有地突出出来，也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和契机。因为，当今中国如果不实实在在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和发育农村市场，恐怕是难以摆脱通货紧缩的。如何实实在在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呢？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从国民
35、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扭转和改变“以农养工、损农保工”的战略和方针。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谈增加农民收入，不会有太大的实际效果。暂时或短期内农民的收入会有所增加，但如果上述方针和战略不从根本上改变，在今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还会有反复。建国以来我们几乎每个时期都强调农业是基础，要增加农民的收入，但结果都不理想，究其根源在于没有改变“以农养工、损农保工”的方针和战略上。毛泽东同志当年曾指出，中国的工业化一定不要走苏联的老路，而要走农、轻、重的道路，但实际上做起来仍是重、轻、农，照走苏联的老路。这条重、轻、农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发展战略实质就是牺牲农业，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搞工业化。一
36、方面是通过巨额农业税来实现的，更主要的则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实现的。据测算，从 1952 年到1978 年，国家从价格分配中转移农业资金达 5100 亿元，几乎相当于 80 年代初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总额。这巨额资金虽然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工业化建设，但却给农业和农民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农民收入难以合理增长，损伤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据统计，1957 年农民从集体经济中得到的收入人均为 40.5 元，1997 年为73.8 元，20 年后增加了 33.3 元，平均每年只增加 1.66 元，少得可怜。 （注：邹新农村市场，怎一个“启
37、动”了得J改革2000.3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几次农副产品大幅度提价之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有所缓解，但至今这个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在农产品价格放开之后，似乎已没有什么“剪刀差”的问题了，但实际上仍然存在，并且还有扩大之势，只不过是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形式而已。现在是该终结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模式的时候了！否则，农业的基础作用将使我国经济在通货紧缩中越陷越深。 ?其次，必须真正把农民的一切不合理负担减下来。说当今中国税费“猛于虎” ，恐言过其实，但税费过多、过滥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农村，各种不合理的税费，特别各地巧立名目的收费，已搞得农民不堪重负，苦不堪言。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38、，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喊了多少年了，至今不但没有减下来，反而还有日益加重之趋势。在广大农村一些掌权单位，或有各种权力的单位几乎把所有的负担（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都转嫁到农民头上（例如，吉林省某县下面的一个电管所，不仅将自己的用电算到农民头上，而且还任意抬高电价，多收电费，使每度电价高达 4 元多钱，他们靠向农民多收电费来“创收” ，中饱私囊） 。我认为，要真正把农民的一切不合理负担减下来，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必须采取强硬措施，通过严肃立法及严格执法来实现，即制订和贯彻农民合法权益保护法 ，依法清理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及收费，依法规范各级政府及其他组织同农民的关系及行为，对那些恣意加重农民负担，侵
39、犯农民合法权益的组织和个人要坚决依法处之。其他的减负措施，如制订必要的规章制度，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教育等，都是必要的，但在我国现阶段，依法减负绝对是必要的。中国农民是一个最老实的群体，一些地方的贪官污吏就是靠欺负农民、搜刮农民而致富的，他们任意摊派，任意收费，任意罚款，对这些人必须依法治之，否则，减负就是一句空话。因为许多不合理负担绝大部分是那些贪官污吏打着“政府”的旗号，以某种漂亮的口号和名义强加给农民的。他们手中都握有权力，又有迷惑力，所以不依法治负、依法减负，实践证明是难以真正减负的。 ?再次，切实贯彻粮食敞开收购政策，切实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农民既是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农民只有
40、将他生产的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卖掉，才能取得货币收入，然后才能去购买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进行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现在，农民手里有大批粮食卖不掉，尽管国家三令五申要敞开收购农民手里的余粮，但许多地方的粮食部门就是不收，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在于：一没钱，二无处存放，三经营粮食赔钱。农民手里的粮食卖不掉，不能换取货币收入，不仅生活消费受到影响，生产消费更是受到严重影响。他们第二年的生产很自然就要萎缩，对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等农用生产资料的实际需求必然减少，这会使农村市场更加难以启动。因此，国家应从保护农业基础这个高度，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切实兑现粮食敞开收购政策，把农民手中的存粮收上来。让农民
41、拿到卖粮款，以维持下一年的基本生活和农业再生产。这既是燃眉之急，更是取信于民，决不可等闲视之，必须抓紧落实。为了从根本上更好地解决农民“卖难”问题，最现实可靠的途径是农村各级领导机构要有效地组织农民进入市场，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来调整产品结构。 “公司农户” ，实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既可解决农产品加工及贸易企业的货源问题，又可减少农民进入市场的盲目性，解决“卖难”问题，不失为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好办法，可以广为试验、推广。 ?最后，要坚决改变“口号农业”的偏向。所谓“口号农业” ，这里特指口头上重视而实际上轻视农业的倾向。口头上喊要“增加农民的收入” ，可实际上却在逆向操作。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
42、阶段，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是存在差别的。我国的全民所有制是“不完全”的，广大农民由于长时间（30 年或 50 年）拥有一份土地经营权，对城市和工业的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就仅仅是“名义”上的，这突出表现在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拥有的公共福利（如公有住房、公费医疗保险、离退休基金等） ，而广大农民没有。1999 年为了刺激国内有效需求所采取的大幅度增加职工收入的措施，就带有明显的轻农倾向。因为这次收入调整只考虑了城镇 8400 万人的利益。却把农民增收的砝码压在由城镇居民收入增加所派生出来的间接需求上了；这可以从中央 12 号文件对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和办法中看出。实际
43、上是完全可以制订出一套增加农民收入的方案和办法的；虽然不能象城镇职工那样调升工资，但可以通过实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的办法，对农民购买农用生产资料实行一定的补贴，这样做既鼓励农民扩大生产，又减少农民的生产成本，等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再如，国家投资改造农村电网，降低农用电价收费，这也能有效刺激农民增加实际消费（如购买家用电器） 。还有，国家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应尽可能地招收农工，这也会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总之，只要是不把增加农民收入停留在文件上和仅作为一个口号来讲，而是实实在在地去做，认认真真地去落实，肯定会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也必将对启动农村市场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四，加大对信息产业、
44、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促进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 ?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21 世纪将是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世纪。江泽民同志讲：“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 “科技的发展，知识的创新，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 。 （注：冯之浚主编知识经济与中国发展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扉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所谓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其特征是经济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与应用，高新技术产业是其主要支柱，知识与信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 世纪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 5%依靠科技进步，现在西方主要发达国
45、家这一比例已达到 7080%，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是以知识与信息为基础来创造的。知识经济的崛起，不仅使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化，而且使社会经济结构也日益上升。在过去 10 年中，OECD 成员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制造业产值和出口中的份额均翻了一番多。1996年美国的信息产业产值已超过了制造业。预计到 21 世纪初，全球信息产业将超过石油工业，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知识经济方面走在了前头，成为知识经济强国，因而在国防经济竞争中占据了优势。据统计，全世界的高技术专利有 70%以上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每年高技术产业中约有 70%以上的巨额利润被
46、西方发达国家所分享。在全球信息产业的产值中，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所占的比重高达 98%。世界软件产业的产值有 70%以上为美国所创造和提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经济则刚刚起步，还十分不发达。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近几年虽然发展较快，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均是高投入、高风险产业，完全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来促进发展，速度慢，时间长，必然要延误时机，拉大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惟有国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利用通货紧缩期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功能，扩大对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规模，大力扶持信息技术、高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才能迎头赶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
47、国的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与潜力。所以，扩大国家对它们的投资，不仅对目前我国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在 21 世纪的知识经济大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上可见，我国针对通货紧缩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并未发挥殆尽，仍有巨大的空间。除了上述教育、社会保障、增加农民收入及加大对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外，还有其他一些途径，如改造和建设农村公路、兴办保护林木与植被工程、建设农村水利枢纽与网络、发展北方城市集中供热、供汽等，也都可以扩张社会总需求，从而扩大就业，拉
48、动经济增长，起到控制通货紧缩的效果。只要通货紧缩状态没有消除，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当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空间也并不是无限的，应随着通货紧缩状态的基本消除而有所节制，并适度减少、减弱、乃至中止。这里的关键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部门或财政政策运用机关要审时度势，适时作出科学决策。如果通货紧缩已经转换为通货膨胀了，财政政策运用机关就应果断地将扩张性财政政策及时转换为紧缩的财政政策。当然，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一刀切” 。即便是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基本消除了，我认为，我国对教育、社会保障、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也还应保持加大力度的态势。对增加农民的收入，也还要有足够的政策力
49、度。 ?三、我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已发生“挤出效应”？ ?这涉及对我国现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果的评价问题。经济学界大多数同志对我国针对通货紧缩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积极效果予以充分肯定，笔者也是如此。对这个政策的负面效应和局限性，大家也基本形成共识。唯有对这个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产生了“挤出效应”则存在较大的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近年来我国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实践中确实产生了“挤出效应” 。著名青年经济学家樊纲认为， “1998 年我国向商业银行和居民增发国债，结果是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 （注：樊纲财政扩张仍需加强，全国扩大内需与经济增长研讨会会议资料M1999-8-16 ）青年学者罗振宇也认为，1998 年的国家扩大投资，通过市场和利率中介，使得社会上私人投资减少，从而出现一部分“挤出效应” 。（注：罗振宇通货紧缩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