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发表于外国语言文学2004 （2 ） 。语码转换之结构研究述评 王瑾 黄国文（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广 东 广州 510275）摘 要 本文回顾评介了将近三十年的语码转换结构研究。首先介绍了早期的语法限制研究，接着总结了近年的研究动向，文章还讨论了语码转换结构研究中的几个焦点问题。关键词 语码转换；结构研究；语法限制Abstract The paper reviews the studies on the structural dimension of code-switching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It first introduces several gr
2、ammatical constraints on code-switching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code-switching studies. This is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f the current trends of this dimension. Some other relevant issue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e paper.Key words code-switching, structural dimension, grammatical constraints中图分类号 文章
3、标识码 文章编号1. 引言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下作 CS）是很多语言学家关注的语言现象，它通常指的是在话段中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变体。在 CS 研究中，有的学者侧重对 CS 的社会动因和交际功能的研究，有些学者则对 CS 的结构分析更感兴趣。 人们真正将研究的视野从 CS的社会心理研究扩展到结构研究上来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此之后，CS 结构研究的活跃程度不亚于社会功能方面的研究，它的发展可谓方兴未艾。难怪 Carol Myers-Scotton 教授说，大多数没有研究 CS 的语言学家都认为 CS 属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但把目前很多对 CS 的研究算作是语法理论的
4、研究更为合适（Myers-Scotton 1993：vii ） 。有鉴于此，我们对近三十年来 CS 的结构研究进行梳理，首先评介几种最具代表性的CS 语法结构限制理论，然后从这些理论的局限性谈到近年 CS 结构研究的一些新的动向和研究成果，最后介绍 CS 结构研究中的一些焦点问题。2. CS 的结构限制理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发现，CS 的出现不仅受言外语境的限制，同时还受到语言内部（即语法法则）的限制，因此，探寻结构限制开始成为 CS 结构研究的主流。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 Poplack 等的自由语素限制（ Free Morpheme Constraint）和对等限制（Equivalence
5、 Constraint） 、DiSciullo 等的管辖限制（Government Constraint）以及 Myers-Scotton 的基础语框架模型（Matrix Language-Frame Model / MLF） 。2.1 自由语素限制和对等限制Shana Poplack 是早期 CS 结构研究最有影响的语言学家，她在对纽约市的波多黎各人西班牙语英语双语社区 CS 进行研究之后提出了自由语素限制和对等限制（ Poplack 1980，Sankoff & Poplack 1981） 。2.1.1 自由语素限制 本研究是“200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语码转换与语言规范问题研究”
6、（批准号：02BYY011）的成果。2自由语素限制规定，CS 不可能出现在话语中的粘着语素和被粘着的词汇项之间，除非要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词汇项已经被融合吸收到粘着语素的语言中。例如英语动词 eat, run 就不能与西班牙语的粘着语素结合为 eat-iendo (eating) 和 run-eando (running)。这一限制理论提出后，许多学者纷纷提出反例。自由语素限制在其他大量 CS 语料中的失效表明其他的语言对可能与西班牙语英语语言对有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西班牙语和英语是粘着语素不发达的语言，如果一种语言具有丰富发达的粘着语素，如中文，它就极有可能利用其粘着语素和嵌入的外来词汇进行
7、结合。不过最典型的反例是来自美国西南地区的西班牙语英语 CS，最常见的形式是英语动词加西班牙语词缀表示屈折，如 Los hombres me trustearon.（The men trusted me.） （Pfaff 1979：300） 。这明显违反了自由语素限制。Poplack 等（Poplack et al. 1989）后来又修正了其理论，认为单个嵌入结构以另一种语言的粘着语素表示屈折的情况属于暂时借用（Nonce Borrowing） ，而非 CS（参见 3.2 节、4.1节） ，这实际上是通过牺牲适应范围而保持自由语素限制的有效性。2.1.2 对等限制对等限制实际上是语序对等的限制
8、，它规定 CS 只在话语中两种语言的表层结构相同的地方才出现，例如：（1）Eng I told him that so that he would bring it fast.Sp (Yo) le dije eso pa que (el) la trajera ligero.CS I told him that PA QUE LA TRAJERA LIGERO.(Poplack 1980：586)例中虚线表示可以出现 CS 的地方，箭头表示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的对应部分。英语中名词词组的排列顺序是形容词+名词，而西班牙语则恰恰相反，依照对等限制，这样的结构不可能出现 CS。有些研究的结果大致
9、支持这一限制（Clyne 1987，Pfaff 1979，Woolford 1983） ，也有相当多的研究（如 Bentahila & Davies 1983，DiSciullo et al. 1986，Nishimura 1995）不支持这一限制。从理论层面看，有学者批评该理论只考虑句子的线性（Linear）关系而忽略结构成分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语言在语类上的差别（DiSciullo et al. 1986） ，同时，包括自由语素限制和对等限制在内的整个研究模式只有对语言现象的描写而缺乏理论解释（Myers-Scotton 2002） 。对等限制的适应范围后来也得到重新解释。Poplack 等
10、（Poplack & Sankoff 1988，Poplack et al. 1989）认为，在他们的芬兰语英语 CS 语料中，英语成分的出现总是伴随一定的语篇标记（Discourse Marker，见 3.2 节） ，称为插旗式（Flagged）CS，插旗式CS 是使对方注意转换本身含义的一种手段，因此与是否合乎语法限制的问题无关，Poplack 等以此来挽救对等限制的有效性。2.2 管辖限制Poplack 等主要是从语料分析出发，采用变异的分析方法提出限制理论，而 DiSciullo et al.（ 1986）则主要是从普遍语法出发提出 CS 的结构限制。他们以 Chomsky 的管辖与制
11、约理论为依据，提出管辖限制，并采用加拿大 Montreal 地区的法语意大利语、印度北部北印度语英语之间转换的语料来支持其理论。管辖限制规定，存在着管辖关系的两个成分间不可能出现 CS，反之则可以。例如，动词和其宾语之间，介词和其宾语之间存在管辖关系，因此这些成分应该以同一语言出现，不可能出现 CS。尽管他们的语料大致支持该限制，但来自其他语言配对的反例却非常多（如 Halmari 1993，Muysken 1995，黄国文 1999） 。DiSciullo 等的研究第一次明确提出将一般（单语）语法原则拓宽到双语领域，以带普遍性的语法限制为目标，这种做法当然令语法学家振奋。但这一思路不尽人意之
12、处也是明显的。首先，社会语境因素在管辖限制理论中被漠视的地位造成了该理论的缺陷。CS 作为一种社会语言现象，它的出现模式和功能都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3Clyne（1987，1991：200）批评了一些采用 Chomsky 一般语法原则进行的 CS 研究学者在描述中采用“合语法”和“不合语法”这样泾渭分明的字眼，忽视了社会变量的影响。在我们看来，语言使用更多是或然性（Probability）的问题，而不是可能性（ Possibility）的问题；如果要对模式多样、受多个变量控制的 CS 现象进行结构描写，把语言看作是一个规则的封闭的系统就不能满意地解决问题。其次，生成语法在处理不同语言的合理性方
13、面尚且有争议，何况是双语研究。管辖关系是否可以表达为存在管辖关系的结构必须采用同一语码，这也是一个问题。同时，虽然语法的形式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单语的语言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语言的并置（Juxtaposition）可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Myers-Sctoon 2002，Poplack 2001） 。2.3 基础语框架模型Myers-Scotton 于八、九十年代逐步建立起基础语框架模型（MLF） （参见 Azuma 1993；Myers-Scotton 1993）用于解释 CS 的一些问题，包括语法限制。 MFL 建立在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理论之上，同时又以非洲丰富的 CS 语料为基础。
14、与其他理论不同的是，MFL 是一种解释型的理论，它比前几种理论更成熟。MLF 模型首先区分了基础语（Matrix Language）和嵌入语（Embedded Language） 。基础语是句段中较多语素的那一种语言，为整个句子提供构词造句的框架，剩下的语言则充当嵌入语。MLF 还区分了内容语素（Content Morpheme）和系统语素（System Morpheme） ，区分依据是主目结构（Argument Structure）框架。内容语素具有分配或承担题元角色（Thematic-role Receiver/Assigner）的特征，而系统语素则不具备此特征。MLF 将含有句内 CS
15、的句子分为三种成分。第一种为基础语 +嵌入语（ML+EL）成分，含有基础语和嵌入语两种语素；第二种为基础语语岛（ML Island） ，只含基础语语素；第三种为嵌入语语岛（EL Island） ，只含嵌入语语素。在混合成分中，语素顺序原则（Morpheme-order Principle）规定表层的语素顺序由基础语决定，系统语素原则（System-morpheme Principle）则规定系统语素只能来自于基础语。例如：（2）You mean to say zai xizao ye shi na handbag qu, qu toilet ye shi na handbag qu?(Myer
16、s-Scotton 1993：70)其中汉语是基础语，英语是嵌入语，You mean to say 是嵌入语语岛，na handbag qu 则是混合成分。MLF 的基础语阻隔假设（Matrix Language Blocking Hypothesis）还规定在混合成分中，嵌入成分必须与基础语的相应成分足够一致（Congruent） ，否则嵌入成分就是一种折衷策略（Compromise strategies） 。很多学者在实际研究中觉得 MLF 比前几种理论更可接受（如 Callahan 2002，Chan 1998） 。但 MLF 模式也遭到一些异议和挑战，例如基础语概念对于某些双语情形来说
17、过于武断强硬，基础语的认定缺乏理据和可操作性，系统词素的定义存在问题，所谓的“一致”概念模糊，所假设的心理语言运作模式不明确，等等（见 Huang et al. 1994a，Muysken & de Rooii 1995） 。Myers-Scotton 之后又对其理论进行调整（如 Myers-Scotton 2002） ；在操作上，她承认句子是一个在 CS 难以把握的概念而予以抛弃，代之以标句词投射 （Projection of Complementizer/CP）为分析单位；同时在基础语的认定上也舍弃了语素数量的标准，而提出依照系统语素原则和语素顺序原则在一个 CP 中提供系统语素和规定语素
18、顺序的词法句法框架的那一种语言为基础语，从 CP 中的系统语素和规定语素顺序的词法句法框架是否来自同一语言可以判定 MFL 是否有效。在理论上则提出了抽象层次模型（ Abstract Level Model）和 4-M 模型（4-M Model） （参见 3.3 节） ，评论中存在的问题得到一定澄清和解决。3. CS 结构研究的发展动向从上节介绍看，几乎每一种 CS 结构限制都可以找到反例。近年来的研究凸现各种新视角，CS 的结构分析已不再只局限于对结构限制。有学者认为，寻求 CS 的语法限制不可能成为 CS 研究的主流（黄国文 1999：77） 。下面我们总结介绍近年来 CS 结构研究的一些
19、发展动向。43.1 结构研究与功能研究的结合CS 的结构变异促使研究者将这些变异同社会因素联系起来，最为显而易见的社会因素可能就是说话者本身，从而在 CS 类型同转换者类型之间建立起一定的联系。Poplack（1980）探讨过 CS 模式和转换者之间的关系：社团中以西班牙语为主导者转换时使用最多的模式是附加句（Tag）转换，很少使用句内（Intra-sentential）转换，相反，双语能力相当者使用最多的是句内转换，很少使用附加句转换。Poplack 的解释是，由于句内转换必须同时遵守两个语法系统，只有双语水平高者才能讲合乎两种语言语法的含有 CS的句子，而附加句转换刚好让以西班牙语为主导的
20、说话者能够参与使用 CS 这种语言行为又不用担心违反语法规则。Huang 等曾对英国东北部华人社区的粤语英语 CS 的结构方面进行分析（Huang & Milroy 1994， 1995；黄国文 1999） 。 他们区分了两种 CS，嵌入式（Insertional）和轮换式（Alternational ）CS 。Huang 等发现，该语言社团中的祖/ 父辈使用粤英 CS 时主要采用插入式句内转换，而儿孙辈使用 CS 可能在小句间，也可能在小句内，其性质可能是插入式，也可能是轮换式。 这个研究结果与 Poplack（1980 ）的正好相反，因为以粤语为主的祖/ 父辈频繁地使用插入式 CS，即句内
21、转换，但与 Bentahila & Davies（1995）对摩洛哥两组不同年龄段阿拉伯语法语双语者 CS 行为的研究结果则 非常相似。以上的研究都表明，CS 的模式与说话者关系密切，可以作为判断说话者双语水平的一种参照，但这种联系在不同的双语社团中可能有差异。另外一些研究则将 CS 的结构特点同 CS 的功能联系起来。Luke（1998：145-159 ）将香港的粤英 CS 分为实用型混码（Expedient Mixing）和倾向型混码（Orientational Mixing） 。前一类主要指那些粤语口语中没有对应非正式词汇而嵌入的英语词，说话人在非正式语境下，只能选择英文表达。后一类则指
22、那些嵌入的英文词汇在粤语中有对应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词汇，说话者选用英文表现了说话者想表现受过教育、洋味等的倾向性。倾向型混码较实用型混码更多地采用 A-not-A 分割结构，如, pro m4 produce dou2 (whether or not it can produce)，和重复结构，如， within jat1-go3 jyut6 loei5min6 (within one month )中英文的 within 和粤语的 loei5min6（里面）属于重复结构。我们也曾经利用系统功能语法对广州报章中出现的汉-英 CS 进行词汇语法分析，以揭示 CS 在语篇中的功能（见王瑾、黄国文 2
23、004） ；有关内容这里不赘述。3.2 CS 结构类型化在 CS 结构研究中，人们发现没有一条语法限制原则能够适合所有语言对间 CS 的语料，这与作为分析模式建立之基础的最初的语料类型有很大关系。例如 Poplack 等最初观察的是西班牙语英语两种相近语言之间的转换，其理论就凸现语言间的语序一致性；Myers-Scotton 最初调查的是非洲语言 Swahili 中插入一些英语词汇的转换形式，MLF 就强调的是两种语言的非对称性。随着反例的出现，尽管学者们有不同的主张，但共识是应该扩大经验研究的范围，将更多不同语言应对之间的转换纳入视野。要使理论模式更具普遍性和解释力，途径之一是在更多语料的基
24、础上将各种 CS 语料类型化，建立针对性强的分析模式。Poplack 等的后期研究（Poplack et al. 1989，Poplack & Meechan 1995，Poplack & Sankoff 1988）拓宽研究的语言应对范围，并在多种语料的基础上区分了流畅（Smooth ）CS，插旗式 CS，暂时借用和成分嵌入（Constituent Insertion）四种机制，这些机制的分布与语言类型有很大关系。流畅 CS 通常产生于两种比较接近的语言，如西班牙语 英语之间，在一次转换之后不一定要再转换回原来的语言，遵守自由语素限制和对等限制。插旗式 CS 指在转换处伴有停顿、重复、元语言成
25、分以及其他语篇标记，其功能是引起注意，故不受制于 CS 结构限制。暂时借用通常出现在差别大的两种语言，如芬兰语 英语、泰米尔语英语之间，暂时借用与借词的不同在于它还没有被单语者广泛应用，但它和借词一样在构词句法上已融入被转换的语言，这是它们与 CS 的最大差别，也不必遵守语法限制。成分嵌入最常见的是名词短语的嵌入，即转换一次后须再转换到原来的语言，嵌入成分的内部结构符合该短语语言的语法，只要嵌入的位置符合另一语言的语法。这些分类尽管也遭到一些批评，但无疑比以前的研究更全面细致了。5Pieter Muysken 在比较总结各种 CS 结构理论之后，提出一个新的分类模式，试图将以往的研究统一在该模
26、式中。Muysken （2000）将语码混用分为三类：嵌入式（Insertion） 、轮换式（Alternation）和词汇写入一致式（Congruent Lexicalization） 。嵌入式指的是句子结构以一种语言为主，另一种语言只是提供某些词汇嵌入句中。从这个方向出发的 CS 研究，以一种语言作为基础语言的角度看待语法限制，例如 Mysers-Scotton（1993）的研究范式。嵌入式与借用有同类关系，区别可能在于嵌入结构的长短。轮换式是真正意义上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两种语言的语法和词汇都要牵涉其中。出现于句段或话轮之间的转换事实上只不过是轮换式的一种特例。从这个方向出发
27、的 CS 研究（如 Poplack 1980） ，是从 CS 出现处两种语言的兼容性和一致性来看待语法限制的。词汇写入一致式的提出涵盖了 Clyne 等不以语法限制为导向的一类 CS 结构研究。双语研究中 Clyne（1987，1990）提出的“引发” （Triggering）概念与此最为相近。例如下面英语和荷兰语之间的转换：（3）Wee t jij whaar Jenne is?Do you know where Jenny is?(Muysken 2000：5)whaar 一词可以认为是荷兰语中的 waar，也可以认为是英语中的 where，因为双语者对两者的发音极为相似。在 Clyne
28、的理论中，whaar 是一个引发机制（ Trigger） ，从而使说话者从荷兰语转向英语。词汇写入一致式中虽然涉及两种语言，但却有共同的结构，词汇则来自任何一种语言。Muysken（2000）的分类模式还同时试图通过该种分类将 CS 结构研究同心理语言学研究和社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不论从 CS 类型还是从研究的角度都比较全面，是迄今为止比较少见的综合性研究。3.3 拓展 CS 结构研究的应用领域CS 作为一种自然语言现象，同样为语言理论研究提供经验材料，研究 CS 的语法结构，可以为语言理论研究及其他相关领域带来启示。这里主要介绍 Myers-scotton 和 Janice Jake新近的
29、研究（Myers-Sctton & Jake 1995，Jake & Myers-Scotton 1997，Myers-Scotton 2002） 。首先，研究试图建立抽象层次模型和 4-M 模型。人脑中词汇集合（Lexicon ）内存在着“内码” （Lemma） ，它是表层词汇项在人脑中的抽象结构，这些“内码”包含着词汇规则，提供了实现为表层结构所必须的所有信息。在抽象层次模型中，所有的“内码”都包含三个层次的抽象语法结构， （i）词汇 -概念结构（Lexical-conceptual Structure） ， （ii ）谓词主目结构（Predicate-argument Structure
30、） ， （iii）词法实现模式（Morphological Realization Pattern） 。前一个层次和概念、说话者的意图有关，后两个层次主要处理特定语言中内容语素之间关系的编码和如何实现为表层结构。在 4-M 模型中，语素被区分为更具体的四种类型，内容语素、早期系统语素（Early System Morpheme） 、架桥式后期系统语素（Bridge Late System Morpheme）和外围式后期系统语素（ Outside Late System Morpheme） 。MLF 模型中内容语素和系统语素的区分标准仍然有效，同时，前两种语素同后两种语素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概
31、念和说话者意图为促动的。架桥式后期系统语素和外围式后期系统语素的区别则在于后者提供的是中心语最大投射之外的语法信息。以英语为例，早期系统语素有如复数标记 s、动词所带的助词等，架桥式后期系统语素有如所有格的s 以及 of、表示存在、天气、时间等无实义的 it，外围式后期系统语素有如表示第三人称单数主语与动词一致的动词末尾的 s。这两个新模型能够帮助更好地解释各类 CS 现象，更重要的是，它们扩展了 CS 理论的应用范围，为普遍语法研究和其他语言现象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Myers-Scotton（2002）认为在各种的语言接触现象的背后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理论加以解释，她将抽象层面模型和 4-M 模
32、型应用于其他语言接触现象，如趋同（Convergence） 、损耗（Attrition） 、及克里奥语等研究。例如，当损耗发生时，虽则表层的所有词汇都来自一种语言，但从抽象层面模型看，A 语言某“内码”的抽象语法结构的三个层次中的任何一个层次被分离并与 B 语言中某一 “内码”的相应层次结合。例如英语的 Thing 在俄语中有两个对应的词汇，shtuki（具体概念）和 veschchi（抽象概念） ，研究者发现，有些英语俄语双语者在说俄语时采用英语的用法，不区分 shtuki 和 veschchi，Myers-scotton 认为6这种语义场的变化是由词汇概念结构层次上的分离和合并引起的，因为
33、这与概念的运用和说话者的意图相关。语素实现模式层次上的分离和合并可以引起动词后介词的消失等，谓词主目结构层次上的分离和合并可以引起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转用等。从 4-M 模型看，A 语言的损耗的程度受到语素类型的影响。由概念驱动的语素，如内容词素和早期系统语素比较容易消失，后期系统语素则相反，正如一种语言引入前者易于引入后者。文献上的“借用”有所谓词汇借用和语法借用，Myers-scotton（2002：242-244 ）则运用抽象层次模式澄清两者是两个不同机制引起的结果。词汇借用的主要引发机制是 CS，而后期系统语素只在某一语言的词法句法框架在进行重组、基础语开始转移的时候才出现在该语言，
34、其中趋同是引发机制。4. CS 研究中的几个焦点问题CS 结构研究中还经常涉及到几个焦点问题，有些表面上似乎只是术语上和分类上的区别，实际上往往反映了研究者不同的理论假设。4.1 借用和 CS 的区分几乎所有的 CS 研究都不能回避借用和 CS 的区分问题。多数学者在区分两者时通常考虑以下几方面，是否在语音、词法和句法上融入接受语言，是否弥补了接受语言的词汇空缺（Lexical Gap） ，是否代替了接受语言中的对应词汇，是单词还是短语，是否进入单语者语库等。而最具争议的可算是 Myers-Scotton 和 Poplack 的观点。尽管立场不同，Myers-Scotton（1992）与 Po
35、plack（2001）都认为两者的区分关系到对不同限制原则的评价。如果我们考察 Myers-Scotton（1992）和 Poplack & Sankoff（1984） ，Poplack et al. （ 1988）的研究，就可发现， Myers-Scotton 对 CS 和借用的区分实际上相当于 Poplack 对 CS/暂时借用/成分嵌入和借词的区分；区分标准都是看使用频率和单语者接受程度，Myers-Scotton 通常称暂时借用/ 成分嵌入现象为单个词汇嵌入语形式。所不同的是，Myers-Scotton 强调单个词汇嵌入语形式与 CS 同质，前者属于后者，非文化概念的借词与它们处于同一
36、连续体上，有关 CS 的分析模式和限制必须能够解释单个嵌入结构； Poplack则强调 CS 和暂时借用/成分嵌入的异质，认为两种语言接触现象不能混为一谈，结构限制两者并不都适用。4.2 句内转换和句间转换文献上，研究者通常将 CS 分为句间转换（Inter-sentential） 、句内转换和附加语转换（如 Appel & Muysken 1987，Poplack 1980） 。Huang & Milroy （1994a，1995）根据Halliday（1985）的观点，认为以小句（Clause）而不是传统语法中的句子为分析单位更具操作性，同时也可以避免原来三分法的不一致区分标准。在实际操作
37、中，Bentahila & Davies（ 1995）及 Myers-Scotton 后来的论著也是同 Huang 等一致的 。正如 Huang et al.（1994b）和 Bentahila & Davies（1995）等的研究所表明，如果结构性研究想要同其他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就必须同时关注句内转换和句间转换。这是 MLF等只关注句内转换的主流研究范式鞭长莫及的地方。句内转换和句间转换还涉及到 code-switching 和 code-mixing 两个术语的使用。有些学者倾向于用 code-switching 表示句间转换而用 code-mixing 表示句内转换（如 Bokamba
38、 1989） ，有的则将两种情况统称为 code mixing（Bhatia 1989，Gibbons 1987） ，更多的学者则采用 code-switching 指一段对话中的两种语言变体的交替使用，涵盖以上两种情况（如Clyne 1991，Myers-Scotton 1993，Poplack 1980， ） ，本文也采用这种用法。在我国，术语“语码转换”的使用频率比较高。4.3 CS 中两种语言的对称性问题关于在 CS 中涉及的两种或更多语言是否有着同等重要的句法地位的问题，普遍存在两种观点，对称（Symmetrical ）和非对称的观点。支持非对称观点的学者有 Joshi（1985）
39、、DiSciullo et al.（1986） 、Myers-Scotton（1993，2002） 、Huang & Milroy（1995）等，他们认为，在 CS 中，两种语言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对称的，其中只有一种语言提供结构框架，这种语言就是基础语。基础语可以从社会（如无标记的那种语言） 、心理（如掌握得较好的那种语言） 、语言结构上确定。语言结构上，基础语的判别有以句子的第一个单词为准、以主动词为准、以句子语序为准7等等（参见 Appel & Muysken 1987，Huang & Milroy 1994） 。相反，Sankoff & Poplack（1981：11）虽然承认在某些 CS
40、 情况中存在着一种基础语言（Base Language） ，但又指在很多情况下要认定一种基础语言比较牵强，认为在 CS 中两种语法处在交替中。我们认为，在该问题上的倾向性显然与主要研究的语料有关，例如 MFL 是从非洲地区的 CS 语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部分非洲地区 CS 研究就支持 Myers-Scotton 的非对称观点。但也有研究指几种非洲语言内部，而不是非洲语言与殖民语言（如英语）之间的转换中，基础语很不好确定（Slabbert & Finlayson 1998） 。因此也有研究者根据实际语料认为，对称和非对称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见 Bentahila & Davies 1995；
41、Muysken 2000） 。另外，Gibbons（1979，1987）研究了香港大学学生所使用的粤英夹杂的语言变体，其中一些语法现象，不能简单地认为来自英语或粤语语法，而是有独立的语法系统，他将这种 CS 现象称作 U-Gay-Wa。Bhatia（1989）对印度电影报道语篇中的印度语英语 CS 进行分析后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有一种新的、混合语法产生，他把这种变体称为 Filmi English。4.4 结构限制的绝对性结构限制的绝对性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是否存在普遍适用于各种语言应对间 CS 的结构限制，二是所提出的结构限制是否绝对不能违反。宣称结构限制普遍性的危险在于，第一，从逻辑上讲，
42、一个反例就足够将其普遍性推翻，第二，实际的语言行为不等于理论研究中的语言能力，Muysken（1995：184）也改变以前的观点，承认普遍性的主张对实际语料分析不恰当，特别是对那些受多个因素影响的语料，而这些影响因素又难以控制。Bokamba（1989）就明确提出不存在具有有普遍性的CS 结构限制。Muysken（1995）提出了中和（ Neutrality）概念，认为两种语言的转换于语法系统来说本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出现在某一些规定的情况下，如句子成分之间联系不紧密、句子结构一致等，CS 就有可能出现。这是结构限制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企图采用 “可能”而非“不可能”的表达扩大结构限制理论的有效范
43、围。Bhatt（1997）的研究则借鉴优选论的思路，也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句法限制，而在于用什么方法能够更好地表达这些限制的特点，与其为 CS 设定这样那样的结构限制而又屡屡遭遇反例，不如将 CS 的种种结构限制进行优选层级排列（ Prioritization） ，例如出现 CS 的小句必须按照曲折词语言的顺序、中心语语言的语法性质如格和管辖的方向必须在中心词的“最小领域”得到遵守等等，都是一些限制条件，对于发生在不同语言对的 CS现象，这些限制的排列层级不同，当某一结构限制与更高一层的限制产生冲突时就可以被违反，不同层级限制通过这种互动可以解释更多的 CS 现象。既然低一层的结构限制面对
44、高一层的结构限制时可以被违反，这就成为一种相对的限制。5. 结语本文回顾、评介了 CS 结构研究中几种主要的结构限制理论、近年的发展动向和几个焦点问题。九十年代以后，Poplack 和 Myers-Scotton 的理论仍然很有影响并备受关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曾有两期专刊应用、讨论她们的理论。同时，我们认为，套用单语结构理论的纯结构分析，把语言看作是一个规则的封闭的系统不能满意地解决问题。CS 的结构研究已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不再局限于对结构限制的探索，对未来 CS结构研究进行展望，其涉及领域将不断扩大，研究模式和视角多样化，对已有
45、理论的发掘更深，新建立的理论将更精细。注释: 据我们的理解，Huang 等所用的 clause 只指限定小句而不指非限定小句，因此同 Myers-Scotton 所讲的以 CP 为分析单位的做法几乎是等同的。参考文献1 Appel, R. & Muysken, P. Language Contact and Bilingualism M. London: Arnold, 1987.82 Azuma, S. The frame-content hypothesis in speech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intrasentential code swi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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