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变”中求进：重点培育“公益类 ”社会组织顺势凝聚社会“正能量”的建议古人云：“与时变化，圣人之道也。”兵法：“智者顺势而谋，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城市竞争是一场不进则退、永无止境的竞赛，变则通，通则达。从 20世纪 60 年代开始，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崛起，被称为“第三部门运动”。（一）发展之变：催生社会组织的“新变幻”社会组织发展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较强正相关性。研究表明：GDP 总量（第三产业增加值）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带动社会组织数量增长 0.6936（ 0.8507）个百分点。2012 年武汉（广州、深圳）GDP 增长 11.4%（10.5%、1
2、0%） ，社会组织分别同比增长 11.4%（36%、24.2%） 。中国平均3.35 个/万人，发达国家平均 50 个/万人（德 120、法 110、日 97、美 52） ，而武汉 3.3 个/万人，在数量、经济贡献、社会服务等方面还有很大成长空间，社会组织发展仍处于“政府主导期” 。武汉与相关城市社会组织数量比较2数 量城 市 全市（个） 市级（个） 每万人拥有个数武 汉 4375 751 3.3北 京 16000 2079 8.0上 海 10289 1650 7.1广 州 5488 734 4.0青 岛 8465 1063 8.9成 都 7626 960 6.8深 圳 5656 897 9
3、.1南 京 5444 796 4.9杭 州 5326 803 5.0社会组织是汇聚公益资源的通道。据统计，全球社会组织的活动规模相当于一个 1.3 万亿美元的产业，如果作为独立的经济体，其支出规模可排在世界第 7 位。美国社会组织对 GDP 的贡献 和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均超过 10%；中国社会组织，每年募集资金 400 多亿元；19 家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在华累计实施 1714 个公益项目 ，总投入超过 40亿元，其中 2011 年支出 10.5 亿元；国际社会组织在云南的项目资金投入年增长 91.7%，2006 年达 1.2 亿元。国家层面释放的政治信号。十八大报告多次提到“社会建设” 、 “
4、社会管理” 、 “社会组织”这 3 个关键词，它们之间有怎样的联系？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就是社会体制改革，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的枢纽、基础或“承载器” 。调查显示，中国“慈善志愿服务参与率”为 3%，美国 44%；中国“个人捐赠”占 20%，美国达 80%。社会组织发展，无疑将迎来巨大的机遇。3“服务型、保障型”政府职能将产生深刻的变化。李克强总理 5 月 13 日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要深化改革、利用市场机制、创新供给方式，更多地利用社会力量，加快解决公共服务产品短缺问题，形成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 。随着公共服
5、务需求日趋多样化和精细化，政府角色由提供者转变为管理者，由生产者转变为购买者，由规划者变为审查者。香港公务员占劳动人口的 4%，仅有 17%左右的事务由政府负责，财政支出 70%以上购买服务。深圳取消、调整和转移 284 项职责和行政审批事项，第一批从 17 个局委办削减出政府工作事项 87 项，其中 69 项（占 80） 属转移委托。社会组织被国际公认为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短板” 。填补公共服务薄弱环节，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同样的社会救助项目，规范的社会组织实施的成本平均是政府的 1/10。英国政府每年 3 亿英镑的公益支出，实获社会组织 3 倍的公益服务 。且政府直接实施，一旦出现质
6、量问题，可能迅即转变成冲突和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行政成本必定成倍增加。现代政治学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共同构成稳定社会的“铁三角”，成为社会自我治理的主体以及政府依靠的合作治理伙伴。“公益类”、“互益4类”社会组织，作为最基本、最活跃的社会力量，其多寡兴衰及其功能作用发挥的好坏，成为联合国判断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程度的主要标准。（二）需求之变：培育“公益类”成主旋律我国社会正快步进入现代公益时代。现代公益是让人心灵和道德得以不断净化和升华的圣坛。根据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人均 GDP 超过 3000 美元、城市化率超过 50%时会迎来公益的提速。中国 2008 年超过 3000 美
7、元、2010 年接近 4000 美元，城市化率 2010 年首次超过 50%。公益行动已经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公众、媒体和企业逐渐扮演起公益主体的角色，志愿参与、利他互助、慈善公益成社会主流意识。企业家有了更强烈参与慈善公益组织的需求。发展壮大的企业“感恩、回馈社会、品牌营销、社会参与”成做慈善公益的主因，企业基金会、家族基金会，在未来会发展更快。各国建立基金会的门槛相当低，特别鼓励家庭或家族成立基金会以实现捐赠意愿。美国的十多万基金会中，有 90以上为私人和家庭出资建立的基金会，每年的慈善捐款将达到几千亿元的规模。政策信号就是财富，它会带动大量捐款，捐款又会对公益事业产生出更大的促进。经济发展
8、刺激人们社会需求的变化。发展规律表明，5当人均 GDP 达 1 万美元水平时，意味着一系列新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要素的重新组合，社会的高度流动性，靠一家一户来提供服务已满足不了需求，政府也不可能直接提供这些服务，这就需要大量的专业化社会服务。武汉市目前人均 GDP 已达 1.36 万美元，已经进入社会生活急速变化阶段，呼唤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应对这种需求。公众社会道德的建设方式会产生深刻变化。2007 年深圳机动车突破 100 万辆，车辆密度已超国际警戒值，交通拥堵警情数大幅提高。让深圳纠结：政府要满足强烈的购车需求，而道路环境的承受力有限，是限购车？还是限车出行？深圳的选择：在全国率先推行“交通事
9、故快处快赔”制度，市民开始逐渐习惯“交通自治”，以“自愿义务”为基础“绿色出行”。2011 年大运会，深圳有逾 43 万辆车主动申报停驶，其中 92是私家车。公民自治意识让世界动容，志愿之城创造和谐乐章。2012 年机动车突破 200万辆，交通秩序依然有序。武汉机动车 2007 年 76 万辆到2011 年 120 万辆（其中私人小汽车占比超 50%），电动车估计超 100 万辆。深圳的启示在于：“软件”（公众社会道德建设）是更高效节约的良性建设。2009 年世界湖泊大会在汉举行，催生了由“草根湖长”挂帅的 40 支护湖志愿队，昭示着散落在民间的“公德火种”。6（三）视野之变：诞生系统谋划的“
10、新策略”“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视野之变在于“借鉴国际经验、瞄准全国标杆”，策略之变在于“统筹推进、重点突破培育发展公益类社会组织”。推进“直接登记制” 。30 年来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轨迹显示：在创设初期，拓展“增量”更重要，并终会促进“存量”的改革。除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取得前置许可外，特别对公益慈善、社区服务、社会福利等社会组织，可降低准入门槛，减免开办资金，放宽登记限制，简化审批程序，下放审批权限，直接向市、区登记管理机关登记，探索“观察备案、法人登记、公益认定”的分级分类准入机制。创建“社会公益组织孵化基地” 。NPI（恩派）将“企业孵化器”概念引入公益领域，运用“政府支持，民间力量
11、兴办、专业团队管理、政府和公众监督、民间公益组织受益”模式，每年孵化 30 个公益组织，托管公益创投资金5000 万，资助公益项目 300 个，托管 上海、四川 21 家社区服务中心，群众满意度达 89%。引领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之先的武汉，其眼光和气魄更具先天优势。发挥“传媒影响力” 。深圳政府与传媒合作，开办“公益专栏” ，年年评选“鹏城慈善奖” 、 “城市之爱最可爱社7工大赏” ，开展“公益创投”大赛，举办“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 ，搭建国家级公益项目交流展示平台。武汉可先将传媒（报、网、电视、电台）聚焦在高校 100 多万大学生中的“志愿者” 、 “公益项目”和社会相对需要且成
12、熟的“公益品牌”中，发现和引进积极的先导力量，并顺势培育发展，积聚社会“正能量”和“潜在资源” 。对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作制度性安排。逐步将微观层面的事务性服务职能、部分行业管理职能、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职能、农村生产技术服务职能、社会慈善和社会公益等职能转移给社会；编制政府职能转移目录，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和公示制度；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原则，建立公共财政对社会组织的购买（资助）和项目绩效评估机制，设立政府购买服务专项基金。用“引导资金”换“服务倍增” 。国际比较研究结果，全球 42 个国家社会组织的平均收入来源结构为：服务收费49、政府资助 40、慈善所得 11，其中政府资助尤其显著的领域“保健
13、（55）、教育（47）和社会服务（45）”。成都成立首期 5 亿社会组织发展引导基金，深圳从福利彩票公益金中拿出 3500 万作为“种子基金”。通过引导资金完成政府“搭建孵化发展平台、财政资助奖励、税收优惠、专门人才队伍引进和培养、政策咨询、项目策划、人员培训、筹资协助和小额补贴”等使命，从而8依靠社会组织推进“服务倍增” 。顺势强化健全综合监管体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需求的变化，社会组织的崛起已呈现势不可挡之势，政府加强监管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深圳、青岛、广州组建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级） ，编制分别达 28 人、22 人、12 人，北京社团管理局有 130 人（执法大队 80 多人）
14、，武汉民间组织管理处（正处级、5 人）人均监管 875 个且无执法人员，需研究与履行社会组织登记、监管、执法等职责相匹配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同时，完善市区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健全社会组织信息披露、重大事项报告、等级与诚信评估、财务审批监督等制度，建立民政、公安、司法、财政、审计、工商、物价、工商联等统一登记、各司其职、信息共享、协同监督的机制，形成监管合力，适应发展需要。市政府参事：李 健 吴福曾 陈昌时 胡全志（“布衣参事” ）智 库 联 盟 ：黄红云（市社科院副院长）郑萌、宋涛（长江网总编辑、新闻中心主任）市政府参事室：黄莉、向悦（特约研究员） 、刘仲华、9关升红（特约信息员）市民政局办公室熊英、民间组织管理处曹静应邀全程参与调研单位：武汉市民政局，深圳市民政局、南山区蛇口社区服务中心、蛇口社工服务中心，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荔湾区逢源街道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