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认同缺失：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新探第 27 卷第 4 期2009 年 8 月凯里学院JournalofKailiUniversityVo1.27No.4Aug.2009政治认同缺失: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新探朱迪,张顺昌(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摘要:戊戌变法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重要尝试 ,仅推行百余日,就夭折了.究其原因,在于政治认同的缺失.它具体表现为政治权威认同缺失,政治领导核心认同缺失,政治价值取向认同缺失,政治策略认同缺失四个方面.关键词:光绪帝;康有为;变法;认同缺失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329(2009)04-0004-
2、04戊戌变法在近代中国史上犹如昙花一现,仅仅推行了 103 天,就失败了.长期以来,学者对其失败原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提出了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尽管也有学者从政治学的视角进行分析研究,但还不够深入.笔者运用政治学认同理论,对其失败原因进行分析探讨,与学界同仁商榷.一,政治权威认同缺失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处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政治权威是推动现代化进程必不可少的条件.戊戌变法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重要尝试,虽然是光绪皇帝亲自领导的,但他政治权威尚未确立,实际上并不拥有推进改革所需的权力.光绪亲政后,表面上南面独坐,君临天下,不过他在清王朝的处境,与亲政前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变
3、化.慈禧太后虽然归政,“静居于颐和园“,但依然通过各种途径牢牢掌握着清廷,操纵着光绪帝.这一政治处境使光绪帝深深认识到要领导并推进维新变法事业,必须从清王朝最高主宰者慈禧太后手里收回权力,来确立自己的政治权威.于是,他通过慈禧太后亲信奕勖,向她发出了“收权“的信号:“ 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可作亡国之君“l1.一些维新人士和官员也建议光绪“ 收权 “.可是 ,对于视权如命的慈禧太后来说,在权势问题上,她从未真心退让过,但在清廷内外压力之下,她又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经与奕勖策谋,表示“由他 (光绪帝一引者注)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据此,我们不难看出,“ 让权“对慈禧太后来说,只
4、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方面“让权 “不等于 “放权“;另一方面,慈禧太后在“ 让权“ 的同时 ,又为光绪帝设下了新的圈套.尽管如此,光绪帝还是争到了一定的权力,抱着不做亡国之君的爱国心,在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支持下,决意进行改革,力图挽大厦之将倾,做一代中兴之君.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见上的分歧,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逐渐形成了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为首的两个政治中心:光绪帝试图借变法削弱慈禧太后的权势,确立自己的权力中心地位.而慈禧太后希望光绪帝仍作傀儡,继续保持自己的权力.这种奇特的政治格局对光绪帝领导的维新变法事业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尽管有维新派和少数官员的支持,但因国家大权依然掌握在慈禧太后
5、手中,所有重大问题的裁定,高级官员的任免都掌握在她的手里,满朝文武官员没有多少人支持光绪帝,地方大员也大多看慈禧太后的脸色行事,导致变革法令推行步履艰难:有些尚未公开推行就被扼杀;有的被改头换面使原义走形;多数既经颁谕推行但未能得到切实贯彻.当慈禧太后感到维新变法事业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决定对光绪帝的“越轨“行为进行惩处时,因光绪帝政治权威的认同缺失,没有控制全局的能力,变法的前途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本来在传统的政治架构中,光绪帝与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的合作可以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扮演极其伟大的历史角色,通过改革,实现国家的富强.但在晚清政治格局中,光绪帝因政治权威的缺失,维新变法事业
6、也就很难以光绪帝和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的意志为转移.二,政治领导核心认同缺失稳定的领导核心层是推动变法事业顺利进行的组织基础.就领导,支持戊戌维新变法的力量来收稿日期:20090320作者简介:朱迪(1970 一), 男 ,山东聊城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专门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张顺昌(1964 一),男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博士,中共贵州省委党校教授,贵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第 4 期朱迪,张顺昌:政治认同缺失: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新探看,尽管在光绪帝周围也形成了以康,梁等维新派人士和翁同稣,杨深秀,宋伯鲁,徐致靖,李端禁等政府官员为主体的支持
7、变法的力量,但因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反对派阻挠,最终也未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集体.当时在高级官员中,光绪皇帝的老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稣是惟一支持变法的人物,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变法诏书颁布后的第 4 天,光绪帝也迫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以自己的名义下诏解除了他的职务,谴回江苏老家.虽然有御史杨深秀,宋伯鲁及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等人积极支持,但他们都是职位较低的文职官员,只有具折上奏权,起不到参与决策的作用.康有为,梁启超被称为戊戌维新变法的旗手,凭两人在推动变法中所处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来说,授予他们较高的职位是顺利成章的事,但因清廷内部反对势力的阻挠,只授予康有为一个地位很低的工部主事,
8、到后来也只封了个总理衙门章京;授予梁启超六品衔,管理译书局事务.也就是说,从变法维新的全局来说,作为推动与筹划变法的旗手康,梁均未在政府中枢机构取得发挥更大作用的位置.即使当变法进入关健时刻,一举罢免礼部六堂官后,在新组建的礼部班子中,也只有李端菜,徐致靖,王锡蕃,阔普通武 4 人是维新或支持维新的官员.况且礼部改组,也并不能代表领导核心的形成,充其量不过是为扭转新政的危机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尚书与侍郎这类二品以上高级官员的任免权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所以礼部的改组也要得到慈禧太后的认可.正如梁启超所说,光绪帝“ 无授二品官之权,须请命太后也 “_2_4.就“辅佐维新“的最高参谋班子 军机
9、四卿所起的作用来看,也不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以国政系于四卿,名为章京,实则宰相“_2J4.因为四人的地位只不过是“在军机大臣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 舱而已 ,其权力也仅仅限于阅读奏折,起草谕旨罢了,根本不可能进入清王朝政权的核心层.“军机四卿“ 作为联系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桥梁“,其作用只不过是为光绪帝的变法事业继续沿着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指向推进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至于光绪帝和康有为等想通过重开懋勤殿,以设“顾问官“ 的方式 ,组成一个最高的筹划 ,指导变法维新的核心班子的设想,也因慈禧太后的反对而胎死腹中.在戊戌变法期间,尽管光绪帝和康有为等人为建立维新变法领导核心层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因未
10、能获得慈禧太后等人的认同,最终也未能如愿.这无疑是导致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政治价值取向认同的缺失政治价值是政治变革的思想文化基础.甲午战争后,因受列强侵略的刺激,为挽救民族危亡,“图强 “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爱国志士的共同呼声,就连清统治阶层内部也兴起一股“竞言自强之术“的热潮.但是在“图强“ 的政治价值取向这一根本问题上,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因自身利益不同,却给予不同的回答,从而造成严重的政治价值认同缺失.这种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就维新派康,梁与光绪帝的关系来看,虽然光绪帝在变法期间采纳了康,梁等维新派的一些建议,但在变法的政治价值取向上,康,梁等维新派与光绪帝却存在着较大的
11、差异:康,梁等维新派人士则希望于借助光绪帝,通过变法维新建立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发展经济,富强国家,挽救民族危机.而光绪帝在其颁布的变法诏书中,虽然采纳了维新派提出的广开言路,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改革教育,增强国力等主张,对旧制度进行了不少改革,但根本没有涉及维新派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光绪皇帝虽然赏识康有为等维新派变法图存的主张,并在康有为的鼓舞下支持变法,但是他并不想动摇其“根基“, 变革其“根本“. 其次 ,就维新派 ,光绪帝与中央 ,地方官员的关系来看,中央,地方官员作为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鉴于其统治地位的危机,对于栽植一些外国的皮毛技艺并不是绝然反对的
12、.但是,当光绪帝下诏废八股,革漕运,裁减冗员闲衙,革礼部六堂官等危及其所谓的“祖制“ 时,势必引起既得利益者集团的阻挠与反对.如以“新人物 “着称的洋务派官僚,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新政进行的关键时刻,他抛出了劝学篇打出维护“圣道“ 的旗号,以纠偏,辟“邪说 “的面目 ,对维新派人士的主张大肆进行抨击,极欲把变法维新运动引向符合其利益的政治轨道.管学大臣孙家鼐把维新派宣传反封建的“民权“,“平等“思想,斥之为“破三纲等不经之说“_4l2m,与之势不两立.结果使变法的反对之声超过了拥护之声.最后,就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态度来看,慈禧太后并不是极端的顽固派,她是支持变法的.如果没有她的同意,戊戌变法是不可
13、能开展的.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曾 l2 次赴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训.她除了不肯裁撤漕运外,几乎批准了所有与权力再分配无关的新政谕旨.但由于慈禧太后个人阅历,见闻,学识的限制,她并不是一个改革派,她只是一个现状维护者.她对变法的态度是容忍的,但这种容忍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的底线就是不破坏现状的平衡和稳定.一旦改革触及祖制,损害了当权者的既得利益,改革者便是不可饶恕的.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记述了礼部六堂官革职后到颐和园向太后“问安“ 的情形:太后面责光绪帝:“ 九列重臣 ,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指康有为引者注)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对此,光绪帝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祖宗而
14、在今日 ,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凯里学院第 27 卷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态度也可由此略见一斑.据此,笔者认为,由于光绪帝,慈禧太后,清政府官员,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在变法的政治价值取向上没有达成基本共识,百日维新期间发布的上谕,也只能成为各级官员案头上的文档.终因反对者众,支持者寡而失败.四,政治策略认同的缺失任何社会改革都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如果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不认同改革,甚至抵制改革,那改革事业将难以为继.为此,作为改革者就必须善于争得国家统治阶级的许可,制定并采取切实可行的策略,通过协调社会各方面关系等形式,来推进社会的
15、改革事业.从戊戌维新变法的过程来看,康有为等维新派和光绪帝采取的政治策略也未能得到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和握有实权的洋务派官僚的赞同.首先,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处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问的关系上,所采取的“挟此抑彼“ 之策,存在着重大失误.由于光绪皇帝实际上并不拥有推进改革所需的权力,而权力又集中于慈禧的手中,因此,恰当地处理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关系,正确看待慈禧太后在改革中的作用和地位,对她采取适当的政治策略,是维新变法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如前所述,太后在变法问题上并非极端保守,她同意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变革.在变法之初,作为支持变法的中枢大臣翁同铄“虽心向德宗,并常不以太后为然,而对于处理帝后间关系
16、,则亦甚持重,颇尽力调护其问“_6j2,所以变法初期比较顺利.翁同解职后,康有为等维新派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却采取了孤立和排斥慈禧的策略.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迫使这位皇太后从一开始对变法采取观望的态度和允许在有限的范围进行改革的立场,转向阻挠和反对改革;另一方面,维新派和光绪帝势必分出大量的精力,进行针对“后党“ 的政治斗争,从而使变法运动带上了浓厚的权力之争的色彩.这对于政治上并不成熟又没有实权的维新派来说,要想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获取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后果只能是加速维新变法的失败.正如后世学者所说:“ 维新诸健者 ,皆书生,更事少,愤太后之大权在握,挟制德宗,致不能有为,又惧太后一党将先下
17、手以不利于己,于是铤而走险,乃有联袁世凯谋发动政变,诛锄后党之举.终为袁所卖,而一败涂地.“其次,维新派和光绪帝在处理与洋务派官僚的关系上,所采取的策略也失之偏颇.洋务派的变法观与维新派的主张虽有差距,但其忧国伤时的民族情感,救亡求变的精神是符合维新大方向的.洋务派大多数对维新运动同情,支持和赞助是主要方面,对变法起了促进作用,不能视其极端顽固派,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情支持变法的.如当 9 月初维新变法达到高潮时,李鸿章还向光绪帝上过一折,折中提出,应妥善处理裁撤的机构和人员.他认为“裁并官职,诚为今 Et 当务之急.然各衙门承办多年,另改旧规,非取其素有交涉者以类相从,不足以臻完
18、善.“惟归并之后,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猝所能遽定.应由各该衙门移取职掌文卷,悉心校阅,体察情形,斟酌办理,另行详议具奏.庶名虽改而实犹存,不致冒昧从事,致滋贻误“.由此可见,李鸿章并不反对变法,而是提醒光绪帝变法要切合实际,周善可行,但光绪帝不仅没有理睬反而将其免职.其实洋务派在变法前途未卜时,其政治态度是摇摆不定的.维新派和光绪帝在变法过程中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尽可能地与之结成同盟军,缩小敌对面.最后,维新派和光绪帝在处理“新“ 与“旧“的关系上,也犯了策略性的错误.因康有为等维新派把“ 老臣 “与“小臣“简单的归类到 “保守“与“改革“ 的两极思维框架中去.所
19、以在光绪帝召见时他就提出,以资格迁转取得高位的老臣,无论从年龄,精力还是从对新知识的了解与掌握上,均不能胜任改革大任.建议光绪帝“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卿衔,许其专擢奏事足矣.彼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_】.“皇上欲变法 ,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之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赏,破格擢用,其旧人始姑听之“I7.在处理“新 “与 “旧“的关系上 ,康有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并非所有的老臣都反对变法,而
20、且老臣所具有的在传统官僚体制下从事政治运作的丰富经验,恰恰是少壮派新进官员所缺少的,而这种经验对于旧体制下取得改革的成功又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不加分析地把老臣都简单地划为“保守“ 阵营 ,对推动变法事业而言,不能不说是策略上的一大失误.总之,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任何国家的全面改革,均是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借助国家政权来推行,而且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领导,在对社会各阶层政治诉求进行正确分析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政治策略,带领社会各阶层群众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戊戌变法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重要尝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但因政治权威,政治领导核心,政治价值取向,政治策略等存在着认同缺失,在慈禧太第 4 期朱迪,张顺昌:政治认同缺失: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新探?一 7?后和清廷内外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破坏下而归于失败.它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作为改革者一定要考虑到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实际利益和承受能力,根据统筹兼顾的原则,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有计划,分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