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劳动教养制度及其改革 刘仁文 (2001-1-5) / 已阅 56854 次2001 年 1 月 5 日 10:26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仁文随着以加强人权保障为重要内容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修订工作的顺利完成，以及我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中外法学界关注已久的劳动教养制度再次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热点。认真考察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仔细分析其利弊，探讨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寻求改革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措施，对于完善我国的治安法制建设，强化人权保障，改进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劳动教养制度创办于 195
2、5 年 8 月。1955 年下半年，我国在取得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又在机关内部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1955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该指示明确指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 ”这是党中央提出的第一个关于劳动教
3、养的指示。1956 年 1 月 10 日，党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 ，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原则、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作了原则的规定。从此，劳动教养机构陆续在全国各地建立，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诞生。1957 年 8 月 1 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 8 月 3 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这是我国第一部劳动教养法规。但就在该法规通过不久，由于“左”的错误思潮的影响，劳动教养工作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其审批权限和程序也没有得到很好地遵守。到“文化大革命” ，劳动教养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基本上处于停办的状态，即使恢复或复办的劳
4、动教养场所，在管理上也仍然沿用“左”的政策，把劳动教养人员错误地当作专政对象来对待。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劳动教养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9 年 11 月 29 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 12 月 5 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 ，并重新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1982 年 1 月 21 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 ，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详细规定。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社会治安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 1986 年通过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1990 年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 、1991 年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
5、嫖娼的决定等法律中对劳动教养的对象作了扩大。此外，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对劳动教养工作作了补充，如 1989 年国务院发布的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现在，全国共有劳教场所 310 多个，干警职工 10 万多人，收容劳教人员 31 万多人。40 多年来，劳动教养在以下几个方面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一）劳动教养的性质与宗旨在劳动教养制度建立之初，劳动教养既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方法。其主旨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改
6、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以维护公共秩序和有利于社会的建设。至80 年代初，劳动教养被确定为“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 。其主旨也被进一步明确为：“在严格管理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尊重公德，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 ”与以前相比，主要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不再把劳动教养作为对被劳动教养人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二是将劳动教养明确规定为一种“行政措施”和一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90 年代初，司法部又具体规定对劳动教养人员要按照“教育、感化、挽救
7、”的方针，实行强制性的教育改造。此后，国务院又认定：“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 。这实际上既重申了劳动教养是一种教育改造措施，又首次确认了劳动教养也是一种治安行政处罚措施。（二）劳动教养的对象和范围最初确定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人，是以下 4 种人：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
8、、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至 80 年代初期，收容劳教的对象被进一步规定为以下六种人：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3、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并规定
9、对精神病人，呆傻人员，盲、聋、哑人，严重病患者，怀孕或哺乳未满一年的妇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者，不应收容。后来，又明确规定对赌博，制作、出售或传播淫秽物品和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亦可实行劳动教养，对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应当实行劳动教养。对于劳动教养对象的家居范围，早期并没有明确规定，1979 年 12 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 ，将劳动教养收容人员限定为“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 。1982 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对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收容劳动教养。1984 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
10、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又规定：“铁路沿线、交通要道的城镇吃商品粮的人，需要劳动教养的，可由县公安局整理材料，报经地区（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 ”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一些地方开始把劳动教养的适用面扩大到农村，如山东省就颁布了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制定的关于在集中整治农村社会治安斗争中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专门就此作出部署。（三）劳动教养的审批1957 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
11、关批准。1979 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改为规定：对于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省、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1982 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重申了前述规定。1984 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对收容劳动教养具体审批工作作了补充规定：“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设在公安机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 ”（四）劳动教养的收容期限早期的劳动教养，并未规定明确的收容期限。1979 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才确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 1 至
12、3 年，必要时得延长 1 年。1982 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又对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的条件与审批权限作了具体规定：提前解除劳动教养，一般不超过原劳动教养期限的二分之一；延长劳动教养，累计不得超过 1年；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均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五）劳动教养的管理最初的劳动教养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领导和管理。80 年代初，公安部正式成立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各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公安机关相应设立劳动教养工作机构，具体管理这项工作。1983 年，劳动教养机关的隶属发生重大变化，劳教管理机构转归司法行政部门领导，对劳教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
13、工作，也随之改由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负责。二、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实施 40 多年来，应当承认，它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对人权保护的日益重视，劳动教养制度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主要有：（一）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形同虚设，劳动教养审批权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为法定的劳动教养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机构，是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负责人兼职组成，
14、并未设置专职的负责人。其主要法定权限有两项：一是审查批准收容劳动教养人员，一是批准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和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而这两项职权长期以来实际上分别由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公安部门的有关机关既是劳教的审批机关，也是对不服劳教决定之申诉的复查机关，同时又是错误劳教的纠正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也不仅对劳教人员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拥有审批权，而且还授权劳教场所可以以劳教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对劳教人员减延 3 个月期限内（含本数）的审批权。在这两项权力的行使中，唯一来自外部的检察监督也仅限于提出纠正意见，对主管部门不予纠正的，亦无可奈何。
15、这样一种机制不仅不利于保证劳动教养案件的质量，也不利于感化教育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值得指出的是，目前这种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代行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劳教和其提前解除、减少或延长的审批权的作法，是在劳动教养管理工作中逐渐形成的，其所依据的仅仅是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有关文件，我国立法机关和国务院批准、颁布的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法规从未明确授权参与劳教管理工作的具体部门可以行使劳动教养领导机构的职权，因而即使按照现有的劳动教养法律、法规，此种做法也是欠妥的。(21)（二）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或者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
16、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但从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剥夺被劳动教养人员的人身自由程度看，却比适用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甚至严厉得多：管制的期限为 3 个月以上 2 年以下，拘役的期限为 1 个月以上 3 个月以下，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则为 1 至 3 年，必要时还可延长 1 年；被判处管制的犯罪人，在原居住地执行，属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开放性刑罚，被判处拘役的犯罪人，就近执行，每月可以回家1 至 2 天。被劳动教养的人，则要收容于专门的警卫森严的劳教场所，节、假日一般只能就地休息。不仅如此，刑法对于被判处拘役、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还可适用缓刑
17、，而劳动教养则无此类规定。劳动教养的这种严厉性，使人们都习惯于把劳改与劳教混为一谈，普通老百姓视劳教与劳改一样，都是“坐牢” ，即使国家机关，也常常把二者相提并论（统称为“两劳人员” ） ，有时甚至等同起来，如全国人大常委会 1981 年通过的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 ，其中第1 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逃跑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劳动教养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三年内犯罪，逃跑后五年内犯罪的，从重处罚，并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期满后除确实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重新劳动教养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第 3 条规定：“劳教人员、劳改
18、罪犯对检举人、被害人和有关的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干部、群众行凶报复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罚” ，这里，就是把劳教人员与劳改罪犯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对待的。而它与某些刑事处罚内在逻辑的颠倒，还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以下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有的共同犯罪中，主犯被判管制、拘役或有期徒刑缓刑，而从犯却反而被劳动教养 1 年以上；(22)有的案件如盗窃，盗窃一、两千元，刑期仅为几个月，而偷拿不足千元的几百元钱，却要被劳教 2 至 3 年；(23)有的劳教人员，刚被投入劳教，便主动坦白交代劳教前的犯罪问题，恳请被法院判刑，从而用较短的刑期来免去较长的劳教期。(24)这些现象的存
19、在，在社会上和部分劳教人员中产生了“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严重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三）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效力不足现行劳动教养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1957 年，以下简称决定 ） 、 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 （1979 年，以下简称补充规定 ）和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 （1982 年，以下简称试行办法 ） 。其中决定和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由于它们都是由国务院颁布的，因而其本质上应属行政法规。(25)退一步来讲，如果说对于决定和补充规定是否属于法律还有争议的余地的话，(26)那么对于
20、试行办法不属于法律则是毫无疑义的，它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行政法规（其实只能算是一个部门规章） 。虽然试行办法第 1 条的规定表明它是根据前述决定和补充规定而制定的，但纵观其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对决定和补充规定的全面修改和补充，(27)因此，事实上试行办法就成为劳动教养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我国今年 3 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明确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28)显然， 试行办法等不符合该要求。另外，按照目前对劳动教养性质的定位，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29)而我国 1996 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在其第 8 条所规定的 7 种
21、行政处罚种类中，并无“劳动教养”这一种。该法第 9 条第二款还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第 64 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 1997 年 12 月 31 日前修订完毕。 ”因此，作为行政规章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也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还有，我国已经在 1998 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 ，该公约第 9 条第一款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30)这里的
22、“法律” ，业内人士都清楚，应指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总之，劳动教养现在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四）劳动教养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混乱性，不利于贯彻法治和保障人权首先，由于劳动教养的审批权事实上由公安机关一家行使，致使：不够劳教条件的，作了劳教处理；本应追究刑事责任的，降格作劳教处理；有些案件，证明有罪不足，但又没有充分证据否定有罪，公安机关为避免被检察机关退回，干脆不移送检察机关，而采取劳教的办法；还有的案件，检察机关已经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按照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被不起诉人在押，应当立即释放” （刑事诉讼法第 143 条） ，但有的公安机关不但不放人，反而对其处以劳动
23、教养。(31)其次，由于劳动教养试行办法 颁布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有关部门又相继颁布了多达几十个规范性文件对其进行补充，这些规范性文件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单行条例、决定；国务院及其有关部委颁布的行政法规、规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其他一些“通知” 、 “批复”之类的规范性文件。它们散见于各种效力不一的法律、法规和文件中，既零散又混乱，这种局面给劳动教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随意性。例如，按照试行办法的规定，劳动教养收容的对象是有地域限制的，即“家居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和“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 ，但治安管理处罚条
24、例和关于禁毒的决定 、 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则没有地域限制，由此导致各地执法的不一致，有的认为劳动教养应继续控制在“大中城市”的范围，有的则突破到乡镇、农村地区。(32)又如，对哪些行为可以适用劳教，理解也是颇不一致，有的认为不到 20 种，(33)有的认为有 20 多种，(34)还有的认为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模糊用语，几乎包容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所有行为，因而“凡够得上治安处罚的，就可以适用劳动教养。 ”(35)更有人认为，由于“法出多门” ，一再扩大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致使 “劳动教养变成了一个筐，什么人都可以往里装” ，甚至连够不上治安处罚的也可以适用劳动教养。(36)三、劳动教
25、养的改革方案与选择对于劳动教养的出路，大致有三类主张：一是保留并强化，认为劳教制度创建 40 多年来，累计教育改造了近 300 万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人，不仅为稳定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把大量被收容人员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因而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37)二是废除，认为劳教性质含混，收容条件笼统，操作过程缺乏监督，随意性大，易出差错，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是法治不健全时代的产物，应予以取消；(38)三是改革，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社会治安、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仍需进一步稳定，在这种形势下，要一下子把实行了 40 多年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完全取消
26、，不切实际。(39)再者，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既有定性规定，又有定量规定（而西方国家的刑法却只有定性规定，没有定量规定） ，定量规定决定了我国刑法奠基于结果本位，忽视行为人的人格状况，刑法的这一特点又决定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必定以结果为本，这样两者均着重于从处罚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及其危害程度上去衔接，而对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因素考虑不够，从而在预防和治理犯罪上留下一种结构性缺陷，这一结构性缺陷需要劳动教养这样一种侧重行为人的主观恶习而关注其人格矫治的方法来弥补。(40)不过，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种种弊端又确实不容忽视，因而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从近几年的讨论情况看，绝大多数人属于第三种观点，笔者也可归属
27、此类。但对劳动教养制度如何改革，其中又观点纷呈，现就几个主要方面的讨论作一考察，并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关于劳动教养的性质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应属于一种什么性质，对此，主要有以下观点：1、行政处罚。认为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而不是刑事处罚。实践中劳动教养法律性质的模糊，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积习已久但急需匡正的一些不规范作法，比如劳教场所的环境、设施以及劳教人员的活动规则、待遇等体现不出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原旨，而几近于罪犯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造成劳动教养与刑罚界线上的模糊；又如，劳动教养与短期自由刑在适用对象、运作方式、法律后果等方面不同，无法比较孰轻孰重。但实践作法的偏差不能作为我们推导劳动教养法律性
28、质的基点，而恰恰是需要改革的议题。持此观点的学者进而指出：既然劳动教养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行政处罚，那么就应当由行政机关来行使审批权，故可在现有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基础上，通过对其进行改革，使之真正成为拥有基本设施、专职人员和实质权力的法定审批机构，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具体而言：（1）组成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公安机关的代表不能是参与劳教案件调查活动的人员，以职能分离来确保审批权的中立性；（2）借鉴国外司法审查的理念，要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应报请同级人民法院书面审查批准后方可公布和送交当事人，给审批权的行使加上一枚经合法性检测的砝码；（3）审批程序应贯彻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尤其是相对人参
29、与原则和程序公正原则，应保证被劳教者事先得到通知的权利，还应赋予被劳教者对劳教决定要求听证的权利；（4）应规定合理有效的救济机制，包括被劳教者应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以及将法律援助制度扩大到该领域，还应赋予被劳教者可依行政复议法申请行政复议，依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依国家赔偿法在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获得赔偿，等等。(41) 2、刑事处罚。认为“解决劳动教养问题的出路，在于使其刑法化，即纳入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的轨道。 ”(42)在此思路下，又有一些不同设想，如有的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主要适用于两类人，一类是罪行轻微，不需判处刑罚的；二类是已服完一定刑期、有悔改表现，但又不能立即减刑
30、释放或假释的，对他们改变处罚措施，实行劳动教养，以使其逐渐适应社会生活，早日回归社会。(43)另有的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主要包括：（ 1）原劳动教养对象中的犯罪轻微者；（2）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中法定的原“强制留场就业”的三种人中的前两种人，即：第一，劳改犯逃跑后又重新犯罪者；第二，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而被判刑劳改的人。(44)无论哪种设想，有两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首先，适用对象都是构成犯罪的人；其次，都要通过人民法院来裁决。(45)3、既不是行政处罚，也不是刑事处罚。认为“追问它属于行政处罚还是属于刑事处罚，我认为没有必要。难道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外
31、就不可能有其他处遇方法吗？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无法解释亦此亦彼的客观现象。 ”(46)该学者还提出了他的 “三改”方案：一改名称，将劳动教养改为教养处遇；二改期限，将现行的 1 至 3 年、必要时还可延长 1年改为 3 个月至 2 年（甚或 1 年 6 个月） ，当然前提必须是采取切实措施保证真正做到是“限制自由”而不是“剥夺自由” ；三改程序，将劳教决定权归人民法院行使（卖嫖娼、吸毒等违法行为不在此列） ，适用简易程序，不服可以上诉。(47)上述三种观点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仔细琢磨，却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就第一种观点而言，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那就是行政处罚可不可以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特别是
32、剥夺长达 1 至 3 年甚至 4 年之久的人身自由权？就我们掌握的材料，国外法治发达国家均无一例外地将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权赋予法院，行政机关绝无此权。(48)正如有的学者所尖锐指出的：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长达 4 年之久地剥夺被劳教人的人身自由的严厉处罚，不通过正当司法程序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这在当今世界实行法治的国家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49)另有学者更站在理论的高度对于此种观点予以反驳：“从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国家权力来看，司法权本身就是最弱的，公民正是有赖于司法权和正当程序才得以限制政府权力从而使人权保障思想得以贯彻” ，将劳动教养继续定位于行政处罚， “权力制约、人权保障就可能落空。
33、”(50)而且，如前所述，我国已经签署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9 条第一款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这里的“程序” ，据专家研究，应是指经过合格的法庭审理。(51)第二种观点，关键的问题是排除了现行劳动教养中的那部分不构成犯罪的人，特别是那些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的。这些人“大法（刑法）不犯，小法（治安管理法规）常犯，气死公安，难倒法院” ，其行为造成的客观损害虽并不严重，但通过其行为所反映出来的主观恶习较深，对这些人，由于够不上刑法上的犯罪而无法给予刑事处罚，用一般的治安处罚又无关痛痒，因而需要一种注重对行为人人格进行矫治的类似劳动教养制
34、度的这样一种措施，以达到防卫社会、预防行为人犯罪的目的。应当说，这是劳动教养制度得以存在的主要理论依据。如果按照“刑事处罚”论者的主张，把这部分人排除在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之外，将不仅对社会治安造成巨大压力，而且也不利于防止这些人走向犯罪，因而可以说这种观点是不全面也是不科学的。第三种观点，可取之处在于看到了劳动教养制度与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内在区别，从而既不简单地把它归属于行政处罚，也不简单地把它归属于刑事处罚，但该说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最终明确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到底属于何种性质。任何一种制度都应该有自己性质上的定位，这个问题回避不了，也不能回避。我们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属于带有保安
35、处分性质的治安处分。所谓保安处分性质，是指这种制度与保安处分一样，关注行为人的不良人格或病理身心，强调教育改善和积极预防，以“走出消极惩罚和事后补救的狭谷，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完成控制和预防犯罪的使命” 。(52)所谓治安处分，是指这种制度是基于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对那些有一定违法行为并通过该行为表现出较大主观恶性的人所给予的一种处分。这种处分由于涉及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故需纳入司法程序。如何纳入，我们考虑可借鉴英国的“治安法院”体制，(53)在基层和中级两级人民法院创建 “治安法庭” ，专门负责此类案件的审理。案件由公安机关直接移送，程序可参照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的简易程序。大部
36、分案件可实行法官独任制，但有的案件应吸收相关的人士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加，如在吸毒案件中，聘请毒品方面的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法庭开庭审理案件时应通知检察院，检察院认为必要时可派员出庭监督审理过程。被告人有权自行或委托律师辩护，不服一审判决的，有权上诉，二审人民法院的裁决为终审裁决。(54)（二）关于劳动教养的对象和范围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其适用对象大体上应为以下几类人：一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55)、屡教不改的，(56) 包括有重复吸毒和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的；(57)二是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分或者不起诉，但又由于行为人具有较大人身危险性不宜马上放回社会的；(58)三是依照刑法第 17 条的规
37、定，因不满 16 周岁不予刑事处罚，而需要由政府收容教养的；(59)四是依照刑法第 18 条的规定，需要由政府强制实行医疗的那部分精神病人。(60)对于被教养人员的年龄，现行的劳动教养法规并没有规定，笔者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立法应当对此予以明确。 行政处罚法 、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均规定受处罚的最低年龄为14 周岁，(61)因此原则上改革后的劳动教养也应以此为下限。但由于该法的法律后果主要不是惩罚，而是教养和矫治，因而对于那些虽然在 14 周岁以下，但对社会治安危害较大，其监护人又确无能力管教的，可以经监护人请求，通过法院判决，对确有必要的，送教养场所。(62)至于现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
38、适用范围的地域限制，我们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对此予以取消，理由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小城镇发展迅速，农村也较过去大为活跃，上述几类人在这些地区同样存在，因而取消收容对象的地域限制，不仅是维护这些地区社会治安的需要，也是教育、挽救和改善这些人的需要，同时，亦可体现我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三）关于劳动教养的严厉程度和期限许多对劳动教养的改革意见都提出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在限制人身自由方面过于严厉，而且期限太长。总的来说，我们是同意这种意见的。但具体而言，却也不能一概而论，应区别对象分别对待：对于上述第一类（吸食、注射毒品者除外） 、第二类和第三类人而言，改革后的
39、劳动教养制度应从根本上有别于刑罚，降低其严厉程度。现行的劳教场所应改为“教养学校”之类的机构，通过对被教养人进行政治思想、道德法纪、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劳动生产等方面的教育，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有用之材。只有这样，这种较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实质上的合法性，也才能真正达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还要对现有的期限予以缩短，初步考虑可设定为 3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对于吸食、注射毒品者而需要予以教养的，则不能象管理上述几类人一样来管理，而应在一种相对较为严厉的环境里强制戒毒。(63)而且，其期限也不能缩得太短，否则根本达不到戒
40、除毒瘾的目的。(64)对于此类人员，我们主张实行不定期戒毒，直到有关的心理、生理医生确定其毒瘾已除，才释放其回归社会。相应地，对于需要强制实行医疗的精神病人，其管理思路也和吸食、注射毒品者类似。（四）关于劳动教养的立法模式和名称劳动教养的立法模式，目前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由全国人大指定专门的法律来设定；二是可以将劳教法的内容纳入正在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单独专章规定。(65)我们倾向于第一种方案，理由是：第一，劳动教养事关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且牵涉面大；第二，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程序和执行方式等，都具有不同于治安管理处罚的地方；第三，劳动教养具有保安处分的性质，应有自己独立的立法思路。最后，
41、劳动教养的立法名称。 “劳动教养”这个名字是肯定不能再沿用了，理由除了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已不再以劳动为其基本特性外，还基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关条款的考虑。例如， 公约第 8 条第 3 款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除非在那些把苦役监禁作为一种对犯罪的惩罚的国家里，按照由合格的法庭关于此项刑罚的判决而执行的苦役。(66)如前所述，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在法律性质上不属于对犯罪的一种惩罚，因而若在我国的刑罚制度之外仍继续保留一种冠之以“劳动教养”的制度，势必在国际社会上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那么，叫什么法呢？目前已有的建议中提出了强制教养法 、 矫治处分法 、 教导处分法 、
42、 教养处遇法 、 收容教养法等名称，(67)笔者考虑，可将该法定名为治安与教养法 ， “治安 ”反映了该法的社会功效， “教养”又突出了其矫治特征，可以比较全面地概括该法的内容。结语俄罗斯新任总统普京曾对前苏联的功过作过这样的评价：否认过去的成就是不客观的，但若看不到其弊端也是危险的。(68)用这句话来评价在我国实行了 40 多年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亦未尝不可。对劳动教养制度的批评绝不意味着要彻底否定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 “国家的目标一旦有所改变，法律的修订就在所难免” ，不仅如此， “在社会的价值观方面的改变，在公正本身意义方面的改变，几个世纪以来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引起既深刻又广泛的法律变革的一个原因” 。(69)中国目前不仅在国家法制的目标上从过去的单一看重社会保护转变到更多地关注人权保障，而且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公正观也在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变革势所必然。从本文对劳动教养制度及其相关制度的改革探讨中，不难看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法律变革，其实不只是某一两项具体制度的变革，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在现代法治观念的指导下，统筹兼顾，中西合壁，逐个突破与整体推进相互动，顺利实现世纪之交的法律变革，是一个需要在更大范围内作文章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