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专题”讲义 3分类:我的阅读2006.9.1 00:34 作者：ittho | 评论：0 | 阅读：323 “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专题 ”讲义(四)复旦大学 游汝杰第五节 底层语言、上层语言和傍层语言一、关于底层语言理论底层语言理论（Substratum theory）认为在一种上层语言里有可能残留底层语言的成分；底层语言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对上层语言产生影响；上层语言的演变与底层语言的影响有关；如果一个地区的语言被另一种语言所替代，那么前者就有可能成为后者的底层。所谓底层语言（Substratum）是指两种不同的语言互相接触、竞争的结果，战胜的语言所吸收的战败的语言成分。战胜的
2、语言即是上层语言，战败的语言即是底层语言。语言底层须有民族底层作为前提。外来民族在征服土著民族或移居到土著民族的住地的时候，同时带来一种新的语言。新的语言如果在文化、经济或使用人口上占优势，那么就可能成为上层语言。土著民族不得不放弃土著语言，改而使用新的语言。他们在使用新的语言的时候，一方面受到原有的语言习惯的制约和影响，造成有规律的错误；另一方面有时候在新的语言里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多是词汇），就保留原来语言中那些有用的成分。这些有规律的错误和保留下来的有用的成分，即是底层语言成分的两大源流。底层语言成分可以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三方面，但是以词汇为最常见。底层语言的产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语
3、言借用现象。底层成分和一般的所谓借词（loan word）都是指从一种语言渗透到另一种语言的成分。但是借词的产生不必以底层民族作为前提；底层成分的渗透更深入、更隐秘、更不易觉察；底层成分可以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底层语言理论最初是由意大利语言学家雅科夫 布列兹托尔夫（J H Bresdoff1790-1841）奠定的，其代表作是“Om aarsagerne til spiogenes forandringer”（1821），法译本名“Des causes des changements Linguistiques”（1933，哥本哈根）。而后意大利语言学家阿思科里在 1881 年的著作里，
4、具体运用底层影响的概念来说明语音演变。二十世纪以来，语言学家不仅把底层语言的影响看作是上层语言脱离母语类型的原因，而且认为底层是影响上层语言进一步发展的因素。研究底层语言的著作开头限于罗曼语言，后来许多语言学家用非印欧语的底层影响来解释日耳曼诸语言的辅音变化。 梅耶（Antoine Meillet,1866-1936）和叶斯泊森（Otto Jespersen,1860-1943 ）认为语言底层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不足以说明他的拥护者希望能解释的一切问题。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1887-1949）以所谓凯尔特语底层对日耳曼语变化的影响为例，认为底层语言理论故弄玄虚，基
5、本上对其持反对态度。仅仅承认底层语言理论只能用于解释学习和使用第二外语时出现的一些问题。（见语言论中译本第页）。二、中外底层语言举例在西方的著作中提到的底层语言证据举例如下。西班牙语的音位系统接近巴斯克语（Basque），也就是说西班牙语有巴斯克语的音位系统底层。巴斯克语是黏着语，印欧语是分析语或综合语。一般认为巴斯克语是印欧人到来之前，欧洲大陆的土著语言。现代使用于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处，使用人口二百五十万左右。Russia（俄罗斯）其地为使用斯拉夫语的民族所居，但是地名 Russia 却是斯堪的纳维亚语。Rus 是斯堪的纳维亚语的一个部落名。Leipzig（莱比锡）其地在使用日尔曼语的德国，但
6、是其名却是斯拉夫语。英国、爱尔兰有些古冰岛语的地名。在爱尔兰使用的英语中有许多结构不见于不列颠英语，这些结构很明显是在爱尔兰语的语法影响下产生的。爱尔兰语属于哥德语支（Goidelic branch ）凯尔特语群（Celt group）。例如凯尔特语有一种特殊的结构，即将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置于居首，后接其他相应的结构。在爱尔兰使用的英语也是如此。底层语言研究有较特殊的对象和方法。在罗马帝国时代，高卢语(Gaulish) 或伊比利亚语(Iberian)被拉丁语所代替。常有人认为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将某些语音或其他方面的特征带进拉丁语，这些特征在现代罗曼语方言里仍然可以见到。英格兰曾于 1066 年被
7、说法语的诺曼人征服，法语词汇因此对英语产生影响。一方面说法语的人后来学英语的时候，把许多法语词汇带到英语中，另一方面，有些当地的英语使用者希望通过模仿上层阶层的言语，也会输入这些法语词汇。英语中法语来源的外来词，分布在许多领域。举例见表 8.18。表 8.18 法语中来自英语的外来词举例政府tax, revenue, royal, state, parliament, government宗教prayer, sermon, religion, chaplain, friar法律judge, defendant, jury, jail, verdict, crime科学medicine, phy
8、sician文化art, sculpture, fashion, satin, fur, ruby战争army, navy, battle, soldier, enemy, captain有些法语来源的外来词和英语固有词往往表达事物的不同种类，例如用英语词theft 指小偷，用法语词 larcency 指大盗。用英语词指家畜，用法语词指家畜的肉，例如 sheep (羊)、mutton （羊）；cow（母牛）、 beef（牛肉）。对于作为底层语言的英语来说，法语即是上层语言。汉语南方方言区的民族底层应该是百越。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性。”可见秦汉之前江浙闽
9、粤一带应为百越所居地。由于同源关系和底层关系不易分辩，确定底层词必须谨慎。确定南方方言中的底层词汇必须遵循下列基本原则：A 这些词史藉记载仅使用于南方，现代也不使用于北方，而为南方汉语和台语所共有。B 这些词未见于史藉和北方话，本字无考，而为南方方言和台语所共有。这些词所指往往是南方事物。C 字书和韵书虽然载录这些词汇，但是没有指明它们的使用地区，在现代只在南方使用，北方不用。D 南方特有的非汉语历史地名“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专题 ”讲义(四)复旦大学 游汝杰下面再按上述四条原则各举四个例子：例一 薸广韵宵韵符宵切载：”方言云：江东谓浮萍为漂。”现代的一些吴语和闽语仍称浮萍为薸。例如温州 建瓯
10、建阳 政和 潮州bi(31 phiau33 phyo334 phio334 phio55“薸”这个字的上古音可以拟为*bjiaw,中古音可以拟为*bi(u。现代一些台语里称“浮萍”的词的语音，可以与上述方言语音和古音相证合。壮语 piu2 水语 pi:(6pieu2 毛难语 puk8pjeu2 临高话 fiu2浙闽一带在汉代以前是古越族所居地，在汉族进入浙闽一带之后，在当地的汉语方言里留下这个表示南方事物的底层词应该是很自然的。浮萍尤其是用作猪和家禽的饲料，元代王祯农书(畜养篇(第十四载：“尝谓江南水地多湖泊，取萍藻及近水诸物，可以饲之。”江南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养猪，浙江河姆渡遗址有猪骨骼出土
11、。浮萍是猪的主要饲料，在古代农业社会里应占重要地位，“薸”这个字的产生也应该是很早的。例二 刣（宰）宰杀牲体在一些吴语和闽语里称为“刣”，这是一个方言俗字，不见于古文献。各地的语音如下：温州 福州 厦门 潮州 莆田 建瓯 永安thai1 thai2 thai2 thai2 thai2 thi5 thi2 “杀”或“死”在一些壮侗语、苗瑶语和南岛语中的语音可以类比：壮语 临高话 黔东苗语 勉语 印尼语 阿眉斯语 回辉话ta:i1 dai1 ta5 tai5 mati pataj tai 42此词原始台语李方桂拟为*trai，原始苗语王辅世拟为*daih。吴语和闽语、壮侗语、苗瑶语、南岛语里的“宰
12、”这个词应该是同源的。例三 冖+赣（盖子；盖）集韵感韵古覃切载：“冖+赣 ，盖也。”此字广州方言字写作“冚”。“锅盖”的“盖”在一些现代的闽语和吴语里还是用这个词的：温州 福安 浦城 漳州 厦门 福州 潮州ka(3 ka(5 k(i(5 kam3 kham5 kha(5 kham5在一些壮侗语言里“盖子”这个词的语音形式，可以与吴语和闽语相类比：傣语（西双） 侗语 临高话 水语 拉珈语fa1kom1 qam3 som2hum4 k“m6ts“(6 kom5么佬语有 k“m6 和 kai5 两个并用的形式，后一形式显然是从汉语“盖”借入的，前一形式应是本族语固有词。汉语“冖+赣”的中古音据李方桂
13、的系统可拟为*kj“m，而台语中的“盖”李方桂则拟为*gum，这两个语音形式是相当接近的。例四 凼（水坑）“水坑”的“坑”在吴语（南部）、闽语、粤语和赣语中显然同出一源，在各种方言中的语音形式举例如下：温州 衢州 厦门 漳州 广州 平江 南昌ta(3 t“(3 to(3 tom3 th(m4 th(6 th(6又，江西铜鼓三都客家话作 t(n3。湖南江永土话作 tuo(7。这个方言词有四种不同的写法：乙+水 、林 +田、凼、井，前三个字是方言俗字，第四个字见于研究温州方言的著作。“丼”见于集韵都感切：“音鸩右半“鸟”改为“页” ，投物井中声。”此字与温州方言的今音不符合，感韵今音读 y 韵，无
14、韵尾，字义更是相差甚远。或以为本字是“潭”。方言说“潭”是“湘楚土音”。楚辞“泛江潭兮。”注谓“楚人名渊为潭。”广韵覃韵徒合切：“潭，水名，出武陵郡镡成县，东入郁林。又深水貌。”今长沙话谓深水为潭（见杨树达增订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卷第四）。虽然字义勉强可通，但是字音从温州方言来看，也不可通。凡咸摄字温州方言今音韵尾皆失落，而 ta(3 有韵尾( 。又，“ 潭”在温州方言里是另一个词，指天然的小型湖泊，音 d(2，如“梅雨潭”（风景名胜）。“潭”与水有关，而“井”也可以指没有水的“坑”或一个平面的凹陷处；“潭”在厦门方言里读 tham2，也是另一个词。因此可以认为这个词的方言本字无考。在一些壮侗语
15、言里，这个词的语音面貌跟上述汉语方言很接近。例如：壮（武鸣） 壮（龙州） 傣（西双） 傣（德宏） 侗（通道） 水（利岩）tam2 thum2 n(1 t(2 tam1 dam1 这个台语词的原始形式可以构拟成 * th(m 。在台语里这个词也可以指与水无关的“坑”，例如德宏傣语：tha(1x(1 稀泥塘、 tha(1x(1xai2 水牛除热纳凉的污泥塘、tha(1fai2 火塘、火坑。所以把方言里的这个词跟台语相联系是合理的。上述这个词常见于现代岭南地名。这些地名大多在壮族聚居区，在汉族地区也有散落。地名中的这个词写作“林+田 、坛、耽”等。例如邕宁有林+ 田槐、武鸣有坛笔、龙州有耽崩。现代汉
16、族地区的这一类地名显然是古台语底层地名。三、傍层语言除了“上层语言”和“底层语言”外，还有所谓“傍层语言”（adstratum）。底层语言和上层语言在互相交融时或交融后，另有第三种语言对它产生影响。这第三种语言就称为傍层语言，它可以没有民族学的前提，即在地理上并没有侵占过底层语言。“傍层语言”这个概念是 Edwin Bryant 在研究吠陀语（Vedic，即后来的梵语 Sanskrit）词汇输入达罗毗荼语（Dravidian）问题时提出来的。日语从西方语言输入大量外来词，西方语言对于日语来说就是“傍层语言”。 专题 6 当代汉语新词的多元化趋向和地区竞争1 前言国内和海外各地华语文在词语上存在
17、不少差异，除了原有的方言词汇以外，主要是由于受外来文化影响衍生的新词不同。这些新词在产生的初始阶段，大多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从而呈现多元化倾向。这些不同的形式在产生之后即开始竞争在当代汉语的地位，因受社会、文化条件和语言内部规律的制约，其结果是有的形式使用频率趋高，有的形式使用频率趋低，甚至废弃不用，有的形式始终只用于某一地区，也有相持不下，并行不悖的。将这些在不同地域产生的新词进行比较研究，无论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还是从实用的角度来看，都是很有意义的。近年来，在社会语言学和中国语言学的领域内，对于不同地区使用的汉语的比较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成果。虽然这些成果大多属于纪录性或描述性的比较和泛泛的讨论
18、，而缺乏全面的语料、量化研究和系统比较，并未提供详细的论证数据以及更有价值的综合结论，虽然也提出了许多很有意义的实际问题。比如表达同一个新的概念，词汇形式有多少？是如何产生的？在中国大陆境内有什么独特的语言变化？海外各地区的变化又如何？它们相互之间的变化关系怎样？各地华语文之间的互懂度有多高呢？但是还缺乏有关语言发展方向、速度、起因等方面的理论建树。为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就需要有一个涵盖各地区并具备相当数量的共时语言资料库，以供研究者用足够的语例来做全面的、数据性的研究分析和探讨。研究词汇与研究语音、语法又有所不同。一种语言中的语音或语法系统是封闭性的，找一个合适的发音合作人（informan
19、t），来提供语音和语法资料，如果问题表（questionnaire）或调查项目得当，所得的资料可能有较高的代表性。但是词汇是开放性的，难以穷尽的，词汇牵涉社会生活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从个人或少数人收集的语料，其代表性令人怀疑。尤其在社会变革剧烈的年代和不同文化频繁接触的时代，更是如此。词汇变化本来就比语音和语法快，在这样的时代变化更快。如果研究者采用自身反省、推理的方法来探讨一个语言现象，难免有遗漏。如果采用随机抽样的实地调查方法，简单地把结论延伸到整体，也往往缺少说服力。不过，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宽，以一个群体的语言现象的总和作对象，就会使结论较为可信。现代信息科学为社会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
20、、方便的条件，使我们有可能处理大量的群体语言资料，也可以有计划地按照自己的意图去抽样。可以用于比较研究的语言资料，新闻报章是相当合适的，尤其是那些在当地有代表性的受欢迎的综合性报章，它们能最直接、最迅速地用书面语言传送现实社会及大众所关注的信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报章文字也最能反映其时其地读者所处的社会及其读者所使用的语言。基于上述认识，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于 1994 年建立了各地中文共时语料库(LIVAC: A Synchronic Corpus of Linguistic Variation in Chinese Communities)。每隔三天采录一次香港、北京、上
21、海、深圳、台北、澳门和新加坡七地主要报刊的语料。内容包括社论、第一版的全部内容 、国际和地方版的主要内容以及一些特写和评论。至今储存的语料已近 9300 万字、49 万词条，可供上网检索，也可用作多方面研究与开发 IT 的基础。请参阅我们的网址：http/www.rcl.cityu.edu.hk/livac.有了这样的语料库，就可以就不同的专题，选取相应的资料，把它们展现在同等的“视窗”内，既可以在同等可靠的客观条件下观察到同一时期不同地方的群体语言使用情况，又可以观察到同一地方不同时间的群体语言使用情况。通过视窗来搜集和观察语料可以避免研究工作的盲目性和任意性，并且可以实现定量研究。本文所依
22、据的语料即取自这个语料库，包括与下述六地报纸相关的语料：北京、上海、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时间跨度为 1995 年 7 月至 2001 年 6 月。当代汉语的新词，除了各地新产生的方言词汇以外，大多是受外来文化影响所产生的外来词，以及由这些外来词衍生的词汇。本文选择其中一些常见的外来词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也涉及几个方言词。对“外来词”(loan word)有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的理解，因此也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向。狭义论者主张外来词只是指语音上借用的词汇，而不是指只是语义上借用，语音上不借用的词汇。例如认为“摩托车”是外来词，“火车”不是外来词。狭义的观点是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出发，认为语言是
23、严格地按层级系统构成的。所以，他们认为不仅分析音位时不允许考虑语素或语法层面，而且研究外来词也不能涉及非词汇因素，如社会和文化及其影响。广义论者则主张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外来词，不仅以语言学的视野，而且也以社会和文化的视野来研究来自外语的词汇，不管它是语音上的借用或是语义上的借用。例如认为“摩托车”、“火车”都是外来词。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不必考虑外来词与外语原词在语音上是否相同或相似，这样做有利于研究语言与文化更广泛的关系。广义的观点则允许尽可能分析文化在语言接触中的地位和影响。显然，广义的观点更接近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向。广义的观点还有助于对不同地区的外来词进行比较研究，因为有的外来词在甲地区是
24、音译的，在乙地区则可能是意译的。如上海的“胶卷”，香港称为“菲林”。本文采用广义的观点来寻求和研究当代汉语中的外来词。2 新词地区分布、出现频率及其所占百分比的统计我们调查分析了 42 组，157 个新外来词，以及 5 组，23 个带方言特征的词汇。使用频率的升降是衡量词汇竞争力的尺度，所以本文的统计以词汇在各地的使用频率作为基础。本文将每组词汇调查结果的有关数据列成一张表格。表心是每一个词在每一地出现的频率占总频率的百分比。例如，“电子邮件”在各地出现频率的百分比如下：香港 14.67%，澳门 18.31%，台湾 10.06%，新加坡22.94%，上海 23.34%，北京 10.66%。表的
25、右端所列是每一个词在六地出现的次数占本组全部词出现频率的百分比。词汇的排列以百分比的高低为序。3 语料库所见新词的主要特点3.1 新外来词始生的多元化倾向一个新的外来概念输入初期在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往往有两个或多个词汇来表达。例如 internet 共有 12 个相对应的外来词（见表 1）。 除了“英特网”只用于上海外，每一个词都用于两个以上地区。其中“互联网”在香港最常用，“网际网络”在新加坡最常用，“因特网”、“互联网络”和“信息网”在北京最常用，“网际网络”在台湾最常用，“国际网络”在澳门最常用，“交互网”在北京最常用，“交互网络”在上海最常用，“讯息网”在北京和台湾都常用，“国际网
26、”在香港最常用。表 1 互联网(internet)序词语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上海北京频率总 %1互联网43.4814.120.6521.2910.3410.12100.0049.352网际网络0.430.530.2198.720.000.11100.0020.093因特网0.0014.240.000.1740.1745.42100.0012.654互联网络11.8425.990.001.3225.6635.20100.006.525网际网路4.9515.9078.450.710.000.00100.006.076国际联网13.7368.636.866.860.982.94100.002.197信
27、息网4.214.211.053.1628.4258.95100.002.048交互网0.000.000.000.0045.8354.17100.000.519英特网0.000.000.000.00100.00.00100.000.2110讯息网0.0012.5037.500.0012.5037.50100.000.1711国际网33.3316.6716.670.0016.6716.67100.000.1312交互网络0.000.000.000.0075.0025.00100.000.09100.00“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专题”讲义(四)分类:默认栏目2006.9.1 00:27 作者：ittho
28、 | 评论：0 | 阅读：1246 “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专题 ”讲义(四)复旦大学 游汝杰“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专题”讲义(四)复旦大学 游汝杰第三节 古代汉词汇的输入和输出汉语和外语的互相借用源远流长，一方面，在汉语史上，汉语吸收外来语言成分有过若干个高潮，代表四次外来的文化浪潮，即第一，汉代的中亚语言和中亚文化。第二，魏晋南北朝时代、辽金时代、元代和清代的阿尔泰语言和北方民族文化。第三，隋唐时代的梵文、巴利文、各种西域文字和佛教文化。第四，近代的欧洲语言与西方文化以及近代的日文和从日本转驳而来的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从诗经时代开始，与汉语地区邻接的少数民族语言就开始借用汉语的成分。汉语的外借主
29、要有三大方向，一是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从上古时代开始至今，历久不衰；二是朝鲜语、越南语和日本语，外借从秦汉时代开始，一直到近代为止；三是东南亚的若干语言，最近二百年来华侨把汉语成分带到当地的语言中。三者中前两项是大宗。一、外来文化和古代汉语外来词两汉时代的西域对于汉人来说，完全是新天地，不仅语言、风俗、饮食、社会制度大不相同，而且还有许多闻所未闻的异草奇木、珍禽异兽、奇货宝物。这些东西输入汉土之后，一时并无合适的汉语词汇可以表达，于是就借用伊兰语的读音，用汉字转写，如苜蓿、葡萄、安石榴、狮子、璧琉离、祖母绿、琥珀、柘枝舞、菠菜等（游、周 1997）。或者利用类似的本土事物的名称，冠以“胡”字，如
30、胡桃、胡葱等。佛敷最初传入我国一般认为在东汉明帝时，但是它的兴盛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文化的广布必然带来佛经翻译的繁荣，从东汉桓灵时代开始，佛经的翻译先后经历千年之久，宋元以后才转入低潮。印度佛教初起时。佛经仅凭口授相传。因此我国初期的译经是靠译者背诵再笔录成汉文。后来译经才有成文经典可依。这些原本有梵文，有巴利文，也有西域各种文字，翻译者因而要精通各种中外语言文字。这在当时十分难得，所以译者多是印度或西域来华的学者。如著名的翻译家中，支谦是月支人，通六种语言文字；安世高是安息人；鸠摩罗什的父亲是天竺人，母亲是龟兹人，九岁随母游印度；竺法护原籍月支，后历诸国求经，通三十六国文字；实叉难陀是于
31、阗人等。当然中国人游学印度，返国献身译事者也有人在，玄奘就是其杰出的代表。玄奘游学天竺十七年，归国译经达一千三百卷。在隋唐译经的极盛时期，不仅从事翻译的中外僧人很多，并且设组织严密的大规模译场。佛经的译场集中在北方，中国的译者也多是北方人。东晋的建业虽然也设有译场，但是其中的译员员也几乎都是北方人。所以由佛教文化带来的外来词的读音基本上是体现当时的北方音的。由于佛教文化是纯粹的外来文化，一切概念、术语在汉语里自然找不到相应的词汇，于是只好照搬原音，转写成汉语。因此与佛教有关的外来词数量很大的。随佛教文化进入汉语的外来词大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见于佛经，未进入全民语言，如阿含（小乘教）、茶毗(火葬
32、) 、俱罗钵底(居士) 、泥犁( 地狱)等。第二类在某一历史时期曾作为全民语言使用，如北朝时代各种僧职的名称，沙门统、州统、都维那、维那等称呼都是当时人所共知的。第三类则依然用于今天的口语和书面语中，如罗汉、夜叉、佛、塔、刹那、劫、和尚、比丘、涅槃等，其中一都分是宗教用语，另一部分却是日常生活用语。唐代有两位和尚玄应和慧琳编撰了两本同名的一切经音义，解释佛经词汇。玄应所编的一切经音义又名玄应音义，有 25 卷。慧琳所编一切经音义又名慧琳音义或大藏音义，长达一百卷。这两部辞书包含了大量与佛教文化有关的外来词。在近现代伴随欧美文化输入汉语的外来词，其数量和规模都大大超过前两波外来文化浪潮。关于欧美
33、语言（主要是英语）来源的外来词，7.2 节已有较详细的讨论。下面讨论一下经日语转驳而来的欧美语言来源的外来词。这些外来词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日本人用古汉语词汇意译英语词，并赋予新的词义。然后这些词又回到汉语。如“相对”，在现代汉语中指与“绝对”相反的范畴，日读sotai，是日本人借古汉语词翻译的西方概念，原词出自仪礼士昏礼：“妇乘以几，从者二人坐，持几相对。”原义是“面对面”；“医学”，在现代汉语中指研究病理和防病治病的科学，日读 igaku，是日本人借古汉语翻译的西洋学科名称，原词出自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三年）诸州设医学。”“文化”（日读 bunka）原意是“文治教化”，今指 cultu
34、re。“博士”（日读 hakushi），今指 doctor 这种学位。此类词还有很多，如革命、艺术、自由、法律、改造、环境、经济、财政、教授、共和、政治、信用、社会、机关、思想、运动、主席、手段、铅笔等。第二类：日本人以汉字的组合意译（或部分意译、部分音译）英语词。然后这些词输入汉语。如辩证法（benshohu）源自 dialect ，rekishi 源自 history。由于汉语单音节语素造词的灵活性，这类外来词的数量很多，例如马铃薯、美术、微积分、电报、液体、不动产、下水道、军事、义务、法人、放射线、干部、入场券、消防、生产力、左翼、世界观、登记、特权、前提、突击队等。第三类是日语中用汉字
35、汉音译成的音译词，如瓦斯（英）gas、淋巴（英）lymph、虎列拉（英）cholera 等。毫无疑问，这些词的音和义都是外来的，因此这一类可以说是日人为汉语创造的外来词。第四类：日本人模仿汉字字形创造的新字。这些新字有被移用到汉语书面语中，成为新的汉字，也是新的外来词，例如：腺、癌、米+毛、呎、哩、浬、瓦+千等。这类字似乎打破了汉字单音节的老规矩，因为其中有一部分字代表两个音节。如“呎”要读成“英尺”，“ 瓦+千”要读成千瓦等。正因为不合汉字读音的习惯，这些字正在被淘汰之中。替代的办法是写成两个汉字，如将“呎”写成“英尺”，将瓦+千 写成千瓦。汉字还是维持了单音节的传统。汉语中有一类来自日语的
36、外来词，与西洋文化无关，因为它们本来就是纯粹的日语词。如希望、场合、玩具、方针、权威、支部、宗教、派出所、处女作、化妆品等。上文提到在汉代产生了一些以“胡”字冠首的词，后世有产生以“番、西、洋”等字冠首的词。研究这一类词有助于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胡”字东汉以后始指北方边地和西域的民族。“胡”字冠首的词是称东汉以后来源于西北民族的事物，如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此类词还有胡茄、胡琴、胡鼓、胡饼、胡旋舞（唐代由西域传入）、胡豆（蚕豆或豌豆）、胡麻（芝麻）、胡菜（油菜）、胡萝卜。“番”字唐代常指藏族，如唐番会盟碑，其中“番”字即指西藏。宋代以降始
37、指西南少数民族，后来也泛指一切外国。如番户（清代指西南少数民族编入汉户籍者）、番僧（明代指康藏喇嘛）。现代汉语中以番字冠首的词多见于吴、闽语方言，如番人、番女、番钿、番姜、番椒、番薯、番人芋。“红毛番”是指荷兰人，用于闽南方言。“西”字在明代耶苏会士人华后指欧美，如西点、西餐、西装、西红柿、西学、西药、西历等。“洋”字近代以后多指欧美，也泛指外国，如洋白菜、洋蜡烛、洋灰（水泥）、洋碱（肥皂）、洋铁、洋装等。这类词中还有一种以“广”字开头的，常被忽略。“广”字在鸦片战争以后泛指从欧美输入的新事物。因为许多舶来品或仿造的舶来品是经由广州输入内地的，所以内地方言往往以用“广”字冠首的词表示这些舶来品
38、。例如广货（在货，用于吴语区、西南官话区）、广针（指别针，用于云南）、广线（轴儿线，用于武汉）、广疮（梅毒类性病，由外国传入，先流行于广州，用于西南官话区）、广锁（片簧锁，用于西南官话区）、广货店（指文具店，用于湘语湖南吉首话等；又指百货店，用于吴语区和西南官话区）。二、西方语言中汉语来源的外来词古老的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和“丝”这个词传播到世界很多地方。许多语言中的“丝”这个词的读音很相近，同出一源十分明显。新波斯语古希腊文古斯拉夫文立陶宛语英语俄语蒙古语上古汉语sarahserse(lkszikai(silkso(lksirgek*s“还有人认为，印欧语中的“丝”字与古代欧洲人对中国的称呼
39、有关。如英语的silk 来自古英语 siric，后者又来自拉丁语 sericum，而，sericum 正是由 seres(通常译为 “舍里斯”)衍化而来，seres 则是“东亚人”、“中国人”。这一名称的拉丁化写法。附带提二句波斯语里一种金锦缎叫做 kimxaw(或 kamxa)，是汉语“ 金花 “的对音。以对中国或中国人的称呼来称呼中国产品，这在许多外国语言中是常见的现象。在梵文中 cinapatta 有“丝”的意思，其最初的意思是“从中国输入的成束的丝”，再经过几度演变；这个字的两个组成部分 cina(脂那、支那，即中国)和 patta(“带、条“)都可以独立存在，而仍有 “丝“的意思。中
40、国的制糖法据说是从印度传来的，几经改进，制出了比印度原产更优质的白糖，因此现代印地语中，白糖、白砂糖叫做 cini，其基本含义是 “中国的“，可见印度认为白糖是从中国输入的。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阿拉伯人在八世纪认识了中国人制造火药的硝石，遂称硝石为 thelg-as-sin，意即中国雪，其中最后一个音节即秦尼、支那(中国)。波斯或阿拉伯语中合支那的词还有肉桂 dar-cini(直译为“ 中国木“)，有一种植物叫 gul-cini，意为“中国玫瑰“ 。土茯苓叫 cubi cini（“中国根“),sah-sini 则是一种药材的名字，直译竟是“ 中国皇帝“，还有火箭叫 sahm xatai
41、原意是“中国兵“ 。当然，以中国为名的东西最突出的要算是瓷器了，英语的 china 就兼有中国与瓷器两重意思。瓷器也是古代中国人最重要的发明之一。西方世界通过阿拉伯著名旅行家苏莱曼写于公元八五一年的中印游记才首次与闻这种中国特产。而一直晚至十五世纪，欧洲才开始仿制中国的软质瓷器。白陶土和高岭土是制造瓷器的两种材料，后者在波斯语里称作 xak-i-cini，意即中国土，在英语里则叫 kaolin，当然是汉语词“高岭”的音译。白陶土性质与高岭土相类，在英语里称作 petuntse，有人认为是 “白陶土”。的译音，意思是”白砖”。但是从北京音很难看出对音的线索，也许是某一汉语方言词的音译。作为世界上
42、三大饮料之一的茶，原产于我国西南一带。有关茶的记载，早在三千年前的诗经中已经出现。如邶风篇言:“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荼就是茶，在唐代中期陆羽茶经出现之前，“茶”一直被写作“荼”字。不过茶在最初被当作药物或兴奋剂，并不象今天成为如此普及的饮料，直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木还把它描写成利弊参半的药物。十六世纪下半期，茶才开始传到欧洲，一五九八年英国出版的一本翻译作品，把“茶”译成 chaa，这是英语文献中最早出现的“茶”字(大约是从书面语译过去的)。中国茶叶很快风靡整个欧洲，各国竞相向中国进口，于是汉语“茶”这个词也被借入别的西方语言。现代英语“茶”叫 tea，法语叫 the，德语叫 tee，都源
43、于闽南方言“茶”的读音te。说明这些国家的茶叶是从福建由海路输入的。俄国人对茶知道得较晚，十七世纪初，才通过荷兰人领略到茶的滋味。不久以后，就直接从我国西北地区进口茶叶。俄语“茶”叫 chai，正是北方方言“茶”tsha 的对音。波斯语、土耳英语、希腊语对“茶“的称呼也都是从北方的“茶“ 辗转音译的，这说明中国茶叶出口的另一条路线是经西北陆路西传的。各个品种的茶名也随之传到外国。英语中的 bohea 武夷茶、pekoe 香红茶、 congou 工夫茶、hyson 熙春茶、souchong 小毛尖等等。其中 bohea、congou 显然都是从闽南话翻译去的。红茶和绿茶在英语里则是意译，绿茶是
44、green tea 与中国原名相合，红茶则是 black tea，变成黑茶，因为中国人着眼于茶水的汤色，而英国人看到的却是茶叶的颜色。其他中国特产传到欧洲，其名称也不外是上述两类叫法，一类与“茶”类似，直接音译，如 litchi(荔枝) 、ginseng( 人参)另一类则冠以中国之名，与“中国土、高岭土”相类，如桔子在荷兰、德国就一直称为中国苹果。纸的发明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有人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造纸和印刷术，我们至今将仍然生活在中世纪。但是奇怪的是 世界上几乎没有一种语言对“纸”的叫法是源于汉语的。“纸”有些外国学者认为波斯语中的“纸”字kagad 或 kagid 是古汉语词“纸”
45、的音译 又有人认为源出波斯语“纸”的阿拉伯语 kaghud 可以溯源到古汉语的 “榖纸”。“榖”字音*kok。 这个说法未必可靠，因为阿拉伯和中亚诸语言里普遍有 o 元音，因此不大可能用 a 音来对译汉语的 o 音。有一位中国学者认为 kagad 或 kagid 可能跟古汉语“赫蹏”或”巾+鬥+见 巾+虒”有关。应劭注汉书外戚传说:“赫蹏，薄小纸也。”广韵引埤仓说:“巾+鬥+ 见巾+虒 ，赤纸也”。在对音方面颇可通 但这两个词十分冷僻，传到外国的纸无关，如俄语的 bumaga（纸）的本义是棉。不过印度学者师觉月却认为，梵文中表示纸的 saya 就是从中文借去的，这一说法还远未得到普遍的赞同。虽
46、然全世界都接受了中国的造纸术，但却不用中文的”纸”的音译，其中的原因恐怕比较容易得到解释，在中国尚未发明造纸之前，各文明国家早已有各种各样的书写材料来记录他们的文献，如在阿拉伯用树叶。阿拉伯文纸叫 waraq，本来就是叶子的意思。中国的纸传入以后，阿拉伯人就将这个称呼用于新的书写材料(当然同时也用上引的外来词 kaghid)。又如在即度用白桦树皮，梵文作 bhura，印度古文献里常有此词。这种树皮有时干脆叫做 lekhana，意即书写资料，纸输入后又以之称纸。正因为如此纸不象丝绸、茶叶和瓷器那样，是其他国家完全没有代用品的新事物，只好无条件接受中国的原名，或者以中国之名来称呼。公元 4 世纪印
47、度雀王朝的著作政事论和摩奴法典中都有 Cina 一词。Cina 即支那，是南亚、西亚和西方国家早期对中国的称呼。这个词由印度传到西方，最初是梵文，后来被译成希伯莱文 Sininm，希腊文 Sinae 或 Seres，英文 China，一般认为它是“秦”的转译。此后，在外国人所著有关中国之著述中，屡见拼音的中国地名。如龟兹沙门礼言所撰梵语杂名中就有 Pravada（吴）和Amrdu（蜀）两地名。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拼音地名甚多，如 Quinsai（京师），即指南宋京城杭州。又如意大利的马黎诺里游记（14 世纪 50 年代作品）说：“又有刺桐（Zaytun）为大商港。”“刺桐”即泉州古名。与纸密切相关
48、的另一项伟大发明“钞”纸币，传到伊斯兰文化领域后，“钞”这个词也被借了去，保留在波斯语里。十三世纪末，波斯一度发行纸币，完全模仿元代宝钞的样子，票面上甚至印上中国字，并用中国名称名之曰“钞”(cau)。波斯在十三世纪一度臣服于蒙古帝国，因此接受了一些源于汉语或蒙古语的外来词，主要是官职和行政机构的名称，如 jnksan，是汉语“丞相”的音译。另外诸如王、大王、国王、太后、公主在波斯语里也都有相应的借词。中国的食膳和烹饪法在全世界享有盛誉，这与华侨的传播功绩分不开。一般说来饮食文化最易为他族所接受，加上许多华侨在国外开设中国饭馆，因此不少与烹饪有关的汉语词汇也就进入西方语言。例如英语中的 cho
49、psuey(炒杂碎)、tofu(豆腐)、chowmei(炒面)等已为一般人所熟知，甚至己被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其实国内似乎并没有炒杂碎这一样菜肴。美国英语中“炒杂碎”一词的来历是饶有趣味的。据说在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旧金山的一些矿工找遍当地的美国餐馆，都吃了闭门羹，最后找到一家中餐馆。厨师为了应付这批不速之客，把剩肉、剩菜和剩饭拌在一起，调以酱油佐料，端上桌面。这些矿工吃得十分满意，问是什么菜? 厨师随口说 :杂碎。从此杂碎之名不胫而走，远近闻名，至今许多中餐馆仍以“杂碎”为招牌。“棋”字有两个异体字：“棊”和“碁”。日语借去“碁”字，指围棋，今日语读 go。围棋是中国人创造的棋戏，古代称为“弈”，如孟子：“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这里的“弈”即指围棋。一直到汉代，在北方一直称为弈，围棋之称可能起源于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