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 世纪唐诗研究述略(1)大致说来，20 世纪初期，传统的学术形态仍有所衍流，而新型的唐诗观已然发端。属于前一类型的，如陈衍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 、王运湘绮楼说诗 湘绮楼老人论诗册子 王志论诗及其选批的唐诗选（订补本） 、沈曾植海日楼札丛 、宋育仁三唐诗品 、朱宝莹诗式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以及光明甫论文诗说 （未刊稿）等，不仅多还承袭以往的诗话、诗品、笔记、选批、论诗诗等形式来解说和品评唐诗，在思想见解上也大抵未越出前人的樊篱，尽管具体论述中时有精义可参。但就在这个时候，某些新的观念已开始萌生。胡适于1915 年发表读白居易与元九书 和读香山诗琐记两文，以理想主义与实际主义（即写实主义）的分派
2、来解说唐诗，称白居易为实际派领袖，上承杜甫咏怀五百字 、北征 、 “三吏三别”诸作的创作倾向，而与并时的李绅、元稹等同气相求，开了引西方文论入唐诗研究的新风气。同年 9 月起，吴宓在清华周刊上连续载出其余生随笔 ，其中多则论及唐诗，他以唐宋诗之变迁为贵族派向平民派之转移，杜甫正当交接之会，乃“取贵族派之词华入以平民派之情理” ，至白居易则已纯然平民派，这个观点不仅成为“五四”时期倡扬“平民文学”的先导，对后来的文学史家影响尤巨。至 1922 年，又有梁启超发表其讲演稿情圣杜甫 ，他把历来加于杜甫身上的“诗圣”徽号改作“情圣” ，实际上反映着他不以“言志” 、 “载道”为依归，而认“诗为表情之具
3、” （见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二）的思想立场，在唐诗研究领域鲜明地树起了人本的旗帜。经过世纪之初的酝酿和发动，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具有新观念和新形态的唐诗研究著作陆续产生。概述性的如费有容唐诗研究 （大东书局 1926） 、许文玉唐诗综论 （北京大学出版部 1929） 、胡云翼唐诗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 、苏雪林唐诗概论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 、杨启高唐代诗学 （南京正中书局 1935） ，专题性的如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陆晶清唐代女诗人 （上海神州国光社 1931） 、孙工唐代的劳动文艺 （上海东亚图书馆1932） 、刘开荣唐
4、代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3） ，或从整体概括，或就局部开发，均能自出手眼，不囿于传统，其表述的系统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亦迥异于前人的诗话、诗论。此外，对具体作家如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孟郊、韩愈、白居易、贾岛、李贺、杜牧、李商隐、罗隐、韦庄等，亦皆有年谱、评传、研究专著及论文问世，体现着进入现代学术领域的唐诗研究的初步业绩。这个时期的学者中贡献较大且最具特色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岑仲勉、钱钟书诸家。闻一多给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以此为凭藉来把握唐诗的发展流变，便有一个纵贯全局的眼光。他的唐诗杂论和后经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 ，皆为
5、未完成的著述，却处处显示出文学史家的宏通视野，至今还给人以启迪；所选唐诗大系 ，亦能突破传统正变观的拘限，多从艺术性着眼，成为这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朱自清专门评论唐诗的著述并不多，但他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文，对唐诗的题材、作法、体裁、流变、格律、声调等问题有较全面而中肯的解析，为阅读和批评唐诗指示了门径；所撰经典常读中力破固有的唐宋门户之见，主张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衡量宋诗变唐的利弊得失，使得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公案有了明确的方向，也给后来缪钺、钱钟书等有关唐宋诗风的异同比较提供了依据。陈寅恪和岑仲勉，则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观照唐诗，所创“以诗证史” 、 “以史证诗”的方法，将史
6、学与诗学熔为一炉，不仅丰富了诗、史双方的研究资料，还广泛涉及唐代社会经济、政治、科举、宗教以及民族交往、国际交流与诗歌创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展现出文学与人生诸方面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至于钱钟书谈艺录一书系用传统笔记体裁写成（其中相当部分述及唐诗） ，虽不重理论建构，而每下一断语，必穷源竟委地引证中外古今文献资料，以期在互参互证中使问题得到生发，故被誉为文学上比较研究之典型。以上诸家各从不同的思路进入唐诗园地，他们的学术成果对于整个 20 世纪古典文学学科皆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50 年代开始，唐诗研究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兴起，推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有计划开
7、展，一系列唐人别集、总集和研究资料的校点、诂笺、编年、集成被提上议事日程，作家传记、年谱、评论等撰著也获得了新的势头。像唐人选唐诗（十种） 、 唐诗纪事 、 全唐诗 、 钱注杜诗的校点行世， 文苑英华 、 万首唐人绝句 、 宋本杜工部集的影印流布，研究资料汇编如白居易卷 、 柳宗元卷 、 杜甫卷 （唐宋之部）的辑成，新著如冯至杜甫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2） 、萧涤非杜甫研究 （人民出版社1956） 、傅庚生杜甫诗论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9） 、林庚诗人李白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4） 、詹李白诗文系年 （作家出版社 1958） 、孙望元次山年谱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
8、7） 、苏仲翔白居易传论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5） 、褚斌杰（白居易评传 （作家出版社 1957）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订补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9） 、钱钟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吴文治柳宗元评传 （中华书局 1962） ，皆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成果。唐诗的普及也是一项重点工作，各种选本、译诗、鉴赏指导与知识读物的盛行。这类读物中亦有层次较高、能达到雅俗共赏水平的，如马茂元唐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刘逸生唐诗小札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1）以及冯至等杜甫诗选（作家出版社 1956） 、陈贻王维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复旦
9、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顾肇仓等白居易诗选 （作家出版社 1962） ，都能为学界人士提供参考。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还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在唯物史观的引导下，人们普遍关注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侧重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角度来把握唐诗流变，并努力发掘作家创作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之间的种种关联。这一新的观念在当时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包括断代专史、专论如周祖隋唐五代文学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58） 、王士菁唐代诗歌 （人民出版社 1959）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唐诗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刘开扬唐诗论文集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
10、961） 、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2）里，都得到了鲜明的反映，而李白、杜甫、白居易诸大家一时成为研究的热门，更突出地表明了这层关系。但是，由于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带有相当程度的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成份，如不适当地夸大经济、政治的决定作用而忽略历史文化其他因素对文学的影响，片面宣扬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传统而贬抑人的多方面的审美需求，从而导致研究视野的狭隘化和评判标准上的唯政治功利化，连带累及一些很有意义的学术争鸣如有关唐诗繁荣原因、 “盛唐气象” 、边塞诗派和山水田园诗派等探讨。待到十年动乱期间，形而上学的倾向越演越烈，以至用“儒法斗争”来贯穿整个文学史，让每个作家按线站队，人为地扬李抑杜、褒柳贬韩，完全脱离了学术规范，造成思想上的极度混乱。（作者：3COME 未知本文来源于爬虫自动抓取，如有侵犯权益请联系 service立即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