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考前20天专题一：公务员考试过程标准化问题公务员在录用时需要明确条件、严格标准，但在选拔过程中要拆除不必要的门槛，体现人才选拔的广泛包容性，既体现公平公正，也更能选录到优秀公务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士秋近日表示，今后我国将加大从基层一线选拔公务员力度，到2012年，除部分特殊职位外，中央机关和省级公务员将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2月22日广州日报)有人把这一政策解读为，应届毕业生将无缘报考公务员，其实这并不准确，省级以下，还有大量公务员岗位可供选择。选拔公务员向基层一线倾斜，优先考虑大学生“村官”等群体，是中央一直在宣讲的政策，这一次不过是重申而已。强调基层工作经验，
2、让那些脚踏实地在一线奋斗的人，有了更多上升机会，也能引导部分大学生理性就业，扎根基层，这样的政策导向用心良苦。不仅如此，向基层一线倾斜，也是对公务员招考现状的纠偏。当前，公务员招考异常火爆，尤其成了大学生眼中的“金饭碗”，考公务员几乎成了毕业班学生的必修课。当然不排除有人一开始就立志要服务人民，但更多的是被这种潮流裹挟，有枣没枣打一竿子。虽然这种出于就业考虑的理性选择无可厚非，但客观上更助长了公务员热，由此还催生了市场庞大的考试辅导产业。甚至有的高校也主动顺应“市场”需求，把公务员考试内容定为必修课，就差把大学办成了考试辅导班。当然，限制应届生报考公务员，也未必能给公务员热降温。对省级以上公务
3、员岗位来说，非应届只是和学历、年龄一样，增加了一道选拔门槛。这固然可以打消一部分人试试看的念头，却未必能够引导这些人真正扎根基层，况且，这样的门槛，也不是每个岗位都必需的。公务员也分不同种类，技术性很强的普通办事员，不一定都需要基层经验，况且基层也需要留住更多有经验的公务员；掌握决策权的领导干部，当然需要一定基层和一线经验，不过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一般都会有相关要求。很少有人一毕业就当领导干部的，除了个别被“有意识培养”的官二代。有基层和一线工作经验，作为录用公务员的一条标准，这当然“可以有”。但录用标准不等于选拔门槛，尤其是一些无关的门槛。选拔公务员应明确岗位职责和要求，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门槛
4、。事实上，以往这样的门槛并不少见，比如，很少有农民被选为公务员，这是身份门槛；有些部门规定只招男性，这是性别门槛，除此之外，还有户籍、学历、年龄、身高等不同的门槛。其实，除非个别特殊岗位，这些门槛与岗位职责并无太大相关性，更不一定都能反映真正能力。这些门槛，不少都有歧视之嫌，也不符合公平公正的要求。因此，公务员在录用时需要明确条件、严格标准，但在选拔过程中要拆除不必要的门槛，体现人才选拔的广泛包容性，既体现公平公正，也更能选录到优秀公务员。一刀切拒招应届生、农民，凡以身份为“槛”，显然都是不可取的，也并非政策的本意。不同的公务员岗位，都有相应的录用标准，只要严格遵守标准和程序，并加强考核监督，
5、坚持能上能下，就能够尽量接近公平公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也能使公务员逐渐摆脱“特权”和“优越”的公众印象，回归正常的职业选项。考前20天专题二：大学毕业生为何要把户口迁往农村华中科技大学一位毕业生悬赏2万元，希望有人帮助他把自己的户口迁往农村老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过去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吃上了商品粮。他们会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户口从农业户口变为非农业户口。可是，如今大学毕业工作难找，在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希望取得农村户口，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得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的土地。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以后，各级地方政府利用我国土地管理法中存在的问题，以非常低廉的
6、价格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手中征收土地，然后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商从事房地产开发，从中获取巨额收益。正是看到了土地经营问题症结所在，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把土地作为重要生产资料，通过房地产开发或者出租给工业企业，实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原始积累。在广州、上海、杭州等发达城市的周边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依靠土地出租获得丰厚的收入，如果放弃农村户口，那么，就意味着放弃唾手可得的现实利益。正因为如此，一些大学生宁愿放弃自己的学籍，也不愿意放弃可获得的丰厚收益。大学生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或者将已经取得的非农业户口转为农业户口，实际上是提醒最高决策者，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刻不容缓。假如继续执行现行的土地管
7、理制度，那么，将会有更多的大学生或者大学毕业生保留农村户口，这对我国城镇化发展极为不利。笔者建议应该尽快取消城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建立统一的土地所有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在土地生产资料分配方面出现利益失衡现象。海外一些学者曾经建议中国农村实行彻底的土地私有化，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现在看来，在城乡人口流动日益密切的大背景下，这样做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笔者的建议是，应当尽快实行土地的国有化，在农村建立土地储备金制度，把那些收为国有的土地实行信托管理，土地信托经营机构获取的信托受益，必须优先用于解决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与此同时，按照户籍登记制度进行土地收益分配，凡
8、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不仅可以享受土地信托受益，而且可以无偿地使用农村土地；凡是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在法定的期限内都可以获得农村集体土地信托受益。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解决城乡土地生产资料分配不均的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打消大学毕业生为了获取土地收益而放弃城市户口的念头。从身份社会转向契约社会，我们应该打开不同阶层、不同群体自由流动的通道，允许公民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作出选择。但是，决策者应当看到大学生选择背后深层次的制度原因，从改变不合理的法律制度着手，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步伐，绝对不能采用禁止性的做法，要求大学生或者大学毕业生放弃自己的选择。考前20天专题3：以人为本改善社会管理胡锦涛总书记
9、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社会管理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总书记一席话，高屋建瓴地概括了社会管理的根本原则。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等，方方面面都围绕人展开，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旨在解决人的困难，实现人的发展。当前讲社会管理，首先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实际，既看到“社会形势总的是好的”，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还不少”，积极主动地顺应形势需要，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改善社会管理。我国社会现存的种种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是经济社会多年持续快速发展、社会格局重大调整中的利益诉求引起的。比
10、如，过去居民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都由工作单位“包揽”，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各种社会需求不再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单位“兜底”，大部分需求通过市场、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途径解决。面对这些变化，如果社会管理思路、制度、体系、方法等跟不上，就无法有效化解矛盾，协调好各方利益，促进和谐发展。以人为本改善社会管理，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否则改善社会管理就无所依托。相对于多年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我国社会建设滞后。加快推进社会建设，就要彻底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思路和模式，真正把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发展作为发展核心，让人民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以人为本改善社会管理，必
11、须着力解决民生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当前房价过快上涨、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足等成为人民群众十分关切的现实问题。从这些方面入手，尽快补齐社会建设的短板，顺应群众期待，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以人为本改善社会管理，必须切实增强服务意识，维护人民主体地位和合法权益。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和人口流动，人们诉求也越来越多元化。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协调、诉求表达机制，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社会管理体系才能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考前20天专题4：如何看待农民工抢大学生“饭碗”面对“用工荒”时不少单位给农民工开出待遇高于大
12、学生的现象，成都人才市场专门开展现场调查。调查结果显示，45%的大学生求职者认为这很正常，是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其实，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背后所反映的个人发展后劲和知识体系优势问题，早已在这种工资的表面比较中多次被提及，也越来越深入大学生内心。甚至不少农民工也看到了工资暂时领先背后的个人知识短板和弊端，以致农民工弃工学知识、学手艺的新闻，近来时有见诸报端。不少人提出，将大学生和农民工工资进行这样的比较，既没有意义也容易误导。确实，作为起步价的大学生薪酬，不能反映出知识的合理价值，却常常会在这样的比较中，陷入“读书无用论”的泥淖。好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最终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理性看待这个问题，
13、也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重视知识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件好事。但强调知识的后劲和发展空间的同时，更希望大学生们不仅仅是接受起步薪酬较低的现实，而是要认识到，将现有的知识，变成后来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这一过程可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能遭遇比较多的挫折。所以，大学生学会接受起步薪酬不如农民工的这个过程，不如说是，让他们在步入社会前，先学会放低身段的一个过程，学会从曾经的“天之骄子”变成普通的求职者。有了这样的起步和思想准备，才更有可能让自己的优势变成更高的报酬。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大学生起步工资较低，也是社会的薪酬体系更趋合理、更能反映个人价值的一个表现。应该承认，过去大学生享受较高的起步
14、工资，一定程度上是源于“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定律。现在，高等教育的普及，让具备大学学历的人越来越多，起步薪酬相比过去不再有优势，既是对知识普及的正常反应，也是对刚步入工作岗位的大学生所能创造的价值的合理体现。一个合理的薪酬体系，应该是能让大学生摆正起步者的心态，同时又能激发出他们拼搏后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生起步薪酬不如农民工能得到大学生的接受，应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考前20天专题5：女性退休年龄问题应如何审慎国务院日前在相关报告中表示，将统筹考虑就业形势、性别平等、社会保障等因素，兼顾干部与工人、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的各种情况，审慎研究女性退休年龄问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
15、委员会在审议报告时建议，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劳动强度规定相应的退休年龄，同时可以把提前退休的选择权交给妇女。 依据现行规定，目前我国男女法定退休年龄为：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与世界多数国家相比，这样一个退休年龄标准，存在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最低退休年龄偏低女职工年满50周岁即须退休；二是男女不同性别之间的退休年龄差距过大男女职工之间差距达到10岁，男女干部之间也差距5岁。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人均平均寿命大大提高，以及劳动生态本身不断发展（知识技能而非年龄生理状况，已成为决定劳动能力效率的主要因素）的当今社会，这样一种明显偏低、性别差距过大的退休年龄标准，已经越
16、来越不合时宜。一方面，就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它会影响养老基金充分积累的能力并同时加大其支付压力。50岁退休，意味着劳动时间一般只会有二十几年，以二十几年的积累支付二十几年的退休金（我国人均寿命超过70岁，女性平均寿命相对更高），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就女性本身而言，过早退休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会妨碍、剥夺女性基于性别平等的劳动权利的充分实现。大多50岁的女性，事实上正值年富力强之际，劳动经验丰富、工作技能娴熟，此时退休，无论对于劳动者本人，还是工作岗位来说，都将是一笔不小的损失。进一步看，女性早于男性10年、5年退休，也会影响女性的职场发展空间以及退休后的实际养老待遇。男女同龄上学、同时接
17、受教育，而女性工作时间明显缩短，其职场晋升、提高的机会势必会压缩。而在养老金与工龄直接挂钩的情况下，女性工作时间缩短，其退休待遇，显然也会显著降低。 所以，这种背景下，重新“审慎研究女性退休年龄问题”，确实很有必要。当然，考虑到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之间的差距以及对于“退休”的不同现实需要，针对女性退休年龄的调整，不宜一刀切地进行，而须充分地“因人制宜”、“因需制宜”，逐步调整女性退休年龄偏低、差距过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建议的“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劳动强度规定退休年龄”，“把提前退休的选择权交给妇女”，显得非常合理、审慎。 而除此之外，从更大的养老公平平等的角度考察，笔者以为，
18、对于女性退休年龄的审慎，还应同时包括均衡不同女性之间养老差距问题。众所周知，受制于养老双轨制，目前我国突出的养老差距并不是男女性别差距，而是不同职业群体的身份差距机关事业人员养老待遇数倍于企业退休职工。事实上，近年来之所以在调整女性退休年龄问题上，即使女性内部，观点诉求也差异甚大，这种女性之间养老待遇的体制鸿沟，正是原因之一。考前20天专题6：“随手拍违章”侵犯隐私权了吗？北京网友“蓝色沙粒”近日在微博上公开了一批“闯红灯”车辆的图片，其拍摄地点位于朝阳紫南家园小区门口一条东西向马路的人行横道。与网友的追捧不同，北京市交管局表示，鼓励市民参与建立交通文明，但目前暂不考虑推出相关政策支持市民“随
19、手拍违章”。 交管局的回应不失谨慎。毕竟，公共政策不是“随手拍”，不能一时头脑发热。“拍违有奖”之前在广州、武汉等地被交管部门着力推行，现在均已废除。围绕“拍违有奖”的私人执法权问题、拍违者作为证人的出庭义务和责任问题，以及因此而衍生的“违章陷阱”问题等，在实践中均未找到有效的应对措施。 但交管部门对因此反映出来的交通安全问题，又不能以“暂不考虑”忽略之。“随手拍违章”归属为公民的监督权，监督权包括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和取得赔偿权。公开发布违章照片，构成了实质的批评和检举这个地方的交通安全执法存在欠缺。在这个地方，平均1.36分钟就有一辆闯红灯的违章车，这背后或是执法人员的配
20、置问题，或是电子眼的布局问题。 “随手拍违章”的监督权，还指向了违章车主。由此关联的问题是，交管部门是否应依据已公开的照片处罚违章车主。正如交管局回应的那样，“个人不是执法单位，没有执法权，且所拍内容只是片段，没有全程记录涉嫌违法过程，界定方面也存在问题”。即使多张照片清晰且完整地记录了车辆违章经过，在采证上也要鉴定照片，并为违章者提供救济渠道，以实现处罚的程序正义。 至于对“随手拍违章”涉嫌侵犯车主隐私的担心，倒可以通过技术处理予以避免。比如，公布照片不应曝光车内人员，或在无法避免出现车内人像时，采取模糊措施使之不可辨认。但只曝光违章的现场情况及局部放大车牌，并不构成对车内人员隐私权的侵犯。
21、 媒体刊发的新闻照片中，时常可见车牌号。当图片显示车牌号是基于现场情况的呈现，它并不侵犯隐私应是可以得到共识的判断。隐私权亟须保护，也不能无限扩大。道路本身是公共场合，车辆违章又损害了公共利益。在这种特定的情境下，以个人隐私为抗辩的理由很难成立。 考前20天专题7：“约喝茶”能否喝出官员的廉洁自律杭州拱墅区纪委参照香港廉署“喝咖啡制度”，在茶馆专门设立喝茶“谈话点”名曰“清风阁”。据悉，党员干部希望和组织谈心或说明问题、提供线索；虽未接到举报，但已出现针对个别党员干部的不良传言、网帖等7种情形，区纪委可启动“喝茶谈话”。区纪委相关负责人称，谈话制实行半年多以来，已有11名区管干部被“喝茶谈话”
22、，今后“喝茶”的范围还可能会扩大至科级干部。朱永华：官员应该经常喝杯“廉政茶”报道说：“约喝茶不是启动调查程序，只是针对一些异动、不良苗头的提前介入，属廉政提醒和预警。”杭州拱墅区纪委信访室主任张路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实行半年多以来，已与10名区管干部“喝茶谈话”，“既有干部主动约谈的，也有纪委邀请的，谈话效果都不错”。香港廉政公署“喝咖啡”的场面在影视剧里常有“曝光”。杭州拱墅区纪委“引进”香港廉署的“喝咖啡”谈话制，并巧妙地改变成“约喝茶”，比香港的“喝咖啡”要轻松不少，以此对一些领导官员进行廉政方面的思想沟通，防患于未然，应该说不仅措施新颖，同时也是针对内地反腐倡廉的实际情况作出的一个有
23、益的尝试，笔者以为，这种做法值得肯定。其一，我们的领导干部在长期的工作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学习各项政策法规的时间不多，久而久之，思想及各方面都放松了不少，对于一些腐败现象的抵御能力降低，缺乏警惕，很容易“滑入泥潭”，或是在思想认识出现波动时，需要来自他方的警醒。如果这时候，监管部门能够出于关心和挽救的目的，及时“请”他们去喝一杯“廉政茶”，就有可能像是一支清醒剂让他们马上醒悟过来，不仅能挽救一名干部，也还可能会为国家挽回一定的损失。其次，“约喝茶”本身也是一种监管。官员的腐败堕落都不是一天形成的，监管部门在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管工作中，常“请”他们去喝杯“廉政茶”，念念“紧箍咒”，算算“腐败账
24、”，时刻提醒要害部门的“高危官员”，远离诱惑，拒绝腐败，这对官员反腐倡廉的预防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腐败现象需要整治和打击，但避免和减少腐败则更需要预防。“喝茶谈话”的这种预防腐败措施，笔者以为还应该更进一步，要取得更好的效果，由“等客上门”侧重为主动“请客上门”，使之成为一项长期制度，进行复制和推广。考前20天专题8：与物价水平挂钩，让贫困标准脱贫1985年，中国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确定为贫困线，2009年这一标准为1196元，24年来增长约5倍；而在此期间，中国GDP由7780亿元增至33万亿元，增长42倍。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沈雯在递交给全国两会的提案中称，
25、太低的贫困线让过亿居民人为“被脱贫”，建议现有贫困线应至少提高一倍至2400元以上。（东方网3月3日）根据我国2009年新贫困线为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贫困人口为4300多万，然而，如果按照联合国的“一天收入低于一美元即为贫困人口”的标准，那么，我们的贫困人口应当为1.5亿。两者相差悬殊。当然，由于实际购买力的差别，我们未必要完全照搬联合国的贫困标准，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即便人均年纯收入超过了1196元，以现有的人民币购买力来讲，恐怕仍然属于贫困线以下。更何况，贫困的标准并不能以吃饱饭为标准，人在世界上生存，还要接受教育、有病要治疗，等等，如果连这些也得不到保障，他也仍然属于贫困人口。标准太低
26、，会让一部分人被“脱贫”。而数字上的“脱贫”容易让决策者产生错误判断，从而减缓扶贫的力度。这就使得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权更加得不到保障，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冲突加剧。贫困线标准的“脱贫”，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与时俱进，与物价水平直接挂钩。判断一个人是否贫困，要以他的收入能否保障他最基本的生存为标准，他是否能吃得起饭，是否能接受最起码的教育和医疗。并且，这些标准不能固定不变，而是根据物价水平来确定。最好是建立贫困线标准与物价水平相联系的机制，当物价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自动且及时修改贫困线标准。如此，才能让决策者知道我们贫困人口的准确情况，采取有效的措施。其实，亟待与物价水平相挂钩的，远远不止贫困线标准。例如，目前代表、委员正在热议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1980年我国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至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经历过两次调整，从最初的800元提高至2000元。目前，新的标准即将提交人大审议。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之所以在每年“两会”都会成为热点，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一标准并没有与物价水平相挂钩，近些年，物价不断地上涨，个人所得税的免税标准也就每年都要拿出来讨论。如果个税能与物价指数联动，也就不必年年拿出来讨论了，这将大大缓解民生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