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读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有感 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是罗志田老师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从国学到史学：清季民初中国学术的传承与更新”（最初名为“近代中国考据史学从怀疑到同情的转变”）的外篇，规模已达到足以单独出书，便离内篇（应是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而独立。本书从思想史角度深入考察了19-20世纪之交，在西学冲击下，围绕“国学”展开的一系列争论与思辩。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否妨碍中国”走向世界”？国学自身利益怎样走向世界？这些都是清季民初二三十年间学人与学术社会非常关注并一直在思考和争辩的大问题。从清季保存国粹的
2、朝野努力及由此而起的争论开始，到新文化运动时的整理国故，再到北伐前后两次关于国故和国学的大讨论，大体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的发展演化进程，起最显著的主线便是（广义的）学术与国家的关系。这一系列充满歧异而使人困惑的讨论虽然都以学术为题，却远远超出”学术”的范围，形成了社会参与相对广泛的思想论争，反映出时人更多是从思想而非学术的角度看待“国学”，投射入且表述出20世纪前期许多中国士人的共同期望，即中国的整体”复兴”。下面本人将自己的一些浅见略作说明。 一、罗志田老师深厚的史学功底 从罗先生所引用的材料来看，这本书为了说明“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引用了众多材料。罗先
3、生认为“今日治学他别是治史学，图书资料的丰富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且“多赖海外各地众多朋友代为搜集、购置、复印及赠送各种资料”，在广度上“索要资料的范围紧则两岸，远及欧美”，这充分体现了罗先生对史料的搜集的重视，我们不仅要重视本国的史料，更要注意吸收海外的史料。 从罗先生的语言及论证方法来看，一般读者初看会觉得文字实在太过晦涩萦绕，论证甚至有点反复和烦琐，经常让读者有时很难索解作者的用意究竟何在。正如作者所推崇的陈寅恪先生之学术文章在人看来未免太多“牵缠反复”（钱穆先生的评价）的意味。陈寅恪先生说“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文章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也。不同史家对史料的解读可能相当
4、不同，若仅仅引用一二关键语句并据此立论，读来更觉通畅而明晰，但无意中便使作者对史料的解读具有垄断意味，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众多读者对某一具体题目的参与；若将相关史料较详尽地排比出来，虽仍有作者的剪裁、处理等倾向性在，到底可以让读者有据史料而判别作者立言是否偏颇的参与余地，或可达到随人观玩之效用”。确实作者对陈氏的写作方式是有所借鉴，“虽不像陈先生那样以排比史料占主要篇幅，然因涉及的面相对过去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故偏重于叙述，引用史料较今日一般论著稍详，尤其对不同见解尽量征引”。对于那些认为罗先生引证繁琐的学人，我表示不赞同，我认为这正是罗先生治学严谨的态度，也是让当事人自己多说话，这才是我们治
5、史学者同人应该好好学习的，这也是我们治史学的新精神即“无征不信”，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人。 罗先生在自序中提到的“近代中国多歧互渗的时代特性”。我认为这应该是罗先生治学问的一大特点，前提到署名最恨多情写了一篇歧异的历史及歧异的历史写作评罗志田国家与学术，专门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在此就不再赘述，仅谈谈自己对此特性的一些理解。通读本书，我们可以发现在书中无处不体现“近代中国多歧互渗的时代特性”，第一，是作者对历史的微观之处的重视，通过对一些既存研究不重视的细微之处，作者据此对前人得出一种更完备的解析，或不甚相同的解析。第二，作者以此特性为由不赞同简单划分派别的方法。虽然简单划分派别而论证的方式
6、虽然醒目易读，却可能无意中修改了历史，从而误导读者。如“庚子后朝野的政治对立虽日益尖锐，在一些学术和文化的问题上，民间不同派别的士人之间观念的对立有时甚至超过某些在野者与政府的对立，尤其是中外冲突这一压倒性因素存在之时，当时所谓派别的社会分野异常错综复杂，一些在政治上对立的派别在文化上可能分享着同样的观念，而某些在思想上较近的派别在学术上有相当对立”。因此，在我们以后的研究中，切忌用那种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两分法”和“和稀泥”的方式来处理历史问题。 二、在读本书时发现的与罗先生待商榷的问题 1.作者在第一章第一节提到“由于重学轻术（力）这一传统，但是又面临着胜败之分在力的这一实际，需要术（
7、力），于是凡是术（力）都力图使之上升到学这一层面。如黄节：呜呼，天之开明此民也，不在腕力而在汽力，不在兵战而在脑战。腕力与汽力都体现出对力的重视，特别后者是与艺学相关的实业所产生的力，后面一句，对脑战的重视，似乎提示着更强调物质后面的文质力量。”我认为出现这一原因虽然跟重学轻术的传统有关，也更与当时的社会结构有关，当时掌权者多是读书出身，而那些注重力的层面的人，也因为自己不懂会不善于经营力，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或地位，将力提到学的高度。 2.作者在第二章第三节写到“黄节的这种国不国学不学的状况造成外族窃吾之国，窃吾之学但邓实等人却不承认其窃学的行为，故他主张不罪窃国窃学之大盗，而罪卖国卖学之伪儒
8、”。但本人认为不应将“卖学”与“卖国”混谈，如果不是这些“卖学者”让外族基本尊崇华夏文化精神并采纳既存的政治体制，那么前邓本所提出的维持华夏种性的朝野社会风俗就会改变，进而华夏种性将何存。 3.作者在第三章章序中言“朝野双方在政治上对立，但是在文化方面却有共同的关怀即保存国粹，且都主张中西调和，对欧化采取容纳而”。虽然说“非完全排斥”，但显然还是有排斥的，但具体的排斥，作者却未详加讨论。 4.作者在第三章第四节谈到，在当时新旧两不立的观念下，庄俞便认为存古即意味着亡今。同时也在说明当时思想冲突和观念竞争的一大关键即大家都在学以致用但是对什么是有用的认知不相同。接着以四川的致用学堂为例来说明这一
9、现象。但是我只看到致用学堂的目的是为了旧学的传承，对上一现象的说明明显不对题。 5.在第四章第五节有两个问题 第一，作者认为“庚子后朝野的政治对立虽日益尖锐，在一些学术和文化的问题上，民间不同派别的士人之间观念的对立有时甚至超过某些在野者与政府的对立，尤其是中外冲突这一压倒性因素存在之时，当时所谓派别的社会分野异常错综复杂，一些在政治上对立的派别在文化上可能分享着同样的观念，而某些在思想上较近的派别在学术上有相当对立”。对此我有两个疑问，第一，如果在野之间的对立很大，超过在野与政府的对立，比如甲和乙是在野相对立的，丙是在朝者，甲和丙文化观念相近，那么乙就和甲丙对立，怎么来说明在野的对立超过在野
10、与政府的对立。第二最后说思想上较近的派别在学术上有相当的对立，这说得太笼统，思想有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学术思想，那这里的思想指代什么思想。 第二，作者认为“当时朝野之间的对立冲突的程度并不像以前认知的那样严重，似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列举了政府对民间言论的采纳，陈黻宸发表过反满言论仍能被任用为京师大学堂的教习，各级政府对剪辩的容忍。我认为作者认为朝野对立不严重，对反满言论和剪辩等的包容，但是应该分什么时间段，如果是在辛亥革命前期，那时清政府当然没精力了，关键作者没有明确出具体的时间段，同时列举的陈黻宸的例子来说明有以点盖面的意味，因为陈黻宸是当时的浙江大儒，是进士出身，在中央的地方都任过不小
11、的官职，他发表了一些反满言论即使有罪也可以用关系疏通，更何况其发表反满言论是在什么时间，所有这些都应有个时间和社会地位的问题。 6.在第四章第二节有两个问题 第一，作者列举了严复请教吴汝纶翻译的问题，吴汝纶以为“欧洲文字，与吾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人之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今不但不宜袭用中文，并亦不宜袭用佛书”，“西书固自有体制，或易其辞而仍其体似亦可，惟独中国诸书无可仿效”。即吴认为翻译时不宜袭用古文，古文难以表述西方学理.这里就与前面作者引用严复分文为雅俗，严复请教吴汝纶翻译时如何斟酌文字，吴汝纶主张雅洁最要，大大矛盾。详见152页 第二，作者又引用1902年黄遵宪的言论，其也反
12、对严复用古文来表达西方学理。后面有引用刘师培的言论时说，“另一位严复的同调是倾向革命的刘师培”。在这里我发现作者有个失误：即引用的言论我们可以看书刘师培是不赞成严复翻译之法的，刘师培主张用俗语。 7.在第五章第二节，作者“由此将毛张之争放入到当时的思想言说之中细致考察分析，便可清晰的看出那时不少社会区分上对立的派别和人物其实分享着共同的思想”。我认为虽然对立派别双方分享着共同的思想，但是对思想的认同肯定是有差别的。 8.在第六章第二节有三个问题 第一，作者谈到“吴稚晖等者开始反对古学复兴，后来似乎感觉到中国古学中仍有可开发的思想资源，故一度认同了整理国故，但是后因洋八股化理学之盛行发现自己上当
13、，结果是回到清季时的欧化取向，但有一个明显的改变，即内容已经缩小为仅侧重于物质文明的发展了”。但是我却未从本章中看书这一“侧重于物质文明发展”的趋向。 第二，同时作者又说“吴稚晖的态度转变与中国士人心中的西方的分裂有明显的关联，吴氏的过人之处在观察到并强调西方对中国守旧势力的支持，因而发现全面的欧化可能会阻碍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同样本人并未看到书中有西方对中国守旧势力的支持，本节文中也为对西方的分裂进行说明。 第三，作者又谈到“如果提高到理论层次，则双方的分歧仍在对科学的认知上，也就是罗家伦所说的应用科学和科学的本体的区别。用中国术语来说，吴稚晖眼中的科学是形而下学”。但我认为吴稚晖的
14、眼中的科学也是兼包形上和形下，只是其侧重物质而已。 9.第六章第三节的主题是“科学的国学”，我认为这节前半部分写的是关于青年是否应参与整理国故，以及国故是否是当前的急务，这与科学的国学的主题关联不大。 10.作者在第七章第一节论到“面对这样的挑战，新派内部产生了争论，但是本来与整理国故相对疏远的文学界新人物也对此产生了较强的兴趣”，在此我有个疑问那前引诸公属于什么界，是属于史学界，还是属于思想界。 11.作者在第七章第二节论述到“成仿吾的将国故丢在茅厕里三十年的名论相当流行，他们的支持者还相当不少，并自有其持论的理由。这些人立场坚定态度更鲜明，且经常援引科学以为助”。据我通过读本书所知持这种论调的吴稚晖的态度就没那么坚定，他的态度有转变的过程，曾肯定过整理国故，虽然他说自己是上了新文化人的当，但是其态度确实发生过相当大的转变。 12.作者在第七章第三节论述到“北伐后的中国思想界可见民族主义情绪的明显上升。对此很警惕，明确表示不认为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但是就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更多的是其所推崇的实验主义来研究国故或国学，可见其矛盾之处。 参考文献： 1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第 8 页 共 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