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几次论争馆“日 lJ,历程JOURNALOFNATIONALACADEMYOFEDUCATIONADMINISTRATION育史的研究应该开展教育思想论争史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在争论一些什么问题,在这些方面积累了哪些资料,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一些经验和教训,对现今的教育发展提供一些思考.大体来讲,有四次大的论争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定型和发展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而且其中某些问题的论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结合不同的问题以不同的面目出现,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几次论争对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背景分析中国源远流长的
2、传统文化教育为世界文化的璀璨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常常令我们引以自豪.到了 19 世纪中期,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从发展的高峰逐渐走向衰落,而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日趋成熟并产生了重要影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扩张时期.以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西方列强用军事和武力的方式打开了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洋务派疾呼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局势,他们出于个人和国家扭转“ 泱泱大国“ 的颓败命运 ,人们思考并竭力地将思考所得付诸于实践.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战败,人们逐渐意识到,外国列强比我们强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是中国人正视现
3、实的开端.外国列强为什么比我们强大?他们在哪些方面比我们强大? 我们该怎么办?一系列的思考接踵而来.魏源认为,西方列强在军舰,枪炮和练兵之法等方面均优于我们,我们要在这三个方面迎头赶上,靠自身已是力不能及,列强的技术优于我们,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拥有培养这种技术人才的教育;反观我们的教育,我们读了两千多年的“四书五经 “,搞了一千多年的科举选士,注重的是道德修养,培养的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 治术之材 “,科技知识向来被视为“奇技淫巧 “,中国的传统教育没有培养技术人才的土壤.“师夷长技以制夷 “这一声呼唤,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最核心的动力所在,要摆脱任人宰
4、割的命运,必须向西方列强学习,最简洁的途径就是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从“ 师夷长技以制夷“ 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始终体现了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尴尬境遇,暖雹卿目鼻 c 敖膏行政学院JOURNALOFNATIONALAIDEMYOFEDUCATIONADMINISTRATION矛盾的心理和痛苦的抉择.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文明是在外国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下,在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传人中国的,而中国传统教育是在自身已经从辉煌走向衰败的条件下迎接挑战的.这在中国人的心理上造成极其严重的困惑或焦虑.当时,勇敢地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也只承认中国只是“技 “不如人 ,而 “道“仍高于人
5、 ;只是“ 用“不及人,而“体 “仍长于人.在抵御列强入侵 ,反对外敌侵略的同时,又要拜外敌为师,向列强学习;不反对列强侵略,中国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不诚心向列强学习,则无力御敌,也无法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不清除封建文化教育对近代化的束缚和干扰,又怎样继承发扬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一对矛盾是相互交织在一个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在教育近代化的历程中,我们做出的所有选择,都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无不打着矛盾交织的烙印.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几次论争在风云激变的近代中国,人们思想上的波动相当剧烈,中西教育,新旧教育之间的撞击和冲突比比皆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来推动中国的发展?
6、用什么方式和手段来培养? 面对这些问题,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体来讲,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中,有四次论争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矛盾发展的主线,凸显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成型轨迹.1,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之争.京师同文馆是洋务运动时期由朝廷直接开办的第一所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新式学堂,最初以培养外语人才为主.在开办的过程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性.1866 年,以奕新为首的洋务派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满汉 20 岁以上的科举士人学习天文,算学知识,从而使洋务教育由语言方面扩大到了科技方面,这使得顽固派再也忍无可忍,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向洋务派发起了猛烈抨击,论争由此爆发
7、.京师同文馆开办之初,1/2 以上的课程是“四书五经“ 等传统科目 ,40%的时间用来学习外语,分语种聘请洋教习,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蛋素敖膏行政学院暖圃圜 4时中国外语人才的需要.这些属于语言类的“雕虫小技“,顽固派尚能一笑哂之.1866 年 12 月.奕新在奏请于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时说:“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 ,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工夫,即习皮毛,仍无俾于实甩.“招收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官员,以及少年聪慧的秀才生员到馆学习,延聘西人在馆担任教习,以期于天文算学能“洞彻根源 “,学成后委以重任 ,希望中国从
8、此能走向富强.此建议一经提出,朝廷内外的非议蜂起.自古以来,“重义理轻艺事“ 是传统价值体系中的重要支柱,封建统治者藉此来维持“ 劳心者“ 和“劳力者“的界限 ,也藉此奠定了传统教育的根基.顽固派将天文算学馆的开设视为反对正统教育的“洪水猛兽 “,特别反对招收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大学士倭仁认为,“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 ,变而为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新反驳,“ 必有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至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之论也.“他认为图谋自强是当今最为紧迫之事,“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 ,制洋器为自强之道.“
9、时隔半月,倭仁再度上折罢停天文算学馆,他认为“夫欲求制胜 ,必求之忠信之人 ;欲谋自强,必得之礼义之士,固不待智者而后知矣“, 开设天文算学馆是多此一举,“ 转致于人才政体两无裨益“.在上谕干预的情况下 ,倭仁仍认为天文算学只是“末议“,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的辩论中,有貌似公允者,以通政使于凌辰为代表,摆出了一副中立姿态,忧虑两派论争会导致朋党对峙,试图平息论争,“夫天文算学本属技艺之末,其果能得力与否尚不可知.而先令臣子别户分门,开国家未有之风气,所失实非浅鲜.“ 以看出 ,他实际上是站在了顽固派的一面.更荒唐而又露骨的反对者则借故天象不吉,久旱不雨,
10、上折请求取消天文算学馆,这一谬论,终于激怒了清帝.1867 年 6 月 30 日以清帝谕旨“ 此事毋庸再议“ 的形式 ,了结了这场持续了半年之久的论争.1867 年京师同文馆增设了天文算学馆之后,又陆续附设了艺学科等,逐渐将单纯的专门学堂扩充成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近代高等学校的雏形,将近代西方科学的内容,方式,手段等引入了京师同文馆,并在馆内建设了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以及博物馆等现代高等教育必备的设施.而这场论争在朝廷的直接干预下,洋务派最终在同文馆中增设了天文算学馆,将其理念付诸于实践.可以说,这一步的走出,为维新变法时期中国新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维新派的标志性成就京师大学堂的创
11、办,它从一开始就按照近代综合性高等学堂来设置,将西方高等学校中主要系科,主要课程以及教学方法等引进到京师大学堂来,我们自然也就认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以京师大学堂的创立为开端.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之争的整个过程贯穿了这样一个思想:中国在发展本国的教育时,如何认识向西方学习以及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为中心的问题.“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是当时洋务派认为最妥切的选择.当然,“中体西用“所包含的内容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更而不断地调整着,但“ 体 “用“的定位却始终一以贯之,同样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严复提倡“中西兼学“,“中西贯通“,以“牛体马用“的经典论断成为坚决反对“体“用“分离的代表人物.从某种意义
12、来说,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之争实际是“体用之争 “的一次交锋 .当然,公允地讲,顽固派所持反对观点并非全是“ 迂腐荒唐“ 之论,他们也具体分析了许多问题,看到了一些做法所潜在的问题和弊端,提出的反对意见在当时也产生了相当影响.由于朝廷的干预,论争以洋务派的胜利而告终,但人们的争论远远没有结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结合不同的问题以不同的面目反复出现,“科玄之争“就是延续.2,1917 年修订大学令引发的关于高等教育课程设置之争.壬子癸丑学制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完整的学制,形成于 19121913 年,大致实行到 1922 年壬戌学制诞生,为时近十年,基本上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对教育改革
13、的意向,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资产阶级教育的性质和特J0URNALOFNAT10NALACADEMYOFEDUCATIoNADMlNlSTR110N征,对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这个学制的整个学程为 18 年,分三段四级,其中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为预科和本科.在实行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于 1917 年对大学制度进行了一次修订.从清末的癸卯学制到壬子癸丑学制,再到 1917 年的大学修订案,其中就高等教育设置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大学要不要设预科的问题;二是大学本身的设置问题,包括大学的分科与大学和独立学院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与我们现代大学的改革和发展
14、有着很深的渊源.1911 年民国建立,在蔡元培先生的主持下,制定了壬子癸丑学制,与清末的癸卯学制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在 1912 年 10 月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中有这样的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下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辛亥革命后制定的 壬子癸丑学制取消了经学一科,较清末学制“京师大学堂须八科并设,省级大学至少须设三科“的规定,宽泛了很多.在壬子癸丑学制实行过程中,人们对其沿袭清末以来的日本模式提出了不少
15、批评,认为它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不能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要求相适应.1917 年修订的大学令对原来的限定作了灵活处理:大学只须设两科以上,不必文,理两科齐备,单设一科亦可称为“某科大学 “.这次修订得到了不少高等学校的欢迎,特别是省级大学.但这个调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主要针对单科大学是否值得肯定,有没有发展空间的问题,众说纷纭.基本上分为两派:赞成者认为只要生源好,且学生毕业后能谋到职业,有一定的学术气氛,就可以发展,况且国外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反对者认为高等院校的设置不能急功近利,学科发展应占首要的地位.“至若更进一步而定为单科独立之大学,则窃以为多立名目,增设机关,徒淆听闻盖学理致用两者之偏
16、重偏轻,文,理二科与其他科之间,亦仅有程度之差,而无种类之别,5 暖陬圜国素教育行政学院JOURNALOFNATIONAt.ACADEMYOFEDUCATIONADMINIrRTION集于同一大学,绝无滞碍.又况学理致用两者,本可互有助益,相辅而行也?“在数目剧增的单科大学中,“找了几间房子 ,召集几个教师,围绕一个学科,聚众若干学生,就开办了一个单科大学“, 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平均规模过小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单科大学中,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临近的综合性学科的支持,“各科学术,原有联贯.一综合体之中,各科同授,便利殊多.譬如文科与法科,法科与商科,工科与理科,理科与医科,农科,学术有密切之
17、关系.综合则百般便于共通,独单则各须别为设备.是不仅原则上于高等学术研究之利便有关,即行政经费之实际问题,亦大有差异也.“单科大学过于薄弱,于学术发展和经济上都没有益处.从本质上来讲,1917 年大学令的修订体现了蔡元培先生关于高等教育“学“ 与“术“应当分离的基本观点.蔡元培先生认为高等教育是一个研究学问的场所,其中包含“学“ 与“术 “两种不同的培养旨趣,“学“与“ 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两者发展的目标不同,课程的编排和设置,教学的绩效和评估等方面都不同,但两者都属于高等教育.他反复强调:不能以注重“学 “或偏重 “术“来判断高等学校的优劣 ,研究“ 学“的院校不等于高明,而侧重“术“的院
18、校不代表低劣.“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 ,而习之者旨趋不同.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着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侔也鄙人以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 高等专科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 蔡元培先生还进一步指出:“ 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之外,别无何等之目的.其在高等专门,则为归集资料,实地练习起见,方且于学校中设法庭,商场等雏形,则大
19、延现任之法吏,技师以教之,亦无不可.即学生日日悬毕业之法吏,技师以为的,亦无不可.以此等性质之差别,而一谓之大 .一谓之高,取其易于识别 ,无他意目素教育行政学院|囫圜 6也.“ 元培先生在改革北京大学时,曾试图将“学 “,“术“分开,按照他认定的标准,拟将北京大学中那些“术“ 分离出去 ,办成独立的单科大学,因遭到许多人士的反对不得不搁浅.“学“与“ 术“能不能分开 ,独立的单科大学发展如何,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后,直至1922 年的新学制制定,还在继续争论.1922 年的新学制对 1917 年修订的大学令又作了修订,规定必须具有三科以上才能称为大学,原有的单科大学只能作为例外存在,不再允许单科大学新建.这次调整的目的是对 1917 年争论做出的回应,也是人们对这一阶段教育实践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层次思考的尝试,大学数量发展失控的现象有所遏止.实际上,这个问题的争论长期存在,直到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