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两栖式就业调节器与安全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葛蔓研究员我国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到 2004 年，GDP 增长了 36.8 倍，进出口总额增长了 54.9 倍；同期全国总人口增加了 35，而就业人数增加了 87，城镇人口增加了 215，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比例持续稳步下降，由 1978 年的 70.5%下降到2004 年的 46.9%。从这几个数字可以大致看出，我国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以来，在经济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同时，就业领域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
2、济社会史无前例的高速变革和发展，涌现出了大量前所未有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就业问题也不例外。基本判断是，城镇下岗失业的劳动力和农村富余劳动力两大群体在同一历史时期的流动和汇合，使中国城镇失业问题突显。这期间，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就业领域的评价和未来就业形势的判断，我国政界、国内外学术界，以及社会不同群体，由于视点不同，所得结论差异很大。相当多的学者从城镇就业统计数据出发，采用就业弹性等指标证明，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并不显著，未来的就业问题不容乐观。我们认为，从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角度判断，我国的就业领域像经济发展一样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未来我国在就业政策发展方面具有充分的弹性
3、空间，总的就业发展形势是乐观的。在中国的就业问题中，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两栖式就业”起到了“调节器”和“安全阀”的作用，这是中国就业问题的一大特色。一、两栖式就业模式的发展根源建国初期的 1952 年，我国土地改革之后，在全国从业人口结构中，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占绝对多数。1952 年的全国社会劳动力中，第一产业占 83.5%，第二产业占 7.4%，第三产业占 9.1%。其后，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农村实行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通过沒收官僚买办和外国在华资产以及私营工商业改造，在城市建立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所有制。再其后，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政策和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到我国 1978
4、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之前，全国的生产要素包括劳2动力在内，几乎一切都是公有制并实行计划管理。土地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财政统收统支，产品统购统销，人员统一调配或安置，工资按资历分配等等。这一时期的就业特点是“计划经济的充分就业” ，这种就业模式以城乡分割、牺牲广大农民利益、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限制城镇劳动力自由流动为代价，解决了当时全国最低水平的“民生”问题，牺牲了各种生产要素有效配置的效率而巩固了政权。但这一过程也为其后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腾飞奠定了必要基础，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和经济基础，同时也孕育了其后城镇失业急剧显性化的大量问题。从 1978 年至今的 28 年中，中国的各个方面都“与
5、时俱进” ，就业模式和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体制由指令性的计划到指导性计划，经过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定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同步，就业模式由完全的计划调配的终身制，经过计划调配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发展到以市场调节的劳动合同制为主，大量农民户口的人也参与到工业劳动大军中来。这一社会范围的变化，其深刻的意义在于我国在急剧的经济转型中，在短期内实现了全社会劳动力的基本解放，尤其是农村过剩劳动力从土地和地域限制中的解放。我国在长期停滞之后，短时期内利用了世界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的国际大环境，大胆地改革开放，努力实现各方面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进程，被西方学者归之为“二元经济”社会的“迟发现
6、代化” ，必然会存在或者引发许多特有的社会矛盾。最突出的矛盾是城镇用人单位以经济效益为优先，产生大量中国特有的“下岗职工” ，使原先的“隐性失业”显性化。与此同时，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融入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两股劳动大军在城镇汇合，就业压力凸现。然而，在普遍性的“找工作难”中，也夹杂着广东沿海开放城市一带“招工难”的两种声音。总体上看，就业形势没有急剧恶化，甚至可以说是基本平稳。能够同时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这应该是一个奇迹。我们认为取得这一奇迹的主要奥妙是农村劳动力的“两栖式就业” 。这种“两栖式就业”会是中国就业长期特色，也将是我们在研究和发展有关社会政策的思考基点。二、两栖式
7、就业的基本概念及形式“两栖式就业”的主要人群主体是持有农村户籍的中青年农民，他们拥有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尤其是由家庭成员所共有的土地使用权，既可以离开自己的土地为获取更多的收益而从事其他的劳动，又可以在没有、不愿意或失去一定条件就业机会的情况下，随时回到原籍与家庭共同劳动和生话。广义的“两栖式就业”可3以是任何劳动者的“城乡两栖” 、 “乡乡两栖”及“城城两栖”式就业，直至各种交替式的灵活就业。本文在此只讨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两栖式就业问题。中国的“两栖式就业”是在政治经济体制过程中逐步产生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和时代特色。其产生的原因大致如下：一是，农村的土地承包制，使集体土地分割到家庭承包
8、，使具有农村户口的居民拥有一定数量的相对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权，靠农业劳动可以维持家庭生活。而且劳动力由集体雇佣的低效率、低所得形态转为自雇自营形态，加上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导致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大幅度增加；二是，由于农村人均耕地太少。 “男耕女织”式的农村经济早已被外部世界打破，在农民可支配的有限土地上，农村富余劳动力对农业投入的边际收益，已经递减到了不值得再追加劳动力的程度，导致劳动力的自我存储并积极寻找新的出路；三是，城镇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超过了城镇户籍劳动力供给总量。由于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城镇户籍劳动适龄人口增长缓慢，青壮年劳动力严重短缺，完全不能适应经
9、济发展的需要。如果缺乏外来劳动力补充，经济不仅难以发展，甚至难以维持正常的城市生活。这就导致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总体需求；四是，国家允许用工单位自主用工。许多行业的用工单位从经济和管理成本出发，希望劳动力“招之即来，挥之则去” ，而且希望这种劳动力的工资要尽可能低，效率又尽可能高，对劳动者的义务要尽可能少，劳动契约的谈判对手要尽可能弱势，等等。由此，类似建筑业、纺织服装业、生活服务业等城镇业主对于聘用农村劳动力有强烈的需求；五是，国家逐步放开劳动力流动政策，并逐步实现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在许多城镇就业领域，城镇劳动力追加劳动的收益期望值（或者劳动的边际收益） ，大大高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对追加劳动的
10、收益期望值，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六是，由于城镇社会福利的户籍化，农村劳动力在难以取得就业所在城镇的户籍，一旦在城镇失业，难以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回到原籍是最可靠的归宿；七是，国家采取的梯度发展理论和“稳定中求发展，发展中求稳定”的指导思想，使“两栖式就业”成为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长期形态。这种指导思想起码有三个出发点：首先，为了提高我国的经济竞争力，必须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应对城市劳动力的总量和结构性短缺，维持世界性经济竞争所需的低工资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其次，为了使农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通4过农村富余劳动力异地劳动就业增加收入，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第三，为了维持城镇和农村的稳定，
11、必须尽可能防止城乡无产者的大量出现，尤其要防止负面能量较大的城乡流氓无产者的产生。农村劳动力“两栖式就业”除农林牧渔业“一栖”外， “另一栖”的形式很多，可以按就业地位、就业部门、作业制度、就业时间、就业地点等加以分类：按就业地位分， “两栖式就业”中有工薪劳动者、有贡献的家庭工（如在家庭成员为雇主的工厂或商店就业并取得报酬）和自营就业者；按就业部门分， “两栖式就业”中有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其中以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多数，在建筑业和煤炭等采矿业的从业人员中，两栖式就业者已占有绝对优势
12、；按作业制度分， “两栖式就业”中有全日制、半日制和小时制就业等各种方式；按就业时间长短或阶段性分， “两栖式就业”有长期、季节、多年外出、阶段外出等方式；按就业地点分， “两栖式就业”有跨省区、跨地县以及跨乡镇和就地兼业等方式。总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两栖式就业” ，最能根据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重体力高风险岗位的需要，做出相应的反应，这种就业模式适应了现阶段中国的实际需要，这些就业人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三、对两栖式就业的利弊及配套政策需要深入研究由于“两栖式就业”被城镇和农村的大多数人们所接受，而且这种以城镇需要和容纳能力为标准的“容则纳” ， “满则溢”的低成本就
13、业模式，确实可以起到城镇就业市场供求的“调节器” 和“安全阀”作用：一旦城镇出现就业压力过大，低端劳动力需求紧缩时，城镇管理部门就可以设置种种障碍，迫使过多的农村劳动力回乡。而这些“外部”劳动力也有家可回，不容易在城市沦为无业游民而导致城市社会的动荡。因此，或许这种就业模式将会在中国长期延续。“两栖式就业”中的劳动者，作为一个相对无组织的城市“外部”的弱势群体，他们作为城市劳动者的即期劳动报酬，也就是“打工挣钱” ，比较容易取得城市户籍居民和政府管理者的认可和保护。但是，他们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强烈欲望和“国5民待遇平等”的诉求，不仅其呼声会显得微弱，而且很难取得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群体的承认和
14、支持。以“稳定与发展”为目标的政府，也难以一时迅速改变这一状况。由于有“两栖式就业”这一行之有效的就业模式，加上政府拥有强大的执政能力，对于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亦即控制新生劳动力总量这样的高难度问题的解决都能够卓有成效，有理由相信，政府完全可以按照劳动力供给总量的预测，以及社会对失业的承受能力和危机程度，在不同的时期制订适当的就业和失业率指标，并且有能力采取有效手段达到这些目标，而决不会使就业问题任由市场摆布以至于导致严重危机的发生。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两栖式就业” ，由于农村过剩劳动力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和“弹性” ，这个群体只要沒有作为无产者彻底依附于城市，就是以低成本解决中国城镇的就业问题，而
15、且是比较可靠的“调节器”和“安全阀” 。它不仅可以使城市的管理及决策者对城市劳动力供给问题的考虑因素大大简化，而且对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控制，对城镇社会保障的收入和支出的差额而言，更为方便与有利。由于我国的主要生产资料包括资金、土地、矿产等主要由国家掌控，产业投资由国家政策引导，因而产业结构调整主要由政府把握。只要国家在宏观层面着力于城镇的就业问题，只要这类“调节器”和“安全阀”不失灵，就完全可能在中短期内比较妥善地平衡城镇的经济发展与就业这一对矛盾。城镇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将主要地以“农民工”与应届大中专毕业生的工资与社会平均收入的差异度显现。当然，任何社会政策无论其出发点如何，都必然存在利弊。中
16、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两栖式就业”也有其重大的弊端和副作用。它将使城乡二元结构瓦解趋势趋缓，小农经济难以转变为“大农经济” ，从而扩大“马太效应” ；它也会使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增加障碍；短期的方便与立杆见影的效果，有可能导致社会大范围内长久的不和谐。我国的执政党是依靠农民战争和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隨后又在分割城市与农村的基础上，使城镇社会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巨大进步，但广大农村地区还山河依旧。这种状况不应该也不可能长久延续。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终将于不久的将来终结，所谓“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不可能永久持续，农村富余劳动力“两栖式就业”的基本格局或许在未来 10-15 年内终将面临严峻的考验。总之，对于我国6两栖式就业其合理性与弊端的研究应当放在解决三农问题，设计更广泛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中进行深入研究。2006 年 8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