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 注 全 球 贫 困 和 饥 饿 人 口 2020 焦 点 简 报2007 年 10 月加强妇女的资本和地位-改变穷困妇女生活的计划John Ambler, Lauren Pandolfelli, Anna Kramer, and Ruth Meinzen-Dick如果不满足贫困妇女的特殊的要求，贫穷和饥饿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贫穷的男人，他们缺乏摆脱贫困必要的资源和收入，但是长期以来，贫穷的妇女和女孩们也形成了一个以性别为基础的脆弱的群体，这使得他们一直处于贫困的状态。相比男人，在传统上和法律上她们都享有更少的利益和保护措施；她们缺乏做出决定的权力，也不能控制经济资源；她们遭受更大的时间的
2、负担，社会的隔离，以及暴力的威胁甚至暴力。守寡使得妇女更容易遭受长时间的贫困，因为一个寡妇有可能失去她的家庭资源，甚至可能因为丈夫的死亡而被迫离开丈夫的村子。这种性别的不平等加剧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女孩子们的教育机会本来就少，这导致她们收入也比较少。在那些受教育机会较少和挣钱机会较少的地区，女孩子们可能在岁或岁的时候就结婚了。这些孩子新娘们极有可能很早就生孩子了，这样对他们自己和自己孩子的健康都很不利。普遍流行的 HIVAIDS 同样也影响着长期处于贫穷饥饿状态的妇女和女孩们。在很多国家，妇女背负着很大的负担，她们需要照顾患有艾滋病的家庭成员，或者因为家庭成员的过世而成为家庭的劳动力。但是对于妇
3、女来说，贫困表征又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妇女，其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上剥夺状况不仅和男性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她们内部也同样存在很多的不同。对于提高那些特别贫困妇女的生活水平的干预，必须处理妇女贫困的特征，比如那些妇女贫困发生地方的特殊背景。当设计一个针对贫困妇女的规划时，区分长期的干预和短期的干预是很重要的事，而且应当认识到干预是帮助妇女应对她们的风险，阻止她们陷入更贫困的状况，帮助她们和她们的孩子摆脱贫困。在妇女从出生到衰老的过程中，需要不同的干预行动。所有的干预都需要评估性别规范是怎样影响她们的成功的以及干预又是怎样影响性别规范的。理想状态下，改善妇女生活的干预应当既能建立妇女的资源，还能改变她
4、们的社会地位，从而转变性别角色。这些项目必须能让妇女改变她们最初的生活状况。以下的成功的干预，将这两种方法进行调节从而调整了长期贫困的妇女的需求和能力。前两个案例说明了怎样通过建立妇女的经济资源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后两个说明了社会地位的加强怎样改善资源的发展。孟加拉国的学校项目是由政府主持的，剩下的项目是由（英国）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和一些当地的政府组织支持的。马里：省钱，建立资产在马里一个名叫 NGolofala 的村庄，大多数人依靠他们的庄稼过活，并且以它为经济来源。在丰收之前，农民们几乎没有可用的现金。所以，Djouri Konare,一位六个孩子的母亲，她准备了一些用土豆、甜辣椒、香料、
5、胡椒做成的米饭，在赶集日的时候出售，并且挣了一点钱。只用了一点点现金，Konare 之前向一个做食品的人借用了一些配料，在那一天结束前她必须按那个人的要价还给他。利润相当微薄。直到当地的一个非政府组织2YONUS 帮助在 NGolofala 的妇女们成立一个救助组时，Konare 有了更好的选择。他们每周都把很少的钱集中存放到一起公用，然后将资金借给彼此来投资一些小本的生意。这种小组是在美国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组建“saving for change”项目。从年九月开始在马里的“saving for change”项目已经发展到个小组，有来自将近个村庄的个妇女参加。 “saving for c
6、hange”服务于那些金字塔底端的穷人们，尤其关注妇女。有趣的是参与者只需要以呆在这个组织当中保留他们的资金为代价，而不是为那些放贷者或是外部的组织付钱。因为他们的规则是交替使用那些钱，妇女有一个安全的省钱的地方，并且当她需要钱时就有可用的现金。这点对于那些长期贫困的妇女来说尤其重要，因为那些钱在她们遇到譬如家庭成员葬礼等的打击时，可以保留自己的尊严。而且这种方式成本较低，当地控制，并且容易重复，从而可以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解决贫困。Djouri Konare 参加了“saving for change”的小组，借了足够的钱用来为她的小生意买了足够的配料，之后以比食品加工者高的加钱将商品出售。除
7、了还本金和利息以外，她每个月还能有美元的收入，对于一个只具有小量资本的农妇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收入。对于项目外放的美元，。的能够按时归还。每年小组会按照大家集资的多少对所拥有的资产进行分红，农妇们可以用这些钱来进行投资，买一些农业用的产品，或者为他们的家人买一些东西。从年开始，在马里的小组已经通过集资，利息，税收，以及她们集资的集体产业中获得了美元。在这些收入中，有美元会在耕种季节需要钱的时候返还给成员。今年 Djouri Konare 从小组那里分红美元，她用这些钱买了一只羊。由于这是由当地控制的，并且是一个可以自我复制的系统， “saving for change”已经在那些对于一些经济协会不
8、稳定不获利的地方生根了。那些受过培训的领导者们分离出来，并且在周边的村落中自愿形成新的小组。在这些小组中有多是通过这种形式自发形成的。但是有一些小的经济项目可能为筹集资金等事宜铺好了第一步路。马里的妇女们还发现这种项目的方式明显的增加了她们间的交流，并且帮他们创建了社会资本。这一项目成为了当地妇女改善她们社会地位的关键。现在在马里的当地组织中只有一小部分加入了这一项目，然而，更多妇女需要有意义的改善。孟加拉国：让女孩上学在孟加拉国，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女孩在完成主要的学校教育之后，和长期的代价，因为高额的费用很少有可能继续她们的教育，FSSAP(女性第二学校资助项目)为那些同意直到她们获得第二学
9、校（SSC）证明之后才结婚的女孩提供资金。 FSSAP 组织是由 IDA 基金在年创办的，在年的六月进入了它的第二阶段（FSSAP 2） 。FSSAP 2覆盖了孟加拉国的四分之一的乡村，在项目执行的五年当中，IDA 投资了。亿美元，政府和孟加拉国的财政投资了万美元。在年，有所学校参与到 FSSAP 2，在年有万的女孩被这些学校接收，其中有。的人获得了资金帮助。有一个项目的参与者教 Selina，她岁，是从 Habiganj 地区叫 Daragaon 的村庄过来的。她家总共有八个孩子，她是第三个。他的父亲是一个茶庄的退休工人，他经营了一小片土地，但是太小了根本不能洋货他的家庭。Selina 的父
10、亲一直期望他的孩子们都能接受教育，但是他没能供他的前两个孩子获得 SSC。是 FSSAP 使 Selina 能够在离他家五公里远的学校上学，每天她需要步行两公里然后和学校的班车会合，她用她基金的一部分来支付班车的费用。经常往返于学校对于 Selina 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大包事故她知道在学校她的出勤率必须达到这样她才能拿到基金。因为她出勤比较规律，她的成绩每年都3在进步，在年 Selina 通过了 SSC 的考试，并且以 B 的成绩取得了学位。每个学生每年花费美元，相比其他的资金项目，FSSAP 一直以来在使女孩从贫困家庭中脱离出来，做的很成功，因为它使用了地区性的目标，在个村落中区分出高度贫
11、困的人群。然而，在那些项目中没有一个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支付那些间接的教育支出，因此在项目的受益者当中，只有那些非贫困的女孩的家庭可以支付这些费用，这样的代表太多了。尽管有基金的帮助，Selina 说：“对于穷学生来说，仅仅依靠基金的帮助而完成学业几乎是不可能的。 ”她建议政府应该和基金配合，给那些穷学生提供一些书以及学校用品。项目基金的再分配对于贫穷家庭而言，仅仅使得每个女孩所获得的多了一些。让女孩受更多教育的项目同样也应当满足成年女孩的一些特殊需求，比如给她们提供去学校的安全的旅行和干净的私人的厕所。当女孩子们要求些公共的卫生设备的时候，这肯定是她们最先需要的，因为当女孩子来月经的时候她们比男
12、孩子更需要一个公共的厕所。FSSAP 所建立的安全的网络项目，通过联合或是立刻的救助，再或是对那些学校的投资，对于每个穷困的妇女和女孩的长期的或短期的要求都做出了回应。事实上，研究已经表明，受教育的女孩是一个国家减轻贫困，经济增长以及培养孩子的最有力的投资。莫桑比克：加强妇女的合法权利Cecilia Reis 是 Maputo 省多位传统领袖中的一员，他已经经过当地 MULEIDE组织的培训，教她们如何教会人民莫桑比克的法律，这一法律在年生效。这一法律解决了非洲一种公共的价值判断：当丈夫死亡以后，按照传统他的房屋和土地都归他的兄弟或者是他的父母所有，而他的妻子和孩子则既没有房子也没有收入。新的
13、法律体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它规定：妇女可以继承财产，之后可以结婚（并且把结婚的最小年龄从岁提高到岁） ，可以获得传统婚姻的认可莫桑比克的大多数婚姻属于这种。在新的法律体制下，妇女可以自爱没有男性亲戚的参与下自己做商业决定，在离婚的时候她们也可以获得财产。在这一立法的基础上，妇女有更多的安全感，并且有更多的选择维持自己的生计。离婚后可以自由结婚也意味着莫桑比克的妇女们有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这一法律，是由美国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所支持的一个妇女团体起草的，这使莫桑比克的妇女向前迈了一大步。现在的挑战是教会市民们新的法律，并且建立这一法律的权威，从而取代当地传统的摩西法律。的妇女居住在比较远的村落
14、。她们中有三分之二的是文盲。为了寻找这一挑战的新的办法，求助于像 Cecilia Reis 这样的传统领袖来传达他们的信息，因为这些领袖是被信任被尊敬的。这一方法的使用是用知道她们的文化来帮助改变。这一干预的影响正在研究中，但是妇女法律的主动权的项目中显示，通过合法的变革发展本土的权力，吸纳政府的机构和公民社会组织所导致的变革更能让人接受，以上的项目已经在十个发展中国家运行试图维护妇女的权力。这一课程，和那些莫桑比克的研究一样，在试图通过法律的变革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方面应当同样适用。萨尔瓦多：反对性别暴力Tomasa Cosme de Lopez，抱着她的孙子，看着他丈夫红砂糖的样品，卖成包的
15、这种萨尔瓦多的甜品已经变成一种家庭产业了，Cosme 的丈夫这会正在厨房里帮忙准备糖果。但是这种公平的现象在萨尔瓦多是很少见的，在这男人和女人间的关系被大男子主义统治着，这是年的城市战争的遗留暴力。反对妇女的暴力在这个男人统治的有万人口的国家变得很严峻。在年一年就有件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报道，其4中至少有位妇女被自己的丈夫杀害。在年一次公共的调查中显示，大概有一半以上的选票认为男人打女人是很正常的事。针对妇女和女孩们的暴力是一个很大的心理的和经济的问题，这使得贫困妇女摆脱贫困变得尤其困难。家庭的或者是联合体的暴力可能限制一个妇女受雇用的机会，比如，她的丈夫拒绝让她到家以外的其他地方工作，或者是
16、她害怕如果留下家园出去工作，她就会收到性折磨。反对妇女暴力也关系到生产率的损失，因为妇女的旷工妨碍了总体经济的增长而使投资不景气。为了解决萨尔瓦多公共的安全和妇女权力的地位，六个组织（包括美国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和当地的一些参与者们）相结合的一个联盟在年创建了公共教育和维护的一次运动：“在你和我之间有不同的生活” （between you and me , a different life） 。这次活动的目的是通过提高妇女的权力意识和号召当地政府以及政府官员组织针对妇女的暴力，从而减少针对妇女的暴力。这一运动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精神的方式来引起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现在在这座城市已经有很大比例的人群通
17、过街道的媒体，剧院以及一些其他的公共声明而注意到这一事件。尽管暴力和贫困是彼此关系着的，还是应该运行这样的项目来确定那些贫困的妇女们不能承受额外的建立在性别上的暴力负担。早期的对于萨尔瓦多运动的一些研究表明，已经很成功的唤起了公众的性别意识，并且已经产生了妇女地位的新的对话。比如，该运动组织了一系列的“辩论圈” ，其中有多位政府官员参与，来讨论性别暴力，妇女的权力，以及公共安全。这一干预的项目评估显示通过成立萨尔瓦多运动这样的形式来制止家庭暴力产生了经济意识，因为她们在家庭暴力这方面花的更少了。总结以上提到的个案在有几点共性。首先，它们都是在了解非常贫困妇女的需求后开始的，这超出了仅仅发展经济
18、，或是只有单独的项目来涉及安全或是社会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经济资源和收入的提高。建立的这些评估方法表明要改变妇女的生活需要采用多维的方法。每个案例中都有多个行动者参与来解决涉及的复杂问题。萨尔瓦多的项目目标是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但是它要和其他一些妇女行动的小组，政治家，大学的研究者，法律实施者以及和它们有接触的公交车司机等联合。这些组织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不断加强信息。已经扎根的态度是很难改变的，但是可以通过持续的和不同的信息改变。同样的在莫桑比克的法律的改变依靠的也是在妇女的研究小组、行为组织者、政治家、陪审团以及传统的领导者等形成的结盟。在需要改变的基础上建立统一
19、，需要细心的策划；在需要改变的基础上建立统一，需要很好的协调。在孟加拉国建立女孩子的学校需要经济的机制、态度的改变、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因为妇女面对的问题涉及很多的范围，形成不同的持续的结合体和联盟对于大量的改变是很有必要的。第二，当干预是为妇女的需求和能力特殊设计的时候，改变也可以在微观的领域发生，比如家庭和家庭的小组和小组的。在马里“saving for change”的项目能够扩张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和它的参与者们的设计比较合适，还因为妇女们的自愿的努力，她们将这种方法告诉她们的邻居、亲戚和朋友们。第三，对于市场的渗透很重要。那些寻求总体态度改变并且创建新的社会规范的项目
20、，都尊重妇女。在莫桑比克合法的改变很重要因为项目涉及整个国家。而在萨尔瓦多，政治家的参与以及政府代理人的参与也有了一定的民族影响。在马里以节省为导向的方法不仅仅使这一活动扩张，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做生意的新的理念妇女和妇女工作，妇女和男人工作这都是合法的。孟加拉国增加女孩受教育机会的项目，已经使得在第二次教育的学校里女孩的数量多余男孩的数量（尽管二者的数量都不是很多） ，当每个人都接受一个行动时，原来看来奇怪的东西也变得正常了。5最后，授权妇女的项目必须一直意识到那些意识可能再回来。那些授权可能没有意识到妇女没有钱，没有权力，甚至没有说话的权力；然而当妇女开始获得资源和社会地位的时候，那些男人甚
21、至是其他的一些妇女肯定有一些强烈的反应。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授权妇女，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机遇而不是一种威胁。用来继续阅读的书：D.Abu-Ghaida and S.Klasen， “the Costs of Missing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on Gender Equity,” World Development(Vol.32,No.7,2004);S.Chant,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Analysis of Poverty: Methodological and Conceptual Challenges to Und
22、erstanding Poverty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Santiago,Chil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2003).John Ambler, (jambleroxfamamerica.org)是美国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项目的高级领导；Lauren Pandolfelli,（l.pandolfellicgiar.org）是 IFPRI 的一名研究者 Anna Kramer,（akrameroxfamamerica.org ）是美国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一名作者和助理Ruth Meinzen-Dick（r.meinzen-dickcgiar.org）是 IFPRI 的环境和产业分工项目的高级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