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报在改革浪潮中起落 对社会报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这份创刊于1985年2月16日的报纸是在改革大潮中兴起的一朵浪花。作为社会报的创办人和负责人之一，笔者觉得有必要将社会报从创刊到停刊的史实一一写出以飨读者，并供有志于撰写中国报刊史者作一参考，也算对历史作个交代。 “小小骂、大大帮忙行不行？” 社会报总编辑是由学会会长曹漫之教授兼任的，但他年事已高并不具体过问办报事宜。邓伟志副总编当时是声名鹊起的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以思想解放著称的中年学者。 世界经济导报的钦本立老总以善打“擦边球”而著称于世。邓老总也有他的名言：过去批判某某报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那我们（对共产党）小小骂，大大帮忙行不行
2、？邓认为，社会报既非党报，若要说官话实无存在必要，因此社会报的办报宗旨是发他人所不能发、不愿发。要独树一帜为民“喉舌”。 社会报几期试刊后，找了文汇报理论部几个志同道合的编辑，他们对已出的几期试刊很有兴趣，表示愿意兼职承担具体编辑事务，双方一拍即合。邓认为这是社会报发展过渡期的最佳安排了，一是能极大地扩大新闻来源；二是比招聘专职编辑省钱，更无须承担劳保福利；三是他们去和印刷厂打交道比我们方便。 文汇报四报人加盟，使办报力量大增。自1985年下半年起，已出定期的双周报，1986年起则出周报，一切均按计划进行。文汇报一些赴全国各地采访的记者不乏好稿子，但文汇报却未必能用，就上了社会报。更有些文汇报
3、常驻外地记者，不时发来一些各地的社会新闻，使得社会报得以更好地树立起面向全国的形象。记得当时文汇报总编马达多次夸奖社会报办得不错、有特色，甚至批评说文汇报那么好条件为何写不出那些好文章，却不知社会报的不少好文章都是他的部下采写的。像文汇报那样有影响的大报，倘能真正依赖报人意愿办报，恐怕也很难有小报生存发展的余地了。 社会报很想开风气之先。邓伟志曾设想划出一栏目，供自由投稿，投稿者不必认同本报观点，文责自负，但未获准。又曾筹划在上海搞选美活动，得到的回答是：上头有批示，对广州共青团已搞了的一次选美下不为例，其他地方再不许搞。也许广州邻近港澳，已算特殊对待了，笔者的感觉是上海的整个环境较广东等地保
4、守得多，想开改革风气之先，几乎不可能，即使广东已有的，上海有关当局也未必感兴趣。如广东南风窗杂志报道广东领导干部多渠道听取民意，社会报亦有类似设想，曾设法向时任市长提出，未予置理。这也许就是现代人报原拟在沪办而最终迁粤的原因了。1986年底，深圳举办了首届健美比赛，社会报一摄影记者自筹旅费去深圳拍了一大批照片，我们想选登部分，竟被指责为顽固坚持自由化办报方针。 社会报对言论文章是很重视的。言论文章未必出自名人高手，但人云亦云，无甚新意的党八股官样文章一律不登。 社会报设有“争鸣”“标新立异”等专栏，经常对社会思潮热点，敏感话题组织探讨。如“争鸣”专栏曾讨论诸如“第三者”、“马路求爱”、“婚前性
5、行为”、“允许不允许安乐死”、“匿名信合法吗？”等以往极少涉及的“敏感”问题，被读者誉为“讲真话，不讲套话、假话、空话。”“敢言别人所不敢言”。最著名的一次是“标新立异”专栏对“大公无私”问题的探讨。讨论必然包含各种对立观点，只要言之有理，能自成一说者都照登不误。但那些封杀社会报者认定社会报的倾向是反大公无私的，因引发讨论的第一篇文章认为大公无私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而是奴隶主的口号，显然踩了那些表面上把“为人民服务”口号高唱入云者的脚。胡乔木还曾用此来围剿打击于光远，因社会报曾发表过于光远赞同天津大邱庄“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的口号的报道。其实那篇文章的本意至多不过是主张“大公有私”而已。
6、在文章结尾，作者坦言：“大公应该提倡，无私则可休矣。”上海某重点大学一哲学教授看不过“左”将们对社会报的蛮横指责，还特地找出在50年代写的哲学笔记，也是肯定“大公有私”这个口号的。笔者对胡乔木鲜有好感，不屑道：“己身不正，焉能正人”，当年“”批邓，胡若真信奉“大公无私”就应像另一胡（耀邦）那样，高举“骨头”，就不至于“私心重，骨头软”而“反戈一击”去批老邓了。 真正引起保守派对社会报震怒，是社会报经常整版篇幅系统地报道一些著名改革派人物针砭时弊的讲话文章。社会报从试刊到被封闭前后不到两年时间，总共出了68期，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改革派精英，如刘宾雁、王若水、严家其、苏绍智、于浩成、温元凯等，社会报
7、几乎都有报道。1986年4月，社会报与世界经济导报联手，对轰动全国知识界的“马丁事件”作了连续报道，并不指名地批评了邓力群，在一篇严家其夫妇的专访里率先介绍了后来备受争议的史一书；特别是1986年7月29日，社会报继6月10日发表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访王若水一文后，选择了纪念双百方针30周年的日子，以整版篇幅并配以照片，评论发表了民主需要理论，理论需要民主宽松中访郭罗基一文。时值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倡导“三宽”气氛，故用了“宽松中访郭罗基”这一副题。 不料，该文刊出不久，中共上海市委就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沪上各报总编会议。因邓志伟出差在外，由笔者前往与会。 会上疾言厉色地指责社会报严重违反宣传纪律，
8、称什么一份地方小报居然未经请示，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同志所作的人与事的决定妄加评论，是决不能允许的。在此期间，还发生了几件事。一是正当社会报在连载女作家遇罗锦的三次婚姻时，有人打电话来责难，谓据“美国之音”报道，遇罗锦已在西德申请政治避难，你们怎么还在连载她的故事。我们则答曰：我们从不听“美国之音”，也不会依据“美国之音”作报道。一是当时上海破获了一个以高干子弟陈、胡为首的流氓团伙。上海市委的头头们感到左右为难，要摆出动真格，取信于民的架势，又深恐“曝光”过多，损害“威信”，真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按以往惯例，凡要造成声势，公判大会都在可容纳一万余人的市体育馆召开，而这一次有意识选择
9、一个只可容纳二三千人的静安区体育馆召开。早在刚破获时，市委宣传部就严令全市各大小传媒在最后判决前一律不得报道该案，还美其名曰：新闻单位要注意不干扰司法审判。其实，到了最后开庭那天，也未允许记者入场采访。据笔者一个出庭作辩护律师的朋友透露，判决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早就内定好的，律师纯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这时，我们获悉辽宁有一份叫共产党员的杂志，组到一篇披露上海公安局如何侦破这一犯罪团伙的稿子发了出来。我们一见如获至宝，立即予以全文转载，与市委宣传部打了一个“擦边球”，并在开公审会的当日，赶到现场叫卖，深受市民欢迎。 1986年秋，上海铁路西站发生一起严重的列车倾覆事故，使得居住在铁路沿线的棚屋居民
10、造成严重伤亡，而有关方面在处理善后事宜时却只顾推诿责任。社会报仗义执言说了几句公道话，批判了官僚主义的敷衍塞责，草菅人命。不料，得罪了某些权势人物，他们对社会报实行软硬兼施，破天荒第一次邀请社会报出席铁路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会上上海铁路报总编特意找到笔者交换名片，表示兄弟报刊今后要多加强联系通气，而暗地里却去市府交通办告状，称由于社会报的报道，造成他们善后工作的困难被动云云。还有一件事是社会报一名特约记者通过他自己的关系找到了晚年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并作了采访，铁道部有关领导知道后大为光火，到中宣部告了社会报一状。中宣部责成上海市委宣传部予以处理，市委宣传部新闻处立刻电令我们撤下已排好清样的这篇报
11、道，并指责我们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办报方针与指导思想有问题。 1986年的中国，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即中国的改革应从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向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的社会改革。为此，社会报联合了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编辑部等单位，于11月初在上海召开了“改革中的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并邀请了刘宾雁、王若望等知名人士到会作报告。不料会议不久即传来一消息，浙江社科院一“左”将向中央状告刘宾雁等散布自由化思潮。又有消息说徐惟诚将7月29日的社会报交到了邓办，引起了高层震怒。这时的社会报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 萧条肃杀的1986年冬 1986年底，京沪等地骤然而起的学潮，使得中国敏感的政治气候一如当时
12、的气温急剧下降，社会报的处境就更艰难了。没过几天，约在12月25日，市委会宣传部部长潘维明带着主管新闻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新闻处处长柴志豪等一干人，神色严峻地来到社联召开紧急会议。潘维明称，社会报在市委批评后迄今未有改进，现又发展到有记者卷入学潮，已被新华社上了内参。其实真相只是一借用的工作人员在某厂联系广告业务时，问及有关当时盛传的退休事，表示同意深圳青年报的观点而已。潘维明称市委非常关注，已连夜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社会报立即停刊整顿。社联几个老干部不服据理力争。主持社联工作的郭加夏秘书长（原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不平则鸣：社会报发了那么多鼓吹改革的文章，即使有一两篇错误，最多追查有关人
13、员的责任，甚至可撤换负责人。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在中发表了那么多乱党乱军乱国的文章，也不是换个领导班子就得了。心底里还是倾向改革的潘维明见势只得作出妥协：考虑到社会报的社会影响，可边出刊边整顿，但文汇报四报人须立即撤出；社会报须改名为社会学报，每月清样须送宣传部审查通过才能付印。 由于清样须先送审，结果改名后的那一期社会报尚未正式付印，清样已被送上中宣部。据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还被指责为对社会报明批暗保。这也许指潘维明出席了社会报易名为社会学报的迎新茶话会，虽是把丧事当喜事办，也得煞有介事。潘维明代表市委宣传部充分肯定社会报的成绩，并希望易名后的社会学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提出了思想更解放
14、，学风更严谨，探索更大胆的口号。北京的某些人看了自然极不舒服。这样社会报1987年仅出了一期，总第六十八期。第六十九期刚排好清样，市委宣传部就一个电话过来通知停刊整顿。通常不过问具体事务的学会会长兼总编辑曹漫之也一再要求我们顾全大局，顾全如坐火山口的潘维明的处境。看来潘也确有其苦衷，不久就离职去中央党校学习了。 1987年7月13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的芮杏文所作中共上海市委1987年上半年度的工作报告，谈及市委的“反资”成绩时称“对社会报已作停刊处理”。 1987年那次“反资”，除社会报外，还有深圳青年报安徽科技报遭停刊。社会报虽已被停刊多年，但在中国报刊史上自有其一席地位。第 8 页 共 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