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争议”仇和再进一步 任职昆明市委书记四年后，仇和成为三任昆明市委书记中唯一一名在省内晋升到副书记职务的官员。1957年出生的他，政治前途看好。 8月，位于大陆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实现十年来省委书记第一次换人，3个月后，在11月29日下午举行的云南省委党代会上，13位省委新常委完成换届任免程序。 其中，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晋升为云南省委副书记。由于仇和本身所具有的“明星官员”气质，人事任免决定一经公布，就获得海内外关注。 事实上，仇和也是最近三任昆明市委书记中，唯一一名在省内晋升到副书记职务的官员。其前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杨崇勇2007年底离开昆明，平调河北省委常委，在今年11月底的换届中，
2、成为河北省常务副省长。而1994年至2003年间担任昆明市委书记的杨健强，卸任后是赴国家民委任职。这意味着相较于前两任，1957年出生的仇和，经党内职务历练完善后，政治前途看好。 “一正两副”组合更趋活力 仇和的递补，使得云南省委书记与副书记的“一正二副”组合更趋充满活力。 在本港媒体的视野中，现任省委书记秦光荣属于典型的少年得志而又大器晚成的官员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出身的秦光荣，43岁时就晋升为副部级，出任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这在当时少之又少。而自副部级走到正部级，他花了13年的时间，这在现在的正部级干部群体中又不多见。 这位1950年出生的湖南干部，在湖南地市一级执政时，对于处置地
3、方的改革问题，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个人经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大潮袭来时，其治理下的长沙市被国务院确定为优化资本机构改革试点城市，经过实际操作，秦光荣提出国有资产只有作为商品通过市场流动重组，才能获得合理配置的观点。 后来他将这一观点扩充为学术专著，获得经济学者厉以宁的好评。厉以宁同时是两位出自共青团系统官员的导师，他们分别是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团中央第一书记处书记陆昊。人民日报也发文指，长沙的国企改革既惊天动地，又风平浪静，对秦光荣的改革给予正面评价。事实上，秦光荣的改革路径，也是大陆官员在进行地方治理时的主流方式。 现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李纪恒出生于1957年，在广西工作接近27年，是
4、2006年调入云南出任省委常委的。其仕途沿县市省三级拾级而上，属地方一把手升迁的标准路径，其执政风格也趋于持重。 相对上述云南党政一把手，仇和作为“改革派官员”的曝光率要更大一些。这位家世贫寒，以个性棱角著称的官员，与李纪恒同岁，早年在江苏沐阳这个GDP总量全省倒数的县城出任一把手，透过行政指令色彩的招商引资、拍卖医院与学校、克扣公务员工资支持大型基建等手腕，令地方面目出现明显变化，也收获了褒贬不一的民间评价。 在官方，仇和得到了来自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的鼓励，回良玉认为“此典型是在不空谈、不争论和改革创新中发展的”。不过当2006年初江苏省党代会选举副省长时，候选人仇和的赞成票刚过七成，媒
5、体评价这似乎并不算高票当选。不久他的工作分工被明确为负责城乡建设、交通、环保、安全生产、人防地震、民族宗教和苏北发展协调工作。 昆明四年 2007年底，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的岗位上，外调至云南出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时，被视为少见的“东官西调”。也有评论指沐阳与昆明在某种程度上情况相似，不仅行政力量“温吞”，而目都属GDP排名靠后的欠发达地区。 一套从沐阳起就培养起来的为官风格，也随之带到了昆明。 仇和甫一到任，就主动要求当地媒体报出负面新闻。此后又指令云南日报用4个整版刊登出副县级以上干部的办公电话，并由市委、市政府下文，对不认真接听电话的官员实施问责。仇和善于和媒体打交道，在宿迁时虽然
6、有很多质疑，但他和媒体维持了良好关系。任职江苏省副省长后，又成功地躲避了媒体关注。 但官场逻辑很快将仇和的声音放大。如2008年3月仇和在一次大会上批评呈贡县一副局长打瞌睡之后，官员被该县迅速勒令辞职。事后仇和回应称，相关人事变动并不是出自他本意，以后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 更早的2007年底，也就是仇和履新昆明后不久，他在赴富民县调研考察时，提到公务用餐能否用公筷公勺。这一提议很快变成了当地县政府2008年一号文件的内容，全县还召开干部动员大会，就“培育文明就餐新风尚”具体部署，县委领导作动员讲话。 在经济上，仇和同样采取了休克疗法，用官员跑招商，改变昆明经济发展“温吞”的局面。昆明公务
7、员现在学习到很多新词，比如“五办”作风（立即办、主动办、上门办、跟踪办、公开办）。一个传神的例子是，浙江某经济发达城市的市领导访问昆明某区，在欢迎晚宴上不经意谈到了云南的茶文化，不出5分钟，区文化局长带来了一本厚重的茶文化书籍。片刻之后这位浙江领导又谈到了开发区用地政策，当地国土资源局长马上又过来攀谈。 这一系列的快速运转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不过强力措施并不总能换来官场的一致认同。在过去4年中，昆明的市政建设大兴土木，一再出现暴力强拆事件，去年昆明市长张祖林就曾公开表示，“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百姓的！” 在卸任昆明市委书记时，仇和第一次承认，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温和一些、领导艺术再讲究一些，或许就
8、会避免因工作要求严厉、批评人较多而伤害少数同志的感情，造成个别同志的误解。他为“留给昆明的遗憾，带给同志们的不愉快，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 桥头堡上的仇和 实际上，仇和执政的风格，也正在趋向于正统。那种命令道德行为不检点的人走上电视屏幕向全县居民忏悔的沐阳做法，到了昆明已不复存在。但以个人举动激活官员，比如身先士卒跳下河床清理淤泥的方式，仇和仍一以贯之。这种似乎集“循吏”与“清流”特点于一身的地方官员，也颇得政策研究机构的青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交流中心在去年成立了“仇和新政”对政府管理创新的影响与评价课题组，据称会将调查报告上交中央。 对于正在谋求成为东南亚“桥头堡”的云南而言这套具备改革魄
9、力与能力的“一正二副”组合的出现，无疑于正当其时。 这项计划与东南沿海实现的外资“引进来”不同的是，官方希望透过云南实现“走出去”，与西南接壤的发展中国家相互合作。2011年5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将云南定位为大陆向西南开放的重要门户、沿边开放的试验区和西部地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先行区。 有评论指，对于云南而言未来“桥头堡”的建设成功与否，是这届省级领导班子最受人关注之处。 仇和曾赴美短暂接受培训，对“用企业家思维从事政府工作”理念十分赞同，在一次公开场合，向企业家介绍作为“桥头堡”前哨站昆明时，仇和说大陆过去三十年是体制、机制转轨，而后三十年是社会
10、、公民转型，而这第二步转型主要靠企业家。 由于特殊的民族地区角色，以及长期的经济欠发达，云南长期不为人关注。省内外干部交流并不频繁，省委常委也多是由地方一把手逐级晋升而来。 自新世纪以来，云南官场不断曝光在腐败下。2001年省长李嘉廷被“双规”，之后曾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高严外逃海外。2008年云南孟连爆发群体性事件，时任云南省纪委常委和正兴直指这是“群体性事件背后往往藏匿着腐败”的一个典型。至今年上半年，又有云南楚雄州州长杨红卫被“双规”，查出是“政绩工程狂热、作风狂妄、吸毒狂欢”的“三狂”州长。 这些事件所散发出来的负面效应，都与云南建设“桥头堡”计划显得格格不入，也与仇和所张扬的道德气质完全悖离。 编辑 罗科 制表 黄静 美编 黄静第 6 页 共 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