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信息流动结构的变化看我国对外传播的走势电挠研究8从信息流动结构的变他看我国对外传播的走势在传播学有关信息流动过程的研究中,包括拉斯维尔的线性模式,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模式在内的诸多模式,都是在对信息经由信源流向信宿的一般过程进行描述,而对信源或信息传播主体的构成(即信息流动结构) 及其变化情况,却鲜有涉及(或许这是传播学者视野中的传播学研究有意忽略的部分).在笔者看来,“ 过程“ 的考察固然重要,“结构 “的调整或变化同样会对传播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我国的对外传播就经历了由传播主体变化导致的信息流动结构的变化过程,而在 2008 年,这个过程更是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对于中国来说,2008
2、 年是大事频发的一年,而与一系列重大事件报道相伴随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信息开放“(实为信息源的开放).正是由于信息源的开放,我国对外传播的信息走向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概括地说,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信息发布主体的多元化和信息采集,发布渠道的多样化.变化的结果是,中国日益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中国的信息传播也日益成为国际传播信息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信息源的开放(特别是信息源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一个过程.上个世纪末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以及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外媒对中国的报道量也逐渐增加,然而这些报道大都是在西方媒体主
3、导下进行的,与中国自主性的对外信息传播处于错位状态.由于种种可以想见的原因,其中充斥着对中国的误解,偏见甚至敌意.2003 年“非典“ 期间信息传播失误带来的教训,使中国政府意识到信息公开的重要性,由此开始了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和有关政府信息公开条列的颁布与实施,从而使信息源向国内媒体的开放有了制度上的保障.信息源向国外媒体的开放则与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有直接关系.为了解决奥运期间外国记者的在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程曼丽采访问题,2007 年 1 月 1 日,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规定正式实施.该规定取消了 1990 年公布的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中对于外国记者
4、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在华采访活动的限制(指外国记者在中国大陆采访,应当向有关外事部门申请,并得到同意),规定外国记者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即可在华采访.2008 年 10 月 l7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则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中的主要原则和精神以长效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使信息源的开放有了法律上的依据.与中国政府信息开放的步伐相伴随,中国对外新闻信息的传播也逐渐摆脱了媒体主导的“外宣“模式,具有了多样化的特征.如果把基于中国信息源的内媒,外媒的报道看做一个整体的话,那么,这个整体就包括了以下几部分:(1)中国专门从事对外传播
5、的媒体的对外信息传播.这是基础性的部分.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对外传播自主意识的增强及其投入力度的加大,我国对外信息传播的整体实力和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海外落地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英语国际频道,西班牙语频道和法语频道信号通过卫星传送基本覆盖全球,并在北美,欧洲,非洲,亚洲,大洋洲和中南美洲的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落地入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拥有 11 座境外整频率电台,153 家境外合作电台,通过 53 种语言对外播出;中国外文局每年以 l0 多种文字出版 3000多种图书,近 30 种期刊,同时支持具有一定实力的期刊社到国外办刊,目前已有 24 种期刊印刷版和 27种
6、期刊网络版发行到 l82 个国家和地区.当然,从国际传播的宏观角度看,我国对外信息传播的声音还相对弱小,影响力有待进一步加强.(2)中国其他媒体的对外信息传播.这是指专门从事对外信息传播的媒体以外的中国媒体的对外信息传播.虽然从属性上讲,中国媒体内外有别,但是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兴起以及“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大部分媒体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外向“ 的性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将塑造国家形象的舞台交给了所有的中国媒体,借助这个舞台,中国媒体不但展示了自己在专业化手段和传播技能方面的潜力,还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在自家门口出色地完成了对外信息传播任务.奥运
7、会之后对外信息传播领域的一大变化,是部门对外信息传播的概念开始淡化,国家对外信息传播的观念进一步增强.对外信息传播不再被视为某一管理部门权限范围内的事,而成为国家层面整体性的战略任务.按照中央关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战略高度,着力提高对外信息传播能力,着力构建“大外宣格局“, 着力展示良好国家形象的指示精神,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在内的国家级大媒体纷纷制定出自己在对外传播中的战略,策略,并向国际化媒体升级.(3)外国媒体基于中国信息源的信息传播.这是指外国媒体记者在华实地采访后发出的新闻报道.如前所述,这一走向的信息,是随着中国政府信息开放政策的实施而形成的.2007 年 10N
8、 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是中国政府对外信息开放的第一次大型演练,来自世界上 40 多个国家的 1000 多名记者与会采访,远远超过十六大时的境外记者人数(590人);2008 年“两会“期间,前来采访的外国记者达 877 人,创外国记者人数的历史新高;北京奥运会期间,通过各种途径来华采访的外国记者超过 3万人,创历届奥运会记者人数之最.而在此之前的“5?12“汶川大地震,外国记者不但可以自行进入灾区采访,政府外宣部门还主动邀请并组织中外媒体记者赴地震重灾区采访,从而使关于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登上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中国政府快速,高效的救灾反应能力也获得了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当然,信息源的对外开放,
9、意味着竞争机制的引入,意味着中国媒体的新闻报道将被放置在与国外媒体同样的水平线上,经受前所未有的检验.对于中国媒体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4)外国媒体对中国媒体信息的“二次传播“. 这是指外媒转载中国的媒体信息,信号而形成的新闻传播.在以往的国际传播中,由于信息资源占有上的不平衡,我们往往只能转载,转播西方四大通讯社以及 CNN,BBC 等国际广播电视机构的新闻报道,信息反向流动的情况很少发生.而在2008 年的“5?l2“汶川大地震中,由于我国政府采取了“ 有控制开放信息源“的做法,加之国内媒体的快速反应以及 24 小时不问断的新闻报道,我国媒体发出的信息和设置的“议程 “,多被包括西
10、方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媒体所转载,转播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CNN,BBC 等均在第一时间援引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播发的消息.这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可能性:通过有效的信息管理,变主体性的信息源为主导性的信息源,向更大的平台传送自己的声音,引导国际舆论的涉华报道,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奥运期间我国媒体的成功报道,又次证明了这一点.以上由信息源的开放所带来的我国对外传播信息流动结构的变化,虽然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却在 2008 年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并将对中国今后的对外传播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变化一方面为中国信息的国际传播开辟了更多的渠道,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中国也将因此摆脱边缘状态而向国际舆论的中心领域迈进
11、;另一方面,信息源的对外开放,信息独占权的部分消解,也使中国媒体面 I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竞争压力.首先,信息源的开放虽然能够有效防止因信道不畅而造成的讹传现象的发生,却不能改变 91,国媒体记者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利益诉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这些无疑会透过新闻报道体现出来.此外,西方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念与中国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强调正面报道为主,西方则认为“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在丑闻,事故或灾害类报道中尤其如此.这些都会导致涉华报道数量增加的同时,所谓负面报道或消极类报道量的同比增长.其次,信息源对外开放以后,我国媒体虽然获得了与国际性媒体“同台竞技 “,全面提升的机会,
12、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信息源头上的垄断优势.与国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大媒体相比,我们尚缺乏足够的传播资源,在新闻采集,发布的技术手段,渠道,受众的拥有量,接近性等方面与前者也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与西方媒体在同一信息源之上进行较量,无疑会使中国媒体暂时处于不利地位.再次,如前所述,外国媒体反向的“二次传播“ 是增加涉华报道数量和频率,扩大影响力的一个有效渠道,但是,如果我们的信息源管理出现问题,媒体又不能及时,连续地发布信息,这个渠道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如果媒体发布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对中国的质疑和谴责之词,连同一些“反面证据“ 也必然会通过这个渠道传播出去,最终对中国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对外传播
13、信息流动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和电视研究9电视研究10压力面前,中国政府和媒体应当进一步调整观念,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以适应“大外宣格局“ 下国家整体发展的需要.第一,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媒体.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我国媒体的传播能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媒体数量在增加,辐射面也在不断扩大.但是总的看来,我国尚缺乏能够与西方四大通讯社等媒体相匹敌的国际性媒体,媒体的影响力也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这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是不相称的.因此,打造一流媒体,全面提升媒体影响力就成为目前国家战略层面上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升媒体影响力,首先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升级,建设一流的传媒机
14、构和一流的记者队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步改变国际传播(包括基于主体信息源的传播和主体信息源以 91,的传播)中西强我弱的局面,掌握国际话语主导权,取得竞争优势.除此之外,提升媒体影响力,观念的转变也很重要.长期以来,在国际新闻的采集,发布方面,我们一向处于被动境地,习惯性地采用着两方国家提供的新闻成品,形成了一种信息依赖或依附状态.显而易见的是,经过 2008 年一系列大事的历练,我国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位置已经发生变化,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估计,适应这一变化.我们必须调整以往在国际传播中的边缘化心态,树立大国应有的传播自信,增强主动传播,主导传播的意识,积极参与国际大事的报道,参与国际舆论主
15、战场的较量,在参与中壮大自我,提高影响力.第二,尊重国际传播的规律与要求.从整体上看,每个围家的对外传播,都是国际传播或全球信息传播的一部分,其效果如何,能否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否被认同或接受,最终都要在这个大平台上经受检验.由于国际传播主体的复杂性,检验标准不乏主观因素,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它的客观性这个客观性就是国际传播的参与者必须遵循的规律与要求.这些要求既有道德伦理层面的,比如反对恐怖主义,反对非正义战争,拥护世界和平;也有技术层面上的,比如传播信号,传输网络,话语方式的对接;还有专业层面上的,包括信息的公开,及时,准确传播等等.正是这些规律与要求决定着国际传播的成败.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
16、的国情和利益诉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以此为由违反国际传播的规律,就要受到惩罚.以专业层面上的要求为例,我们只需回顾一下 2008 年在中国发生的几件大事就不难发现,凡是我们按照信息传播的规律与要求,及时准确地发布了信息,就会有好的反馈和效果,比如“5?l2“汶 Jif 地震中的新闻报道以及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信息发布;而大凡西方媒体涉华报道所引发的对中国不利的情形,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与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不能及时报道均有直接关系.因此,对于中国政府和媒体来说,一个重要的课题是了解和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处理好主观认识和客观要求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媒体的公信力.这样,外媒对中国的报道无论是发
17、自“信息源 “的报道还是“二次传播“, 才能向更加积极的方向转变.第三,提升媒体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水准.2008年的大事报道,既让我 fi1 看到了中国媒体的巨大潜能,也让我们近距离地看到了自己与国际大媒体之间的差距.这些差距既有观念层面上的,也有具体操作层面上的.以电视媒体为例,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党和政府的宣传体系中,电视与其他媒体一样,被视为思想观念的载体,电视画面也就成为表达思想的一种辅助性手段.既然是辅助性手段,人们对于画面语言的运用就没有什么奢望,简单,粗放的拍摄,制作就能达到任务的要求.这使我国电视语言的使用一直处于未充分开发的状态.因此,当我们面临奥运会这样大规模,大场景,专业精
18、准度要求很高的直播,转播任务时,经验上的欠缺就充分显露出来了.目前,作为国家级主流媒体,中央电视台正在向国际一流大台的目标迈进,当此之际,如何调整观念,提高媒体人员的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尽快缩短与国际大媒体的距离,达到一流标准,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业务一 t3 的改进,创新,超越固然重要,体制,机制上的调整和转变更加重要.一方面,对外信息传播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要求,另一方面,电视作为一种媒体,也有视觉表现上的特殊需要.只有同时满足这两种需要并在机制上形成稳定的结构,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我国媒体自身的竞争力才能充分表现出来,我们也才能更好地满足外煤涉华报道两个走向的信息需要,从而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总之,在我国对外传播发展史上,2008 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我国的国际舆论关注度及其对 91,传播的信息流动结构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既给我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以及国内媒体向国际化媒体的跃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又使我国的媒体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经过 2008 年重大事件报道的考验和洗礼,相信我国媒体能够抓住机遇,在迎接挑战中不断成熟,成长.口本文编辑:李金澍注:I 荚 1 丹尼斯- 麦奎尔着.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4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