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竹内好鲁迅研究批判 韩琛 青岛大学文学院 摘 要： 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契机, 日本学者竹内好释放了对侵华战争的负疚感, 并通过解散中国研究会、废刊中国文学等行为, 表达自己对“大东亚战争”的拥护。在“二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日本陷入绝境的现状下, 竹内好将鲁迅塑造为一个回心于“无”的绝对文学者, 以此来否定“哲学的结构”的西洋近代文化, 建构“文学的结构”的“大东亚文化”。战后, 竹内好则从作为“大东亚战争”之“意识形态翼赞”的“近代的超克”论述里, 发明了反近代主义的“作为方法的亚洲”。追求东亚主体性的反近代主义的近代, 既是竹内好之始终未变的思想轴心, 也是其根本悖论之所在, 并形成了一种
2、反人道的文学主义的法西斯倾向。实际上, 文学主义的法西斯不仅是竹内好个人的特点, 而且是 20 世纪以来的各种激进主义的反近代性思想及其历史实践的普遍性特征, 这使今日世界依然游荡着法西斯的幽灵。竹内好生发于“二战”时期的文学思想、政治思考和鲁迅研究, 似乎印证了本雅明对法西斯美学的政治批判:近代社会中的“人类的异化已达到这样的程度, 以至于它能把自身的毁灭当作放在首位的审美快感来体验。这便是法西斯求助于美学的政治形势”。关键词： 竹内好; 鲁迅; “大东亚战争”; 近代的超克; 作为方法的亚洲; 作者简介：韩琛 (1973) , 男, 山东龙口人, 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收稿日期：20
3、16-04-01基金：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作为方法的日本鲁迅研究:从竹内好到伊藤虎丸 (16FZW034) ”的阶段性成果Criticism of “Takeuchi Yoshimis study on Lu Xun”Han Ch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Qingdao University; Abstract： Taking as an opportunity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Japanese scholar Takeuchi Yoshimi released his sense of guilt
4、 about the War of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and expressed his support for the War by breaking up the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Society and stopping the public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others.When World War II entered the heated stage, Takeuchi Yoshimi made Lu Xun an absolute litterat
5、eur who returned to “nothingness” in order to negate Western modern culture in “philosophical structure” and constructed greater East Asian culture in “literary structure”.After the war, Takeuchi Yoshimi discovered taking Asia as method of anti-modernism from his discourse about “overcoming modernis
6、m”, a kind of ideology supporting the Greater East Asia War.Pursuing the modern times of anti-modernism with East Asian subjectivity is both a constant ideological axis of Takeuchi Yoshimi and a paradox that results in a fascist inclination of anti-humanitarianism.In fact, the fascism in literature
7、is not only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of Yoshimi Takeuchi, but also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 of anti-modernist ideology and historical practice of all kinds of radicalism since the 20th century, so that in the present world, there still loiters the apparition of fascism.Takeuchi Yoshimis literary
8、 mind, political thinking and study on Lu Xun formed in the war seemed to confirm Benjamins political criticism of fascist aesthetics;“Human alienation in the modern society has reached such a high extent that it can take its own destruction as the primary experience of aesthetic pleasure This is th
9、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fascism seeking help from aesthetics”.Keyword： Takeuchi Yoshimi; Lu Xun; nothingness; Greater East Asia War; overcoming modernism; Asia as method; Received： 2016-04-011943 年, 在刚刚完成的著作鲁迅的“结束语”中, 竹内好声称“我站在了我自己的终极之场”。这个对自身历史境况的描述, 当然首先来自于鲁迅这本著作的完成。实际上, 鲁迅亦是一个本源性的“竹内好像”的自我完成, “文
10、学者竹内好”通过发明“文学者鲁迅”, 也抵达了自己的“终极之场”。在语言编织的以“无”为轴心的鲁迅想象中, 竹内好彻底实现了自己。鲁迅的完成, 让他既仿佛如释重负, 也好像如临深渊。因为与此同时, 竹内好恰恰也处于历史张力紧绷的“终极之场”中:伴随“大东亚战争”的不断深入, 整个日本处于一种绝境般“终极体验”之中。故在战争期间, 竹内好基于对“大东亚战争”的认同, 通过解散中国研究会、废刊中国文学等行为, 将“文学性的否定意志”实践于个人生活的现实世界。更为重要的是, 竹内好本人即将走向中国战场, 以肉身性的而非思想性的“行为”战争、杀戮和死亡, 来亲身实践“为了活着而选择死亡”的自我否定哲学
11、。其著鲁迅的写作对于身处历史的终极之场的竹内好来说, 就是他所定义的那种具有绝对政治性的文学行为。“大东亚战争”亦当如是观。一、“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否定”大致上, 竹内好的著作鲁迅是写作主体处于一个极端自我膨胀、极端自我虚无化的矛盾状态下的产物。因此, 对于鲁迅的肯定, 不得不建立在否定鲁迅的基础上;而自我主体性的形成, 也就不得不建立在不断自我否定的历程中。竹内好挣扎于自我与鲁迅、日本与中国、东洋与西洋、“支那”事变 (侵华战争) 与“大东亚战争” (太平洋战争) 之间, 并试图在挣扎抵抗中自我认同为一个本真性的、绝对性的历史主体, 这既体现在鲁迅的写作上, 也显现于对于“大东亚战争”的礼
12、赞中。竹内好趋于绝对主体性的姿态必然意味着, 在通过自我否定完成自我建构之前, 无论是鲁迅还是中国, 作为外在的对象世界, 在终极意义上都必须先被否定/超越。非如此, 则不能形成一个完全向内辐射的绝对主体:“作为实际存在的支那的确存在于我之外, 但是在我之外的支那是作为必须加以超越的支那存在于我之外的, 在终极意义上, 它不能不在我之内。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当然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只有在这种对立对我而言是一种肉体的痛苦时, 它才是真实的。这就是说, 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否定。”在这里, 所谓“支那” (即中国) 是作为“真我”之实现的媒介存在的, 而不是应予承认的异我之主体而存在的。仅仅作为一个媒
13、介或者方法存在的“支那”, 在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主体构造完成之后, 必将以转变为主体的内在者而从外在的世界中消逝。也就是说, 主体之我的绝对自由, 是建立在克服他者的基础上, 没有作为对他者的“支那”的存在与否定, “我”以及日本的存在是不确定的。将前述这段话“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否定”中的“支那”换成“鲁迅”, 在竹内好那里, 也是应该能够成立的。“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被否定, 其实也意味着, 鲁迅在终极意义上也必须被否定。回心至无的“竹内鲁迅”;也就是在这个终极意义上实现的只有鲁迅成为无, “竹内鲁迅”才能成为一切。鲁迅通过超克鲁迅, 而成就“竹内鲁迅”;“大东亚战争”通过对美国开战, 就
14、可以否定“支那事变” (即侵华战争) , 进而成就“大东亚圣战”以及“大东亚共荣圈”。鲁迅可以看作是竹内好想象性地建构“大东亚文化”的个人化尝试, 这本著作是竹内好挣扎、回心、抵抗, 进而想象一个超越一国一族之个别性文化的“大东亚文化”的思想凝结物。“竹内鲁迅”的“无”、“回心”、“挣扎”等概念的最终形成, 可在竹内好之前关于“大东亚战争”的礼赞中见到端倪。意即, “竹内鲁迅”的发生来源于具体历史境遇中的个人体验, 并与整个日本昭和时代的思想状况、时代精神和历史危机密切关联。竹内好的个人禀赋、成长历程, 交织于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对外扩张的冲动、重构世界史的野心, 让“竹内鲁迅”最终产生于一个暴
15、力与死亡、理智与狂热、酷烈现实与乌托邦想象彼此混杂交错、难分难解的极端的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竹内好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议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等文中, 表述了日本和自己在“1941 年 12 月 8 日”以突袭珍珠港为标志的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一刻, 所生发出的“回心”般的狂喜。这种经由“自我否定”而回到绝对自我的主体意志, 最后被投射到了鲁迅的写作中。“鲁迅”最终成为竹内好处理“大东亚战争”及其所隐含的“东洋的悲哀”不能自主的近代化进程的媒介。沟口雄三认为, “1941 年12 月这个瞬间, 那是所谓的大东亚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日本侵华战争扩大为大东亚战争, 但这种扩大不仅仅是战争领域的量的
16、扩大, 还意味着战争发生质的转换, 把日本推向以国家存亡为赌注的内外压力同时白热化的阶段。对于竹内好而言, 适逢这一生死存亡的转折时期, 中国文学研究拷问着他作为日本人应该具有的态度”, “通过鲁迅, 他揭示了日本以欧洲为基准、蔑视中国和侵略中国的近代, 如何仅仅是出于主体缺席的肤浅状态;而这一揭示, 却是一种扪心自问:他追问和抨击的, 是自己和自己祖国的存在方式”。所谓“质的转换”在这里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美国开战导致了日本将自身陷于孤注一掷的极端境地;其二则是侵华的殖民战争被转换为帝国主义之间的霸权战争。然而, 这场战争之争夺亚洲或世界霸权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 无论其是欧洲基准的近代
17、主义式的, 还是亚洲主义的反近代的近代主义式的。不过, 对于当时的许多日本知识者来说, 他们的确需要一个契机, 来缓解侵华战争造成的道义上的焦虑。在谈及 1941 年 12 月 8 日的宣战诏书的时候, 竹内好表现出极端文学化的浪漫主义亢奋。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议一文的开始, 他就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时间开始了”:“历史被创造出来了, 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更为重要的是在后面的文字中, 竹内好用“大东亚战争”的发生完成了自我否定, 否定了自己由于“支那事变”带来的“道义的苛责”。因为“这样看来, 在这一变革世界史的壮举之前, 支那事变作为一个牺牲不是无法忍受的事件”, “今日的我
18、们基于对东亚解放战争的决意, 重新否定了曾经自我否定了的自己。我们在双重否定之后把自己置于正确的位置上”。“支那”, 也就是中国, 成为日本否定之否定 (肯定) 自我的媒介, 对美国宣战完成了对于侵略中国的道德救赎。侵略在瞬间变成抵抗, 东亚殖民于是也就被转化为东亚解放。按照竹内好的逻辑, “大东亚战争”对于日本来说就是通过自我否定又回到自己的回心之举, 而对于其他东亚国家来说就是脱离欧洲殖民的解放, 外在他者的解放与内在主体的救赎在这里是二位一体。这就是竹内好所谓的“在终极意义上它必须在我之内”。那个必须在我之内的“它”, 既可以是“支那中国”, 也可以是“文学者鲁迅”。与通过所谓反帝国主义
19、的太平洋战争否定自我之帝国主义倾向, 进而将自己置于抵抗西方近代主义的主体位置一样, 竹内好通过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 完成了对于非主体性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否定, 并写下了主体性“宣言”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中国学者认为此文极为重要, 它显示了竹内好在极端的历史状态中的“回心之轴”, 并使他遭遇鲁迅:“在理解竹内好的文学立场方面, 这是非常重要的文献, 因为它正面表述了竹内好的回心之轴, 并把这回心之轴外化为真正的行为。从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到主张日本的自我否定, 从鼓吹“大东亚战争”的理念到消解国民国家的框架, 竹内好使他的文学性构造在 1943 年那个苦难的年头里附载于一个最费解的形态, 这就是在
20、战争这一凝聚和激化了现代性问题症结点的现代性事件的白热化阶段, 竹内好试图将世界的哲学性构造转化为文学性构造。他试图把鲁迅所揭示的投入和挣扎于自我否定过程的文学精神, 转变为处理现代性问题的最大能源。”虽然竹内好在鲁迅中宣称文学是行动, 不是观念, 但是文学一旦转换成实际的行动就丧失了文学之多元性、机能性、复杂性的内涵, 而变成一种完全基于固有立场的政治性表达。文学之超政治的政治性因此也将荡然无存, 不但无以抵抗现实政治的侵蚀, 而且有与政治意识形态达成合谋的可能。因此, 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并不能完全看作是“作为行为的文学”, 而是以文学面目呈现的政治宣言, 文学终于在与
21、现实政治的共振中, 其实是与残酷战争的共振中, 凸显出其趋向于“无”的无用之用的空前政治意识形态性。在我看来, 战争不是政治, 而是政治破产的后果, 政治无法解决的冲突即导致战争, 因其去政治化的浪漫主义倾向, 战争往往呈现出歇斯底里的文学性。“大东亚战争”的爆发, 为竹内好的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回心”的契机, 作为对这场“重写世界史”的战争的回应, 竹内好毅然解散了一手创办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中国文学研究会是为反对古典汉学和近代“支那学”而成立的, “一方面, 竹内好不满于旧汉学的因循守旧和僵化敝俗, 而另一方面, 他也同样不满于支那学在改造汉学非科学性的同时对于后者的因循和僵化的无形继承”。
22、竹内好注重中国研究的主体性、批判性和现实性, 他最为不满的是“汉学”和“支那学”研究的现实性、创造性和想象力的丧失, 变成了僵化、封闭的学究化学术。他极力主张以“否定”作为知识生产轴心的“文学的态度”。于是, 当他认为中国文学研究会日益学院化、世俗化、“支那”学化的时候, 中国文学研究会必须通过自我否定的行动, 让自己真正嵌入到自我否定的知识生产的历史中去。对于外在的“汉学”和“支那学”的否定作为一种行为, 与对于内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自我否定连接起来, 在“自他一体”的状况下的否定是为发明新的自我。不断地进行外在、内在的持续否定, 必然无限趋向于“无”的境地。不过在竹内好看来, 无限趋向于“
23、无”, 恰恰是“有”得以真正发生的唯一契机, “大东亚战争”就是可以无中生有的历史关节。竹内好认为, “支那”与日本休戚相关, 日本的成长必须以“支那”的成长为前提, 但存在的现实矛盾是, 这个“支那”是一个拥有具体肉身的他者“支那”, 并作为一个现实物出现在“支那事变”中。竹内好等日本学者对于“支那事变”的疑惑, 便来自于这种现实性压抑带来的痛感。只有在否定“支那”的同时也自我否定, 连接于具体肉身, 现实情感的痛感就会消失, 个体便在消除小我、构建大我的历史目的论中完成救赎。在竹内好那里, “支那”和“支那文学”并不是目的性的对象, 而是日本和日本文化建构其主体自律性的媒介物, 其被否定还
24、是肯定并不依赖于其本身, 而是取决于决定改变世界史的日本之主体意志。“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否定”、“知识是为了否定它而追求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必须否定”, 这一切否定最终在“大东亚战争”中被完成。至少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这一天, 竹内好是坚定不移地这样认为的。他确信, 对美国开战将重构世界史, 近代世界之结构将被重新定义, 具体而言就是从欧洲的“哲学的结构”回心为大东亚的“文学的结构”。作为态度的文学, 其实就是一个以“大东亚战争”为基点的“文学的结构”的近代主义立场。二、哲学的结构与文学的结构在论及“大东亚战争”爆发的意义时, 竹内好认为历史往往是由一个行为决定的, 对美国开
25、战作为一个行为便具有改变世界史的功能。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点上, 竹内好亦试图用一个行为, 一个作为态度的文学行为, 来将自身重新置于这伟大的历史转折之中, 而不是置身其外。这个行为就是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 他亲身建构起来的一个学术研究组织。党派性的丧失、对于大东亚建设的无意义、“支那文学”问题未能在日本视野里被主体化的认知, 是竹内好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三个关键理由。这些理由, 无不与“大东亚战争”、“大东亚文化”建设相联系。但实际的情形却恰好相反, 正是“大东亚战争”的爆发, 而不是研究会自身的问题, 构成了竹内好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决定性理由。“大东亚战争”给竹内好带来“回心”般的启示,
26、 并让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存续成为一个问题。要建设“大东亚文化”, 则必须否定已然世俗化、日本化的中国文学研究会, 并以之作为“大东亚文化主体”形成的牺牲。首先, 所谓失去了党派性, 就是失去了从本源性矛盾中不断否定自己、并不断自我生成的主体性动力。唯有让中国文学研究会消失, 才能证明那种本源性矛盾的存在, 只有让其“否定至无”, 才能“等待原初的生活从无际的大无之中涌出的那一天”。竹内好相信, 中国文学研究会曾经具有这样的“党派性”:“我相信研究会曾经那样存在过, 我试图从没有形状的、本源性无的世界中求得我们用自己的努力创造出来的那个场域。”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是对那种自我保全的文化抗争, 并联系
27、于“大东亚文化”的形成。竹内好声称, “大东亚文化只有在超克了自我保全的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我们日本不是已经在观念上否定了大东亚各地域的近代殖民地统治了么?我认为这种观念是无限正确的。所谓否定殖民地统治, 也就是抛弃自我保存的欲望。就是说, 个体不是通过掠夺其他个体而支撑自身, 个体必须在自己内部产生出通过自我否定而包容其他个体的立场。世界不是通过掠夺, 而是通过给予被建构的。这一大东亚理念的无限正确性, 必须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末端, 从根本上动摇原有的基础, 从那里促成新文化的自我形成。只有通过行为, 只有依靠自我否定的行为, 创造才会发生。只有以行为支撑的观念才是真正的观念”。在竹内
28、好看来, 中国文学研究会一直没有完成的自我主体建构, 却被“大东亚战争”一举完成了, 中国文学研究会必须通过自我解散, 从而无限融入到“大东亚战争”所建立的新文化场域中。但是, 竹内好及其同仁赋予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党派性”究竟是什么?让党派性得以彰显的“本源性的矛盾”、“原初的生活”、“主体性的文化”, 在竹内好那里是否有具体的内容?实际上, 这种党派性最初建立在对于汉学和“支那学”的抵抗上, 并企图通过这种抵抗谋求自身的学术独立性, 进而“建立对于近代文化整体的批判立场”。“中国文学研究会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在理解支那的意义上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在对现代文化进行内在批判的意义上也试图成为独一无
29、二的。因为我们虽然在方法上采取了一般的外国文学研究态度, 但反过来得以以支那作为媒介批判使得外国文学研究成为可能的现代文化框架。”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最初的党派性是其相对于日本汉学、“支那学”的独立性, 以及相对于近代文化框架的批判性, 它要从这个由近代主义、传统文化构建的学术环境中分离出自己, 并最终使自己处于支配环境的地位上。这就要求中国文学研究会必须处于不断自我否定的进程中, 不如此, 则无以从占霸权地位的近代主义模式中脱离出去, 也就不能取而代之并占据支配性的位置。不过, 所谓“作为态度的党派性”, 最终指向的是终极性的“无”, 因为只有成为无, 才能成为一切, 就像“大东亚战争”一样,
30、其目的就是通过自我取消的永恒否定, 而取得囊括一切的绝对支配性。其次, “中国文学这一态度, 对于大东亚文化建设而言, 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这是一个颇为令人费解、但极为关键的理由。其至少存在着三个层面的内涵:其一, 中国文学研究会在内外压力下日渐世俗化、常识化, 失去了历史性的紧张感, 同时也丧失了对于建构文化自律性的渴望;其二, 竹内好形成了新的方法论的自觉, “亦已经意识到我们所依靠的一般外国文学研究方法作为方法已经失去了意义这一事实”, 因为这些方法是从外面强加于日本文化的, 而不是从内部通过自我否定发生的方法论;其三, 让竹内好认识到中国文学这一态度无用的是“大东亚战争”的爆发
31、, 他确信“持这种立场的 (旁观的、近代式的) 外国文学研究, 在不远的将来, 不仅会被证实与以超克欧洲近代为使命的大东亚理念背道而驰, 而且还会被证实它在学术上也是无力的”。其逻辑在于, 如果以“近代主义的文化自律性”作为目的, 那么以中国文学作为把握这种文化自律性的媒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 面对以反近代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大东亚战争”, 确乎失去了历史合法性, 于是只能自行了断。竹内好毫不怀疑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合历史性, 他相信主体性的东洋的近代必然将在战争的硝烟中确立起来, 因此必须要通过对于过去之我的完全否定而建立崭新自我。竹内好认为:“人们说大东亚战争改写了世界史。我对此深信不疑。它否
32、定了近代, 否定了近代文化, 它是通过彻底的否定而从否定的深处促成新的世界和世界文化自我形成的历史创造活动。当我们获得了对这一创造的自觉之时, 我们才得以回顾自己的过去, 理解它的全部。中国文学研究会正因为它正确, 它才变得狭隘。这个立场正是在我们的回顾中才得到了理解。中国文学研究会必须否定。就是说, 现代文化必须否定。所谓现代文化, 就是在现代在这个时代里欧洲的近代文化在我们自身的投影。我们必须否定以那样的方式存在着的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作为从自己内部创造世界史的创造者而存在的。我们必须不依靠他力支撑自己, 而是自己塑造自己。否定中国文学研究会, 并不意味着复活汉学和“支那学”。我们否
33、定的对象也包括这两者, 所以这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大否定。换言之, 也可以说是对于这一切的理解者, 是通过自我否定而使自己世界化。这不是给既成的自我再添加点什么东西, 而是立足于无限更新自我的根本之点。中国文学研究会十年的经营, 换来的正是这个自觉。”“大东亚战争”令竹内好意识到, 中国文学研究会依然是一个他律性的近代主义研究范式的产物, 这也是日本的近代化的基本特征。“大东亚战争”的爆发就是日本决定从他律的近代主义回心为自律的近代主义, 从世界史的他者变成世界史的主体。不过, 按照竹内好自己的逻辑“正因为它正确, 它才变得狭隘”, 他深信不疑的改变了世界史的“大东亚战争”, 也应该同样是狭隘、偏
34、执、排他的。所谓无法否定否定着的自我, 却恰恰就是竹内好试图否定的近代主义的根本逻辑。最后, 竹内好认为应该主体性地立足于日本文学的立场来认识“支那文学”, 但是目前衰弱的日本文学却不能自他一体地确立这种主体性, 无法将“支那文学”的问题转化为自身的问题,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于中国文学研究会身上, 因此它必须被解散。竹内好的论述最终落脚于建构日本文学的主体性问题上, 以为近代以来的日本文学没有思想, 只剩观念, 失去了创造力, 与“大东亚战争”不相匹配。日本文学必须经过自我否定的行为, 在自己的内部产生“大东亚文学”, 没有这种行为, “大东亚文学”就是一句空言。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解散作为一个否定
35、的行为, 就与衰落的日本文学转化为新生的“大东亚文学”联系起来。竹内好试图想象一个超越了哲学结构之文学结构的世界, 因为只有文学的结构, 才能解释并契合于“大东亚战争”:“今天, 文学的衰退已经成为无可遮蔽的事实。把它昭示于天下的是大东亚战争。文学的衰退, 客观的说, 就是世界不具有文学的结构。今日的世界, 与其说是文学性的, 毋宁说是哲学性的。今日的文学无法处理大东亚战争。因此, 它衰竭了。但是, 这个事实反过来从内部看, 也可以说恰恰是今天, 文学被要求回归它原初的狂放。衰退了的文学, 可以通过对于衰退了的文学的否定而复生。只有这样才能在自己的内部产生出新的自我。大东亚的新文学, 不是被给
36、予的外在之物, 而是通过当今衰退的文学的自我否定, 从否定的无限深渊中自我涌现的成果。我希望相信的是, 日本文学无论有怎样的曲折, 总有一天它会成就这种涅槃的。今天, 正是反思文学作为本源性的、内在于行为的决意的这一性质的时刻, 正是认识文学并非心理的外包装的时刻。”实际上, 不是日本的文学不能契合于“大东亚战争”, 而是“大东亚战争”建构起一种超越性的文学氛围, 当下的文学语言无以描述这种新的文学结构, 因为日本近代的文学是西方近代的哲学的结构的产物, 因此有必要创造出一种新的“大东亚文学”形式来。当然, 这个文学的结构在竹内好的著作鲁迅中, 被凝结为一个本质为“无”的绝对“文学者鲁迅”。世
37、界的哲学化是竹内好对于近代化及其历史的基本判断, 其意味着西方近代性及其意识形态一种抽象的、客观的、理性的知识范式的霸权。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价值观、方法论和知识脉络, 当然从未脱离于这个近代的知识典范之外。日本的中国研究的近代化, 在竹内好看来不过是欧洲的近代知识在自身的投影;而日本的近代文学的衰落, 其实也就是一个近代性的后果。无论是文学创作方面还是文学研究方面, 二者所提供的思想、话语和知识, 都不能处理正在“否定近代主义”的“大东亚战争”, 当然也不可能形成作为“大东亚战争”和“大东亚共荣圈”之“意识形态翼赞”的文化主体镜像。当竹内好强调一个本源性的、内在性的文学结构应是“行动”的时候,
38、正是在暗示“大东亚战争”、“大东亚共荣圈”之基本的文学性本源, 从而与那种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性本源相区隔。因此, 竹内好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行为是一个源于本质的文学性的行为。其至少在竹内好的认识中, 应是日本的知识生产和文学创作的一次“回心”之举:它否定了自己, 也否定了近代, 同时在双重否定的基础上又达成了自己。文学既是一种态度, 也是一个行为, 它必须在自我否定的行为中带来新的创造性。于是, 日本文学必须自我否定为“无”, 才能从内部生成新的“大东亚文学”。只有自我否定至无, 才能成为一切, 并创造出新的世界。竹内好废刊中国文学、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 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否定到无
39、的姿态, 冀望于日本文学、日本文化的自我否定, 以一个“无限空无”的自我, 形成囊括世界的“大东亚文化”。我相信, 大东亚文化只有通过日本文化自我否定才会诞生。日本文化必须依靠否定自身才能成为世界文化。必须成为无, 才能成为一切。回归于无, 就是在自己的内部描绘世界。日本文化作为日本文化而存在, 不是因为它创造历史, 而是因为它固定日本文化, 使它官僚化, 使生的本源枯竭。必须打倒自我保存的文化, 除此之外, 别无其他生路。三、文学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作为争夺地缘政治霸权的太平洋战争也就是“大东亚战争”, 在本质上完全是基于现实考量而发动的战争。对美国开战, 乃是日本之大陆扩张受到苏联狙击的
40、后果。诺门坎战役的彻底失败, 让日本不得不在太平洋上寻找战略突破口, 以应对美国制裁引发的物资危机。太平洋战争首先是一个地缘经济战, 而侵华战争同样也是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算计的理性后果, 其中并没有道义、文化或美学的任何位置。即使时时有各种浪漫主义战争颂的出现, 但也是作为将近代大众重新投入蒙昧与狂热的“意识形态翼赞”而发生的, 而绝不会作为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结构性内容存在于战争中。这里指的是任何一种战争, 无论是正义的, 还是非正义的, 实际上都没有文学插足的余地。但是, 近代社会中的“人类的异化已达到这样的程度, 以至于它能把自身的毁灭当作放在首位的审美快感来体验。这便是法西斯求助于美学的政
41、治形势”。文学不得不需要乞灵于战争的启迪, 因为近代世俗生活如此凡庸, 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象力。就像竹内好对于“大东亚战争”之毫无保留的狂热礼赞一样, 世人总是会在战争乍起的炽热状态中生出“徒手握住火焰”般的文学性狂想:“大东亚只有在自己的内部、通过否定的行为才能够得以产生。只有这种行为才是创造, 只有创造才是文学。文学仅仅是吐出一个话语, 但是为了吐出这个仅有的话语, 必须要有徒手握住火焰的行为。”不过, 文学就是文学, 其本质在于创造;而战争, 则是对创造的毁灭。在战后论述中, 竹内好认为日本直到 1960 年为止, “战争都没有结束, 战争体验一直持续着”, 人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 川
42、端康成文学或小津安二郎电影的唯美颓废有战争的影子。不过, 这种唯美颓废并非来自于日本战败之感伤, 而是来自于对战争本身的一般性体验, 这是一种超越战争之现实性、肉身性的美学性经验。也就是说, 战争在瓦解日常经验、生命实感、现实矛盾, 确立一种无以抗拒的历史必然性之外, 亦会令敏感的知识者陷入某种宿命式的感伤诗意。战争、暴力和死亡总是具有一种莫名的魅惑, 居然能让庸常的现实焕发出异样光彩, 战争于是经常被升华为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学性结构。因为用一般的日常语言是无法描述战争的, 而文学语言则可以, 它是一种置之死地之后的余裕和从容, 并在极端震荡的状况中展示出所谓“无”我的“终极的静谧”。有我的主体
43、性个人, 其实无法认同于战争状况下的“乌合之众”, 而无我之主体大我, 则能够将乌合之众的庄严膜拜般的集体臣服, 上升到一种意志美学的高度, 即如里芬斯塔尔在纳粹时代创作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我们无法否认里芬斯塔尔纪录片的美学高度, 但也无法否认这种美学的法西斯主义意涵, 甚至不能用“谁成就了谁”来将二者排序, 而只能说它们或者根本就是彼此成就。崇高的美学、意志的胜利, 总是包含令人性战栗、理智沦丧的魔性, 并倾倒众生。集矢于无以抗拒的绝对性死或无, 进而让生命绽放出文学式的华彩, 并最终站上世界史的峰巅, 这抑或就是竹内好的文学主义想象。他也是以这样文学态度来书写鲁迅的。所谓抵抗绝望
44、, 或从绝望开始的鲁迅, 就是战争带来的震惊体验的一般化、形式化, 而无以名状的“东洋人的悲哀”, 其实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形成的。从竹内好提及的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中, 人们能够切实地体会到意志的美学与臣服的激情的交织。在小津电影秋刀鱼的滋味 (1962) 中, 不时在军舰进行曲里穿插对于战争的回忆, 战争的尊严、日常的忧愁与时间的流逝居然交织出一种唯美颓废的诗意, 如果没有战争体验作为深度背景, 是不能形成这种“火焰灼烧后的遗骸”般的美学况味的。如此基于战争体验的历史魅影及其文学再造, 于宫崎骏的动画电影起风了 (2013) 中, 亦有不可思议的再现。在暴力与静谧、绝望与希望、战争与文学之间的转寰
45、腾挪中, 竹内好不得不以虚无作为通往本源内在世界的美学媒介, 因为只有在风暴中心的空无之眼中, 人们才有可能对暴力、战争和绝望持一种绝对静观的立场。这就是竹内好在鲁迅中论及的作为“余裕的产物”的文学之姿态:“文学不在行动之外, 而在行动之中, 就像一个旋转的球的轴心, 是集动于一身的极致的静。没有行动便没有文学的产生。但行动本身却并非文学。因为文学是余裕的产物。”在竹内好的笔下, “大东亚战争”是行动, 而且是摧枯拉朽、暴风骤雨般的行动, 全体国民都必将被席卷其中。这个行动具有改变历史、国族、人心的绝对力量, 导致每个个体产生一种难以克制的恐惧与战栗:“我们因感动而战栗着, 我们在战栗中用目光
46、追随着那如同彩虹般划破天空的光芒, 追随着那光芒的走向, 我们感觉到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涌出某种难以名状的、摄人心魄的震撼之力。”竹内好感受到的震撼、战栗是文学性的, 其不能够在理智的范畴内用逻辑的话语表达, 因此必须以一种歇斯底里式的赞美诗形式呈现。因为除此之外, 便无以描述这场战争之本质上的意义匮乏, 于是, 他只能在文学主义的虚空话语中赋予这战争以无意义的意义。凌空蹈虚或许是对于竹内好的战争礼赞的最好描述, 其是如此超凡脱俗, 又是如此不知所谓。相应的, 竹内好废刊中国文学也是行动。他以决绝之姿态告别旧的近代中国文学研究范式, 进而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大东亚文学”研究范式。然而, 就像日本在“大东亚战争”爆发前纠结于“战与和”一样, 竹内好并不能够将自己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理由落于实处。他认为那些可以举出的解散理由, 也可以原封不动地理解为不能解散的理由, 解散与不解散是互为表里的。最终, 竹内好只能用文学式的言语, 来描述中国文学研究会解散后的思想状况, 因为他实际上并不能够确定, 自己是否真的如他所言:我们在经过双重否定之后, 把自己置于正确的位置之上。他唯一能够落实的心情, 则是自己永不能解脱的文学情怀:“对于现在的我而言, 切实的心情仅仅是古人那种浪迹天涯的情怀。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