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宋文化政策的双重性与青琐高议的“多言古事”中华文化论坛 2005?2北宋文化政策的双重性与青琐高议的“多言古事 “冯勤摘要毋庸置疑 ,宋代文化之繁荣有赖于强调以文治天下的国家政策,然而其严酷的一面却常常被人忽略.青琐高议的“多言古事“ 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文化政策的双重性.关键词 文化政策 ;青琐高议 ;中图分类号l(244 文献标识码A多言古事;双重性文章编号10080139(2005)02007003着名的传统文言小说集青琐高议成书于北宋中后叶,这正是党争激烈,社会矛盾加剧的时代,然而在这本集子中,却多言古事,多谀美颂扬之辞,很少看到当时严酷现实生活的影子.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应该说除
2、了有些传统的尚古心理外,与当时的文化政策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北宋王朝确立了“以文化成天下 “的国策,太祖,太宗, 真宗等历代君王在历史上无不以“ 崇高文史“ 着称 ,这一国策对宋代文化的蓬勃发展无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陈寅恪先生曾给予其的高度评价:“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与此同时,为了有利于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北宋历朝帝王进一步强化了对书籍的禁毁,大规模的禁书运动时有发生,此起彼伏,显现出其文化政策的双重性.但遗憾的是,这严酷的一面却较少为人所注意.因而以下对北宋禁书情况的考察应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所谓“文治“ 的历史真实 .禁书最早始于先秦,商鞅在变法进
3、程中首发“燔诗,书“,继而是秦始皇“ 焚书坑儒“.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这两次禁书事件虽残暴野蛮,但表现颇为幼稚,加之禁书时间不长,对后 tU:并未造成太大影响.至汉代,文化政策较开明,汉惠帝废除了秦代延续下来的“挟书律“, 武帝虽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举 ,也并未因此明令禁止百家的着作.自晋至唐,虽亦有所禁,也大都只是裁纬,天文类书.因此,宋以前的历代王朝在文化政策的制定上尽管略有趋严之势,但总体上仍不算酷烈.而北宋文化政策因B,-j-政治 ,经济结构的调整变化而更具双重性 ,一方面,统治者不能不在自给自足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适应空前发展的商品经济的需要,在文化领域的统治上表现出开放的
4、态度,尊孔崇儒,鼓励读书,热衷于大规模的求书,校书,编书活动.而另一方面,出于维护其封建统治的需要,不仅屡屡发起禁书运动,并且所禁范围超越以往历朝,甚至还发展到因人废书的程度,其禁书情况呈现出新趋势,暴露出其“右文 “国策的另一面.先观其所禁范围.北宋统治者不但一如前朝严格查禁兵书,天文图裁类书,同时还首次将文人的文集,笔记和私史野史也列入其禁毁的范围内.关于前一类书的查禁,通过北宋初年制定的宋刑统,尤其是太祖,太宗及以后各朝反复颁发的诏令可得到确证,到仁宗宝元二年(1039 年)的禁书事件发生时,其禁书目录已达十四个门类之多.70作者简介 冯勘 ,四川 I 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四川 I
5、成都 610064.至于后一类书的禁毁,始于元丰二年(1079 年)的苏轼乌台诗案.据宋人朋九万的东坡乌台诗案记载,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使“, 皆因其“作诗赋等文字讥讽朝政阙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文字而获罪的典型例子,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化与政治的结合从此更加紧密,“文治“ 的阴影已初露端倪.此后徽宗崇宁 ,宣和年间接连爆发了两起大规模的禁书运动.崇宁二年(1103年)春的诏书明确地勒令:“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纪事,刘放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版,悉行焚毁.“宣和五年(1123 年 )秋,同样内容的禁书令再度颁布天下.
6、次年冬天又发布了一道诏书,重申严禁苏,黄文集.总体而言,前四朝禁书的方向是天文图谶类书和兵书,范围较前朝只是略有放宽,基本上还只属于一种“ 继往 “之举 ;但后五朝,确切地说从神宗王安石变法开始,源于党争而展开的禁书运动,其范围却扩展至文人文学作品,并且惩戒愈来愈严酷.如神宗时苏轼虽被贬职,其文集尚未被禁毁,但自徽宗崇宁年间始,非但开始明令禁毁当朝文人的文集,笔记和私史野史,且于宣和五年秋,六年冬,一再下禁书诏,实行严厉打击.禁书范围的扩大与文化的繁荣两者构成了鲜明对比,其矛盾性正充分暴露了北宋文化政策“右文 “背后的高压现状 ,它是宋代一个重要而又令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再说因人废书现象.实际
7、上它的出现也是围绕着王安石变法及其党争展开的,其主旨在于加强其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即要求文人士大夫们保持政治思想上的高度统一,绝不允许其政见与当时的政策相抵触,后来甚至发展到仅仅因为作者的党派不同而废其书的程度.如黄庭坚的文集,尽管文集中涉及到政治的作品少得可怜,最尖锐的也不过类似虎号南山这种“苛政猛于虎“ 的泛论,但因与苏东坡关系密切,其政治倾向基本上属旧党一派,其文集仍难于幸免.再如司马光的文集,内容完全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然而在宣和五年被明令禁止,只因为他是反对新法的旧党首领.此外,还有秦观的淮海集及刘放的中山诗话等书,也无不是“因人废书“ 的蒙难者.这种禁书的新走向,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
8、无疑是野蛮而又专横的行为,它与统治者的“文治“ 如此背离,充分体现出北宋文化政策的双重性.关于青琐高议的“多言古事 “现象,研究者大都没有加以注意 ,有的即使发现了,也往往认为与传统的尚古心理有关,而不加细究.事实上,撰辑者刘斧约生活于宋仁宗至宋哲宗年间,或更后一些,据此推知,这部集子的成书年代正是党争激烈,书禁趋严之时,因而不可避免地刻下了当时文化政策严酷一面的烙印,而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即为托古讽今及多谀美颂扬之辞.托古讽今,即不敢直言时政缺失,多托古而不及今.如前集卷六的骊山记,后集卷五的隋炀帝海山记,作者虽无直接的斥责之语,可是从对这一切暴行的客观描述中,其托古讽今之意自明.此外,书中还有
9、些专门描写后妃的作品,如赵飞燕别传,马嵬行,广谪仙怨词,遐周阿环等;但纵观全书,即使是如此委婉曲折的托古言政之作也不多见,更多的作品对此基本采取回避的策略,偏重于趣闻逸事的描述,如流红记,贵妃袜事,李太白,汾阳王郭子仪等等.这种“ 多言古事“ 现象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即是对帝王名臣多谀美颂扬之辞.先观其对帝王的颂扬.此书有一个不容忽视之处,即凡是涉及到本朝的历代君王,无论其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如何,一律歌功颂德,无一例外.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描写真宗封禅之事的东巡,岳灵记.众所周知,历史上的真宗封禅本是一件臭名昭着的大丑闻,若论贤明他是无论如何无法与“诏罢封禅泰山“的太宗及其后“以天书殉葬山陵“ 的
10、仁宗相提并论的 .l4 然而在青琐高议的这两篇故事中,作者直接声明异物远避及岳灵听命的原因正是由于真宗乃是“圣主东巡“, 才有 “夫至诚之动天地感鬼神也如此“ 的奇景出现,对真宗东封祀泰岳一事竟这般大肆吹捧,可谓阿谀至极.其他如御爱桧,希夷先生等是从侧面称述其贤德仁厚的,这种不敢对本朝帝王,即或不是当代的也不敢据史实直述的现象,应该不是偶然的.再有,尽管此书成书之时代正值党争最激烈之时,而对本朝历代名公大臣却无论其是新党,旧党,一律备加称誉,内容偏重于对其德才及轶闻逸事的记述,丝毫不涉及时政,更没有言及党争,据此推论也应是出于如上同样的心理,细绎之如下.首先是对其正直仁爱的赞誉,此类作品最为可
11、观.如士女对荆公论文,不以军将妻为妾,两篇写的都是王安石的故事,前者表现了其谦和的人品,后者突出了他正直宽厚的美德.又如葬骨记,丛蟓记及其续补等篇赞誉了卫公,富公替人迁葬遗骨的君子之举.而范文正,不以异梦改碑铭71中华文化论坛 2005?2两篇,一叙其不收方士赠银,不学其术而“育其孤如己子“ 的善行,一述其直笔不讳其恶的正直品德.再者.即是对其文才的推崇有加.虽然名列书中的名公大臣均是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影响时政的风云人物,但作者却对其出色的政治才能避而不谈,而只热衷于表现他们的才学,甚至敬其为神仙中人.如在游嵩山见神清洞中,作者盛赞欧阳修之文才:“乃神仙中人也.“而在二元两家中又赞叹黄庠,
12、范镇:“ 才学优粹 ,百余年始得二人,不亦少乎?“再有书中名公诗话,诗渊清格等文,所涉人物计有李防,蔡君谟,欧阳修,符彦卿,张士逊,吕夷简,范仲淹,韩琦等名震天下的大臣们,集中赞颂他们过人的文才诗格.以上所述诸公.王安石是新党的核心人物,而富弼,范镇,韩琦等均是旧党人物的代表,其时党争酷烈而又曲折,两党力量此消彼长,一波三折,但在此也是不加区别地一概称誉有加,凸现出编撰者心有余悸,消极避祸的无奈心境.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政策开明的唐代,不但直接描述当朝时政的作品比比皆是,而且往往有措词激烈的大胆评论.如同是描写天宝乱离之事,宋人的小说除骊山记等“托古讽今“ 外, 贵妃袜事 ,温泉记等,或抓住贵
13、妃写点无案可稽的前朝艳事,或虽不无讥讽,但一味堆砌故实,徒留猎奇之意.而在唐人的小说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等作品中,批判的锋芒直指向最高统治者.更有甚者,即使是在事发当时天宝年间,也有如杜甫的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直述所见,讥评时政之作问世,而杜甫诗也正是因其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而被后人誉为“诗史“ 的.至宋代,立国之初的三十几年,“右文“ 的国策刚刚确立 ,党争的阴影也尚未形成,小说创作环境较为宽松,无论是稽神录,江淮异人传等志怪小说,贾氏谈录,南唐近事等志人小说,还是绿珠传等传奇小说,其创作者往往借“述旧“, 而欲进行历史的反思和哲理思考 ,而太平广记的诞生,更是宋初开明文化政策的
14、直接体现了.可是到北宋中,后期,其文化政策由于党争的日益激烈,复杂而逐渐呈现出严酷的一面,如生活于宋代中叶的着名文学家欧阳修着录笔记小说归田录就是典型的一例.据曲淆旧闻,直斋书录解题等书记载,归田录初成后,未及传出而序言已流布社会,皇帝派人索览,欧阳修即将原书中“未欲广布“ 之内容悉行删除,而又将 “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之 “.这就是二卷本.在书中结尾处作者点明了其创作主旨:“以为职非史官,而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志也,览者详之.“这样的公开宣示.显然是迫于时势的无奈之举.而稍后的司马光叙写涑水纪闻,本为积累史实资料,然而其中所记因党祸之故也不无避重就轻的倾向.如关于真宗东封一事,只委婉提及回来后
15、“惟进士孙籍献言:封禅 ,帝王之盛事,然愿陛下慎于盈成,不可遂自满假.上善其言,即召试中书,赐同进士出身.“【6在此,作者回避了主要史实,而竭力想维护真宗圣明君主的形象即是明证,足窥全豹了.其他如僧人文莹所着湘山野录等书虽偶见批判的锋芒,但在当时毕竟是少数.甚至直到南宋,杰出的小说家洪迈在论及唐,宋文化政策此种由宽渐严的差异时也仍然在感慨:“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呢,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可见,自北宋中期始,随着党争 13 趋酷烈,大胆批评时政已逐渐变成宋人难以想象,绝无可能之事了.为此,以青琐高议为代表的宋人小说
16、集才会有如上回避现实,阿谀本朝历代帝王名公的这种“多言古事“现象 .它虽与中国自古以来的 “尚古之风“不无关系,但如上所述,应与北宋文化政策的“似宽实严“ 这一双重性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反映出当时严酷的历史真实及着述者迫于形势的无奈之情.(参考文献1徐松.宋会要辑稿 ?崇儒(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7.2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A.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陈奇猷.韩非子集释 :第四卷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4】宋史 ?本纪(卷七及卷八)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欧阳修.归田录 A.笔记小说大观(卷四)M.江苏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6司马光.涑水纪闻 A.历代笔记小说大观(宋元段)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7洪迈.容斋随笔 (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责任编辑沈伯俊)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