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 林晓光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摘 要： 由内藤湖南首倡的六朝贵族制论, 历经大半个世纪的研究论辩, 已发展为一套体大思精的学说, 影响深远, 国内学界对此也已不乏介绍。但其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 如该学说在战前的影响力, 第三代所持的“豪族共同体论”与“寄生官僚制论”论战的始末详情, 及在概念界定、思路及视野上与宫崎市定等经典的贵族制论的重点异同等, 目前还阐述不多甚至存在误解, 有必要加以批判性的回顾。以往国内学界对这一理论的接受和批判, 往往偏重于政治史的方向, 但就其本义而言, 文化史乃至整体的时代史才是其更富于开展前景的舞台。如果以日本史上的
2、贵族时代、贵族文化为比较坐标, 更会发现其创生之初便从后者得到启发, 而家永三郎、津田左右吉等的日本贵族论正可与之相互发明, 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学说的深层意蕴, 以将其更有效地用于中古史的阐释。关键词： 六朝贵族制; 内藤湖南; 京都学派; 豪族共同体论; 家永三郎; 作者简介：林晓光,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杭州 310028)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 (14ZDB073) A Critical Reviewfor the Theory of the Six Dynasties Aristocracy:A Comparative Perspecti
3、veLin Xiaoguang Abstract： The theory of the Six Dynasties aristocratic system, put forward by Kounan Naitou one century ago, is an important doctrine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However, some important issues of this theory, such as its influence pre-war is still in arguement.The controversy betwe
4、en the “tribal community, ” which was developed by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Kyoutou School, and the “parasitic bureaucracy” of Yano Chikara, is not introduced enough by Chinese.The differences of concepts, ideas and vision between the “tribal community” and the classic aristocratic theory are also ne
5、ed critically review.On the other hand, the acceptance and criticism of this theory in the past, tend to focus on the direction of political history, but in its original meaning, cultural history, or the overall history of the age is its more promising stage.The research by Saburou Ienaga and Saukit
6、chi Tsuda of the aristocratic culture of Japan, show its inspiration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istocratic system of China.为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作批判性的回顾, 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一方面, 在东瀛曾经有过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论争, 热热闹闹你方唱罢我登台, 如今却已面临着喧嚣之后的沉寂;另一方面, 大陆学界对这个话题则是处在遥远的、半冷不热的兴趣中兴许带着些好奇, 却免不了隔岸观火。到如今旧话重提, 只怕观众更是兴味阑珊, 不知那些台上的老演员何以热衷至此了。因
7、此, 除了话题本身的复杂缠绕之外, 更令人担心的是意义的失落能否被重新拾回。故本文努力的方向, 不在于细说具体论题, 而在于把握每一学说提出的时代氛围及相互动因, 评说立论攻战的要害之处, 希望能以微薄之力, 唤起对当日史影的了解之同情, 在批判中瞻望前进的方向。关于六朝贵族制论这一在日本东洋史学界影响重大的课题, 无论日文、中文学界, 都已有过不少综述回顾文字。至于论说日本汉学、“唐宋变革论”而涉及贵族制论的更是不胜凡举。本文理应综合以上论说为一完整总结, 但贵族制论本身头绪繁多, 以上诸文相互间亦颇有侧重点的异同, 才力所限, 不能不遗憾地放弃这一目标, 而仍以个人对贵族制论的认知为线索,
8、 尽量将诸家高见组织入行文中, 作有重点的追问和讨论。此外, 由于译介进展的不均衡, 相关论著有些久已脍炙人口, 有些国内却还不易见到, 因此对于已有中译本的相关论著, 本文就默认已为学界所知, 尽量采取简明的评述方式, 而将重点更多地放在也许能够提供新知的方面。一、从内藤湖南到宫崎市定:贵族制学说的创立与完成(一) 鸟瞰:六朝贵族制研究的谱系日本现代学术之路, 学界普遍以二战为界, 分为战前与战后。战前学者所伴随的时代氛围是奠基勃兴的明治、大正时代, 以及在昭和前期与东亚乃至世界的紧张关系中密切互动, 甚至随着战争而波动扭曲。战后至苏联解体为止, 学者所处的氛围则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文社会学科
9、的基本底色, 在战后复兴中往往发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激烈论战。以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为主要阵地的中世贵族论者, 则大致经历了三代的学者谱系。相关人物、论著, 中国学界的认知虽然还不算系统全面, 至少也多有译介, 我们不难得到点状的分散知识, 这里就不再一一列述其基本信息。如果作最扼要的鸟瞰, 则这三代的态势基本上是:一代属于战前学术, 二代跨战前战后, 三代为战后。随着第三代的逝去, 又遭遇了冷战时代结束、马克思主义退潮, 日本的六朝贵族论者也就只剩下星星之火, 不复燎原之势了。这三代学者, 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为内藤湖南。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包括冈崎文夫、宫崎市定和宇都宫清吉。第三代则有宫
10、川尚志、川胜义雄、谷川道雄、吉川忠夫等。这是按照师承的划分, 但其学术发生实际影响的时期则如下文所叙, 并不与年辈完全同步, 且每代之间年岁也不无一定的差距, 代际的划分只能说是个大致概念。如果按照学术潮流的起伏来划分, 则内藤、冈崎当属第一波浪潮, 20 世纪 10 30 年代开始发生影响;宫崎、宫川、宇都宫属第二波, 40 50 年代为其相关论著的高产期;谷川、川胜、吉川为第三波, 主要活跃于 60 80 年代。在主阵地之外或三代之后参与到此论题中的, 又有森三树三郎、中村圭尔、安田二郎、川合安、渡边义浩等, 篇幅所限, 本文就不再一一缕述了。(二) 从内藤湖南到冈崎文夫:单声部的草创期这
11、一学派的开山之祖内藤湖南 (1866 1934) , 前半生作为著名的时评记者、政论家, 后半生 (1907 1926) 作为京都大学教官度过。在 1914 年出版的支那论中, 内藤首次提出了自己的中国史分期法, 并论述了中国中世为贵族政治的时代。其后最著名的表述, 是 1922 年发表的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大陆学界开始广泛关注内藤学说, 应该说也是以此文收入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论著选译通论卷为发端的。更细致的论说, 则见于其讲义中国中古的文化以及中国近世史的前半部分。内藤的历史分期法及唐宋变革论已为学界熟知, 而六朝贵族论正是这一宏大学说中的重要环节。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对中世贵族的论述基本点包
12、括:六朝至唐代中叶为中世, 特征是贵族政治繁盛的时代;当时地方上世代延续的名门望族成为贵族, 同等级门第间相互通婚, 独占政治权力;天子只是贵族阶级中的一个单元及代表, 无法掌握绝对权力等。与之相对立的是进入五代宋以后, 基于贵族阶层的消亡, 君主权力与庶民文化同时抬头, 中国进入君主独裁时代。内藤这篇基础性论文成为后来几乎所有相关研究进行学术史回顾的起点。不过该文本身并非针对中世贵族时代的专论。与之相较, 中国中古的文化主要讨论的是东汉至魏晋期间的世风、学术、政治变迁, 论题更集中, 内容也更为丰富芜杂, 实际上处理的是他所谓“中世”的前半段或曰形成期的历史。其中已触及到若干后来成为讨论焦点
13、的问题:1. 东汉豪族是魏晋南北朝贵族社会形成的母胎。在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川胜义雄等后续研究谱系中, 虽然各有发展, 但这一基本视角均得到了继承。中文学界如杨联陞 1936 年的名文东汉的豪族, 虽未揭举“贵族”的提法, 但其理路无疑与内藤此说相互呼应。2. 以九品中正法选官是产生门阀社会的关键。这一视点藉由宫崎市定在战后出版的九品官人法研究而获得强大的推进, 成为贵族制研究具体展开的实证基础。3. 贵族阶层的决定标准在于自身, 而不取决于皇权或国家体制。贵族制论第三代所强调的“豪族共同体自律性”, 很显然应溯源至此。战后对“贵族”与“官僚”身份问题的纠缠论争也由此展开, 实际上成为了这一
14、论域中火力最集中的主战场。但值得注意的是, 内藤所论实际上是以南朝寒门不见纳于高门的若干典型事例为推论依据, 这与后来第三代所强调的整个豪族阶层的自律性, 在理路上并非完全一致。4. 中世贵族重视礼仪、门第、谱籍。这三点应该说在中国及欧美学界都有令人瞩目的展开, 但未必如内藤那样, 意识到应将其作为贵族社会的有机表现来予以理解。5. 贵族门阀作为社会核心, 使这一时期各种文化现象都呈现出贵族性特征。其后思想史、文化史领域的论著多着重对此点进行阐发, 但就学界总体走向而言, 这一点在后来似有失焦的危险, 详见本文五、六节的探讨。就以上诸点, 已可见出内藤这份讲义的导源性意义。不过, 其虽然题为“
15、中古的文化”, 实际上却并未对六朝作正面详论。因此, 内藤虽然提出了这些重要命题, 但真正的研究还有待后续展开。他从学问、伦理、礼仪的角度寻求门阀贵族出现的原因, 确实是一种“文化史观”, 与后来政治史、官制史转向后的论证方式显然异趣, 不少论题后来其实并未得到充分继承, 例如两汉皇帝学问水平与皇后出身差异、东汉“学问的中毒”、门阀士族的气节等。因此贵族制研究的发展之路, 实际上也是对内藤学说有选择的扬弃过程。这一扬弃究竟是理所必然, 还是后来者基于时代变迁而远离了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应该说, 这套史学体系自内藤湖南提出以来, 便成为了日本战前东洋史学界最有力
16、的学说。直到二战结束为止, 将内藤学说稳定地向前推进的, 是冈崎文夫、宫川尚志和宫崎市定。冈崎文夫 (1888 1950) 是内藤的早期弟子。他在 1932、1935 年接连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通史和南北朝於社会経済制度两部专著。魏晋南北朝通史是长达七百多页的大书, 从后来学者的引述情况看, 很可能是日本学界在战前出版的唯一一部六朝专史, 其影响力可以想见。后来者包括宇都宫清吉、宫川尚志等都曾回忆读到此著时的强烈触动。该书分内外两编, 内编为对六朝政治史的概说, 在当时获得了“绝非烂俗的抄译通鉴辑览之流”, 而是“将胸中积蓄知识一气呵成”的赞誉, 但就今天的观感而言, 这种冲击力已觉薄弱;外编则分
17、为“魏晋文明”、“南朝文明”、“北朝文明”三章, 其文明史的姿态与内藤一脉相承。宇都宫清吉评论为“以风化之迁移为视点”, “独到的政治史式的文化史”。其中多方面的内容都是对内藤学说的忠实继承及补充强化。如以后汉为“经术主义”的时代, 称当时人以产业、家庭、道德三者合一为人生幸福理想, 豪族在道德上的堕落导致此理想社会崩溃, 曹操复以法术主义进行纠正等等, 从个别论题到论说的前后逻辑关联, 通史都与中国中古的文化如出一辙。在这个意义上, 冈崎正可被视为内藤在战前的一个扩音筒。南北朝於社会経済制度一书则为论文集。上编为地理、经济问题的考论, 下编收入多篇贵族制研究论文, 论及中正制度、士庶区别、门
18、阀等级等问题, 称得上是对这一领域进行专题论述的开山之作。不过, 正如川合安已经指出的, 他将贵族制认定为仅限于南朝时期, 与内藤所界定的六朝隋唐不同, 也基本不被后来的史家所接受;此外, 其“学说的根本”是将黄白籍理解为士族、庶民之户籍的区别, 但这一解释很快就被增村宏证否。因而冈崎学说在后世并未得到长远的继承。总体看内藤、冈崎的论说, 都属于观其大略的宏观归纳, 往往是将散点状事象捕捉连成整体, 而鲜见深细的逻辑推演及全面搜罗史料的实证。内藤通过其对史事的敏感把握住了本质, 其视野已蕴含后来许多论题的萌芽, 但作为课堂讲义, 还未能避免论述分散的问题。冈崎虽已将内藤的讲义扩充成长篇巨著,
19、但读来这种感觉仍然相当明显。这两人可以说同属于这一学说的草创奠基时期。(三) 宫川尚志:实证研究突破的天才接下来跳过第二代, 先来谈一谈宫川尚志 (1913 2006) 。宫川师从羽田亨, 不妨算是内藤的再传弟子, 比宫崎市定等第二代学者小十多岁, 但其发表六朝史研究成果却与之同步甚至更早。宫川的研究后来结集为 1956 年出版的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 但其着手开展则在 1943 至 1950 年间。从时间节点上说, 他堪称战前战后阶段铺开六朝史实证研究最突出的学者。1943 年, 年方三十的宫川已发表了自己第一篇重要的论文魏晋南朝寒門、寒人, 此后从六朝思想、宗教、文化史的立场出发, 引申至
20、北朝贵族制的研究;复转入制度史层面, 研究作为文官选拔机制的六朝中正制度和作为武官系统的南北朝军主、队主、戍主。其研究中正制的题旨在于“从文官制度上来证明, 赋予六朝时代以特性的一个理念, 就在于私的一面覆压在公的一面之上, 与公的一面并存的倾向”。对军主等的研究虽然看似只是军事史的单篇论文, 但同样是从探讨“武官制度中半公半私的人际关系”视角出发来理解六朝募兵制中首领与其部曲私兵的关系。换言之, 他是从内藤所论贵族相对于君主的独立性中拈出一“私”字, 并将视野扩展到了六朝的各种面向。这种对六朝“私”性的重视, 在后来未被普遍继承, 但今天回看, 无疑独具思考的价值。应当说, 宫川尚志是非常具
21、有内在系统性和理论自觉地研究六朝贵族制时代的一位天才型早期学者 (以上成果均在其三十余岁时完成) 。其论文中有从内藤、冈崎继承而来的论题, 如六朝贵族社会生成探讨贵族社会形成史, 与中国中古的文化显然一脉相承;中正制度研究亦是内藤、冈崎已论及的题目。但更多是开创性的探讨, 包括六朝时期的禅让、寒门寒人、都市和村、军制等题目, 在今天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他的这一系列基础研究, 对战后六朝史研究有重要的先导意义。但其研究分散为单篇论文, 未能像宫崎市定那样发为体系宏大精密的专著;同时或许也由于其长期任职于东海大学, 位置较为边缘, 似未得到与其成就相应的重视。虽然凡言及者都对其水准评价很高, 但在
22、学术脉络的回顾中却往往无从定位而一笔带过, 这是相当可惜的。(四) 宫崎市定:贵族制研究的成熟形态宫崎市定 (1901 1995) 作为京都学派战后的主将, 最深地卷入了与历研派的论战中。其对六朝隋唐中世说最大的贡献, 被认为是回应历研派的攻击, 从土地形态、生产关系、经济发展等分野补强了过于偏重文化史的内藤学说, 从而使得内藤历史分期法真正成为了一种周密全面的整体观照。宫崎这方面的成果集中见于 1950 年出版的东洋的近世及此后与历研派论争的诸多论文。东洋的近世一书中作为与宋以后情形的对比, 已有不少对六朝的论说, 但就集中论述六朝贵族制的, 则要等到 1956 年出版的九品官人法研究。此书
23、一出, 犹如对战后复兴中的中世史研究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研究局面由此全然改观。可以说, 在 56 年以后出现的日本任何一种六朝史研究史著作, 都不可能不受到九品官人法研究的影响。宫崎市定关于六朝的研究, 有一个有趣的时间现象。他早在 1935 年便发表了著名的晋武帝户調式就一文, 接下来在 1942、1946 年分别撰写了汉末风俗和清谈, 但后两篇基本上是祖述内藤学说, 未见太大新意。除此之外, 其他多种论文皆写于 60 年代, 仅有一篇中國官吏登用法发表于1955 年。很显然, 这些全都是他在写完 (或接近完成) 九品官人法研究, 对六朝已了然心胸之后的副产品。就此而言, 宫崎作为六朝史家
24、, 基本上是一位战后学者。同时也可见出九品官人法研究的影响力之巨大, 不仅是学界的分水岭, 也是他本人认知的分水岭。在那以后, 他虽然在时代分期及贵族制学说的骨架上继承师说, 但具体讨论的理路已开拓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上述二书都已有中译本, 为学界所熟知, 这里就不一一赘言, 只提出一点略作追论:九品官人法研究的核心, 按宫崎本人的说法, 就在于解明此法中的所谓“品”, 实有官品与乡品二种, 而两者间存在等级性的对应关系, 他甚至将此点称为“研究的全部”。官品为曹魏以后历代政府遵行的官僚等级制, 而乡品则是中世对人物品级的衡定。选官时, 根据乡品给予低四级的官品 (例如二品人就给六品官) ,
25、预期其逐步升进后可达致与乡品一致的等级。然而这一宣称今天看来却有些吊诡所谓乡品与官品相差四级的观点, 已屡屡被后来学者所批驳否定, 证明两者间并无如此稳定的对应关系。照此来看, 宫崎在这方面的研究岂不是全盘作废, 毫无意义了吗?对这个问题, 笔者的看法是:宫崎所认定的四级差别确实是无法精确成立的, 但这其实根本无关紧要 (包括他大受学界非议的对九品官人法起源的论述也一样) 。要害处在于他首次指出了六朝时期“为人定品”是任官的前提, 其“人品”与所出任的官位官职之间是有等级对应关系的。无论细节如何在后续研究中被调整修正, 只要认可这一点, 我们对六朝官僚体系的认知就必然滑向贵族制的方向, 而不可
26、能维持在单纯的国家行政机构层面。因此他才会如此重视这一原点, 将其视为研究的全部价值所寄。而这也是这部巨著虽然主体内容研究的全是六朝官制的具体设置, 却依然成为贵族制论的支柱性成果, 并且作者还要专设长篇的“绪论”、“馀论”来探讨贵族制的原因所在。二、历研派论战:马克思主义 vs.文化史观然而这时已面临着时代巨浪的涌起。二战一结束, 便发生了潮流的大逆转, 二战中被军国主义拖入深渊的日本知识界全面进入反思期, 此前已有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蔚然勃兴, 学界广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观和无产阶级斗争史观, 依据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形态模式, 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出发理解历史的方式成为主流。历史学研究
27、会 (东京“历研派”) 中国史方面的干将前田直典, 于 1948 年对宫崎市定及另一位京都学派代表者宇都宫清吉发起冲击, 从此掀开了京都学派 vs 东京学派的一场大论战。就京都学派东洋史学第二、三代的学脉来看, 宇都宫清吉 (1905 1998) 要算是一位相当关键的人物。他一方面成为了论战的直接导火索, 另一方面又作为前辈深入参与了第三代学者“豪族共同体论”的创立。宇都宫清吉最著名的论文, 当数 1947 年在东光第二号上发表的東洋中世史領域。在文中, 他锐气勃发, 向内藤理论发起冲击, 几乎颠覆了内藤的时代分期理论, 而另行提出一套“时代格”理论。在他看来, 内藤分期法中所设定的“过渡期”
28、是暧昧无意义的, 将时代从一朝代中间切断更是割裂了朝代自身固有的性格。秦汉、六朝和隋唐三大时段分别拥有其自身鲜明的时代格, 秦汉是政治性的, 六朝是自律性的, 而隋唐则兼有政治性与自律性。值得注意的是, 他对秦汉时代格的认定, 仍然继承了内藤、冈崎所强调的儒教思想与法术主义因素;但对六朝, 则是大量使用了“豪族”而非“贵族”来表述这一时期的核心集团, 他所谓的自律性, 也是指豪族的自律性, 亦即豪族相对于国家来说是自主存在的, 好比“以庄园作为领土的小国家”;国家反而可视为一种大豪族的形态, 而庶民也是被组织在自律的豪族社会中。这一表述很显然来自内藤对贵族自我认同的理解, 而又是后来谷川道雄等
29、提出豪族共同体论的先声。宇都宫在这篇名文中提出的“时代格”概念影响广泛, 冲击力巨大。但就反响来说却并不很妙, 可以说内外不讨好。砺波护给中公文库版东洋的近世写的一段解说词, 真切地映现出当时的时代氛围:在东光的编辑后记中, 竹庵即森鹿三对宇都宫的论文不无危惧地评论道:“在文中, 一度被内藤史学否定的王朝亡灵又抬头了。虽然这位新感觉派的学徒应不至于倒退到王朝史的地步, 但当他引入拟人的时代格概念时, 王朝 (至少汉、唐二朝) 是作为不可分割的个体来看待的。”而这一评论已有了触发驳论的苗头。果不其然, 积极参与到以马克思主义方法为根基的历史学研究会的重建中、出身于东京大学的前田直典 (1915
30、1949) , 在历史一卷四号 (1948.4) 上发表了東洋古代終末一文, 批判宇都宫说“有使内藤博士的卓越史观变得暧昧不清之虞”。他将时代区分的标准完全置于直接生产者的性质上, 批判“京都学派的所谓中世与古代几乎难以区别”, 从而结论曰:“在东亚, 中国的古代终结于九世纪前后, 朝鲜、日本则在十二、三世纪到达了同样的阶段。”提出了新的学说:中国的古代到唐代为止, 宋代以后则为中世封建社会之始。前田于次年病逝, 但“中国中世始于宋代”的时代区分论, 在 1950 年的历史学研究会大会上, 经由西嶋定生和堀敏一的报告及答疑而确定为体系。当时正值新制高等学校在社会科教育中开始讲授“世界史”, 编
31、写教科书的时期, 因此大部分的教科书都采用了宋代中世说。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正是在 1950年, 祖述文化史立场的内藤学说, 融入自身新创获的社会经济史成果而写下的著作。东洋的近世在发表之初往往是被作为辩难对象来阅读的,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史观业已退潮的今日, 立场却完全逆转, 毋宁说是成了可以信据的通说, 从肯定的态度来引用的了。从上面的叙述中不难见到京都学派贵族制论的曲折处境:首先是从战前六朝学的主体, 到 50 年代一转而变成落后甚至反动学说。历研派的观点, 通过东京召开的历史学研究会大会归纳总结, 进入高等学校教科书, 而占领了知识传播的主流;京都一方持贵族制立场的论著, 则落入下风,
32、“被作为辩难对象来阅读”。而经过大论战以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退潮, 到该解说词撰写的 20 世纪晚期, 京都学派又再度逆袭成功, 上升为“可以信据的通说”了。我们有必要把握住那个时代的这一基本流向, 才能对这场战后大论战的双方处境抱以了解之同情。关于这场唐宋变革论论战, 亦即唐宋之间究竟是中世与近世的分界, 还是上古与中世的分界?学界已有非常多的讨论, 这里对始末详情就一概从略了。最概括性地来讲, 历研派的学说, 经历过前后两期的变化。前期以加藤繁的经济史考证为前提, 以前田直典发难为契机, 由西嶋定生和堀敏一总结定型。这一时期的要点在于: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史的基本法则”, 从土地所有形态
33、和生产关系的标准出发, 认定唐代之前为主要以奴隶进行生产的时代, 从而推导出汉唐间仍属于家父长制的专制“古代”, 而非内藤所划分的中世。从而又推得秦汉大帝国与唐宋大帝国并非异质的时代。但是, 这一历史图式中的“奴隶生产形态”忽视了当时数量众多的一般民众, 后来被众多学者证明为不符合中国汉唐社会实情;将“欧洲史法则”套用于中国史, 在历研派内部也遭到批判, 于是西嶋定生撤回此说, 接受滨口重国的提示, 从“皇帝个别人身支配”的角度把握隋唐以前的“古代”, 写出了其代表性的名著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从六朝贵族制论的视点出发检讨这场论战, 应该说六朝并非主战场, 而是夹在前后三大
34、战区 (汉、唐、宋) 之间的被动环节。历研派几位主将, 西嶋、堀和滨口都着力于秦汉、隋唐史, 而周藤吉之则是专长宋史。六朝几乎总是被作为秦汉的下延、隋唐的上溯、秦汉隋唐之间的接续关节而被提起。历研派的逻辑几乎是:只要证明了秦汉隋唐是同一历史阶段, 夹在中间的六朝自不例外。而宫崎市定与之的争论也更多地以宋代近世说为中心, 而不是以六朝为主轴的。从内容上说, 历研派一开始采取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论, 实际上与贵族制论也未必没有调和的余地。但修正以后的“皇帝个别人身支配”论倒真的在理论上与贵族制论形成了对冲, 其背后的分歧, 即在于承认贵族作为六朝社会的一个核心阶层, 介于皇帝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和被统
35、治的庶民之间, 有实质性的统合功能;抑或认为贵族只是皇帝统治体制下的官僚, 皇帝对所有个人的人身支配才是六朝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前近代社会的本质。从后者的立场出发, 就无所谓贵族或所谓中世性, 而只有皇权下的官僚制, 其时代差异是程度上的变化, 而非性质上的不同。应该说, 后一种态度是较为接近中国学界主流的。当然, 从今天回看, 何谓时代本质也许只是观念上的差异, 更重要的毋宁说在于从不同的观念出发, 眼中所见的整体像有异, 需要探讨的具体问题乃至方向也就殊途。从贵族制论出发, “贵族”阶层的兴起 (名士、清流、乡论) 、基于贵族门第高低形成的社会等级 (“门地二品”与次门、寒门) 、六朝大庄园制
36、的形态、乡村社会、社会集团间“私”的结合 (“门生故吏”、部曲私兵、豪族与自耕农) 等问题成为必须辨明的对象;而从“国家个别人身支配”论出发, 则自然关注皇帝统治方式、法律条文、良贱身份、赋税徭役、工商业发展及农业土地形态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处境已非同昔日的今天, 恐怕没有多少学者还会对当年的论战核心提得起兴趣, 毋宁说, 基于不同立场而带来的具体论题展开, 才留下了长久的价值。但这些具体论题, 在其创生之初是包含在统一的整体脉络中, 各自为了更深远的历史本质问题服务, 这一历史语境却是不应被忘记的。三、第三代:豪族共同体论 vs 寄生官僚论(一) 宇都宫清吉:承先启后的“自律性”与“共同体”
37、视角如前引文所见, 宇都宫東洋中世史領域一文不但遭到历研派的进攻, 连京都学派同人内部也对其时代格理论不无嘲谑警惕。而他本人在日后也自感当年的立论“毋宁说使得内藤湖南博士之卓然高见反而后退了”, 为了“反省自己狭隘的界定, 尽可能复归先生的高见”, 他于 1969 年退官前夕又写作了中國古代中世史把握一視角一文。因此要理解宇都宫本人的中世贵族论, 还是要以此文为归结, 而不能以東洋中世史領域为据, 尽管后者在历史上的影响更大。这篇论文更可视为理解第三代贵族论者取向的纲要, 值得予以详细评述。在这篇论文中, 宇都宫首先承认了历研派在过去二十年间以“皇帝个别人身支配”来理解秦汉“古代帝国”的正当性
38、 (而这也正与他早年论文中所谓的秦汉时代格相应) , 而后笔锋一转, 指出所谓皇帝统治、“一君万民”的视角, 实际上是只注意到世界的一极, 亦即将皇帝之下的民众都简化为一个个抽象的被统治对象, 而无视了其固有的生活状态。汉代民众的生活形态, 是以“三族制家庭”为基本单元, 在此基础上形成宗族乡党, 构成乡村。“三老”一类的乡官虽然是皇帝统治下的职衔, 但却是基于乡民中“长老”对于“子弟”的自律性道德才能成立的。作为其根基的“孝”并非法律强制的结果, 而是自律自存的, 规制着农业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在宇都宫看来, 孔子所谓“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 正表现出乡村共同社会是自律性的世
39、界, 本质上是与律法强权相对立的。这种看法, 显然已经放弃了早年的“时代格”观念, 而将自律性视为乡村共同体不分时代, 相对于国家权力固有的性质。相对于孔子, 墨子则提倡从个人出发, 层叠结合, 上至天子;家族只是若干人结合在一起的“利益社会”集团, 而不具备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法家亦将家庭仅视为国家政治机器的最末端。而汉帝国就是这两种“人之关系”的并存。然而, 随着武帝独尊儒术, 法家式的国家理念又再度被儒家礼教取代。而在乡村当中, 优先发展起来的豪族对一般农民占据了优势, 于是在与皇帝相对的这一极内部, 自行产生了新的关系。乡村的豪族化使汉帝国无法继续贯彻个别人身支配, 统治基础崩溃。上古
40、帝国结束, 进入门阀贵族时代。宇都宫将贵族定义为“豪族中历世担任高官显职的特定家门”, 其底盘仍是广大的乡村豪族, 从而将所谓中世的社会构造划分为“门阀贵族豪族农民”三层。换言之, 社会中最高级最中心的金字塔尖是贵族, 而在其之下更宽厚的社会基础是“称不上门阀的广阔的豪族世界”, “豪族并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社会上的优势, 而且是伦理、艺术、学问性的知识及其实践的核心性的垄断者, 在其周边广泛地存在着文化性的外延。他们作为整体, 事实上是时代的主角”。从而, 他主张也可将这一时代称为“门阀豪族体制”。豪族阶层的雅称包括自称和他称就是“士大夫”, 与之相对的阶层则蔑称为“庶人”。“这种身份差别, 一
41、方面在法律上得到明确区分, 同时也逐步被强烈地意识到, 最终甚至被断言为先天即存在的。”在这里, 可以看到他思考的标准包含了国家统制与社会观念两方面的因素。在官僚问题上, 士大夫就拥有这种“先天的”既有权利, 其联合体实质上具有官僚的任命权。皇帝的地位是得到一定数量门阀豪族集团的支持, 乃至在“天下士大夫”的共同承认基础上才能确立的。极端地说, “对皇帝负责”的官僚制, 已经不过是“形存实亡”了。宇都宫的这篇论文, 应该说非常富于抽象理论建构的魅力当然也有过度抽象化的危险, 尤其抽象思辨的问题常常是往一个方向推向极致;此外, 豪族是否能简单等同于士大夫也值得商榷。但更重要的是, 这篇文章从理论
42、上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节点, 帮助我们看到战后学术一转再转的契机:历研派因不满贵族论将重心置于贵族, 而强调皇帝统治的一贯性。宇都宫因不满这种偏于国家顶层的单极视角, 而要求从民众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固有的“贵族”“豪族”观与这种民众共同体认知结合起来, 便自然导向“豪族共同体”构想。这正是一种反动之反动, 基于视角上下移动而带来不同的历史形象。中國古代中世史把握一視角一文, 是为中世史研究会的论文集中国中世史研究而写的, 而中世史研究会正是以他为旗手, 以川胜义雄、谷川道雄为中坚, 集合了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的新锐学者, 引领了 60 年代中世史研究的潮流。1948 年名古屋大学开设东洋史讲座, 宇都宫从京大转任名大教授, 1952 年谷川赴名大任其助手, 其思想与宇都宫互相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在 60 年代谷川、川胜提出“豪族共同体论”后, 六朝贵族制研究进入了新的时代。(二) 作为贵族制论变体的豪族共同体论谷川道雄 (1925 2013) 和川胜义雄 (1922 1984) 同为京都学派东洋史学战后一代的中坚, 同时也是亲密合作的挚友, 其学说是在两人长期讨论中形成的, 基本可视为一个整体。如刘俊文先生所言:“一批名古屋大学出身和京都大学出身的中青年学者, 在谷川道雄博士的倡导下, 集合而成被人称为观念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