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治理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与治理体制转型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工人阶级作为社会阶级而兴起，即作为有着强烈公民权利意识的社会集团出现并同国家处在持续的冲突之中，为此必须容纳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权利诉求进而构建开放型的劳资治理体制。构建开放型治理体制的实质就是将劳资领域从国家直接控制的状态转化为自治性质的社会领域，这就意味着劳资治理要相对独立于行政管制的过程，进入社会治理的范畴。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劳资冲突治理的关键是借助制度创新确立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权利，从而最终将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制度化。创建国家制度以整合工人阶级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议题，一个
2、制度化的工人阶级的存在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工人阶级转型；新生代农民工；全能型治理体制；开放型治理体制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9-0013-09 导语 回望中国共产党开国建政以来的历史，不难发现工人阶级一直同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紧密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如何定位工人阶级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怎样处理工人阶级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始终同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密切相关。在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经历了一个从政治阶级向社会阶级转型的历史过程。政治阶级和社会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两种存在形态，反映了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不同
3、性质的关系。政治阶级的塑造、社会阶级的兴起和政治阶级向社会阶级转型，都是在国家治理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对国家治理体制的创建、巩固和变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国家治理体制的创建、巩固和变革构成了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内容，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过程，既反映了国家建设的实际进程，又构成了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 政治阶级就是在计划体制时期依靠单位体制组织起来的传统产业工人。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冲击之下，政治阶级走向解体，与此同时，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社会阶级开始在中国社会结构之中兴起。新生代农民工的兴起是大规模的、快速的工业化进程的结果，同时也是国家推行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发展战略的后果
4、。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年度报告，我国农民工的总体规模将近2.5亿，其中出生于1980年之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重为75%左右，这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规模将近两亿。新生代农民工广泛分布在钢铁、交通运输、机械、电子、纺织、制衣、能源、化工、采掘、建筑等产业，其中劳动强度大、劳动风险高的产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比重非常高，新生代农民工在采掘业、建筑业和电子制造业中的比重都超过了80%。 同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父辈们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加明确的权利意识、受过更长时间的教育、早已脱离了农业生产活动（或者说基本上不熟悉农业生产）、对城市生活有着更为强烈的向往、能够比较熟练的使用现代通讯技术，因此新生代
5、农民工同城市的联系超过了同农村社会的联系，定居在城市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目标。同计划体制时期的传统产业工人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并不具有国家权力的保护，甚至处在亲资本的地方政府的压制之下，他们只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出卖劳动力赚取工资性收入的雇佣劳动者，并且由于他们所具有的劳动力资源在中国是十分丰沛的，因此在市场交换中他们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些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业生产领域处在十分弱势的地位，他们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很难得到有效的保障。合法权益的严重受损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公平感，引发了新生代农民工此起彼伏的集体抗争，其中南海本田汽车、富士康工人的连环跳楼事件、东莞裕元制鞋等标志性事件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6、 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社会阶级的兴起意味着必须将其制度化，从而使其成为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而要想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化就必须进行劳资治理体制的改革，在兑现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权利的基础上构建开放型的治理体制。构建开放型治理体制的实质就是将劳资领域从国家直接控制的状态转化为自治性质的社会领域，这就意味着劳资治理要相对独立于行政管制的过程，进入社会治理的范畴。社会治理不仅要求来自社会的资源、行动者成为治理过程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而且意味着构建国家政权与社会之间的制度化协调联系。作为社会治理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劳资治理的水平或者说劳资双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自主的集体谈判方式解决利益冲突，将制约着中国社
7、会治理的整体水平。在共产党的高层政治精英启动社会治理的背景下，一方面整合、重组现有的制度资源，另一方面从事必要的制度创新，逐渐确立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并将其延伸到中国工业生产领域中去，最终构建由劳资双方共同参与的开放型治理体制，这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和迫切的工作任务。 一、政治阶级的塑造与全能型治理体制的演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在以农民阶级作为主力军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是说中国工人阶级不仅力量弱小，需要联合其它社会集团才能形成革命的大军，而且主要依靠自身的先锋队政党参与革命过程，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在共产党开国建政时，城市工人阶级与国家政权之间缺乏制度化的联系，甚至共产党在城市工人
8、阶级中的组织和影响也由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而受到极大的限制。不言而喻，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与新国家政权对工人阶级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如何将中国工人阶级塑造成为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并使之成为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权力正当性的社会基础，就成为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为此，共产党先后启动城市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两个战略过程，于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国家治理体制的基础上形成政治阶级。显而易见，作为政治阶级的工人阶级不是政治革命的前提，而是国家政权主导下社会革命的结果。 国家对政治阶级的塑造开始于企业的民主改革。1948年8月，共产党领导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
9、决议，该决议的核心思想是重新设计企业的权力结构，建立由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工厂或者企业管理委员会作为统一的领导机关，实行企业管理的民主化。六届劳动大会的决议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得到进一步强调，中央确定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将工作的中心转移到城市的战略决策。1949年5月，华北人民政府根据六届劳动大会和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制定了关于在国营、公营工厂企业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实施条例，从而使得企业民主管理有了第一个法规性文件。1949年9月，新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也明确规定实行企业民主管理和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于是民主管理不仅获得了根本法的支持，而且开始向全国范围内推行。伴随着全
10、国大部分地区得到解放，国家于1950年初开始全面推行企业民主改革，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企业民主改革确实是国家贯彻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重要步骤，但是，企业民主改革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实现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更为重要的目的在于借助工人阶级的力量快速改造旧企业，发展共产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组织，强化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教育和改革脱胎于旧社会的工人阶级。 当然，企业的民主改革不可能完成政治阶级塑造的任务，政治阶级的形成有赖于单位体制的创建和党委制的贯彻。国家从1953年开始有计划地推进工业化建设和全面改革城市民族资本，于是在不长的时间里扩大了工人阶级的规模，并实现了国家对社会经济资源的集中控制，体现
11、在制度形式上则是单位体制的形成。作为单位的工厂，企业不再是单纯的生产组织，而是从事资源垄断、政治控制、行政管治的基本单元，可以说单位实际上就是城市的基层国家政权。工厂是工人阶级的聚集之地，当工厂成为城市基层国家政权时，工人阶级就同国家直接结合在了一起，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如何具体的协调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从而巩固国家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状态，为此，国家创建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委领导制度。虽然职工代表大会享有一系列重要的权力，但是职工代表大会必须接受党委的领导，企业的管理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党委手中。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在企业中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同时通过党委掌握企业的管理权力，这些制度安排是同
12、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原则相一致的。 政治阶级的塑造是一个制度创建与制度组合的过程。当单位体制将工人阶级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党委制通过领导职工代表大会掌握了企业的管理权力时，政治阶级就形成了。笔者把在国家制度基础上组织起来并和党结合在一起的工人阶级视为政治阶级。所谓政治阶级就是在共产党的动员、教育、组织下形成的，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革命行动推翻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最终在国家制度的基础上组织成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政治阶级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工人阶级的自觉自为形态，它在政治实践中以国家权力的占有和对这种占有进行合法性论证为轴线，建立了体现工人阶级政治地位和阶级权力的国家制度，也借助这
13、个国家制度来表现自己的存在，作为政治阶级组成元素的工人是国家职工，其政治权利服从于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权力的需要，其经济社会权利则由国家直接保障一系列生活需求。 伴随政治阶级的形成而出现的是全能型治理体制，全能型治理体制具有以下基本内容：首先，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全能型治理体制的核心，国家权力从中央贯彻到基层从而形成集中控制的政治结构，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掌握了集中控制的政治结构中每一个层级和环节的国家权力，因此成为国家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和行使者；其次，政治阶级的存在是全能型治理体制的基础，也是共产党领导地位和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政治阶级是工人阶级在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并由国家制度巩固的自觉自为阶级，只
14、有当工人阶级成为自觉自为阶级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国家政权以及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才具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权力的正当性论证才具有逻辑起点；再次，作为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名义上占据了国家权力，但是实际上则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掌握国家权力，而作为工人阶级成员的国家职工享有政治参与权利，但是工人的政治权利是建立在阶级身份之上的，其目的是为了再生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合理性和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最后，作为工人阶级成员的国家职工也享有一系列社会与经济权利，工人的社会与经济权利同样是建立在阶级身份之上，国家通过单位体制直接保障工人的社会与经济权利，同时切断工人政治权利对社会与
15、经济权利的支持关系，从而形成工人阶级全面依附于以党为核心的国家体制。 魏昂德曾以“新传统主义”来概括共产党领导下的治理体制，新传统主义治理体制与全能型治理体制具有相同之处，集中体现在以党委为核心的权力结构、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政治忠诚、以实际利益为内容的制度性依附等方面。然而，在新传统主义治理体制和全能型治理体制之间存在一个关键性差别，即如何看待特定治理体制下工人阶级的存在形态，魏昂德难以认定新传统主义治理体制下存在一个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因此他夸大了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笔者则认为全能型治理体制下存在的工人阶级是政治阶级。对工人阶级存在形态的不同判断，将直接影响到对工人阶级变迁与国家治理体制
16、变革之间互动过程及其结果的认知。 单位体制是实现国家与工人阶级结合的制度基础，当单位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瓦解时，政治阶级和全能型治理体制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国家不再直接保障职工的社会与经济权利，而是将工人的国家职工身份置换为契约劳动者，并通过法律赋予契约劳动者一系列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与经济权利。与此同时，国家也逐步调整全能型治理体制以达到延续全能型治理体制的目的，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以中国工会为中心的法团主义劳工治理体制。国家希望法团主义治理体制实现以下目的：一方面维护工人阶级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限制工人阶级政治权利，切断工人阶级政治权利与社会经济权利之间的有机联
17、系。但是在实践中，法团主义劳工治理体制未能切实有效地维护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权利，于是不仅刺激工人阶级产生了强烈的必须争取政治权利才能维护社会经济权利的权利意识，而且将劳资冲突转化成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 因此，在单位体制的基础上，政治阶级和全能型治理体制是相伴而生的，单位体制的瓦解则改变了政治阶级和全能型治理体制的制度性基础，国家试图通过将全能型治理体制调整为法团主义劳工治理体制以延续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制度性联系，事与愿违的是法团主义劳工治理体制的实践却在不断激起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因此改变全能型治理体制以重建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制度性联系，就成为国家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
18、、社会阶级的兴起与开放型治理体制的构建 政治阶级是工人阶级与国家政权在一定制度形式的基础上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并且借助相应的制度形式来表现自身的存在和阶级统一性，其中，单位体制和党委领导体制是塑造政治阶级的关键性制度条件。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国有企业改制使得单位体制逐渐解体，党委在公司制企业的权力结构中也被逐渐边缘化，于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治阶级也趋于解体，作为社会阶级的工人阶级兴起了。所谓作为社会阶级而兴起的工人阶级，就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工人阶级。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有意识地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逐渐瓦解了单位体制，其内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有
19、企业从城市基层政权转化为经济组织；另一方面，工人从国家职工转化为契约劳动者。尽管国家主导了单位体制的变革，但是国家试图限制单位体制改革的后果，特别是要限制单位体制改革对工人阶级所产生的影响。国家在取消单位体制下由国家直接保障的社会经济权利的同时，赋予契约劳动者一系列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的社会经济权利，而且不断强化中国工会的组织体系和维权职能，其基本意图是使中国工会成为契约劳动者合法权利和利益的维护者，由作为国家政权组成部分的中国工会直接控制和协调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冲突，进而维持单位体制所实现的国家对工人阶级的整合效果，延续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制度性联系。也就是说，国家试图在社会主义市场
20、经济体制下，将由契约劳动者组成的工人阶级维持在政治阶级的状态。 工人身份从国家职工向契约劳动者的置换，改变了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制度性联系的基本内容，因此，由国家职工组成的工人阶级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单位体制的解体而瓦解，而由契约劳动者组成的社会阶级则在国家与市场的共同塑造下兴起了。笔者将社会领域之中作为独立社会集团存在的工人阶级称为社会阶级，所谓社会阶级就是指在社会领域之中存在的、以公民权利意识为阶级意识的、并且以集体抗争的方式向国家争取公民权利的工人阶级，其主体组成部分则是新生代农民工。既然作为社会阶级的工人阶级以公民权利意识为阶级意识，那么是否意味着社会阶级是由公民个体组成的呢？笔者认为工人
21、阶级以公民权利意识作为阶级意识，并不意味着工人已经成为公民，反而是工人要争取公民权利从而成为公民。工人阶级的公民权利意识同样意味着，如果党和国家要化解工人阶级兴起带来的挑战，构建工人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化联系，那么党和国家就必须兑现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并且要提供相应的国家制度来保障工人阶级通过行使政治权利进而实现社会经济权利。 社会阶级的兴起是国家整合由契约劳动者组成的工人阶级的一系列实践导致的非意图性后果。如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一样，工人享有一系列法律赋予的社会经济权利，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国家不再承担为工人直接提供社会经济权利的义务，工人社会经济权利的获得取决于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契约能否实现。为了
22、监督和保障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契约能够兑现，国家强化了脱胎于全能型治理体制的中国工会体制，以中国工会体制为主体形成了国家法团主义劳工治理体制，这就是说国家试图借助中国工会体制的实践来维护和实现工人的社会经济权利。然而，国家法团主义劳工治理体制的实践导致了复杂的后果：尽管国家法团主义劳工治理体制有效地阻止了跨地区、跨行业工人运动的出现，但是也强烈地刺激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权利意识，促进了由新生代农民工组成的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社会集团出现，并将劳资冲突转化成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 国家法团主义劳工治理体制的实质内容是要限制工人的政治权利，这就是说将工人的结社权限制为中国工会体制，从而避免社会主义市
23、场经济体制下工人阶级达成国家控制之外的广泛团结。与此相适应，国家法团主义劳工治理体制必须保障工人的社会经济权利，从而降低工人由于社会经济权利受损而产生的政治权利要求，因此国家对工人政治权利的限制意图能否实现取决于工人的社会经济权利能否实现。国家希望以中国工会为主体形式的法团主义劳工治理体制来保障法律赋予工人的社会经济权利落到实处，但是中国工会的维权行动受到了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方面，中国工会的国家法团性质决定了其维权能力建立在行政级别的基础上，作为国家政权的组成机构，中国工会的行政级别越高，就越是有能力维护工人的社会经济权利，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及省级工会确实在推动劳动保护立法方面取得了成效，不过劳
24、动保护法律的具体执行和监督则更多取决于地方工会和基层工会的行动，地方工会和基层工会的行政级别却不足以支持它们切实维护工人的社会经济权利，于是就在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差距；另一方面，分权式改革所导致的中央与地方分治和地方竞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滋生了地方政府与资本之间的隐形联盟，而且强化了以充分供应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的发展战略，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选择支持资本的弹性积累要求，这就意味着地方工会和基层工会不可能违背地方政府的意志，从而严格监督劳动保护法律的贯彻落实。 地方政府与资本之间的结盟使中国工人遭受了严酷的剥削，国家法律赋予中国工人的社会经济权利遭到了严重的侵害，由此中国工
25、人获得了强烈的公民权利意识，其核心内容是中国工人对于国家法律所赋予的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权利产生了高度认同，而且认识到必须通过争取政治权利才能维护、实现自身的社会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经济权利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政治权利是社会经济权利的基础，缺乏政治权利支持的社会经济权利往往是残缺的、不现实的权利。中国工人在公民权利意识的引导下，自2000年以来进行了一系列争取政治权利的集体抗争，特别是在劳动合同法颁布执行之后，以争取直接选举基层工会的政治权利为内容的集体抗争成为工人阶级作为社会阶级兴起的标志。中国工人围绕着公民权利意识而作为社会阶级兴起，意味着公民权利意识起到了工人阶级内
26、部整合的作用，也就是说公民权利意识成为了作为社会阶级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工人阶级作为社会阶级兴起是国家法团主义劳工治理体制实践的非意图性后果，当国家力图借助中国工会体制管制劳资冲突、控制工人阶级时，劳资冲突转化成为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受到了侵蚀和挑战。为了有效化解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应对作为社会阶级的工人阶级发起的挑战，国家必须构建开放型治理体制以代替全能型治理体制及其延续形式。所谓开放型治理体制就是指国家政权不再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垄断者，公民、社会组织是治理公共事务不可或缺的主体。当特定的国家体制容纳了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要求时，这个国
27、家体制就是开放型治理体制。就化解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冲突的角度而论，开放型治理体制的构建意味着必须将劳资冲突送回生产领域，同时以制度资源重组的方式兑现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利，从而满足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要求。于是，生产领域就成为劳资双方自治的生产政治领域，国家不再直接承担处理劳资冲突的责任，转而承担起监督和保障生产领域中国家制度有效运转的责任，工人阶级则依托国家制度行使政治权利进而维护和实现社会经济权利。 构建开放型治理体制的关键是兑现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利，在本质上就是要兑现中国工人作为公民的政治权利。立足中国国家体制所具有的制度资源，可以通过重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工会制度的方式来兑现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利
28、。工人在生产领域中依托工会获得团结权，并且依托职工代表大会发挥团结权所具有的形成工人阶级集体性力量的效能，进而在工人阶级集体性力量的支持下同资本家进行集体谈判，寻求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积极利益妥协”。构建开放型治理体制意味着要使生产政治有效运转起来，也就是使劳资冲突领域转化为依托国家制度进行自治的领域。生产自治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再生产公民身份的政治过程，重组之后的国家制度将公民的政治权利扩张到生产领域，建立了公民政治权利与社会经济权利之间的有机联系。当中国工人通过生产政治领域行使政治权利从而维护和实现社会经济权利时，国家与工人阶级在公民身份的基础上实现了妥协。 三、制度化阶级、国家建设与治理体
29、制创新 中国工人阶级从政治阶级向社会阶级转型有着双重的政治内涵：一方面是实现工人阶级内部的整合；另一方面则是重建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制度化联系。工人阶级的内部整合需要借助特定的国家制度来实现，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制度性联系也需要在工人阶级内部整合的基础上才能巩固下去。因此，工人阶级无论是作为政治阶级还是社会阶级存在，都意味着特定类型的国家治理体制与之相适应，进而言之，国家为了能够同时满足工人阶级内部整合和构建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制度性联系的需要，必须建立一定形式的国家制度来容纳工人阶级的权利与利益，控制工人阶级的行动和思想，从而使工人阶级成为支持国家政权的制度化阶级。 工人阶级转型的政治内容实际
30、上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而言，现代国家建设是国家政权向社会渗透从而将统治直接建立在国民基础上的过程。当国家政权竭力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改造的同时，也遭到了社会的反抗和制约。在国家政权和社会力量之间的角力过程中，公民身份及其包含的权利和义务成为实现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妥协的关键性机制，诚如莱因哈特本迪克斯所言，“国家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赋予被承认为公民的成年人以权利和义务”。然而，操控国家政权的统治精英不会将公民权利普遍赋予所有的社会集团，当国家政权向社会渗透遭遇反抗和抵制时，统治精英将选择同政治上重要社会集团结盟并赋予其公民权利，获得了公民权利的社会集团就成为国家政权的社
31、会基础，只有当国家政权得到了政治上重要社会集团的支持时，国家政权才能在社会之中站稳脚跟。 中国工人阶级是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的天然盟友，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政党，共产党在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创建的国家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因此，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占据着十分特殊的位置，工人阶级的存在形态及其同国家政权的关系直接关涉到党的领导和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国家政权与工人阶级结盟的具体内容就是将工人阶级塑造成为由国家职工组成的政治阶级，表现在国家体制上就是构建全能型治理体制，工人阶级聚集的企业成为了城市基层政权。工人阶级在国家制度的基础上直接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国家职工享有一系列国家直接
32、提供的社会经济权利，但是，国家职工的政治权利则直接服务于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权力正当性的论证，不是作为工人维护和实现其社会经济权利的基础而存在。国家政权与工人阶级的结盟奠定了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设进程的基础，可以说，正是由于塑造了同国家政权直接结合在一起的政治阶级，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设才完成了一项关键性的任务，这就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渗透、控制和改造。 国家政权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盟是以单位体制巩固的，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瓦解了单位体制，于是国家政权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盟必须寻找新的国家制度来巩固。为此，党和国家将全能型治理体制调整为国家法团主义劳工治理体制，以期能够在社会主义市场
33、经济体制下保持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盟关系。国家法团主义劳工治理体制的实质仍然是全能主义，它力图保持国家对劳资冲突的直接控制权，将限制工人的政治权利和维护工人的社会经济权利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在切断公民政治权利与社会经济权利之间有机联系的基础上，通过中国工会的维权职能来实现工人的社会经济权利。但是，限制工人的政治权利与保护工人的社会经济权利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冲突。国家对工人政治权利的限制是为了避免工人依靠政治权利形成集体性力量，从而对国家政权造成不可预料的挑战，因此，中国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工人阶级的结社权，而失去了工人阶级集体性力量支持的中国工会在维护工人社会经济权利的
34、实践中处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毋须讳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法团主义劳工治理体制的实践结果是违反初衷的，国家越是试图维持其与工人阶级的联盟，工人阶级就越是同国家处在激烈的冲突之中，国家越是力图将工人阶级维持在国家治理体制内部，工人阶级越是在国家治理体制之外兴起并向国家发起挑战。 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催生了工人阶级强烈的公民权利意识，进而导致工人阶级作为社会阶级兴起了。社会阶级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冲突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将公民的政治权利扩张到生产领域即兑现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利，是实现社会阶级与国家政权之间妥协的基本途径。就中国国家体制所具有的制度资源而论，工会制度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都不同程度地承载
35、着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利，或者说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利以分散的、不完整的形式存在于工会制度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中。因此，为了实现社会阶级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妥协，党和国家应该重组工会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其基本内容则是实现工会与职工代表大会两种制度的叠加，从而在生产领域中将T.人阶级的集体权利完整地创造出来，工人阶级依靠生产领域中的集体权利同资本家进行集体谈判以寻求利益妥协，这个过程就是生产政治有效运转的过程。生产政治的有效运转使本由国家直接控制的劳资冲突转化为自治的生产政治，于是源自劳资冲突的国家政权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也转化为劳资冲突。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在重组后的国家制度的调控下，根据各自的利益和具有的
36、资源进行集体协商，因此，开放型治理体制就在生产领域形成了。概言之，使生产政治运转起来是党和国家回应工人阶级兴起的战略性选择，而生产政治的有效运转反映到国家体制上就是开放型治理体制的形成，开放型治理体制是国家将社会阶级重新制度化的基础。 纵观中国工人阶级同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设进程的互动过程，不难发现工人阶级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呈现为两者联盟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创建时期呈现为两者冲突关系，笔者认为工人阶级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最终将呈现为两者妥协关系。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和2010年南海本田事件的出现，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国家政权与工人阶级之间妥协关
37、系的构建过程。中国工人阶级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从冲突走向妥协同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历史经验基本一致。正如迈克尔曼在总结英国工人阶级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时所言，“我们从1840年的英国可以看到英国统治阶级团结一致，摧毁了宪章主义者工业资本家几乎别无选择，因为不是他们，而是玩板球的旧政体成了政府和政党的核心。以前已经消灭了反叛的工人阶级，这个政府现在面临重大的部门劳工运动，这个政权需要他们的选票并且准备与之握手言和。保守党和自由党都不愿让雇主实行他们的阶级政策，都认为法律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并且提供相应的国家制度保障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都不可
38、回避的任务，而要完成此项任务就必须推动国家治理体制的创新。 工人阶级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冲突和妥协，对于现代国家建设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欧洲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说明，现代国家正是在同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集团的持续互动中相互塑造、共同出现的。国家政权与工人阶级的冲突刺激了官僚机构的扩张，而国家政权与工人阶级的妥协则催生了民事机构的发展和代议民主制度的成熟。中国工人阶级与国家政权之间的持续互动过程同样构成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动力，而且，同欧洲现代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较，中国工人阶级对现代国家建设所提供的支持更为重要，因为作为政治阶级的中国工人阶级在现代国家建设初期发挥了资产阶级的作用，共产党政治精英与
39、工人阶级的结盟为现代国家建设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社会基础，从而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渗透、改造、控制社会的任务。当市场经济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围绕着公民权利形成社会阶级时，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在破坏地方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威胁到宏观政治秩序，也给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权力的正当性造成了困境，促使党和国家开始以制度重组的方式兑现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利，进而在生产领域中启动了开放型治理体制的构建过程。 构建开放型治理体制，是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将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制度化的必然要求。新生代农民工以集体抗争的方式向国家争取公民的政治权利，也就是要求将公民的政治权利延伸到工业生产领域中去，延伸到工业生产领
40、域中去的政治权利就是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利。如果国家借助相应的制度形式在工业生产领域中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权利，那么就意味着国家承认工业生产领域转变成为由劳资双方自主管理的自治性质的社会领域。在自治性质的社会领域中，国家的角色限于制度供给和监管，新生代农民工和资方都成为处理劳资冲突的主要行动者，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是否能够得到保障，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生代农民工依法结成的集体性力量的强弱，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利用集体性力量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能力和技巧。 可以说兑现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权利的过程，就是构建开放型劳资治理体制的过程。为了能够将公民的政治权利延伸到工业生产领域中去，进而确立新生代农民工的
41、集体权利，必须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在笔者看来，以下制度创新对于确立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权利是必不可少的：首先，破除产权性质观念的约束，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推广到所有企业中去，建立和健全现有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工人能够依托职工代表大会结成集体性力量；其次，建立企业工会运作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机制，强化企业工会运作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责任，在重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企业工会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保障工人政治权利的制度之间的组合、叠加，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积极推行劳资集体谈判制度，在确定集体谈判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制定集体谈判的具体规则、集体劳动合同的签订程序，充分发挥集体谈判在劳资自治中的关键作用。要言之，
42、以制度创新的方式构建开放型治理体制的实质内容，就是在当今中国工业生产领域之中建立服务于劳资双方谈判、协商、妥协的“内部国家”。 总而言之，中国工人阶级由政治阶级向社会阶级转型的过程，始终同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工人阶级构成了现代国家建设至关重要的社会基础，而且工人阶级与国家政权之间的持续互动也构成了现代国家建设深入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深入发展集中体现在中央集权的全能型治理体制，在实现了对社会的渗透、改造和控制之后开始了向开放型治理体制的转变。政治阶级和社会阶级不是中国工人阶级单纯的存在形态，而是中国工人阶级制度化的存在形态，即在特定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政权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制度化联系。社会阶级的兴起意味着国家重新将工人阶级制度化的重要任务，社会阶级在推动开放型治理体制构建的同时也在重建其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制度化关系。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制度化的社会阶级，不仅标志着开放型治理体制的形成，而且意味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成熟。当然，开放型治理体制的形成意味着在将社会阶级制度化的过程中，必须依托现有的国家制度资源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第 21 页 共 2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