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预算软约束问题探究基于政府、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三方的研究江晶晶【摘要】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低效率的问题已引起广泛讨论，造成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一个被广为关注的原因是政府要求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进行软的预算约束，由此造成的资金来源的软约束致使国有企业无需合理安排其资金的运用，以追求其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此类预算软约束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经济行为的不当管制和干涉，由此造成了两层预算约束的软化：政府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笔者将对这两 层预算软约束的形成原因、预算约束的软化过程、提供软的预算约束的主体的行为动机、在软的预算约束下各主体的
2、行为是否为最优选择以及此类预算软约束带来的效率损失进行详细论述和分析，并讨论此类预算软约束的弊端以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提出文章的后续研究方向，希望能够对此问题有一个完整的分析和阐述。【关键词】 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低效率；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低效率一、前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始终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科斯等经济学家提出新古典理论框架下的企业理论以来，众多经济学者开始更加积极地探讨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国有企业的存在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意义，但是这并不排除其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造成国有企业效率低下
3、的原因主要是企业的产权不明晰，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促使其代理人积极地追求成本最小化以及利润最大化。而且出于诸如保护人民公有财产的动机，政府在许多方面总是表现出对国有企业的偏爱，致使国有企业受到的资金、资源等方面的约束实际上并非与其他企业相同的硬的约束，而是软的预算约束。本文将就政府对我国国有企业实行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进行探讨，这个问题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是否对国有企业实行软的预算约束；第二个层次是政府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实行预算软约束，以此来解释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愿意对国企进行软的预算约束从而减少自身利益的动机。对以上问题的分析主要采用了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和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4、，前者又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和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等不同角度对不同层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希望整个分析过程能为关于我国预算软约束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下面笔者对文中将要探讨的“预算软约束”进行一个概念上的界定：若一个主体甲对另一个主体乙提供的资金、资源等要求的回报低于对其他主体的要求，则看作主体甲对乙实行了软的预算约束。二、文献综述在以往的文献中，科尔奈（Kornai ）首先在其专著 短缺经济学中提出预算软约束的概念，并对此做了相关阐述，随后，许多学者也提出了各自的观点。科尔奈本人对预算软约束的解释是：当出现以下五种情形之一时，企业的预算“不再事前约束企业的选择的自由”：“价格制订” 、 “
5、税制是软的” 、 “国家的无偿拨款” 、 “信贷制度是软的“、 “软条件的外部资金” 。 1随后，按照科尔奈提出的“父爱主义”思路，庞泽（Ponzi）运用博弈论模型解释了单个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对整个银行信贷市场的影响。D.福力（ Foley）以及 M.海尔威格，X.费里克斯、格斯纳瑞以及泰勒尔，拉封特以及梯若尔（ Laffont and Tirole，1988）也运用了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分别对分权体制和集权体制下信贷软约束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以上学者的讨论得出了集权体制下商业约定更容易遭到严重的破坏的结论，为更深入地探究其原因，杜瓦特波特和马士金（M.Dewatripont and E.Maski
6、n，1989）提出了在集权和分权体制下决定商业信贷信守程度的内生理论，他们在分析中也运用了博弈论的研究方法，讨论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分别以“沉没成本” 、 “事后有效”和“事前有效”几种不同情况下导致的逆向选择，来解释不同金融体制下的预算约束情况，将中央集权体制下和金融体制所包含的信息结构与利益机构联系起来的预算软约束定义，为借款人提供了“慢的” “未完成的”投资项目的事后“再”贷款行为。 2与这个“逆向选择”型内生化的预算软约束理论不同，杜瓦特波特和梯若尔提出了一个“道德风险”型的内生化预算软约束理论模型，他们认为预算的“硬”和“软”本质上是事后有效和事先有效之间的替代。预算软约束的好处是
7、使再贷款可以促进长期项目的完成，而预算硬约束的好处是一开始就使效益不好的企业不敢申请差的投资项目。因此，他们建立模型所得出的结论是：需要多元的投资主体或多元的监督系统以避免预算软约束现象。柏格罗夫和罗兰德以银行对投资项目的监督成本承受能力来解释预算软约束，并得出了大银行机构源于监督方面的优势而能够对于企业预算施加强硬约束的结论。此外，国内也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平新乔对预算软约束进行了一个概念上的描述，提供资金的机构使企业的支出途径越出了其收入的现值所确定的1 Kornai,Economics of ShortageM.North Holland,Amsterdam,1980.2此观点出自 E
8、conomic Perspectives1987 第一期。限度（平新乔，1998） 。樊纲也对此有所评述，国有企业作为债务人并不能对自己的债务负责，欠多少钱也不会破产（樊刚，1995） 。林毅夫则从另一角度提出看法，认为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是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主要原因。钱颖一、许成纲、钱颖一和罗兰德、李稻葵等国内经济学家分别分析了金融分权改革社会主义所有制与软约束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有金融系统参与的预算软约束的问题上，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做过此类研究。钟伟、宛圆渊利用 Dewartripont Maskin 模型做出的结论显示，在集中性金融体系中，预算软化将引发信贷扭曲膨胀，进而引出预算软约束型金
9、融危机的说法，并提出其防范必须从减少政策性负担、弱化政府隐含担保和引入竞争性金融体系等方面入手。以此作为继以往提出的三代金融危机模型之后的对金融危机的微观阐述（钟伟，宛圆渊，2001） 。 3陈鹏远、伍瑞凡、章欣对预算软约束下国有商业银行激励机制进行了博弈分析研究了，分别阐述了在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负担引起的预算软约束下，作为固定报酬和剩余索取权两种激励方案对作为银行代理人的基层行长的作用（陈鹏远，伍瑞凡，章欣，2005） 。 4从以上的综述可以看出，西方学者的分析方法较国内先进，但由于研究背景不同，因此，西方学者的研究不利于直接指导我国实际。而国内学者虽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经济环境下对预算软约束
10、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多限于文字的阐述，当然也有一些数据的分析和检验，但缺乏有效的分析框架。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中假设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威胁是不可置信威胁，然后建立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分析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软的预算约束的动机。三、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预算软约束的动机分析（一）政府和国企的纳什均衡在分析政府的行为选择动机之初，笔者先对政府和国企间的行为选择进行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分析，也可作为对下文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的一个过渡。我国的预算软约束多见于面对不可置信承诺的国企，表现为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博弈。从计划经济走过的我国国有企业，其生存或发展或多或少地依赖政府提供贷款及其
11、他条件。但是，这种来自政府的支持或救助不是直接出现在事前契约中的，而是通常，政府先对国企经理发出威胁：若企业亏损，政府不会提供救助，即面临严重亏损的企业只能破产。面对政府的威胁。若经理相信，则会努力工作，这是一种均衡状态。但是，我国的国企经理很可能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置信威胁，因为，国企的破产会给政府带来很多麻烦，比如大量的工人失业、政府减弱对某一行业的控制程度等等，而其实政府救助国企的途径很多，如直接补贴或让银行增加对企业的贷款、延长企业贷款时间等，这3此观点出自经济研究2001 年第 8 期。4此观点出自金融与经济2005 年第 3 期。些途径对政府官员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利益冲突，因此，国企经理
12、有理由相信政府的威胁是不可置信威胁，从而并不努力工作。此时，国企的经理面临的可供选择的行动集合（action set）是 努力工作，不努力工作，而政府的行动集合是 提供救助，不提供救助 。这个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 ，即政府不提供救助，企业经理努力工作和 政府提供救助，企业经理不努力工作，而且，政府还会考虑针对这种状况做出承诺行动（committment ） ，以使自己的威胁战略变成可置信的行动。比如将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并使经理持有一部分股份，在企业盈利时经理可以获得更多收益，但当企业亏损时经理也需要用自己的家产抵补损失。但是，正如上文的分析，政府还有其他诸
13、多顾忌，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政府的威胁是不可置信的，国企经理当然可以意识到这一点，因此，这个博弈中唯一的精炼纳什均衡是政府提供救助，企业经理不努力工作 。 5（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的建立在上文中提出的各参与者的行动集合中，假定国有企业认为政府有两种可能的类型：强政府或若政府。强政府从来不偏爱国有企业，弱政府可能偏爱国有企业，但通过假装强政府，可以建立一个不偏爱国有企业的声誉，一则不使国企在行动决策前有所依赖，二则避免来自公众的舆论压力。国有企业不知道政府的类型，但可以通过观察自身的贷款条件（如是否可以延期偿还贷款或延期偿还贷款是否多加利息等）来推断政府的类型。一旦企业得到了相对优惠的贷款
14、条件，企业就认为政府是弱政府，在理性预期下，政府在随后阶段的承诺不能带来任何可置信的效果，不能激励经理改善经营。假定政府的单阶段效用函数是：ebW2.1（1） 这里 是政府实际救助或支持国有企业的资金占企业成本的比率， 是企 e业预期政府救助或支持的合理比率（市场机制下为 0） ；b 是政府的类型：b=0代表强政府，b=1 代表弱政府。假定 b=0 的先验概率是 ，b=1 点先验概率是p，即当期（t=0）企业认为政府是强政府的概率是 ，弱政府的概率是01p 0。通过解一阶条件可得，在单阶段博弈中，弱政府的最优支持比率是，效用水平是 。即在单阶段博弈中，政府为弱政府时能获得最大b21效用。假定博
15、弈重复 T 阶段，令 为 t 阶段若政府选择零救助的概率，即假装强ty政府的概率， 为企业认为弱政府选择零救助的概率。在均衡条件下， = 。tx txy若在 t 阶段没有观测到政府救助行为，根据贝叶斯法则，企业在 t+1 阶段认为5文中不可置信承诺与不可置信威胁是同义的。政府是强政府的后验概率是：tttttt pxpbp10|1（2）其中 是 t 阶段政府是强政府的概率，1 是强政府不偏爱国企的概率。即若政府不偏爱国企，企业认为政府是强政府的概率向上调整。6若政府偏爱了国企，010|01 ttttt xpbp（3）即若观测到政府扶助，企业就知道政府是弱政府。（三）两阶段模型的解若考虑两个阶段：
16、T-1 和 T。在 T 阶段，即最后阶段，建立零救助的声誉已经无意义，弱政府的最优选择是 =b=1，企业的救助预期为 ，弱政Tep1府的效用水平是：21221TeTTtT PpW（4）由于 ，弱政府的效用是声誉的增函数，这是弱政府有积极性01Tp建立强声誉的原因所在。在 T-1 阶段，假定弱政府在之前没有有偏爱国企的行为， ，企业的救01Tp助预期是：111TeTxp（5）其中 1 是弱政府的最优救助概率， 是弱政府的概率， 是企1T1Tx业认为若政府选择救助的概率。令 为政府的贴现因子，为简化模型，这里考虑纯战略，即 ，1 的情 0ty况。若弱政府在 T=1 选择偏爱国企（ ，即 ） ，那么
17、 。给定国01ty1TTP企的救助预期 ，弱政府的总效用为：eT16若 0；当 G ，v(G)=0 。maxGmax（7）假设当国有企业只生产少量该产品时，对产品价值无明显影响，但当大量生产该产品时，由于每单位产品可用资源质量或数量下降，因此每单位产品的价值明显下降。即 ， 。0v22.模型的建立和分析在此博弈中，每家国有企业确定各自的产量 以实现自身的利润最大化。ig若单位产品的价格为 p，其利润函数为： nipvgjinii ,21,)(),(1 最优化的一阶条件是： icGii ,0)()(可将其解释如下：增加一单位的产量存在正反两方面效应，其中正效应为该单位产品本身的价值，负效应为该单
18、位产品使所有之前生产的产品的单位价值下降。该最优解满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条件。以上 n 个一阶条件定义了 n 个反应函数： niggniiii ,21),(11由于， 0)()(2 Gvvii)()(ggiiJ因此， 022iijjig即第 i 家国有企业的最有产量随其他国有企业的产量的增加而递减。 n 个反应函数的交叉点就是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的总产量为),(1nii gg。nigG1观察上式可得知，尽管每家国有企业在决定产量时考虑了对现有产品的价值的负效应，但是考虑的只是对自己的产品的影响，而不是对所有的产品的影响。因此，最优点上企业边个体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纳什均衡的总产量大于
19、社会最优产量。或者从以下分析方法证明上述观点：将 n 个一阶条件相加可得， cGvn)()(要达到社会最优，其目标应为最大化社会总剩余价值，即 )(max最优化一阶条件为， cGv)()(上式中， 是社会最优产量。比较社会最优的一阶条件与企业个体最优的G一阶条件可以看出， ，公有的资源被过度地使用了。由此我们可以对预算软约束给国有企业以及社会带来的影响作出初步的判断。因此可以得出：国有企业所面对的软的预算约束会造成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五、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预算软约束与效率上文中阐述道，政府存在对国有企业实行软的预算约束的动机，国有企业在享受此待遇的同时浪费了效率。无疑，政府清楚由于实行预算软约
20、束造成的资源浪费以及效率低下等负面效应。因此，在经济转轨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创新以及推行了一系列制度，旨在强调预算约束的硬化，以提高国有企业各种资源、资金的使用效率。如， “拨改贷”计划，但是，从现实的状况来看，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并没有真正的硬化起来。因为，尽管政府不再直接对国有企业进行硬性的财政拨款，而是让企业通过向银行贷款的方式取得资金，但是，这种改变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完全使对国有企业的约束硬化起来。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此计划带来的转变仅仅是为国有企业提供款项的主体，一部分国有企业，特别是面临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仍然享受着软的预算约束，轻易地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贷到款项
21、，不需要考虑贷款成本，甚至不需要考虑贷款的偿还。表面看来，政府在通过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间接地对国有企业实行软的预算约束的过程中，银行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但是，尽管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实行的预算约束是软的，而且软的程度可能使银行承担的成本超出了理论分析中应该承受的部分，但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却并未因此而遇到破产等方面的威胁。原因是政府也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进行了救助和扶持。对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政府的压力下签订的业务，在签订贷款协议前，银行预期若出现亏损政府将事后干预并解救亏损银行，这一预期使得银行没有激励机制去付出各种成本对企业和项目进行监督。银行若因此项业务盈利，则获得利润，因此项业务亏损，却
22、并不承担损失，这种有限责任制度使得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损失与收益极为不对称，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此时如同拥有一份看涨的期权协议，政府是期权协议的卖方，承担着事后解救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风险。政府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补救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政府通过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买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呆账坏账，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进行注资等。另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还可由于政策上的优惠或者其他原因拿到资金规模庞大的业务，这些都是股份制银行所无法企及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实际上是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预算软约束的行为实施者或代理者。在这种政府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其中的效率损失不仅包括由于国有企业的行为
23、损失掉的部分，还应包括由这层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效率损失，笔者将在下文中详细分析这部分效率损失。（一）简单的委托-代理关系1.模型的假设（1）假设几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行为一致，这里为了简化分析过程，进而假设只有一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其经理即为代理人。经理可以选择努力工作（e=1 ）,或不努力工作（ e=0） 。（2）假设政府虽然无法知道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经理的努力程度，但可直接观察到银行的经营成果。为分析的方便，简单地假设银行的贷款利息收入即为其产出。（3）假设银行的产出不完全依赖于经理的努力程度，高产出表示为 ，h其概率表示为 ，低产出表示为 ，其概率表示为 。hpllp（4）假设经理为风
24、险厌恶型，其效用为其薪金与所付出的努力成本的差额，即 U(w-c(e)，服从 0， 0。此时，经理付出努力时的效用为 U(w- ) ， 7偷U 懒时的效用是 U(0)。（5）假设经理的保留工资为 。0w（6）尽管政府的目标函数不是单纯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假设在雇用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这个问题上，政府追求利润的最大化。2.模型的建立和分析在此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经理间有关于工资的7 表示经理付出的努力成本，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契约关系，规定在不同产出结果下经理所能得到的工资水平，令高产出水平下经理能得到的工资水平为 ，低产出水平下经理能得到的工资水平为 。hwlw当代理人的努
25、力程度不可观测时，委托人就无法断定高产出是由经理的努力得到的，还是因为好的运气，相应地，低产出也并非意味着经理努力程度低。此时会出现道德风险，即经理可以把低产出归结为运气不佳。由于委托人无法直接根据努力程度的高低对代理人进行奖惩，因此只能规定代理人的工资与产出水平一致。那么，为了使代理人提高努力程度，委托人就需要通过合适的工资契约来使代理人树立这样的观念：努力程度高不比努力程度低不好，即经理努力程度高时的效用至少不低于偷懒时的效用。即， )(1)()(1)( llhllhh wUpwUpp 而且，为了使代理人愿意接受契约，参与约束应被满足，即， 0lhh在完全信息情况下，经理的最优工资为 。
26、8在不对称信息的情况下，0应满足条件 ，同时，政府应为激励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付出更多努力而花lhw费成本，此成本可用支付给经理的期望工资 E(w)来表示，即， lhHwpWE)1()(由于效用曲线是凹的， 9因此有， 0即，在不对称信息下，委托人需要付出比完全信息下更高的成本，以此激励代理人付出努力，增加的这部分成本是由不对称信息导致的代理成本。上述分析简单地概括了由于政府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成本，而成本的增加无疑拉低了社会的效率。（二）考虑不可验证性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政府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还存在着不可验证性，即经理在被赋予这个职务之前可能并不
27、清楚自己的经营能力如何，在签订委托- 代理契约并履行经理之职时，双方才知晓经理经营能力的高低，然而这个信息却难以被第三方加以验证。理论上讲，这种不可验证性并非一定带来效率的损失，但是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委托人事前能够提供有效的承诺；第二，存在一个公正的司法体系保证契约的执行。但是，在政府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这两个条件均不能得到满足。我国的国有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都存在着一条很长很复杂的委托-代理链，在本部分只探讨政府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分析中可以简化为单层的关系，但是，本部分要把其中信息的不可验证性考虑进去。正如8该最优工资的求解过程为简单的委
28、托-代理关系中的分析结果，限于篇幅，文中不作赘述。9根据假设（4）而得。上文中阐述的那样，即便有时政府可以通过某些渠道知道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经理的努力程度，但是第三方却并不清楚。比如，政府可能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某些行为乃至具体业务进行行政指导或干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经理开脱责任的借口，同时也成为第三方了解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真实信息状况的障碍。因此，虽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经理工作的努力程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政府了解，但此信息却是不可验证的。而且，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层委托-代理关系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不可验证性，因为有时即使信息是公开的，也难以保证有一个公正的司法体系来保证弱势一方的利益。
29、比如，往往发生事前订立的契约被撕毁、弱势群体谈判地位很弱等问题，这些问题必然伴随着不可验证性的存在而导致效率的低下，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此关系中效率低下的程度。问题的存在需要建立相应的机制来加以克服，因此，加强法制建设以及积极地保护产权又显得尤为重要。10六、预算软约束的弊端在我国，国家为了保证经济的发展，为了提高国内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实力，无疑会对大的企业进行扶持，而且由于国有企业属于人民共有的财产，因此对国有企业的保护乃至偏爱更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正是由于有了政府的要求，我国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除了满足自身的利润追求之外，还担负着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政策手段的执行者的使命，需要按照政府的要求为
30、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这一层软的预算约束将主要带来如下的弊端。（一）降低了资金的配置效率由于政府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经理的惩罚机制是不可置信威胁，因此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很大程度上相信政府在银行遇到危机时采取救助行动，如此一来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必然会降低对债务人及其偿还能力的审核力度，事后也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使其进行积极的监督。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对债务人状况的不敏感也同时增加了其对所贷资金使用价格即利率的不敏感，因此，所贷款项的使用效率大打折扣，利率的灵活性也将僵化，从而造成资金的配置效率低下。（二）动摇了整个金融体系乃至社会的稳定性政府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实行软的预算约束本意是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进行扶持和
31、救助，以政府的政治和资金实力来保证和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是，正是由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预期到了政府奖惩机制不可置信的特点，使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增加了道德风险的倾向，银行失去了风险厌恶者的理性，为了取得发生概率很小的高利润而甘于冒很高的风险，这种行为必然会增加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概率，另外，也反过来促使债务人增加了拖欠贷款乃至不还款的激励，更加刺激了不良贷款的产生。无疑，作为大量社会闲散资金的持有者的国有控10关于政府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还存在更复杂的情况，同时需要从法制、合约激励等方面做出相应对策，限于篇幅，不作深入讨论。股商业银行的这种特点和行为将使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从而
32、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全社会的稳定性。（三）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由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实行软的预算约束，国有企业必然会增加使用银行贷款的力度，为了获得有些风险大的项目带来的收益也会向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申请贷款，从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增加了产生呆账、坏账的概率。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呆账、坏账是由政府买单，因此，这种行径给政府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同时也形成了财政风险。（四）弱化了闲散资金提供者的风险意识政府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保护行为使得广大普通的社会存款者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信赖感大大增强，但是这种信赖感并非真正全部来源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良好的资金营运能力以及风险控制系统，而是源于政府对该
33、银行的溺爱。存款人不再为了本金的安全以及盈利的需求而积极地搜集各银行的有效信息以期作出相对好的选择，从而本应来自市场和公众的监督压力就变得很弱。广大社会闲散资金提供者的这种消极行为也必然对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产生负面影响。（五）弱化了风险评估机构的职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无风险”状态使本应对银行等存款货币机构进行的风险评估变得意义微弱，因为占有大量社会闲散资金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已不在风险评估对象之列，所以，一方面，风险评估机构的业务范围缩小，另一方面，股份制银行和其他存款货币机构的可比范围缩小，从而风险评估机构对其他银行进行评估的意义也被削弱。这无疑不利于整个金融系统的健康发展。（六）造成了对其他
34、银行不公的发展局面国有控股银行享受的政府赋予其的软的预算约束造成其他银行处于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再加上政府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其他方面比如政策上的偏爱，股份制银行和其他存款货币机构所处的局面更加不利，他们只能依靠更全面更细致的服务和一些中间业务或的盈利，盈利空间和数额都很小，不利于规模的扩充和其他方面的发展。七、政策建议鉴于预算软约束问题存在的种种弊端，对其加以控制和解决已迫在眉睫。此问题的彻底解决不仅需要营造一个由健全的法治制度、公平的竞争平台等要素组成的良好的宏观环境，同时也需要各企业努力把自身建设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健康的微观主体。（一）加强相关法制建设我国软的预算约束的形成滋生于不
35、完善的法制环境，相关法制的不完善甚至缺失是纵容预算软约束存在的重要因素，因此，尽快启动相关法律条文的制订，并对一些已有的法律条文进行重新审视、加以修改完善刻不容缓。其一，是需要树立国家预算决算法的权威地位并严格加以落实实施，使政府不能随意使用资金进行不应有的预算约束的软化，即使遇到特殊的状况确实需要放宽某类或某些企业的资金或资源使用成本，也应仅仅是资金或资源使用单位成本的前期或后期的转移，不能无成本地滥用资金或资源，而且务必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完整的程序，并加以详细的记录；其二，是关于企业破产法的落实实施。当某家企业根据经济学分析，确定只有破产才是损失最小的选择时，政府不能硬性加以保留，而
36、且破产程序等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国有企业也不能例外；其三，要加强加强项管理法，保证企业债务偿还机制的建立。对于拖欠债务的企业必须加强执法力度。特别地，金融企业除必须严格遵守一般企业的法律法规之外，还应建立更加严格的制度对银行的行为进行监管和把关，尤其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不仅不能对国有企业实行“无成本”或“低成本”的预算软约束，同时也不能滥用政府提供给他们的软的约束政策，以此保证竞争环境的公平。（二）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产权不明晰是预算软约束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国有企业归属于全体公民所共有，但是由国有资产管理局代为进行管理，没有完善的激励机制使代理人有动机妥善管理国有企业，因此，一方面，国有企业
37、无法被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进行经营和管理，盈亏也不能受到有效的关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还因为国有的头衔被政府、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等被进行近乎于不计成本的特殊关照。这种矛盾引起的原因是国有企业产权的模糊造成的。另外，以往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近年来已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其经历也许可以作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参照。无论如何，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是预算约束硬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政府应订立最优的目标函数政府之所以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或直接对国有企业实行软的预算约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目标订立得过于短期化或片面化。政府只一味地保护国有企业，着力于扩大国有企业的规模、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而忽视了其他企业
38、的生存和发展，更忽视了正常的发展规律。政府在目标函数的选择上应远视，为各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即可，也就是说，政府可以适当地缩小自身的职能，收回对国有企业过多的偏爱。（四）加强政府声誉的建设和维护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之所以可以不计后果地贷款给还债能力很低的国有企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预期在遇到危机时政府会对其加以救助，或者说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预期到政府对他们的预算约束也是软的。政府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或直接对国有企业发出的所谓奖惩措施均为不可置信承诺。因此，若要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降低甚至消除对政府救助的预期，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声誉的建设，并维持声誉的置信度。综上所述，预算约束的硬化是我国经
39、济建设工作的重要部分，这个过程需要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快速稳定发展，政府应放开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偏爱，让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市场主体，根据市场的反应做出有效率的行为选择。本文只是对我国存在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进行了一个理论分析，限于篇幅以及数据的限制为对理论进行数据上的验证，这可以作为今后的研究方向，同时，也为其他学者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一个的思路。参考文献：1.(美)艾伦布坎南 著，廖申白、谢大京 译.伦理学、效率与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陈钊.信息与激励经济学.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马费成，靖继鹏.信息经济分析.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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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erd Uni.Press.1974 10.Fisher.FM, Disequilibrium foundations of equilibrium econom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11.J.A.Stiglitz, A.Weiss,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393-41012.Mark.J.Mrchina,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 Problems Solved and UnsolvedJ,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87,1(1), 121-15413.Tversky.A, Kahneman.D,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aristics and biasesJ, Science, 1974, 185: 1124-1131（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