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内部刊物 妥善保存 第七期（总第177期） 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 浙江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刘 慧 “三置换三集中”驱动苏州城乡一体化 柏晶伟 谨防跌入发展的“中国陷阱”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1 编者按：最近，中国经济时报刊发了“三置换三集中”驱动苏州城乡一体化和谨防跌入发展的“中国陷阱”。根据办领导意见，现将这两篇文章转发，供全省各级三农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参考。 “三置换三集中”驱动苏州城乡一体化 刘 慧 苏州农村发展的第一次跨越，是改革开放后推动城乡工业化进程形成的“苏南模式”；上世纪90年代，苏州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推进
2、工业资源向开发区和城市集聚，“园区经济”带动苏州农村实现第二次跨越；进入新世纪，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改革成为苏州农村的又一次跨越。这样的改革，推进了城乡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作为江苏省唯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本报记者对苏州农村发展的这一新的进程进行了实地采访。 苏州的城镇化之路并不是单纯的“农民进城”，而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改革，推进城乡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促进发展方式转型升级。 “苏州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特别是前几年的新农村建设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城乡一体化也是苏州转变经济发展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3、Pro“ 试用版本创建 2 方式的必然要求。”中共苏州市委副书记徐建明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记者在苏州的调查采访中了解到，昆山花桥、吴中木渎、相城渭塘等23个先导区鼓励农户把集体资产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住房置换成股份合作社股权、城镇保障和住房，并推动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农业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居住向新型社区集中，转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实行“三置换”、“三集中”后，苏州农民变成股民，收入依靠经济发展而不单纯依靠农业。2009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2987元，其中财产投资性收入达 33.2%，农民走上了“家家有物业、户户有资本、人人有股份”的共同富裕之路。 新
4、型经济：“三大合作”股份制改革 苏州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表现在三方面：上世纪80年代初全面实行家庭承包制、90年代中期全面实施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入21世纪后全面实施“三大合作”改革。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苏州农村实现了三次历史性跨越，农村面貌日新月异，成为全国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农民率先过上了小康生活。 2001年以来，苏州农村推进“三大合作”改革，在农村集体资产、农村承包土地、农村生产经营方面通过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发展新型合作经济，包括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3 “三大
5、合作改革是苏南模式的升级、丰富和完善。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把集体的资产、资源用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加强了社区的民主管理和社会服务，有利于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农民变成股民，设立监事会、董事会，人人享有经营权、决策权和股利分红，增强了农村基层的经济实力。”徐建明对记者说。 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就是把土地经营权集中起来，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组织，实行统一经营，所获收益按股分配。徐建明表示，通过土地股份制改革，促进了农业规模化、高效化、社会化、市场化。苏南地区正处在加快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阶段，加大城乡统筹力度，使在城镇居住的农民、被征地的农民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农业、就业和财产性收入增加了，农民实现集中居
6、住，相对会增加消费欲望。 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份化是“三大合作”改革的目标。苏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金玉林向本报记者介绍，目前全市农村集体总资产787亿元，村级集体总资产330亿元，村均收入389万元，相城渭西村等13个村超过3000万元，“三大合作”组织累计达到2821家，持股农户占90%以上。 在社区股份合作制基础上派生出的物业股份合作社，被称为富民合作社，它是苏州近年来农村改革的亮点，与国际上倡导的新一代投资型合作社有异曲同工之处。富民合作社积极引导农民进行资本联合，集体资金和村民认股共同参与投资二、三产业的经营和开发，为扩大合作领域和促进农民增收开辟了新的途径。 PDF
7、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4 目前，苏州市 80%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非农收入所占比重超过80%，工资性收入取代家庭经营收入占据主导地位，财产性收入、投资性收入、政策和转移性收入成为农民新的收入增长点。 吴中区木渎镇金星村是苏州首家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2001 年把4295万元集体资产量化给513名农民，现在村里的净资产增值至1.2亿元，经过9次分红，农民人均获利15000元。金星村（现称香溪社区）书记张国荣告诉记者：“村民拿钱出来建设厂房，投资商业等，户均股份分红收入在苏州最高，超过2万元。” “我家老两口参加了村里2个合作社，社区合作社去年分红
8、4000元，4年前拿4万元投入的富民合作社去年分红3000元，其余的分红都转为再投资，现在已经有 5.5 万元了。”香溪社区村民韩土根告诉记者，“除了分红收入，老婆每个月农保还能拿400元。” 农业占苏州GDP的比重只有1.6%左右，但包括在城镇居住的农村总人口有 280 万左右，占总人口的 44%左右。中共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表示，要让股份合作经济成为苏州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实现形式，让股份分红成为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 苏州明确了2012年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标任务：全市村均收入超45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超1.6万元，达到全省平均水平的1.5倍、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农民财产性收入比
9、重达到40%以上。 政策创新：“三置换”整合资源 2005 年，苏州全部达到江苏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要求，进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5 入全面转型升级的阶段，强化“新市镇”理念，确立了以苏州城为核心，张家港、常熟、昆山、太仓、吴江5个县级市为枢纽、10个左右的中心镇为基础的现代区域城镇框架。 “苏州推进城市化进程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张家港、常熟、昆山、太仓、吴江 5 个县级市工业化程度高，农民在二、三产业就业的达85%以上，务农人口28万，仅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12%左右。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达118万。”金玉林说。 城市边界的扩大为更多农村人口
10、转移到城镇创造了机会和空间。“我们加快实施鼓励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的政策，把加快推进农民身份转换作为城乡改革联动的突破口，使农民在住房、社保、就业、创业、教育等方面与所在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益，从而减少农民、致富农民。”徐建明说。 苏州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的根本制度创新在于“三置换”：农户将集体资产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住房置换成股份合作社股权、社会保障和城镇住房。 “农民在城镇就业、有住房、享受城市社保后，就让他们放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去年苏州农村解决城市社保 10.2万人，三置换的反响很好，今后要有更大突破，同时解决农民住房产权问题。”徐建明说，对于在城镇就业难的农民
11、，苏州有4个百万亩现代农业规模化示范区，还需要农业的产业工人。 据记者了解，苏州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面临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现在不少地方在乡镇工业的基础上开始第二次创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6 业，把原来水平低、层次不高的产业，通过城乡一体化调整结构，向园区集中，用节约出的土地发展服务业和高端产业。 苏州加快推进居住向社区集中、企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目前，全市2.1万个自然村规划调整为2517个农村居民点，75%的农村工业企业进入工业园区，56%的承包耕地实现规模经营，33%的农户迁入了860个集中居住点。 相城区是2001年
12、设立的城区。记者在相城区凌滨社区嘉元花园采访时看到，成片的多层楼房整齐洁净、小区花园绿意盎然。凌滨社区村民王忠海告诉记者：“这里80%的住户是凌滨村的农民。村里的乡镇企业都拆掉了，5000多户都搬到新小区居住，还剩下100来户。住进新小区后，村民的生活习惯还要慢慢磨合。” 农民进入城市居住，企业拆迁使村级资产性、资源性收入减少，失地农民大量涌现。相城区元和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探索出新形势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他们把全街道13个村集体历年积累下的6000万元资金集中起来，于2006年组建苏州元联置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由41945个农民共同参股的新型村级经济联合体。 王忠海告诉记者：“1个村力量太
13、单薄，13个村联合起来，农民自己办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为失地农民解决了6000多个就业岗位。” 据元联置业有限公司徐金男主任介绍，从成立时借用办公室到现在拥有元联绿化、元联物业、元和房产、元联科技创业园 4 家子公司，元联置业有限公司总资产扩大至6.6亿元，先后开发建设了油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7 漆市场、家具配载中心、兰桂坊商业广场改造，完成总收入 2.86亿元。去年，4万多股东共分红了600多万元。 （转自2010年4月12日中国经济时报。刘慧系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8 谨防跌
14、入发展的“中国陷阱” 柏 晶 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实现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对外开放引进了资金、技术、经验，并为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这些因素均强劲地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由市场配置资源实现了效率的最大化，社会财富迅速积累，但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就业受阻等问题。许多学者判定目前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必须慎重考虑如何选择未来的方向和道路。周天勇教授更是大声疾呼，我们应当未雨绸缪，谨防跌入发展的“中国陷阱”。 工业化超前与城市化滞后的矛盾 周天勇：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由于大干快
15、上，超英赶美，50 年代后期进入城市的人口增多，加上对农业的计划统购和价格剪刀差政策，导致农村生产的粮食满足不了对城市中过多人口的供应，于是从那时起，采取了严厉的农村和城市隔离的户籍制度。而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农民进城和推进城市化，也是半推半就。结果与人均GDP 3200美元左右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了1520个百分点。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9 而我国工业化却在超前发展。经济结构中，工业偏重，服务业比率低，每万元GDP的资源消耗量较大，污染和碳排放量也居高不下。在农村人口增长和分散居住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和发展导致对土地的浪费利用和
16、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许多方面的问题比人口集中到城市要严重得多。 中国经济时报：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结果就是，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GDP 上去了，但消费却很冷，特别是农民的消费始终启而不动。这是不争的事实。 周天勇：在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农村人口只有转移进入城市，才能提高他们的收入，才能改变他们的消费方式，才能使消费服务业的发展有市场容量，因此，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创造和持续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机制和过程。而狭义的工业化，则形成创造产品的工业体系，是创造供给的重要机制和过程。只有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进行，才能使一个国家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平衡。如果城市化滞后，工业化超前，不依赖于出口
17、加以平衡，其必然的结果，就是生产过剩。 实际上，2009 年我国国民经济国内消费不足、出口受阻、生产过剩的病症，从深层次看，就是结构转型过程中，城市化滞后和工业化超前流程不畅的一次大爆发。 土地和住宅体制潜在的风险 中国经济时报：经济发展中城市化的过程，总是与人们的土地、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10 居住、流动密切相关。人们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和迁移，是不是彻底离开故土，原来的土地和院落怎么办？到城市后是暂时租住，还是长久居留？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资源如何调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如何进行再分配？ 周天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的城市化过程，有一个人口从
18、农村退出和向城市进入的过程，其退出和进入，必然地涉及财产、置换、交易等制度和行为，并且，退出农村的成本收益和进入城市的能力与成本，是人口最终能不能完全城市化的关键。在我看来，影响农民永久迁移进城的原因，实际上是退出农村的损失较大，以及进入城市长久居住的支付能力较低而支付成本过高。 中国经济时报：这恐怕与我国的土地制度有关。 周天勇：综合起来看，中国的土地制度问题包括：1.农民承包土地与集体所有土地之间产权和利益不清；2.政府征用城郊和农村集体土地为国有土地，没有按照不同所有制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给集体和农民的补偿太低；3.农村土地承包期的时间较短，加上城市出让期限较短，不利于土地产权的稳
19、定性，并且土地使用期（包括住宅）到期后，是否再需要出让并再交一次出让金，成为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之间的一道难题；4.由于农民无权自行处置级差地租较高的承包土地，包括宅基地，而大片农田和边远山区的宅基地，退出复垦，国家也无补偿，无法变现换取城市住宅，农民向城市流动的退出损失太大，实际上形成了城市化中农村人口的退出障碍；5.农村建设用地、宅基地、耕地，都不能进行抵押贷款，也不能入股，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11 交易也受到限制，因此，土地不能作为资产来为农民获得利益，使中国农民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农民相比，少了一个重要的能增加收入的渠道；6.土地资源
20、分配和管理方面，由于从县到中央，层级太多，土地按照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与土地的集中管理和分配之间，存在着较多的矛盾。而城乡规划由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系统组织进行，土地利用规划又由国土资源部系统来管理，实际上就是一种相互矛盾的管理体制。结果，管理成本高，管理难度大，管理的效果也不理想。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看到，农民没有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土地重新分配中带来的利益。 周天勇：在现有的集体土地被国家征用的体制下，农村和城郊的土地财富转化为城市化和工业化中的电站、提供城市淡水的水库、高速公路、城市住宅、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商业金融大厦、工厂等等巨额的实体财富，政府和开发商也在土地的征用和开发中赚得了暴利，
21、村民世世代代守着赖以生存的土地，在被征用后，却形成了数千万的失地、失业和失保农民，农民没有因征地而致富，却因建设用征地而致贫。 居住成本的快速升高，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和其对未来社会稳定也积累了风险。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房价收入比为7.4，2009年上升到8.3，而全国进城农民夫妻二人房价收入比，2007年平均为16.52，农民三口人房价收入比为 25.53，2009 年估计分别上升到了22.08和29.44。从国外许多国家看，居民房价收入比一般在36之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12 间，超过 7 就被认为较高了，而且他们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较小。
22、中国的现状是令人担忧的。 中国经济时报：这种矛盾其实也存在于城市中。房价不断飙升，已经让老百姓感到了恐慌。 周天勇：我们从城市居民 7 等分收入看，实际上 60%的居民已经无力购买住房，加上进城有购买住房意愿但实际无支付能力的农民，85%以上需要住房的居民没有购买能力。 在城市中，形成了 15%以下靠出租房屋不劳食利的家庭和 85%以上辛勤劳动而将收入的一部分交租的家庭，而且由于人口多、土地少，房租水平会持续上升，普通工薪阶层收入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要用来交租给食利阶层。这种格局，必定会造成城市化过程中巨大的贫富差别。财富差距这样大，大部分人交租给少部分人，会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这是引发未来社会动
23、荡的隐患。 上哪里去就业，分配如何公平 周天勇：城市化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大量的劳动者，在城市中做什么，在哪里就业？就业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之本，没有就业，从农村转移和城镇新增及其需要再就业的劳动力就没有收入，就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城市中大量容纳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的组织和产业形式是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小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从印度、拉美两种模式与东亚模式的比较来看，印度、拉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后，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13 其服务业发展的层次低，其每千人口拥有小企业数量比东亚水平低。因此，不论是印度，还
24、是拉美，都发生了就业困难，失业率很高。 中国经济时报：和大工业相比，中国的服务业水平是很低的。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形成的增加值，占GDP的40%左右，在其中就业的比率占到全部就业劳动力的 30%左右。这比经济发展水平到人均GDP 3200美元时的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滞后了30个百分点。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也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过多和城镇就业难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周天勇：大量的小企业，主要分布在服务业之中。因此，服务业发展较为充分的国家和地区，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小，而服务业发展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会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甚至使其拉大。 大企业和大工业，形成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可以依靠技术升级，增强
25、其国际竞争力，主要功能是强国；而小企业和服务业，解决劳动力的就业，提高劳动在 GDP中的分配比率，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主要功能是富民。 虽然，近几年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各级政府也开始重视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注册登记审批方面政策放宽的力度不大，各种监督执法繁杂、重复和交叉的问题总是没有得到解决，小企业融资难仍然存在。如果不进行政府管理和金融体制创新改革，小企业发展艰难，将会给我们未来城市化带来就业困难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后果。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14 供养和税费负担积重难返 周天勇：供养规模太大、税费负担太重，已经成为抑制中国社会创
26、业、百姓就业的体制性障碍。 我发现，政府实际的全部收入要大于每年公布的预算收入。比如，2007年，预算公布的政府收入为 51549亿元，但是，加上土地出让金、收费罚款、社保缴费等没有进入预算的预算外收入项目，实际政府全部收入保守地算为85223亿元，为当年 GDP的33%以上。这个比例远高于一般研究认为的发展中国家 GDP 税费负担率18%25%为宜的范围。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收这样多的税费？原因之一在于供养机构和人员的规模过大，公务支出的比例过大。 周天勇：对。1978年以来，全国总人口增长37.26%，但是，事业机构公职人员从149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874.2万人，增长了 92
27、%；行政机构公职人员从 467 万人，增加到 2007 年的 1291.2万人，增长了 176.5%，其中还不包括协编和临时编制人员。考虑行政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估计在150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福利，也需要缴税缴费供养，再加上政府及行政事业机构中的临编和协编人员，总的供养人员规模达6700万人，占总人口的5.07%。就是说，2007年，实际上全国每18.72人就缴税缴费供养1人。 政府收入中公务开支比例更大。2007 年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医疗、退休、公车、公务招待、公出和办公经费等等，总计为 29425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15 亿元。当年，对
28、行政事业单位投资为 8104.8 亿元，其中行政机关投资为3166.1亿元，占全部行政事业投资的39.06%。一般性开支和投资开支，是政府预算内收入的 75%，占全部政府实际收入的 44%。从一些国家来看，日本行政公务开支占全部预算比例大体在 2.5%左右，美国在15%左右。 当然，政府的支出及其收费和税收，如果不影响创业、投资和企业，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活力，我们没有必要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是，关键是它影响了我们小企业的创业、生存和发展，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中国经济时报：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过大，势必会挤占对居民和企业的分配。老
29、百姓的收入低，又何谈消费和创业。 周天勇：目前的税制结构，实际上是不鼓励创业、投资、劳动、创造财富，而是鼓励倒房子，鼓励积累财产并依靠资产不劳食利，鼓励污染，鼓励过度使用资源，这与鼓励创业、增加就业、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利用资源、抑制食利阶级产生等现代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必须进行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在行政体制上，我们的失误之一是没有建设现代的财政预算与机构人员编制的制衡制度，没有将政府和行政性事业机构人员规模控制住，没有将其收钱和花钱的方法管住。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16 谨防陷入发展的“中国陷阱” 中国经济时报：从发展模式看，我们还能继续朝着重点发
30、展重化工业，工业化超前，以投资为主，用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要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向前走下去吗？ 周天勇：在这种发展模式下，GDP 可以高速增长，但是，由于其是不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一种发展模式，并且随着技术进步，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日益上升，产业和企业所用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要向外排挤劳动力。 因此，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上继续往前走的风险是：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单位的职工从最多时候的14000万人，下降到目前的3500万人左右，十几年中减少了 1 亿多个工作岗位；在人均耕地比印度还少一半的国情下，农业中还有 3 亿劳动力。而且，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在未来的20
31、年中，中国农村中至少还有2.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在600万左右；城镇建设占地，每年有200300万的农民需要重新就业；每年城镇新增500万劳动力需要就业；由于矿山枯竭、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破产兼并、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工业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技术进步等等因素，每年也需要300万左右的劳动力重新就业。就业的压力非常之巨大。 如果我们还是在原有的发展模式上，不进行调整，不想方设法解决数量规模在世界发展史上也罕见的就业问题，我想，第一个可能会导致中国社会出问题的，导致我们现代化进程中断的，将是失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17 业严
32、重而引发的社会动荡。 中国经济时报：在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结构转型过程中，我们还能继续沿着对城市化半推半就、农民不能割舍农村资产、招拍挂和地方政府财政将城市中房价推得太高这样的道路走下去吗？ 周天勇：沿着这样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面临着风险。中国无论是与东亚相比，还是与拉美和印度相比，由于房价太高，形成较高的居住成本门槛，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无法在城市住下。未来可能的危险是，人口在城乡间剧烈流动，家庭不团圆导致劳动者行为的无家庭约束，农村老龄化将比城市快得多。 鉴于目前的耕地和宅基地体制，农民还不能从农村中退出。一是剩余过多的劳动力，对农业的逐步集中规模经营不利，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无
33、法提高，而且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农业的比较收益日趋下降；二是农民虽不能在城市中永久居住下来，但需要临时居住，需要给城市化分配一部分土地，其农村的宅基地又不能充分利用，进城的农民两栖居住，并且其子女还需要宅基地，还要扩大居住面积，结果全国居住需要的用地会更多。 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囤积在创造农业增加值比例日益下降的农村中，用加大投入和发展农村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只能使差距越来越大。注意力集中在大工业、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发展上，使大企业的领导层和职工分配较多，而忽视小企业，不能有效地发展服务业，使中等收入的人相对较少，因劳动力需求不足，人员闲置和失业严重，贫
34、困人口较多，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18 只能使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政府分配比率太高，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太恶劣，抑制了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居民在GDP中的分配比率日益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快，但人民收入增长较慢，结果是分配越来越不公平，基尼系数居高不下。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的中间，我们向哪里去？所走的道路选对了，我们就可以避免发展中的陷阱；走错了，我们就可能跌入社会动荡、经济低速发展、人民长期不富裕、国家竞争力不强等发展的陷阱之中可以称之为“中国陷阱”。 中国经济时报：学者们大量地讨论过发展的“
35、拉美陷阱”。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其发展的“陷阱”，就是因发展道路选择不当，跌入长期的经济低速增长、经济社会动荡、国家困难、人民困苦、矛盾重重之中。您所说的发展的“中国陷阱”是什么？ 周天勇：我认为，未来中国可能会跌入这个陷阱。但可能出现的“中国陷阱”与“拉美陷阱”有相同的地方，也有所区别：一是如果继续偏重发展重化工业，偏重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忽视服务业的发展，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剩余劳动力规模很大，将会形成比拉美更加严重的失业率高企和社会剧烈动荡的局面；二是如果城市化进程继续滞后，如果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慢，而农业生产增加值占GDP的比率下降速度过快，再加
36、上资本分配能力较强的大工业和大企业发展过多，能够增加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小企业发展不足，同时不开征财产税，则基尼系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19 数会上升到与拉美一样的水平，分配不公将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三是如果目前的房地产局面得不到改善，与拉美不一样的是，由于居住成本太高，农民进得来但留不下，向城市转移的农民，青年时到城市工作，居住条件很差，人口在城乡之间剧烈流动，中老年失去工作能力回到农村，农村老龄化将快于城市；四是中国与拉美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中国国土面积较大，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在平衡地区发展差距方面没有有效的办法，地区发展差距继续拉大，则地区
37、和民族矛盾冲突会激化和加深；五是与其他跌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一样，经济发展方面，可能发生中断，或者大起大落，陷入长期的低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财政金融体系方面，可能负债很高，赤字高企，形成房地产泡沫，潜伏很大的金融风险，发生金融动荡和金融体系的崩溃。 当前，避免跌入“陷阱”，遇到以下难点：一是路径依赖和惯性，认为过去的发展模式和现在的体制没有缺陷，30 年来这种发展模式和体制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很好吗？没有认识到我们继续在这些道路上走下去面临的风险和危机；二是利益梗阻，地方政府的（如土地和房屋财政等）利益，部门利益（收费罚款等），集团利益（如垄断性国企领导和员工的利益），阶层利益（
38、如开征物业税对已经有多套房阶层利益的影响）等等，可能使在财税体制、实施阳光财政、国企利润纳入预算、改变税收结构等方面，旨在减轻创业就业负担、降低房价、防止两极分化的改革，不能有所进展；三是改革越往后推，积累的问题越严重，难度越大，改革起来越困难。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20 亨廷顿在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说，“苏联解体以及联合王国可能分解的动向，在它们发生前的十来年，都是没有多少人预料到的。然而，冷战的终止，苏联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经济危机，以及911事件，都提醒我们注意，历史是充满意外的。” 我们应该牢记这句话。 （转自 2010
39、 年 4 月 9日中国经济时报。柏晶伟系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周天勇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21 本期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省委常委、省人大正副主任、副省长、省政协正副主席，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省海洋与渔业局、省中小企业局、省粮食局、省供销社、省工商局、省统计局，各市、县（市、区）党委、政府，各市、县（市、区）农办，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正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和特聘研究员，有关省市农办（农委） 签发：邵 峰 审核：骆建华 张若健 编辑：高国栋 郭红东（联系电话：057187051566 87053262；Email：） 共印：700份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