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公平感、主观幸福感与亲环境行为基于 CGSS2013 的机制分析 杨奎臣 胡鹏辉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青岛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 要： 文中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13) “的数据, 来探讨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对个人实践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 亲环境行为可分为私域行为和公域行为, 其公共性体现在公域行为之中。2) 社会公平感对公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对私域亲环境行为不产生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对私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对公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3) 男性更可能实践公域亲环境行为, 女性更可能实践私域亲环境行为。4) 尽管教育和媒体使用对
2、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 但均直接对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关键词： 社会公平感; 主观幸福感; 亲环境行为; 公共性; 作者简介：杨奎臣 (1978-) , 男, 汉族, 山东青岛人, 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Email:作者简介：胡鹏辉 (1990-) , 男, 汉族, 四川南充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环境与发展、情感社会学。Email:收稿日期：2017-3-22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2BSH039)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oro-environ
3、mental behaviorYANG Kuichen HU Penghui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ate of CGSS2013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o personal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irs
4、tly, the publicity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s mainly embodied in public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Secondly, the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public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but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rivat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Subjective well-being has
5、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privat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but negative influence on public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irdly, male is more likely to carry out public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but female is more likely to carry out privat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Lastly, educati
6、on and media use have direc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positiv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although they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 on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Keyword：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subjective well-be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publicity; Received： 2017-3-22近几
7、年来, “雾霾“一词逐渐走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并引起众多的关注与讨论。特别是当面临糟糕的环境问题而每个人都无处可逃时, “保护环境“成为社会各个阶层难得的共识。然而, 环境作为所有公众生存与发展的共同背景, 其治理与保护除了依靠制度性因素之外, 还离不开广大公众的共同参与。因此, 研究到底哪些因素影响着公众的亲环境行为, 以及其影响机制如何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 学者们主要从个体环境态度和社会结构等角度讨论了个体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个体环境态度涉及的是公众个体层面的心理状况, 社会结构则是宏观层面的制约因素, 而连接这两个层面的、中观的、作为发生机制的社会心态却未受到重视。社会心态是“以动
8、态的方式勾连了个人、社会 (群体) 和历史时代, 从而反应、并深刻影响着包括人与人之间、群际之间、个人与社会 (群体) 之间等等在内的各种现实社会关系“1。“社会心态既是社会转型的反映, 也是影响社会转型的力量“2, 它还将直接作用于个体的行动。同时, 仅有少量研究从社会心态视角探讨了环境状况、经济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而关于主观幸福感对环境行为影响的研究则很少。作为具有公共属性的环境行为, 要求某种克制、牺牲以及积极的行动, 这可能直接受到个人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但现有研究缺少对此议题的关注。且现有研究中往往聚焦于个体性特征和社会结构因素对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的统计分析, 缺乏因果关系及影
9、响机制方面的深入讨论, 进而影响其解释力度。正如赫斯特洛姆所说, 要建立一个有力的解释基础, 需要“关注那些导致社会主体变化的机制“3。文中即借鉴其提出的 DBO 理论, 并采用 CGSS2013 数据, 从社会心态的视角探讨社会公平感、主观幸福感对于公众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1 材料与研究方法1.1 数据来源文中所采用的是“2013 年全国综合调查 (CGSS2013) “的数据。CGSS2013 采用多阶段的随机抽样方法, 最终获得有效样本量为 11438 个。该数据搜集了被调查者的个体人口学特征与家庭背景, 同时还包括了其环境知识、环境态度和亲环境行为以及社会态度, 能够较好地满
10、足本研究需要。考虑到文中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 以及因变量为亲环境行为, 因此将缺失这四个数据的个案排除, 最终得到有效个案 11272 个。1.2 研究变量1.2.1 因变量在 CGSS2013 问卷中, 共有 10 个问题来对个人的亲环境行为进行测量。首先, 文中对这 10 个问题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发现它们由两类不同的亲环境行为组成:第一部分 (1-4 项和第 6 项) 在同一个维度上, 第二部分 (第 5 项和 7-10项) 在另一维度上。参考已有研究的命名方式19, 分别将其定义为私域亲环境行为和公域亲环境行为。随后分别对因子分析中得到的两个公因子值进行指数化处
11、理, 使其成为取值为 0-100 分的连续变量, 从而得出有关亲环境行为的两个因变量, 即私域亲环境行为和公域亲环境行为。1.2.2 核心自变量在 CGSS2013 中分别有两个问题来测量个人的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 即“总的来说, 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和“总的来说, 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 答案中采用了 5 级次序评分标准。Ferrer-i-Carbonell 和 Frijters 等在研究中指出, “只要回归方程设定正确的话, 那么无论是将主观幸福感视为连续变量用 OLS 方法回归, 或者是将其视为有序变量用 Ordered Probit 或 Ordered Logit 模
12、型回归, 其参数估计的方向和显著性上都是一致的, 两个方法之间并无优劣之分“4。因此为了模型简洁, 文中将两个定序变量视作定距变量来使用, 其取值范围为 1-5。同时, 因为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低 (r=0.27) , 文中认为其不存在较强的交互性, 可以同时纳入模型进行分析。1.2.3 控制变量文中将控制个人的人口学特征 (性别、年龄、政治身份、教育程度、宗教信仰) 、家庭年收入、居住地 (地域和城乡) 、社会阶层现实评价与未来预期以及媒体使用。下面将具体对上述自变量进行讨论。在众多研究中, 个人的人口学特征都被看作是重要的控制变量, 如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文中将个体的受教育阶段转化成受
13、教育年限。除此之外, 还纳入政治身份和宗教信仰两个变量。一般而言, 政治身份是个人经济社会地位的象征, 只有优势阶层才能拥有入党资格。事实上, 除了共产党员身份之外, 能够加入民主党派也同样要求一定的经济社会地位。因此不同于以往研究中仅将共产党员视为党员身份, 文中将民主党派人士也纳入其中。另有研究指出, 有宗教信仰的个体因受到教义的影响和约束, 更可能会有不同于不信教者的价值观和行为。(1) 家庭年收入。一般而言, 家庭经济状况对个体主观幸福感和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具有重要影响, 同时也只有更加富裕的个体才有时间去参与公共事务, 比如说公域环境行为。因此文中将家庭年收入纳入控制变量, 并进行对数
14、化处理。(2) 地域经济状况。现有研究一般会把个体居住地域经济状况考虑进来, 这是因为不同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 而地方的经济发展程度则与个人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相关。英格尔哈特就指出, “当社会逐渐富裕起来后, 公众从原来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促进了他们的环境关心, 使得公众的环境参与或支持增加。与物质主义价值观关注基本物质需求不同,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生活质量、自我表达和环境保护“5。特别是中国不同地域间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巨大, 这一因素更不可忽视。文中不采用现有的东中西的划分方式, 而是基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 2013 年各省人均GDP 数据, 采用聚类分析将
15、全国所有省域划分为“较差、一般、较好、富裕“四类, 并分别赋值为 1-4 分。(3) 城乡差异。城乡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教育、工作、收入、环境问题严重程度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胡鹏辉曾在大学生对农村认知的研究中指出, 城乡差异是大学生认知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6。可见, 除了不同地域的经济差异之外, 同一区域内城乡之间的差异也可能对个体的公平感与幸福感知产生影响。(4) 社会阶层感知。现有研究虽对社会阶层高低与社会公平感的关系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但均指出社会阶层感受对社会公平感及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7-8。此外, 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还与个体对自身和社会的期望有关9。由此可推论出个体对于社会阶层的
16、预期也会与其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相关。文中将社会阶层现实感知和未来预期都纳入控制变量之中。(5) 媒体使用。周晓虹指出“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直接参与了开放社会的建构, 也使原本固结的社会关系在不同代际之间发生了断裂“10。在信息获取上出现的鸿沟将会对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视野、参与能力甚至生存机会等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由此可推知媒体使用的差异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的认知, 并可能进一步影响其亲环境行为。Huiping Huang 就曾以台湾全民调查的数据证明了媒体使用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11。因此文中将个体媒体使用当作重要的因素。在 CGSS2013 问卷中关于媒体使用一题, 涵盖了报
17、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手机定制消息六个方面, 基本上包含了常用的媒体手段, 能较好地反映个体的媒体接触情况。通过计算发现这六个方面的克隆巴赫 (信度) 系数为 0.658, 可对其进行累加分析, 在这里采用 Santos 等以及王玉君等所使用的指数化方式进行处理12-13, 得到 0-100 分赋值的连续变量。表 1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Table 1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 of variables 下载原表 1.3 方法与模型文中采用 STATA14.0 软件进行分析。具体而言, 文中受赫斯特洛姆社会机制分析方法 (DBO 理论) 的启发, 采用路径分
18、析的基本框架, 将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来探究亲环境行为的发生机制。建立如下三个具体路径模型:上述三个模型共同构成了文中的路径分析模型。其中, well 为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 justice 为社会公平感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 envirbeh 为亲环境行为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包括私域亲环境行为和公域亲环境行为) , control 为控制变量。p 为系数, e 为残差, m 为控制变量的总个数, i 为 m 个控制变量中的第 i 个。2 结果与分析2.1
19、私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分析这一部分探讨了影响私域亲环境行为的因素及其路径, 其核心自变量为主观幸福感和社会公平感。从表 2 可以看出, 社会公平感对私域亲环境行为并不产生显著影响 (p0.05) , 而主观幸福感对私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偏回归系数 =0.997, p0.01) 。这一结果表明, 亲环境行为确实存在公共性, 但主要体现在公域行为之中, 而非私域行为之中。这是因为, 环境的公共性要求个人行为具有利他性结果。个体对于社会公平的感受将会影响到其是否愿意采取利他的行动, 而私域亲环境行为具有更多的利己性, 它较少受到个人对于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从表 2 可以发现, 一方面, 各
20、控制变量通过影响个人的主观幸福感来进一步影响私域亲环境行为;另一方面, 它们也直接对私域亲环境行为造成影响。具体而言, 除了教育水平之外, 其他因素都对主观幸福感的获得产生显著影响。其中, 年龄、家庭收入、政治身份、宗教信仰、阶层现实、阶层预期和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而地域经济状况和城乡两个因素产生负向显著影响。就私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来看, 除了宗教信仰、阶层现实和社会公平感不产生显著影响之外, 其他因素均产生显著影响。通过对路径模型的分析, 可得出如下结论:1) 因为私域亲环境行为更多属于利己行为, 因此它不显著地受到个人关于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2)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
21、, 主观幸福感越高, 越可能实践私域亲环境行为;3) 尽管教育本身不会必然带来主观幸福感, 但它对私域亲环境行为却产生重要影响;4) 尽管居住在发达地区和城市中心并不一定会给个人带来幸福感, 但它却对私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5)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 女性更容易参加私域亲环境行为;6) 阶层预期与主观幸福感、私域亲环境行为显著相关, 表明个人有美好的生活期望将有助于亲环境行为的发生;7) 媒体使用与私域亲环境行为显著正相关。具体有关私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见 (图 1) (1) 。表 2 私域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路径模型 Table 2 Path model of influence
22、factors for privat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下载原表 2.2 公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分析这一部分探讨了影响公域亲环境行为的因素及其路径, 其核心变量依然为主观幸福感和社会公平感。从表 3 可以看出, 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对公域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 (p0.01) 。但与 Sulemana14指出的主观幸福感与环境关心表达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的结果不同, 文中发现主观幸福感与其公域亲环境行为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偏回归系数 =-0.804, p0.01) 。而个人有关社会公平的感知与其公域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偏回归系数 =0.768
23、, p0.01) 。从表 3 可以发现, 一方面, 各控制变量通过影响主观幸福感与社会公平感来影响公域亲环境行为, 另一方面, 它们也直接对公域亲环境行为造成影响。具体而言, 除教育水平外, 其他因素都对主观幸福感的获得产生显著影响, 这与表2 中相应模型所显示的结果一致。同时, 年龄、教育水平、居住地城乡差异、阶层现实和预期均对个体社会公平的感知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居住地的城乡差异为负向影响 (偏回归系数 =-0.080) , 其他因素均为正向影响。此外, 除家庭收入与阶层现实感知之外, 其他因素均对公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年龄、居住地城乡差异和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其余因素均
24、为正向的显著影响。通过对路径模型 (表 3) 的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 公域亲环境行为受到个人对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 个人感觉到社会越公平, 越可能实践公域亲环境行为;2)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 主观幸福感与实践公域亲环境行为呈现负相关, 幸福感越高的个人, 越不可能实践公域亲环境行为;3) 尽管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其社会公平感越低, 但这并不影响其实践公域亲环境行为;4) 居住地城乡差异与主观幸福感和公域亲环境行为均呈现显著负相关, 而地域经济条件虽然与社会公平感呈现负相关, 却与公域亲环境行为呈现正相关;5) 尽管在公平感知中并不存在性别差异, 但是男性比女性可能实践公共亲环境行为
25、;6) 阶层预期与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和公域亲环境行为显著相关;7) 媒体使用与公域亲环境行为显著正相关。具体有关公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见 (图 2) 。图 1 私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图 Figure 1 Influence path for privat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下载原图表 3 公域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路径模型 Table 3 Path model for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ublic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下载原表 图 2 公域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路径系数图 Figure
26、2 Paths and coefficien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ublic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下载原图3 讨论3.1 亲环境行为的公私属性及其对应行为逻辑自古以来, 中国就有“各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说法。在这样的处世哲学中, 强调个体对私人领域的关注。但就亲环境行为而言, 它不仅是个人性的、利己性的, 还具有公共的、利他的属性。在众多研究中已指出, 环境具有自然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公共性15。因此, 亲环境行为本身具有公共性的意涵, 主要指那些能降低生态伤害、保护自然资源和提升环境质量的行为16。Rams
27、 和 Killmer 认为亲环境行为直接指向他人福利和群体或组织的利益, 是亲社会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17。因此说, 必须要注意亲环境行为的公私属性 (亦即文中分别探讨的公域亲环境行为和私域亲环境行为) , 它们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行为逻辑。正如前文所言, 就私域亲环境行为而言, 它显著地受到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而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对其影响不显著。从根本上而言, 这是因为私域亲环境行为发生在个体日常生活范围之内, 且对其日常生活及其幸福感产生直接影响。正如许多研究表明那样, 环境质量或环境关心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18-20。而社会公平感知主要涉及到个体对于整个社会的认知及态度, 进而影响到其为社
28、会公共福利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可能性。它与个体是否愿意实践私域亲环境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关联性。相反, 公域亲环境行为更可能受到个人对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因为公域亲环境行为在本质上而言是以个人行动满足社会需求, 这就要求个人采取某种克制、牺牲以及积极的行动。需要重点讨论的是主观幸福感与公域亲环境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性这一现象。一般认为, 幸福感具有表达环境关心14、减少压力水平等积极的社会效应21。一个越幸福的人, 也越愿意为了整个社会更加幸福、和谐而付出自己的力量。但是, 文中的数据却呈现出相反的结论。这一结果的出现, 或许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 一是性别, 二是年龄。在中国快速变迁的社会背景下,
29、 不同性别、世代 (generation) 之间的价值观念存在巨大差异, 特别是从注重私人 (包括家庭) 利益到关注社会利益这一思想转变过程中存在巨大的性别和世代差别。一般而言, 年纪越长的人, 越注重个人和家庭利益而越忽视公共福利;女性比男性更加注重家庭内部利益而较少关注公共福利。正如图 2 所示, 年龄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路径系数为 0.066) , 而对公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路径系数为-0.029) ;相反的是, 性别对主观幸福感和公域亲环境行为的路径系数分别是-0.04 和 0.047。这给与我们的启示在于, 需要多宣传和培育老人和女性的公共参与意识。3.2 社
30、会环境与亲环境行为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实施直接受到其主观幸福感和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而个体主观幸福感和社会公平感的获得, 与整体的社会环境相关。因此, 良好有序的社会环境对个体实施亲环境行为十分重要。前述影响机制模型也表明, 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差异对个体实践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这表明提高公众收入水平将有助于促进其实践亲环境行为。同时, 个体对自身的阶层现实感知与阶层流动的预期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及社会公平感, 而且, 阶层预期对公域和私域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这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 一方面, 政府应该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经济社会环境, 让个人能够对实现社会流动和人生幸福报以期望, 进而也
31、有利于推动其更好地参与亲环境行为;另一方面, 还需要推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让每个个体实实在在感受到这是一个公平的社会, 这也直接有利于推动其参与亲环境行为。当然, 这涉及总体性社会结构与秩序的变迁, 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发展路径。3.3 教育与宣传动员的重要意涵如果说通过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和幸福的社会以改变公众的社会心态进而培育其亲环境行为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的话, 那么, 在面临严峻环境问题的情况下, 短期内的工具性应对策略就是环保宣传和环保教育。文中数据表明, 尽管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其社会公平感越低, 但却越愿意实施公域亲环境行为。同样, 媒体使用状况对其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
32、正向影响。因而, 广泛的环保宣传与教育将有效推动个人实践亲环境行为。而且, 国家相关部门和社会也有能力和责任来通过媒体宣传和教育来推动公众实施亲环境行为。4 结论文中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13) “的数据来探讨了个人实践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 主要结论如下:(1) 亲环境行为分为私域行为和公域行为, 其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公域亲环境行为之中。(2) 个体社会公平感对公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对私域亲环境行为不产生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对私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却对公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3) 就实践亲环境行为的性别差异而言, 可看到“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性
33、别角色分工的影响, 女性更可能实践私域亲环境行为, 男性更可能实践公域亲环境行为。(4) 教育对个人实践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个体的教育水平越高, 越可能实践亲环境行为, 因此通过教育会推动个人更广泛地实践亲环境行为。(5) 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和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那么加大有关环保的媒体宣传会促进个人的亲环境行为。参考文献1王小章.结构、价值和社会心态J.浙江学刊, 2012 (6) :5-9. 2王俊秀.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14 (1) :104-124. 3赫斯特洛姆, 彼得.解析社会:分析社会学原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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