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的美好生活, 新的感受期盼当前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报告 石晶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人民智库 受访者性别构成 下载原图受访者区域构成 下载原图调查时间:2017 年 11 月 27 日-12 月 3 日。调查方法:通过互联网、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电子问卷。调查样本:面向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发放问卷, 共回收有效问卷10224 份。从性别看, 男性占 52.2%, 女性占 47.8%;从年龄看, 18 岁以下占13.59%, 18-30 岁占 38.17%, 30-40 岁占 33.10%, 40-50 岁占 12.54%, 50 岁以上占 2.60%;从区域看,
2、东部地区占 32.54%, 中部地区占 41.74%, 东北部地区占 19.65%, 西部地区占 6.07%。重要发现:获得感是幸福感和安全感形成的基础, 幸福感和安全感是人民群众获得感满足后的表现形式, 获得感与安全感共同作用于个体幸福感的产生。经济发展水平依然是提升“三感”的重要基础, 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 其“三感”水平均高于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西部地区。现阶段, 我国公众对于物质层面的获得感超过精神层面, 而享受家庭生活和拥有自由时间成为公众期待的提升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公众的安全感水平较高, 近七成的受访者对生活生产安全、情感安全和未来预期持积极态度。与倾向于从社会中索取的
3、个体相比, 更愿意向他人给予的个体, 其“三感”水平更高。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是产生“三感”的重要心理基础,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提升“三感”最深层次的力量。机会公平是获得感能否快速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是获得感产生幸福感的“催化剂”;分配公平观在社会不同阶层存在分裂意识, 平均原则的分配公平观得到更多社会中层和底层的认同。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为满足和提高公众的“三感”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公正, 构建和完善保障公众获得机会公平的制度;坚持人的全面发展, 培育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是提升公众“三感”应坚持的重点。党的十九大报告
4、强调, 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 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20 世纪西方曾一度热衷于研究人的幸福感, 并以此为依据作为衡量物质条件、生活质量与福利情况改善的标准。现在, 我们以“获得感”来评价改革成效, 人民的“获得感”既是改革的目的, 也是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然而, “获得感”并不等同于“幸福感”, “幸福感”强调的是人的主观感受, 而“获得感”则相对客观, 更强调“实惠”, 更
5、具体也更具有实际意义。十九大报告中又提出“安全感”, 并将“安全感”作为第三感纳入到“获得感”“幸福感”之后。安全感是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最基本要求, 也是最昂贵的要求, 不仅是对生命和财产获得客观保障的需要, 也是在物质需求满足之后所需的心理安全感, 还是个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三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那么,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着怎样的内涵?彼此之间是什么联系?保障“三感”存在哪些难点?充实“三感”又该如何用力?围绕这些问题,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开展了本次调查。1 获得感是幸福感和安全感形成的基础, 幸福感和安全感是人民群众获得感满足后的表现形式, 获得感与安全感共
6、同作用于个体幸福感的产生2015 年 2 月 27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获得感”。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总书记又 3 次提及“获得感”。在 2016 年 2 月 23 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从“三个有利于”到“两个是否”, 改革成效评价标准有了新发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既是改革的目的, 也是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改革是否有成果, 要看人民群众是否有获得感。由此可见, 获得感是人民群众对既有改革红利享有情况的判断, 也
7、是对已经得到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感受和精神文化追求的实现。如果说获得感是一种对于既有的改革发展中享受到的发展红利的感受, 那么安全感的建立则是在获得感的基础上形成的, 是人民群众获得感满足后的表现形式。稳定、安全的心理需求, 没有后顾之忧以及对未来的发展前景具有稳定预期, 构成了安全感的基本来源。安全感不仅是对当下获得感主观感受的延续, 还包含了未来维度, 即在拥有了“当下获得”的基础上, 能够确认“获得”是可持续的、不断发展的, “当下获得”不仅不会消失, 还会更多、更好。如果说获得感是对既有得到的感受, 安全感是在既有得到的基础上形成的可持续性的延续的话, 那么幸福感则是人民群众在获得感和
8、安全感满足后的表现形式, 是对“当下”生活状况的一种主观情感体验, 是一种人类基于自身的满足感和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满意后而主观产生的一系列欣喜与愉悦的情绪, 是一种对于未来发展充满期待的美好体验。人民群众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必将是一种幸福的生活, 必将是给人以幸福感的生活。基于以上论述, 我们认为, 获得感是幸福感和安全感产生的基础, 幸福感和安全感是人民群众拥有获得感后的表现形式。同时, 安全感是形成幸福感的重要条件, “既有”获得感对于“当下”幸福感的作用部分是通过“未来可持续”的安全感产生的。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 我们设计了“中国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问卷调查”。其中, 幸福感的体验
9、是建立在对于“过去的满意”“现在的满足”与“未来可控”的基础上。我们通过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了问卷设计, 得分越高表示“三感”水平越高。其中, 我们通过“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感到满足”“当我回首过往生活, 我很满意”“我相信未来会遇到更好的自己”等项目来考察个体的幸福感。根据调查结果, 我们构建了如下路径分析模型。获得感和安全感对于幸福感的回归方程为:幸福感=0.304+0.268*安全感+0.844*获得感, 回归系数非常显著, “安全感”与“获得感”对于“幸福感”的解释力为 74.1%。可见, 获得感是产生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安全感也是产生幸福感的重要条件。同时, 获得感对于安全感进行回归分
10、析发现, 安全感=0.741+1.050*获得感, 回归系数非常显著, 可见, 获得感同样是产生安全感的重要基础。进一步中介检验证明, 安全感是获得感产生幸福感的部分中介, 即获得感对于幸福感的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安全感产生的 (见图 1) 。图 1“三感”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 下载原图2 经济发展水平依然是提升“三感”的重要基础, 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 其“三感”水平均高于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西部地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坚持
1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前期调查同时显示, 相对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建设, 公众对于“经济建设”的期待度最高。本次调查中, 我们根据区域经济布局的四大板块, 将受访者分为东部、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四个地区。我们将“三感”在这四大区域中的得分 (为了便于理解, 我们将“三感”的得分进行了百分制处理, 下同) 与其地区生产总值进行比较。结果发现, 四个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与其“三感”的现状排序基本一致。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 其“三感”水平均高于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基本居中 (见图 2) 。可见, 经济发展水平是公众“三
12、感”的重要基础。对于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而言, 目前, 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仍然是提升人们“三感”的重要基础。图 2 区域经济四大板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三感”之间的关系 下载原图3 现阶段, 我国公众对于物质层面的获得感超过精神层面, 而享受家庭生活和拥有自由时间已经超过获得金钱, 成为可以提升公众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中, 对于人民群众需要的描述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中我
13、们可以发现, 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已不仅仅是物质需求的满足, 更是精神追求的实现。因此, “获得感”的获得内容, 不应仅仅是物质层面的, 还应包括精神层面的。这种获得, 不仅是获得改革所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也是每个人政治权利的实现以及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具体而言, 在改革实施的过程中, 不仅能够享受到共享发展, 也能够获得更加尊严和体面的生活。住房、收入、教育、养老、医疗、生态等保障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民生问题是“获得感”的重中之重。当问及“和过去相比, 您在以下这些方面的状况是否有改变”时, 78.05%的公众认为“住房情况”提高或明显提高, 77.00%的公众认为“收入
14、情况”提高或明显提高, 78.80%的公众认为“教育水平 (包括在职教育) ”提高或明显提高, 77.70%的公众认为“养老水平 (包括养老保险、养老设施建设) ”提高或明显提高, 78.50%的公众认为“接受的医疗服务水平”提高或明显提高, 64.90%的公众认为“喝上干净水, 呼吸干净空气对我来说不再是奢侈品” (见图 3) 。图 3 公众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上的获得感比较 下载原图此外, 获得感是以发展为前提的, 获得感还需体现在坚持“包容性发展”上, 让全体人民特别是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未能充分享受发展红利的人群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和发展机遇。本次调查显示, 64.50%的受访者表示“现在,
15、 我得到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的发展红利”, 62.95%的受访者表示“我有参加高质量在职培训的机会”。同时, 实现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 有效表达自己的需求、参与到发展中, 是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要内容。本次调查显示, 65.20%的公众认为“普通民众也可以对政府的决策发挥影响”, 64.30%的公众认为“我能够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参与到发展与改革的时代浪潮中” (见图 3) 。此外, “获得感”还应包括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文化。本次调查显示, 64.60%的公众认为“我总能在市场上找到自己喜欢的文化产品”。“获得感”还应以理想信念的追求这一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为终极目标。本次调查显示, 66.
16、10%的公众认为“我可以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梦想”。由此得知, 目前我国公众在物质层面上的获得感显著高于其在精神层面的获得感。同时, 在本次调查中, 我们要求受访者从物质 (金钱) 、情感生活 (繁衍后代、自由时间、家庭生活、人际关系) 、社会生活 (社会保障的完善、社会公平正义、社会民主法治、政治话语权) 、精神生活 (自我接纳、获得尊重、艺术审美、追求信仰、自我实现) 等四大类十四个项目中选择四项最能够提升自己幸福感的因素。结果显示, “家庭生活” (59.66%) 和“自由时间” (54.27%) 已经超越获得“金钱” (47.07%) , 成为公众认为提升幸福感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排在第四
17、位和第五位的分别是“人际关系” (44.33%) 和“繁衍后代” (42.48%) (见图 4) 。由此可见, 当物质层面的获得感得到较好满足时, 人们对于情感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会逐渐凸显。相比于繁忙而辛苦的工作, 人们更加关注与家人的团聚;相比于奢侈品消费, 人们更加关注对时间的自由支配;相比于灯红酒绿的夜生活, 人们更加关注人情冷暖。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前期调查发现, “孤独感”已经超过“焦虑”“抑郁”等情绪体验, 成为当下中国人心灵情感中最突出的感受。拥有更多自由时间陪伴重要的朋友和家人, 在工作之余承欢膝下, 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 走进新时代, 政府如何给予人
18、民在劳动权利、公共假期、生育福利等政策方面的保障, 将是提升国人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关键要素。图 4 提升幸福感的因素 (%) 下载原图4 中国公众的安全感水平较高, 近七成的受访者对生活生产安全、情感安全和未来预期持积极态度“安全感”是人民对生活的最基本要求, 也是最昂贵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既重视国土安全, 又重视国民安全, 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 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图 5 公众在生活生产、情感生活、未来预期等方面安全感的比较分析 下载原图我们认为, “安全感”应该是一个丰富的概念, 不仅包括生活生产安全的最基本要
19、求, 还应包括个人内部的心理安全感, 如当个体在遭遇挫折时是否可以获得情感支持, 以及对于自己未来生活各个领域的预期。我们将安全感分为“生活生产安全”“情感支持”“未来生活预期”等三个方面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个体对“未来生活预期”的得分最高 (71.84 分) , 其次为情感安全 (71.69 分) 和生活生产安全 (71.33 分) 。在生活生产方面, 66.79%的受访者表示“我的财务状况是安全的”, 66.67%的受访者同意“我的工作环境是安全的”, 66.24%的受访者同意“我的居住环境是安全的”, 66.14%的受访者同意“我很少会担心日常生活环境的安全”。在情感生活方面, 6
20、6.80%的受访者表示“我可以从家庭或恋爱婚姻中得到安慰和力量” (见图 5) 。在对未来生活预期方面, 住房预期、教育预期和收入预期最高, 有 67.47%的受访者表示“我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 不管怎样, 未来总是可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67.42%的受访者表示“对于孩子的未来, 我觉得只要孩子现在勤奋学习, 将来总是能找到自己满意的生活”, 67.29%的受访者表示“我相信自己或家庭的收入会稳定增长”;此外, 66.76%的受访者表示“对于自己的老年生活, 我觉得将会是丰富充实的, 而不会感到空虚无聊”, 66.65%的受访者表示“工作中, 我感到总能激发出自己的更多潜能”, 65.
21、98%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一天自己没有了劳动能力, 我相信仍然可以得到来自社会的救助”, 65.47%的受访者表示“以后即使是有了大病, 我觉得也不会因病返贫”, 65.09%的受访者表示“当同那些有权势的团伙发生冲突时, 我相信法律会还我一个公道” (见图 5) 。5 与倾向于从社会中索取的个体相比, 更愿意向他人或社会给予的个体, 其“三感”水平更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坚持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既来自于个人需求与诉求的满足程度, 也来自于人民自主建设、共同参与、共同享受的责任感与成就感
22、。本次调查中, 我们让受访者从“得到, 拥有, 从他人或社会中获取”和“付出, 帮助, 让他人或社会变得更好”这两种情况中, 选择最能提高其幸福感的情况。调查发现, 选择“付出, 帮助, 让他人或社会变得更好”的受访者其获得感 (X付出 =68.25, X 得到 =50.25) 、幸福感 (X 付出 =65.90, X 得到 =50.09) 、安全感 (X付出 =65.88, X 得到 =49.11) 均显著地高于选择“得到, 拥有, 从他人或社会中获取”的受访者。可见, 如果人民有共建社会的积极性并能够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便会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融合与社
23、会团结, 进而使整个社会治理有了坚实的基础。6 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是产生“三感”的重要心理基础,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提升“三感”最深层次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并多次特别指出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之所在。十年前, 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讲过一段话:“人, 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 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 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应是“文化的人”“能动的、全面的人”, 这一论
24、述点破了“人”的真谛。何为一个“能动的、全面的人”?有强大的自我信念, 积极主动地追求有价值的目标, 有梦想可以追, 为理想而拼搏, 有强烈的自我实现欲望, 积极投身社会活动, 有强烈的求知欲等等, 都是一个“能动的、全面的人”的表现, 而这些表现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本次调查中, 我们通过自我效能感、自尊与心理控制源等三个指标来考察个体的“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心态。自我效能感表现为个体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和即使面对困难也相信自己能够解决的信心, 如“我自信能有效地应对任何突如其来的事情”“如果我尽力的话, 我总是能够解决问题的”等。自尊考察的是个体对于自我价值
25、的认同, 如“我感到我有许多好的品质”“总的来说, 我对自己是满意的”等。心理控制源则通过考察个人努力与事情结局的关系, 判断个体具有的是内控心理控制源, 还是属于外在心理控制源。本次调查, 通过考察“在社会大环境相同的情况下, 以下哪种因素更能提高你的安全感”这一题目, 要求受访者在“对可支配社会资源的信心”和“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两个选择中进行判断;以及通过考察对“找到一个好工作主要靠人脉、时间、地点合宜”和“找到一份好工作是要靠付出艰苦努力的, 运气几乎甚至完全不相干”这两种观念更认同哪一个来考察个体的心理控制源。我们认为, 选择后者的受访者具有“内在心理控制源”。我们将自我效能感、自尊、
26、心理控制源分别纳入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回归方程。结果显示, 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之后, 自我效能感、自尊、心理控制源对于三感的回归系数非常显著 (见图 6) , 三者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解释力分别为 73.3%、61.9%、66.0%。图 6 自我效能感、自尊、心理控制源分别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多元回归分析摘要表 下载原图进一步, 我们分析了两种不同心理控制源的个体在“三感”上的表现, 结果发现, 心理内控者的“三感”均显著高于外控者。也就是说, 相比于“对可支配社会资源的信心”获得安全感的人, 安全感来自于“对自身能力的信心”的个体具有更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由此我们可以
27、发现, 产生“三感”更深层次的力量是在自身足够独立、足够有能力之后, 内心充盈的安全感。具有“爱拼才会赢”“一份耕耘一分收获”“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等积极向上、顽强拼搏、相信靠自己的实力可以改变命运的个体, 其“三感”水平更高。7 机会公平是获得感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是获得感产生幸福感的“催化剂”;分配公平观在社会不同阶层存在分裂意识, 平均原则的分配公平观得到更多社会中层和底层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选择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路径, 市场经济逐步替代计划经济, 在分配制度上确立了“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指导原则, 造就了世界瞩目的“中国速度”。然而,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 两
28、个充满张力与矛盾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 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后的 30 多年间, 我国 GDP 呈现年均近 10%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 社会发展却相对滞后, 贫富分化、城乡差距拉大、阶层之间收入悬殊等社会问题渐趋严重。这些问题给我国社会的转型带来挑战。社会不公平和不平等的感觉会削减民众改革的热情, 人们可能会将现实的种种问题归咎于改革, 形成反对的立场和社会态度, 并对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表示怀疑甚至否定。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朝着实现全体人
29、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由此可见,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机会的获得是促进个人能力发展的重要条件。社会的公平必须是基于能力基础上的公平, 如果能力的建设无法在起点阶段给予充分保障, 那么机会公平获取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能力的成长。因此, 我们认为, 机会公平的获取是更深层次衡量社会公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与经济结果公平相比, 机会获取的公平对于公民评价社会公平程度以及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次调查中, 我们通过“只要孩子够努力, 都能有同样的升学机会”“在我们这个社会, 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与其他人的后代一样, 有同样多的机会成为有钱人、有地位的人”“怀
30、才不遇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少了”等三道题来考察公众的机会公平感, 通过李克特五点量表 (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对其进行计分, 得分越高表示机会公平感越高。调查结果显示, 机会公平感得分为 3.83 分, 分别有 64.60%、65.20%、64.40%的受访者对以上三个观点表示同意。进一步, 我们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 考察获得感、机会公平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回归模型显示, 幸福感=1.081+0.091*获得感+0.013*机会公平+1.081* (机会公平*获得感) , 获得感、机会公平以及两项的交互项对于幸福感的作用均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 即机会公平与获得感的提高, 均会提升个体的
31、幸福感。进一步, 我们分析了机会公平与获得感之间的交互效应。结果发现, 对于高机会公平感的个体而言, 随着获得感的提升, 其幸福感提升的速度要高于低机会公平感的个体。也就是说, 机会公平感是获得感产生幸福感的“催化剂” (见图7) 。图 7 机会公平对于获得感和幸福感的调节作用分析 下载原图我们还应注意到, 我国的经济变革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水平、平均化”的工资制度, 这导致出现了一些社会资源的客观分配结果是“不平等的”现象。然而, 平等与公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前者是社会资源分配的客观状况, 而后者则是在道德上所能接受的程度。当分配方式与分配结果与社会正义原则一致时, 这样的不平等就能
32、够被人们接受并认为是公平的, 反之, 则认为是不公平的。分配观念是一种社会认知, 已有研究表明, 人们主要存在两种分配观念, 即“应得原则”分配观与“平均原则”分配观。“平均原则”强调的是社会资源应该均等或依需要分配给社会成员, 而“应得原则”则强调一个人的公平所得应与其贡献、投入、成本等相一致。民众的分配观念涉及到对分配制度合法性的认识程度, 关系到市场经济能否得到维持和进一步推进。本次调查中, 我们要求受访者选择“农民”“农民工”“一般工人”“大学教授”“县委书记”“大型企业董事长”等六种职业的平均月收入, 受访者所填答六种职业月收入差异越大, 则表明越倾向于应得原则。反之, 则倾向于平均
33、原则。我们通过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标准差/均值) 来表示六种职业的收入差异。我们将变异系数作为因变量, 控制人口学变量后, 将个体的“平均月收入”“工作单位类型”作为自变量。结果发现, 收入与工作单位类型对收入差异的变异系数回归显著。其中, 机关单位 (变异系数=15.5) 、高校/科研机构 (变异系数=12.2) 、国企/央企 (变异系数=10.9) 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应得原则”, 而民企 (变异系数=8.3) 、两新组织 (变异系数=2.0) 、事业单位 (变异系数=6.0) 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平均原则”;同时, 月收入 2 万元以上的个体 (变异系数=13.3) 倾向于“应得原则”,
34、而月收入 2 万元以下的个体 (变异系数=6.8) 倾向于“平均原则”。本次调查显示, 收入分配可以存在差异, “应得原则”随着市场分配制度的建立被人们所接受, 市场化的分配制度具有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同时, 我们需要注意, “平均原则”的分配观念在社会中层和底层中仍然大量存在。这提醒我们需要意识到, 分配观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存在分化, 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了社会分配观的异质性, 从而产生潜在的社会紧张。倾向平均主义的中层和底层在面对不断扩大的分配差距时, 会产生利益受损心理, 这种相对剥夺感会产生对优势阶层的敌视, 还可能引发其对当前政治和经济制度产生怀疑。8 提升公众“三感”应坚持的重点首先, 始
35、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为满足和提高公众的“三感”创造物质基础。“三感”的概念是全面的, 但物质利益始终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人们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出发, 强调了物质利益对于公众获得感具有必不可少的重要性。公众“三感”的小盘子受到国民生产的大盘子的影响。本次调查发现, 66.76%的受访者认同“个人也好, 企业也好, 没有党治国理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 任何利益获得都会受到影响和阻碍。”本次调查也表明, 东中西部地区 GDP 发展水平与“三感”之间的趋势呈现重叠。可见, 治国理政不能唯GDP 论, 但也不能不注重 GDP。应该说, 国民经济稳定的增长是保证公众“三感”的题中之义。其次, 坚持社会公平公正, 构建和完善保障公众获得公平的制度。齐卫平教授曾指出, 社会生活中, 人的利益获得能力与其说是由天赋决定, 毋宁说是由制度提供的。每个人都生存于特定的社会制度下, 能力大小无疑影响着利益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