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基于性别差异的研究 金家飞 刘崇瑞 李文勇 Patricia Mary Fosh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摘 要: 工作家庭冲突已受国内实践界和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但国内关于性别、工作时间等基本因素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仍然欠缺。本研究通过在中国五个区域调查的 2030份样本, 探索了中国情境下性别、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基本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性别角色态度对这一基本关系的影响。大样本实证研究发现, 工作时间、性别和性别角色态度对工作家庭冲突存在三向交互影响, 该结论为揭示目前关于性别、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关系的相悖结论提供了一种解释
2、。关键词: 中国; 工作家庭冲突; 工作时间; 性别; 性别角色态度; 作者简介:金家飞 (1982-) , 男 (汉) , 黑龙江富锦人,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作者简介:刘崇瑞 (1984-) , 女 (汉) , 河北邢台人,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作者简介:李文勇 (1980-) , 男, 云南永善人,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组织文化管理。作者简介:Patricia Mary Fosh (1946-) , 女, 英国人,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
3、: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收稿日期:2013-01-10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公司跨国经营中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研究” (12CGL053, 2012.1-2015.12) Conflict of work hours and work family:A study based on sex differenceJin Jiafei Liu Chongrui Li Wenyong Patricia Mary Fosh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
4、act: Work family conflict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in both industrial and academic fields.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long working hours is, however, still inconclusive due to lack of empirical support, especially in China.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ad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work family con
5、flict by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sex differences and gender- role attitud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hours and work family conflict.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2030 full- time Chinese employees located in five regions of China, and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work hour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
6、n work- family conflict and sex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is relationship. In addition, a three- way interaction effect among work hours, sex and gender- role attitude was found that helps to explain inconsistencies in current work family conflict research. Specifically, men with traditi
7、onal gender- role attitudes experienced stronger work family conflict than did men with egalitarian gender- role attitud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explored and discussed.Keyword: China; work family conflict; work hours; sex; gender-role attitude; Received: 2013-01-101 引言工作和家庭是当代人的两大生
8、活主题, 因两者对个体角色要求的冲突性和不可调和性而被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是相互冲突的1。尤其随着后福特主义以消费为中心的工作模式出现, 灵活而稳定的工作要求吸引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 家庭也随即被带入工作场所, 工作与家庭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二者的冲突成为棘手的问题2, 在管理学界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西方国家的研究者已做了大量研究, 提出角色冲突理论、边界理论、溢出与补偿理论和性别角色预期理论等相关理论3。大部分工作家庭冲突的相关研究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样本展开, 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东方国家展开的研究很少4。据 Casper等5对国际以往文献的回顾, 过去 25年的工作家庭冲突研究中,
9、 95% 的研究样本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 ( 其中美国独占总量的 75% ) , 仅有 3% 的非西方样本研究, 来自中国的样本更是微乎其微。但西方的研究结论不能一般化到中国, 中国有自身的特点, 在吸收西方成果的同时, 要因地制宜进行中国特色的探索6。工作家庭冲突是个体有限的时间精力无法同时满足工作和家庭双重需求的结果, 工作时间成为引发工作家庭冲突的基本因素7。研究者在西方背景下探索了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关系, 但结论存在分歧8,9, 国内相关研究较少且样本仅限于医护群体10,11。此外, 西方学者对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关系的性别差异也莫衷一是12, 国内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工作家
10、庭冲突的性别差异进行描述性比较, 但对性别在工作家庭冲突相关关系中深层次的调节作用考察不足。在中国特有的“男主外, 女主内”传统观念下, 女性就业率的大幅提高导致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据 Cooke13对中国以往文献的回顾, 尽管工作场所中女性比例已超过 40% , 但中国近十年工作家庭冲突的性别差异研究却明显不足。社会劳动方式的变化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日趋明显, 研究者开始关注性别背后更深层的因素。Powell 和 Greenhaus14发现工作家庭关系的性别差异不再单纯体现为生理差异, 性别角色态度 ( gender - role attitude) 更深入地揭开了工作家庭关系中
11、性别差异的神秘面纱, 进一步诠释了工作家庭关系的性别差异。性别角色态度指个体对两性在行为、活动及任务等方面的平等程度持有的态度倾向15。国外已有性别角色态度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关系的研究, 但尚未深入探索性别角色态度和性别对工作家庭冲突及其前因变量之间关系的交互影响。此外, 国内对性别角色态度的研究较少, 尚无以企业员工为样本探索性别角色态度对个体行为态度影响的研究。本文在中国情境下以大样本探索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的关系及其性别差异, 并从性别角色态度的视角深入探索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关系的性别差异, 强调性别和性别角色态度对两者关系的交互影响, 为工作家庭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2 研究
12、设计2. 1 研究假设基于角色理论, 当个体参与多种角色时, 往往由于各种角色需求的不可调和与矛盾而引发角色间的冲突16。Greenhaus 和 Beutell1在角色理论基础上, 提出工作家庭冲突的理论框架, 并将工作家庭冲突定义为由于工作和家庭对个体角色要求的不可调和与矛盾造成两者之间的冲突。即当个体履行工作 ( 家庭) 方面的角色责任阻碍其履行家庭 ( 工作) 方面的责任时, 就会导致工作家庭冲突。总体而言, 工作家庭冲突是个体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难以同时满足工作需求和家庭需求的结果17。推论之, 工作时间成为导致个体工作家庭冲突最直接的因素, 国内外研究发现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冲 突具有显
13、著的正向 影响7,10。但 Spector等的一项跨文化研究发现, 在欧美国家, 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而在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 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不存在显著性相关9。虽然目前西方对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关系存在异议, 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个体工作时间越长, 其体验的工作家庭冲突越强烈。我国学者中, 魏玲、陈长蓉等分别以医生和护士为样本, 发现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具有正向影响10,11, 但该结论在其他职业群体中的适用性尚待考察。本文认为, 由于个体的时间固定且有限, 将过多时间投入到某一角色时容易导致角色间冲突, 个体工作时间越长, 其体验的工作家庭冲突越强烈。
14、据此提出假设:H1: 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具有正向影响。即工作时间越长, 工作家庭冲突越大。性别是工作家庭冲突研究中常见的人口统计学变量, 通过调节工作相关因素、家庭相关因素和个体因素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关系而产生交互影响18。但关于工作相关因素如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关系的性别差异研究, 其结论却存在分歧。部分研究发现工作时间越长, 女性比男性体验的工作家庭冲突越强烈19。有研究发现工作时间对男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但对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并没有显著影响20。还有研究发现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没有显著性别差异12。各种不一致的结论可能是两性看待工作和家庭之间关系的差异性
15、被等同化的缘故, 也可能是样本策略的差异21。如有些研究仅以男性或女性为样本, 而另一些研究却以混合性别为样本12。此外, 上述研究结论都是以西方为背景, 但东西方对待工作和家庭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如美国人的家庭需求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大于中国人; 而中国人的工作需求对工作家庭冲突影响则大于美国人22。基于目前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和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有必要在中国情境下检验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关系的性别差异。在中国, 性别角色的传统观点认为, 两性在角色和责任上“男女有别”, “男主外, 女主内”是对男性和女性社会责任的真实描述23。研究发现, 在这种传统观点下, 男性和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存
16、在明显差异10,24。Spector 等的跨文化研究也发现, 在中国, 女性经历的工作家庭冲突高于男性9。虽然现代女性像男性一样参与劳动以养家糊口, 但她们依然负责料理家务和照顾小孩等主要家庭责任25, 因此, 与男性相比, 当女性工作时间越长, 必然导致履行家庭责任的时间相应减少, 更容易体验到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据此提出假设:H2: 性别对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较之男性, 工作时间对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正向影响更大。性别角色态度为工作家庭冲突的性别差异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正如 Choi和 Chen提出, 个体的性别态度 ( 性别传统性) 能更深入解释性别差异问题24
17、。性别角色态度描述了个体对两性在工作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平等程度所持有的态度倾向15。传统的性别角色态度和平等的性别角色态度组成性别角色态度的两个极端。前者认为个体认为两性的工作责任和家庭责任完全不平等, 即绝对的“男主外、女主内”。工作责任和家庭责任是分开的, 男性负责赚钱养家, 女性负责料理家务。后者认为两性的工作责任和家庭责任完全平等26, 男性和女性负有平等的家庭责任和工作责任, 不存在基于性别差异的责任分工。“男主外, 女主内”是中国传统家庭制度下两性在家庭和工作中的角色分工模式。“内”指以男性为家长的家庭, “外”指家庭之外的经营、事业等27。例如在大众传媒中, 女性主要代言与家庭有关
18、的家用产品, 暗示女性的职责是做好家庭服务; 男性则常出现在高科技和商务广告中, 昭示男性的职责是以技术和能力开创事业、创造财富。在这一背景下, 男性通常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和职业阶层, 在工作角色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多, 社会对男性的事业成功和养家责任也寄予更高的期待22, 当双重冲突难以解决时, 妻子当“全职太太”更易被接受, 但如果丈夫退职当“家庭主夫”则会被认为是“妻管严”甚至“吃软饭”28。传统性别角色态度的男性信守“男主外, 女主内”, 认为事业是评价身份的重要标志, 男性应在工作上投入最大的时间和精力以获取事业的成功; 男性还是家庭的“顶梁柱”, 女性的责任仅限于家务、照顾老小等,
19、 家庭重大决策应由男性决定28。平等性别角色态度的男性则认为, 两性的角色责任是“主内亦主外”, 男性不必一定是“养家糊口”者或工作上的“拼命三郎”, 也可积极参与家庭生活27。因此, 他们在追求事业成就和履行“家长”角色之间常纠结于自身的时间分配, 更易感受到工作家庭之间的冲突。较之平等性别角色态度的男性, 传统性别角色态度的男性面临更多的工作要求和家庭要求, 但由于自身时间有限, 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荷会使传统性别角色态度的男性更容易体验到两者之间的冲突, 也就是说, 在中国社会, 面对时间压力, 传统性别角色态度的男性比平等性别角色态度的男性更容易体 验到工作 家庭冲突。据 此提出假设:H
20、3: 性别、性别角色态度和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具有三向交互作用。即较之平等性别角色态度的男性, 面对时间压力, 传统性别角色态度的男性更容易感受到工作家庭冲突。综上所述, 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 1所示:图 1 研究模型 Figure 1 Research model 下载原图2. 2 数据获取和样本为得到较完整的样本量, 笔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 通过区域抽样法选取中国五个代表性区域, 包括东北部的哈尔滨, 中西部的重庆、武汉和西安, 南部的海口以及两个国际性大都市北京和上海, 为实现样本的均衡分布, 每个区域回收的有效问卷不低于 400份。在两年数据收集的过程中, 为确保调研结果的真
21、实性、准确性和严谨性, 笔者与研究团队亲自负责并参与问卷调查的全过程, 没有委托第三方。整个过程共发放问卷 2400份, 回收有效问卷 2030份, 回收率 85% 。样本平均年龄 34. 14; 其中, 男性 886人, 占 43. 7% , 女性1163人, 占 56. 3% ; 受教育程度显示, 高中及以下学历 539人, 占 27. 1% , 大专 338人, 占 16% , 本科 775人, 占 38. 8% , 硕士 263, 占 13. 2% , 博士84, 占 4. 2% ; 职位显示, 管理层 510人, 占 27. 9% , 非管理层 1318人, 占 72. 1% ; 婚
22、姻状况 显示, 单身 681人, 占 33. 7% , 已婚 1338, 占 66. 3% 。2. 3 测量工具本文采用的量表借鉴国外相关经典量表, 且对英文量表进行了标准的翻译和回译程序以保证量表的准确性, 并根据研究目的对量表进行适当修订尽可能使问卷的中文表述符合我国的文化背景。其中, 性别角色态度量表由作者借鉴 Ariffin的量表并结合中国情境开发而来29, 最初量表包含 8个题项。为保证量表的有效性, 笔者首先对量表进行了前测性研究, 首先对香港某大型企业的 18名员工进行结构性访谈, 根据访谈结果除去 2个不适合东方文化的题项; 然后, 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帮助下, 笔者在控制了
23、部门和性别比例的基础上以该企业的 100名员工为样本亲自实施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达到理想的信度水平, 最终形成包含 6个题项的量表。对于工作家庭冲突的量表, 多数研究者采用单独描述和测量工作或家庭领域的方法, 缺少对工作和家庭领域之间因果关系的测量。Small 和 Riley主张应直接研究工作家庭冲突的因果关系30。基于此, 本文在调 查问卷编 制中采用Small和 Riley开发的工作家庭冲突量表。由于该量表研究对象缺乏普适性, 本文遵循因果关系测量思路, 开发出两个一般性问题进一步测量工作对家庭的冲突。通过在台湾和大陆进行的两次前测性检验, 得到以下 4个因素负荷值最高的题项:“我从没有足
24、够的时间处理家务和工作”, “工作中的问题会影响我的家庭生活和休闲时间”, “我在工作中所花的时间太多, 影响我的自由时间”, “对工作的忧虑让我很难在工作以外享受生活”。最终本文采用 4个题项测量工作家庭冲突。以上变量的测量采用李克特 ( Likert) 等距尺度, 每个题项后有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5 种选项, 依次用数字 1 - 5的数字表示, 代表对该题项说法的同意程度。3 研究结果3. 1 数据的预分析为避免同源误差, 本文严格按 照 Podsakof等31推荐的方法进行了处理。首先, 通过保证保密性而提高被测的参与度。在两年的数据收集过程中, 为确保调研结果真实、准确和严谨
25、, 作者与研究团队亲自全程负责问卷调查。其次, 本文将问卷所有题项放在一起做因子分析, 不进行旋转的第一个主成分就是同源误差的量, 如果这个量不占大多数, 那么同源误差的情况就不足以影响到研究结论。因子分析发现, 第一个主成分是 14. 85% ( 表格省略) , 不占大多数。通过以上方法, 综合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同源误差, 使其基本不会影响研究结论。3. 2 描述性统计分析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1所示。从中看出, 在人口特征变量中, 教育程度与工作家庭冲突正相关显著 ( r = 0. 16, p 0. 01) , 性别与工作家庭冲突的负相关显著 ( r = - 0. 10, p
26、0. 01) 。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成相关 ( r =- 0. 20, p 0. 01) 。性别角色态度与工作家庭冲突正相关显著 ( r = 0. 17, p 0. 01)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系数矩阵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variable correlation matrix 下载原表 3. 3 假设检验运用 Enter分层回归法检验假设, 表 2是层级回归分析的结果, 从模型 2可看出, 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显著 ( = 0. 20, p 0. 01;R= 0. 06, p 0. 01) 。H1 得以
27、验证。表 2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2 Summary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下载原表 分别把性别、性别角色态度和工作时间做中心化处理, 然后将两两的乘积项引入回归方程, 以检验性别的调节效应。从模型 3可看出, 性别显著调节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 ( = 0. 07, p 0. 05; R= 0. 01, p 0. 01) 。H2 得以验证。分别把性别、工作时间和性别角色态度做中心化处理, 然后将三者的乘积项引入回归方程, 以检验三者对工作家庭冲突的三向交互影响。从模型 4
28、可看出, 性别、工作时间、性别角色态度对工作家庭冲突具有显著的三维交互影响 ( = - 0. 07, p 0. 05; R= 0. 01, p 0. 01) 。H3 得以验证。图 2是性别对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图。从中可看出, 工作时间越长, 工作家庭冲突越强烈。但对女性而言, 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明显, 证明性别对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间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图 3是性别角色态度对工作时间与男性的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图。从中可看出, 对传统性别角色态度的男性而言, 工作时间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呈现明显正相关关系, 但对平等性别角色态度的男性而言, 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非常小。证明性别角色态度对工作时间与男性的工作家庭冲突间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