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根本的工作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邓小平 全国胜利后,要保证几亿人口吃、穿、用,我们的工作是比较细致、比较谨慎的。一九五六年高级合作社时,出现了高潮,提出了多快好省,形势很好,头脑就不够冷静了。一九五八年以来,事业兴旺起来了,我们也有一点经验了,就比较马虎了。资本主义工商业非改造不行,手工业也要改造,但是搞快了,变成全民所有制的了。人民公社肯定要搞,但如何搞,规模多大,摸得差。如果搞得谨慎一点,有些话慢点说,可能会好一点。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缺点,中央应负担主要责任。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央的具体工作由书记处主持,作为中央常委和毛主席的助手,工作没有做好,日常工作做得不坏,但方针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
2、多。如钢铁的第二本账、粮食产量、公社规模等,我们都参加了意见,赞成了的。材料不是没有,也有反面材料,就是没有直接的调查研究,没有及时抓住问题进行检查。有些问题发现了,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如河南、甘肃、青海、安徽等省的问题早就发觉了,也并不是不相信,总以为总的形势好,省委的领导好,怕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怕引起另外一股风,顾虑过多,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当然,出发点还不是消极的,而是方法不对头。中央书记处没有尽到责任,工作没有做好。其次,这几年教训是沉痛的。但不管怎样,成绩肯定是主要的。没有那么一种空气,一千八百万吨钢是搞不上去的。搞了一千八百万吨钢,搞了这么多水利,有了一定的工业水平,这不
3、是简单的事情。我们总要有这个信心。工农业方面,如果方法比较对,可以有更大的成绩。譬如钢,只搞一千八百万吨,不搞二本账(二千万吨),左邻右舍可能好一点。我们决心大,就是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根本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毛主席批评我们,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主席对我们的批评是完全对的。我们应该从这些方面来接受经验教训,中央、省委把责任担起来。“十二条”2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加上这次的“六十条”3,再加上调查研究,就比较完全了,事情就可以办好了。“六十条”贯彻下去,肯定可以调动群众积极性。过去出的一些偏向,可以向群众讲清楚。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承认千差万别、大同小异。大同就是大的方针政策,小异是重要问题。大同要调查,小异也要调查。过去大同不做调查吃了大亏,小异不做调查同样吃了亏。还有个组织形式问题,中央机关有相当多的干部,搞文字工作的时间要少一点,拿出一些时间到各个战线、各个方面去做调查研究。现在农业比较清楚了,工业还很不清楚。农业上的问题大体相同,工业则不同,几十万个厂子千差万别。我们要放下官架子,自己搞些经验。“六十条”还会发展的,还会出现新问题,还要前进的,出现新问题要抓住。某一个公社、某一个县前进了,不能全面铺开,总要看一个时候。要又稳又快,稳妥才能快。当前,完全止步,无所作为,这不叫稳妥,至少不叫妥。这几年工作不深入,工作有些浮,应当坐而言要少,起而行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