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之洞与晚清湖北商学教育 方秋梅 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 摘 要： 张之洞对湖北商学教育的关注, 直接缘于他对汉口茶务的重视以及对汉口茶叶出口贸易中存在的弊端的深入了解。为了发展湖北的商学教育, 张之洞做出了诸多努力:倡办商科学堂, 普及基础商学教育;派遣人员出洋学习商学或考察学务和商业;开办湖北商务报, 购买、翻译和储备西方商学书籍;设立相应的教育管理机构, 等等。张之洞离任之后, 商科学校数量显著增多, 城市社会商学教育意识明显增强, 商学性社团兴起, 这些均表明湖北商学教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由此亦可见张之洞对于晚清湖北商学教育的开创与奠基之功。关键词： 张之洞; 晚清湖北; 汉口茶务; 商科
2、; 商学教育; 作者简介：方秋梅, 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教授, 湖北武汉, 430060。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史上, 张之洞是一位值得一书的人物, 他不仅是晚清制定新学制的参与者、停开科举的推动者, 还是晚清最早倡导学堂教育、留学教学等新式教育的封疆大吏之一。他在湖北开展教育改革时, 积极发展新学而又有选择性地容存旧学, 既注重师范教育、专门教育等门类教育, 又实践通才教育。作为晚清开创和实践湖北教育近代化的封疆大吏, 其在晚清湖北教育史上的地位, 无人能出其右。有关张之洞对湖北教育近代化的贡献, 在张之洞的传记、一些涉及张之洞与湖北新政乃至晚清新政的著作、有关近代武汉教育史、近代湖北教育史乃至近代
3、中国教育史的史志著述以及一些相关论文中, 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 论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商学教育的专著、专文尚付阙如。有鉴于此, 本文拟专就张之洞与晚清湖北商学教育问题展开论述, 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张之洞缘何开始关注湖北的商学教育?他为发展湖北商学教育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张之洞离任后湖北的商学教育究竟发展得怎样?希望有补于张之洞研究和晚清湖北教育史研究。一、张之洞缘何开始关注湖北的商学教育论者对于晚清商学教育产生的原因, 要而言之, 归结为时势发展的要求或时代发展的产物, 这样的分析当然是符合晚清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实际的。但是, 以中国之大, 地域之广, 政区之多, 地域社会
4、发展程度差异之大, 不同的主政者对于时势发展要求的感应的敏钝强弱程度肯定存在着差异, 加之他们治理社会的理念有别, 面对的地域社会的实际情形不同, 其对于时势发展要求的反应也必定存在着差异。即便是同一个主政者, 当他面对不同的地域社会时, 其治理社会的方式、方法和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例如:张之洞先督粤, 继而督鄂, 他先后统辖过的广州和汉口, 同是开埠城市和重要海关广州开埠更早, 他在两地均要接触且必定关注商务中的对外贸易问题和教育问题, 但他在督粤时就没有关注对外茶叶贸易问题和商学教育问题, 而督鄂伊始他就开始关注对外茶叶贸易问题和商学教育。因此, 当我们探求晚清地域社会商学教育产生的原因的时
5、候, 就有必要揭示出不同地域社会商学教育产生原因的差异, 这样做与揭示晚清商学教育产生的共性同样具有学术价值。否则, 我们对于晚清地域社会商学教育产生的原因的探讨, 很可能失之浮泛。就湖北而言, 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下旬 (1889 年 12 月中旬) , 接替裕禄出任湖广总督, 开始了长达十几年之久的督鄂生涯。从其上任伊始上奏的文书可以看出, 张之洞奏报最多的事情是鄂省筹款、解款、借款以及税款的征收和款项的使用情况, 一句话, 与钱相关的事情。赔款、京饷、协饷、本省军饷、赈款等诸多必须应付的与钱相关的事情, 千头万绪, 都等着他处理。而他又是一位想干事、肯干事的能人, 一到任就考虑如何赈
6、济灾民他到任时恰逢湖北遭受大水灾, 如何办炼铁厂把在粤省未办成的事情移到鄂省继续办, 裁撤陋规, 改革教育, 等等。也就是说, 张之洞上任之初, 就急于着手兴利除弊, 而最让他犯愁的事就是缺钱。不难想象, 此时的他, 必定十分关注鄂省的税收。而汉口是湖北最大的开埠城市和最大的税关税源地, 其商贸及税收的情况必定备受张之洞重视。况且, 地方大员到任交接也必定让他关注汉口的商贸和税收。早在明末清初, 汉口已经位列中国“四大名镇”和“天下四大聚”。1861 年开埠以后, 汉口商贸发展速度加快。其中, 茶叶贸易的地位迅速地凸现了出来, 在开埠的第二年其红茶出口额就超过了广州, 以至于英国人撰写的江汉关
7、贸易报告这样说, 汉口“18611863 年出口贸易的兴旺, 主要是茶叶出口”。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 茶叶居汉口出口贸易的首位。1882 年, 江汉关贸易报告称汉口“已形成茶叶贸易中心”;1886 年, 汉口茶叶出口贸易更是“达到最高数额”。不过, 好景不长, 1882-1891 年间, “从总体上看, 该埠土产和茶叶贸易在稳步下降, 尤其是 1886 年以后”, “主要的出口产品 (茶叶) , 逐渐衰落。”也就是说, 自 1886 年之后, 汉口茶叶出口贸易额渐趋减少。与此相应, 汉口大钱庄的数量这十年在急剧减少, 十年前有 40 家, 到 1891 年时只有 24 家, 其业务据说在这十年
8、至少减少了 1/5, “究其原因是由于投资茶叶贸易严重亏损, 信誉受到影响。大茶行分崩离析, 小茶庄如雨后春笋竞争的结果, 利息比十年初平均降低了 20%”。因此, 张之洞到任督鄂之时, 正是汉口茶叶贸易衰落、汉口华界大商家投资茶贸出口纷纷失利的时候。更为不幸的是, 在接下来的十年 (18921901 年) 里, 汉口茶贸出口的颓势非但没有出现挽回的迹象, 而且“严重萎缩”。故张之洞在 1897 年十分痛心地说:“茶叶一项为中国出口之大宗, 汉口一镇又为各省茶市之枢纽。年来中国茶利逐渐衰落, 各商家累耗巨资, 实堪悯恻。”其间也透露出他对汉口茶叶外贸的地位有非常明确的认识。正是因为茶叶贸易在汉
9、口对外商贸中居于大宗甚至首要地位, 茶税在江汉关总关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张之洞莅任时至少占江汉关税收的一半以上。所以, 张之洞到任之后不久 (1890 年 6 月) 因着手创办两湖书院而筹措开办经费的时候, 就要求两湖茶商捐款, 其理由是, “因汉口商务以茶务为大宗, 向分湖南、湖北两帮, 每年贸易生理核计约有一千余万两, 向来筹捐亦惟茶捐为最巨”;况且, 这项茶捐为数并不多, 每年所征一万几千两, 只不过两湖茶贸总额的千分之一。在他看来, 你们两湖茶商也不亏, 因为他单独为此给茶商分配了 40 个课额 (即招生名额) 。也正是因为汉口茶叶出口贸易及其出口关税在江汉关贸易及其关税中占有举足
10、轻重的地位, 茶叶出口贸易的衰落势必严重影响江汉关的税收, 所以张之洞在莅任之初 (不迟于 1890 年 4 月) , 就开始关注汉口茶叶贸易, 试图振兴汉口茶务。为此, 他广泛搜求振兴茶务之方, 除了曾考虑过由招商局集股设立公司贩茶出洋销售, 就振兴茶务一事征求盛宣怀、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的意见之外, 还多次命令江汉关道传令各茶商寻求补救之方, 多次向各国领事咨询振兴茶叶贸易之法, 要求下属设法调查茶叶出口、种植、制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寻求相应的解决之道。在为振兴汉口茶务而不断进行调研的过程中, 张之洞从湖北试用知县曾广敷那里了解到一个各国领事均未曾告诉他的有关汉口茶叶出口贸易方面存在的一大弊
11、病, 这就是两湖茶商在对外茶贸的过程中, 由于不通外国语言文字, 在与外商交易的时候, 都依赖“孖占”洋行买办, 以至于商情隔阂, 弊窦丛生, 茶贸受困于洋行买办的操弄, 而湖南茶商对茶叶外贸中的这个弊病感受尤为深切。并且, 曾广敷建议, 直接让计划单另招生的茶商子弟学习通商西学商学, 学习各国语言文字。经过两二三年学成之后, 茶商在茶叶外贸上就不用依赖买办了。张之洞觉得曾广敷的建议正合己意, 他新来乍到开办两湖书院, 本来就有这样的意图他特地为该书院开设了算学和经济学两门课程, 希望学生关注国计民生。只是比起曾广敷的设想来, 他设计开设的这两门课程是比较缺乏明确针对性的。因此, 他觉得曾广敷
12、的建议具有针对性、可行性。于是, 他决定于两湖书院之外, 另外开设方言学 (即外国语言学) 、商务学 (即商学) 两个专科学堂, 总学额定为 50 名, 开办经费从茶商捐款中匀拨, 各省茶商甚至非茶商子弟只要愿意报考的, 都可以报考。如果说张之洞开办两湖书院是他开始探索如何通过改革教育以发展湖北经济之道的话, 那么, 当他决定开设方言学和商务学这两个新式学校的时候, 他才真正开始关注湖北的商学教育, 希图通过发展外语教育和商学教育以振兴商务和湖北经济了。由上述可知, 张之洞对湖北商学教育的关注, 直接缘于他对汉口茶务更准确地说是茶叶出口贸易的重视以及对汉口茶叶出口贸易中存在的弊端的深入了解。二
13、、张之洞为发展湖北商学教育做了怎样的努力鉴于汉口茶务具体而言是茶叶出口贸易日趋衰落, 张之洞思考振兴湖北茶务、发展湖北商务之道, 又由思考振兴汉口茶务、发展湖北商务之道, 进而想要发展商学教育和外语教育。从此, 张之洞在湖北积极发展商学教育。1. 倡办商科学堂, 普及基础商学教育张之洞发展湖北商学教育的最重要的举措是在湖北倡办商科学堂, 普及基础商学教育。具体而言,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在省城试办商务学堂, 创设商科。张之洞发展湖北商学教育是从他亲自在省城武昌试办商务学堂, 创设商科开始的。如前所述, 在张之洞督鄂之前, 湖北并无专门针对商贸而进行的商学教育, 也没有新式的学堂。张之洞在他莅
14、任的最初, 也因未深入了解湖北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 而在教育改革时也只是计划开办不同于传统书院的书院, 而不是开设新式学堂。他在设计书院课程时, 也曾有意识地对内容进行了基于传统经史教育之上的扩展, 试图引导学生关注国计民生。比如, 他计划开办两湖书院, 其课程有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和经济学 6 门。但是, 诚如他后来在论及两湖书院和自强学堂时所言, “自强学堂系洋务, 与书院无涉”, 意即书院教学的内容与洋务无关。在张之洞那个时代, “洋务”是指关于对外交涉的事务, 以及有关国外的值得中国学习的事务或因模仿国外而开展的事务, 因而也是“时务”。对外茶叶贸易显然就属于洋务。当张之洞通过
15、下属了解到湖北对外茶叶贸易中存在“孖占”弊端, 而必须通过外国语文教育和商学教育来解决问题时, 他就很自然地接受了下属的建议, 决定开办新式学堂, 分科讲授商学和外国语文。由此可知, 随着张之洞对湖北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了解的深入, 他的教育改革思路逐渐打开了, 其教学改革的重点课程内容的设计开始由专注本土事务, 转向了关注洋务即如何让学生学习洋务并授以办理洋务之道。这也意味着张之洞直到督鄂时, 其办理的洋务新政才真正地从以前的专注于军工洋务, 转向了同时关注教育洋务了。具体到他的行动中, 就是开始创办新式学堂试办商科学堂以及开办其他学堂。其试办商科学堂的大致经过可参见表 1。从表 1 可知,
16、 张之洞试办商科学堂, 以办方言商务学堂始, 而又以停办商科终。为什么张之洞重视商科教育, 最终却又停办自强学堂的商科呢?究其原因, 除了张之洞强调外语学习的重要性, 有论者还指出当时开办商学教育受制于师资、生源和教材的匮乏, 商务门的办学成效不尽如人意, 甲午战争之后亡国之危机日蹙, 张之洞在兴办商学教育方面开始急于求成、更重视兵战而不是商战, 以及受制于国情。笔者以为, 这些皆有道理。不过, 其停办商科的原因还应该与张之洞对人才培养的认识的变化有关。到 1896 年 7 月的时候, 张之洞在湖北的教育改革已推进到第七个年头, 随着各种专门、非专门学堂的开办和不同类型教育的展开, 乃至随着整
17、个洋务新政在湖北的深入展开, 各处对通晓各种洋务或时务的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 导致通晓外语的洋务人才奇缺, 张之洞因此深感商务专才的培养难以满足新形势下人才的需要, 迅速培养出更多通晓洋务 (时务) 的通才的愿望变得十分迫切。所以, 虽然自强学堂在开课两年之后“风气稍开, 渐有研求时务者”, 但是张之洞还是觉得“所课者仅已成之材, 所读者仅已择之书”, 这样只是接受了“鱼”有限知识的商学专才, 是难以适应西学日新月异的新形势。只有外语学习好了掌握了“渔鱼”之法, 就找到了通向“一切西学之阶梯, 而格致、商务即包其内”。所以, 在自强学堂停办商务门 (商科) 之后, 他说自强学堂“为培植时务人才
18、而设, 实为今日急务”、“为造就通才之根本”。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 张之洞停办自强学堂的商科, 只是表明他在商务人才培养方面一时间由重视“授之以鱼”的专才教育, 转变为注重“授之以渔”的通才教育, 但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商学教育或其他方面洋务专才教育。正因为如此, 张之洞在此后仍积极地推动湖北的商学教育。表 1 张之洞试办方言商务学堂商科学堂经过简表 下载原表 二是接续创办官立商科学堂。1897 年之后, 张之洞虽然没有再试办面向两湖的商科学堂, 但是他在督鄂任上, 还是创办了几所商科学堂。其一, 在武昌创办湖北商业小学堂和官立中等商业学堂等商科学堂。1906 年 4月武昌知府黄以霖禀报他计
19、划在武昌开办农、工、商小学堂各 1 所, 对此, 张之洞大加赞赏, 称“该守能见及此, 具见教育实心, 办事有法, 可嘉之至”, 并下令湖北学务局将 3 个学堂的简明章程录呈查核。后来又札饬接任武昌知府接续经办。张之洞札办的这所商业学堂, 如果后来成立的话, 也只是武昌府的商业小学堂或初等商业学堂。其与后来建成的武昌官立中等商业学堂 (按:该校下设有附属初等商校) 或湖北商业小学堂是否存在关联?这个问题尚待考证。据水野幸吉所撰汉口一书明确记载, 武昌只有一所商业学校, 就是湖北商业小学堂。水野幸吉本人为该书所写序言的时间是明治四十年五月, 即 1907年 5 月。因此, 可以确知在 1907
20、年 5 月之前, 即在张之洞督鄂任内, 湖北省城已建成的商业学堂只有湖北商业小学堂。苏云峰所著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一书中, 揭示了武昌官立中等商业学堂部分课程教员聘任的时间, 其中有 1 名教员出任该学堂附属初等商校的国文教员和地理教员, 其时间在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农历八月。如果武昌官立中等商业学堂的附属商校, 就是湖北商业小学堂的话, 那么, 1907 年 5 月, 湖北商业小学堂已经建立并开学是有可能的, 因为教员在 1906 年 910 月间就已有所聘用。武昌官立中等商业学堂于 1908 年 6 月 25 日报部备案, 地点在省城西北武昌府署旁。该学堂究竟成立于何时呢?张之洞本
21、人在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1907 年 9 月 5 日) 奏请奖励各学堂毕业生及管理员教员时称, 他到任后次第开设的学堂中, 武昌、汉阳商业学堂就各有一所。但该奏折在其后论列学堂办学情形时, 却只字未提及该两学堂。很可能此时的武昌官立中等商业学堂只是学堂建筑等硬件设施已经建成, 教习虽早在 1906 年即有聘任, 但实际上并未完全办成即未正式授课。但依据常识, 该已受聘的教员是可以给附属商校授课的。1908 年, 汉口中西报有两则关于该学堂的报道, 就透露出有关该学堂开学的信息。一则是 1908 年 7 月 25 日 (农历六月二十七日) 的一则报道, 该报道说, 商业中学堂开办已一学年
22、, 至此经学宪添招中等初等各一班。若依此报道的信息推算, 那么该学堂在 1907 年 7 月就已经正式成立并开学了, 就是在张之洞督鄂任内之事了。不过, 同一份报纸的另一则报道1908 年 10 月 24 日 (农历九月三十日) 的报道则透露出不同且更为明确的信息。该报道称:“商业中学堂系去岁九月二十七日开学, 办立以来, 成效颇著, 兹已近一周【年】, 该堂监督与该堂监学、教员等于昨 (二十七日) 下午开纪念会, 学生一律放假半日云。”1907 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 为 1907 年 11 月 6 日。这则报道既说明了开学的具体日期, 又说明了该学堂主事者等在开学将近一周年开纪念会的日期,
23、并且还有安排学生放假半天的信息。报道的内容具体而合逻辑, 应该是可信的。依此立论, 则该学堂在张之洞督鄂任内并未开学。其二, 在汉口创办汉口商业学堂。1902 年 10 月 17 日, 张之洞就札饬商务局劝集商款在汉口创办商务学堂。其后, 商务局总办奉委监修。该学堂何时开始修建?尚不得而知, 不过, 可以知道的是 1906 年 6 月初以前, 建筑工程已由商务局负责建成, 总计约耗银 5 万两。该学堂定名汉口商业学堂, 地点在汉口后城马路由义门。汉口商业学堂在张之洞督鄂任内是否完全建成是否开学授课?究竟何时开学的?则又是一有待考证的问题。据水野幸吉所撰汉口一书记载, 当时“汉口近处, 有官设商
24、业学堂,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卒业之清人某, 当经营之任”。只是其所言“当经营之任”语词过于含糊, 并未言明该学堂是否正式开学授课。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一书说该学堂于宣统元年十月开学, 即在 1909 年 11 月 3 日-12 月 3 日间开学, 但不知其资料来源何处?1908 年 4 月有报道说, “汉口商业学堂前本归关道管理” (笔者按:即江汉关道, 也就是以前是汉黄德道其间的“汉”就是指汉阳府, 汉口属于夏口厅, 而夏口厅又下属于汉阳府, 故归江汉关道管理, 实际上是关道代表省署进行管理) , 但是江汉关道表示无暇兼管该学堂事务, 鄂督赵尔巽就札饬由汉口商会管理。不过, 其间只提及办学经费
25、问题。很可能江汉关道只是将对该学堂的办学经费的管理权移交给了汉口商会。所幸还有 1909 年 11 月 21 日的两则报道, 记载了汉口商业学堂开学时鄂督等所致的开学训辞。鄂督的训辞中曰:“汉口之建商业学堂, 旧已张文襄公督鄂之年创造经营, 阅数寒暑迄至于今而睹斯校之成也。”江汉关道的训辞中曰:“故度地庇材, 落成学舍。究以经费之故, 迁延至今。使者承乏以来, 亟于兴办为事, 不但筹款之难。蒙督宪提倡于上, 凡所划拨, 一如所请。黄绅又见义勇为, 慨捐巨款, 刘绅亦当仁不让, 允为协济, 并使者之捐廉及酌拨加收之商捐以勉强敷用。”从以上报道可知, 汉口商业学堂创办于张之洞督鄂时期, 正式开学于
26、陈夔龙督鄂任内的 1909 年 11 月 21 日。从张之洞提出创办到陈夔龙时才正式开学, 由于经费筹措困难, 前后迁延数年。后来由于绅商捐助、江汉关道捐廉以及划拨商捐等费, 才勉强解决了经费问题。值得一提的是, 也就是在该学堂开学这一天, 陈夔龙上有新办各项学堂请立案折, 该奏折列举他到任后在1909 年先后开办的学堂中有汉口中等商业学堂。这里的开办显然指学堂正式开始授课。三是在全省学堂中普及算学课程。对于民众而言, 学算学自然对经商有益;对于经商者而言, 必须会算账, 就要会算术或算学。这实在是常识。但在重农轻商的时代, 士居“四民”之首, 商居“四民”之末, 读书基本上就是为了做官。学校
27、或书院教育基本上就是经史典籍方面的传授, 算学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到了张之洞督鄂的时代, 中国社会已经迅速地转向重商, 这就决定了教育的改革必须适应这个转向。所以, 张之洞督鄂之初, 改革传统书院, 创办两湖书院, 计划开设的课程有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和经济学, 即试图在存留传统课程的基础上, 增加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比较实用的课程。随后张之洞又计划建立一所算学学堂, 故两湖书院虽然在最初的课程计划中曾经有但在开学之初却并未教授算学和经济学课程。然而, 若要开设商科学堂, 算学必为商学教学的基础课程。很可能是出于算学与商学的密切关系以及方便整合师资这样的考虑, 张之洞不久又将算学并入新建
28、的方言商务学堂后定名自强学堂。也许是意识到算学教育具有基础商学教育的作用, 他此后又将算学移归两湖书院自强学堂虽停开商科但还是开设算学课程。两湖书院后来改为两湖师范学堂, 学堂的毕业生很多到省内学堂任教, 有的就担任数学教员。不仅如此, 张之洞还颁定湖北全省学堂临时通则, 该通则中规定全省所有学堂学生“人人须习算学”。所以, 在张之洞督鄂任内, 湖北的学堂基本上开设有算学 (或称为算术、数学) 课, 实现了算学课程的普及。张之洞曾经奏称, “湖北学堂凡建筑、设备、课程各事, 皆经臣屡次讲求修改已逾十年”。可见, 算学课程在湖北学堂的普及, 是张之洞直接推进湖北教育改革的结果。而随着商学学校教育
29、的基础课程算学的普及, 最基础的商学教育也逐渐在湖北学堂中普及。综上所述可知, 在张之洞督鄂任内, 他至少创建过 4 所商科学堂:在武昌, 他创建了方言商务学堂自强学堂、湖北商业小学堂和官立武昌中等商业学堂, 但前者的商科最终停办, 后两者的办学状况分别为不确定是否开学和尚未开学;同时, 他还鼓励武昌府开办商业小学堂。在汉口, 他创办了汉口商业学堂, 学堂硬件设施基本建成, 但尚未开学授课。此外, 他还在全省学堂普及商学教学基础课程算学。这些开创之举在当时无疑推动了湖北商学学堂教育和学堂基础商学教育的发展, 同时也为此后湖北的商学学堂教育打下了基础。2. 派遣人员出洋学习商学或考察学务和商业张
30、之洞发展湖北商学教育的第二个方面重要的举措是派遣人员出洋学习商学或考察学务和商业。张之洞是近代中国较早主张通过派遣人员尤其是学生出洋游学的封疆大吏之一。他在 1898 年奏陈试办商务局、振兴商务的办法时说, “一曰启发。商报、商会、商学皆系启发之事。”振兴商学“自应设立学堂, 延师教习, 方能增长智术。为中国设立商学, 华人能任教习者断无其人。若延请洋教习, 经费太巨, 且设堂经费已不赀, 断难举办, 唯有赴外洋学习”。并且他主张派人赴东洋日本游学学习商学。1901 年, 他在条陈变法办法时, 也是在首条就提出“广派游历”, 指出“论今日育才强国之道, 自以多派士人出洋游学为第一义”。他所说的
31、“士人”不仅包括读书的学生, 还包括上了年纪而不能入学堂的和正在做官而不愿入学堂的人。他认为, “欲求救急之方, 惟有广派游历之一法, 观其国势, 考其政事、学术, 察其与我国关涉之大端, 与各国离合之情事”。此时, 他主张士人游学的目的地不仅包括东洋, 还包括西洋, 且主张对游历西洋的人给予更高的奖励。1904 年, 他在给商部陈述应办事宜的函复中, 再次强调要讲求商学, 建议商部多派留学生到东西洋各国商业学堂, 分门学习, 学习时间分为两年制速成科和五年制完全科。并且强调, “然必从此下方, 方有实效, 此为商政第一义”, “出洋习商学、定商律两条, 应由官迅速办理。中国立商学一条, 应由
32、官认真劝办”。并且, 商部的当务之急, “尤在迅速选派明白切实人员出洋游历, 专事考求商学”。张之洞是这样主张的, 也是这样落实到湖北商学教育实践中的。1899 年, 张之洞选派两湖、经心书院学生 20 名, 赴日本各校分别学习农、工、商、陆军、测量等学。其中 4 名是学习商学的。从 1905 年张之洞派员赴日、美、德、法、比等国考察留学生的品行、学术优劣、勤惰这样的信息来看, 在张之洞督鄂期间, 湖北至少向以上五国派遣了留学生。并且, 在各省之中, 当时湖北省是派遣学生出洋游学最多的省份, 只是不知道其中总共有多少名是学习商学的。同年, 张之洞又下令, 要求各州县实缺官员“必应出洋游历一次,
33、 博览周知”, 并明确要求 11 名已准调补而尚未到任或已经到任而又刚刚卸任的官员, 到日本游历半年, 考察日本的学校、警察、财政、武备等有关政法之事以及农工商渔等实业。当这些出洋游历官员游历了半年之后, 他又要求这些官员继续在日本游历 3 个月, 对有关政治、学务、兵备、警察及工厂、农商等业详加考察。这些官员出洋游历的过程, 实际上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接受商学等新信息的过程, 也是接受商学等方面教育的过程。表 2湖北商务报介绍商学或国内外商学教育的篇目择要介绍表 下载原表 3. 办湖北商务报张之洞发展湖北商学教育的第三个方面的重要举措是办湖北商务报。张之洞在试图振兴湖北商务、努力开创商学教育的
34、过程中, 深感需要通过办报以开通社会学商学、重商务之风气。张之洞视开办商报为启发商务知识之举, 认为商报应该登载国内沿江、沿海各口岸暨邻省、本省物产和货币流通方面的信息, 及译介国外报刊、书籍所载与商务相关的信息, 分期出版。1898 年, 张之洞下令开办商报后定名湖北商务报, 其开办具体事宜由汉口商务局负责, 并指拨牙厘局下行捐作为开办经费。湖北商务报报馆设在武昌文昌门纺纱局内,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1899 年 4 月 30 日) , 该报第 1册出版。目前尚不知终刊时间, 但已知发行了 5 年, 可查阅到第 163 册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904 年 1 月 8 日
35、) 。第 1 册所载湖北商务报略例共列 15 条, 以说明该报开设的栏目。从后来该报各期刊载的内容来看, 其中涉及商学与商学教育教育内容的栏目主要有“局收文牍”、“中外商情”、“东西译报”、“商务通议”、“商务专案”、“商务通议”、“商学商律”等, 其中除了“商学商律”栏目集中介绍商学之外, 其他栏目主要是介绍商务信息, 但也或多或少地介绍或译介了商学和商学教育方面的信息, 详情参见表 2 所示。从表 2 反映的情况可知, 湖北商务报所载有关商学和商学教育方面的信息, 主要是译介国外有关的商学论述 (如探讨商贸发展状况的著述、贸易报告等) 和国外如何通过发展外语教学、商科教育而促进商务发展方面
36、的信息, 少数介绍国内商学教育发展方面的信息。通过这样的介绍, 读者可以了解一些商学知识和当时国内外商学教育发展的新信息, 以及获得一些与中国紧密相关的商贸信息, 对于传播商学知识、商务信息, 促进国人重视商学教育起到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为了推动湖北地方官、绅、商重视商务及商学信息、注重探究商务问题、推动商学教育发展, 张之洞还下令湖北省各道、府、州、县都必须购阅湖北商务报:“应通饬湖北各道府州县, 查照农学报一体购阅, 并转发绅商阅看, 使知中外货殖之盈虚, 制造之良楛, 行销之通塞, 庶可透晰利病, 力图振兴。其各州县官绅如有究心商业者总期互相联络讲求, 俾商务日新月盛, 以保利权。合行通
37、饬。札到, 各道、府、州即便遵照, 转行所属各州县, 将商务报一体购阅。初次定大州县购二十分, 中等州县购十分, 小州县购五分, 转发绅商辗转传观, 切实考求, 以为裕民阜物之基。各道府每处各购三分 (份) ” (按:分即份) 张之洞强制各道、府、州、县订购湖北商务报并命令官员转发绅商传阅, 其实就是强制传播商务和商学信息, 推动湖北新政在商务领域、教育领域深化的举动。在“中国风气初开, 士夫不谙商学”的情况下, 经由这样的强制推广, 湖北商务报所载的有关商学和商学教育等方面的信息也随之传播开来, 势必在湖北地方官员和绅、商中起到一定的普及商学知识发挥社会商学教育的作用,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推
38、动湖北各地发展商学教育起到舆论引导作用。4. 购买、翻译、储备西方商学书籍张之洞在开办新式书院和学堂的过程中, 感到一般性的接受西学的书籍不能满足湖北省教育发展的需要。例如, 他就曾认为津、沪译书机构所译的西书太浅显。为了给学堂和书院师生提供包括商学在内的西学参考书籍, 张之洞还想方设法购买、翻译、储备西方商学书籍, 其间的努力主要包括以下三点:其一, 通过自己在官场的人脉, 购买西方商学书籍。他或托驻俄使节许景澄等驻外官员在外洋代购包括商务方面的书籍在内的西书备译、代求译才, 请驻日钦差代译日本报纸。在护理两江总督时, 分类汇编聘请翻译高手英国人傅兰雅、布茂林等“广购洋书, 选择翻译”, 由
39、鄂省拨付经费, 而书成后由沪寄鄂。这些购买的西书、洋书中必定有商学书籍。其二, 成立或委托相关机构, 翻译西方商学书籍。除了设有湖北商务报翻译西方商学书籍之外, 张之洞还成立了其他机构译介西方商学书籍。例如:自强学堂在改订章程之后, 附设有机构专门翻译西学书籍苏云峰先生称之为译书处。而日本人柳原又熊就曾担任该学堂的日文翻译。由于自强学堂开设有商科, 因此, 自强学堂翻译了西方商学书籍就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再如:两江、湖广在江宁共同设立江楚编译馆, 编译书籍。此外, 张之洞在护理两江总督时, 还曾托上海格致书院山长王韬选译西书, 由沪寄鄂。其三, 设立学堂应用图书馆储备西方商学等方面的书籍。鉴于各
40、中小学堂学生有时须自备图书、仪器等教学用品, 有的学生不得不从上海甚至国外购买, “道远购迟, 费亦加重, 于劝学之道尚形不便”, 张之洞下令学务处设立学堂应用图书馆, 从国外和上海购置学堂教学需用的图书、教学仪器等用品, 广为储备, 以备学生随时购用。今天我们虽然无法得知张之洞究竟为湖北购买、翻译、储备过多少西方商学书籍, 但可以肯定的是, 学生、教师等人员必定因阅读这些商学书籍而获得更多的西方商学知识, 无疑会对湖北商学教育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5. 设立相应的商学教育管理机构在试办商务学堂和开展教育改革的过程中, 张之洞为了加强教育管理, 设立了相应的教育管理机构。湖北新式学堂开办之后,
41、学堂教育方面的事务在一段时间内缺乏统理, 是由铁政洋务局等洋务机构经管, 商业学堂教育管理的情形也不例外。1899 年, 张之洞下令在铁政洋务局内分设铁路、交涉、学堂、制造四所, 以便分门别类地进行管理, 管理包括自强学堂在内的各新式学堂均归学堂所管理。鉴于新设书院及学堂日益增设, 学务日行繁多, 张之洞于 1901 年札设学务处, 以管理学堂事务。1902 年, 张之洞将学务处更名为“湖北全省学务处”, 以便统理全省官办、民办各学堂及留学生教育等方面的教育事务。另设方言学堂, 将自强学堂原有学生移入。1904 年, 张之洞先是下令将铁政洋务局改为洋务局, 并将下属四所中的学堂所裁撤。稍后,
42、鉴于已经设立有总司全省教育的机构学务处, 而学堂建设、出洋游学员生等方面的事务日益增多, 学务处在管理上事务更加繁多, 张之洞札令在学务处下分设审订、普通、专门、实习、游学、会计六科, 实行分科管理。其中, 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教课程度、进退教员、奖黜学生一切有关考核之事就归实业科管理, 有关出洋游学的事务就归游学科管理, 而学堂即游学经费就归会计科管理。这样, 湖北商学教育管理遂统一于学务处了。1906 年, 全国统一省级学务官制, 各省裁撤学政, 设置由督抚节制的提学使司, 长官为提学使, 其下设学务公所, 学务公所下分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和负责巡视各府州县学务的省视学。于是, 湖北商学教育管理又统一于学务公所了。1898 年 3 月、4 月, 张之洞先后下令创设汉口商务公所和汉口劝工劝商公所 (正式名称为“汉口劝工劝商局”) 。9 月, 他又下令设立汉口商务局 (按:地点在汉口招商局轮船码头) , 并将原设劝工劝商公所并入汉口商务局。张之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