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陆官方出书研讨瓮安事件 发生于去年六月的贵州瓮安事件，近日因为一本书再度被聚焦。书名叫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作者刘子富，是原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新华社高级记者。 瓮安事件发生后，已经退休一年多的刘子言凭着一个资深媒体人的新闻敏感，意识到这一事件的标志性意义。在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支持下刘子富深入瓮安，通过大量详实的调查和深度分析，用一个多月时间，完成了长达14万字的调查报告。 新群体事件观作者刘子富 瓮安事件被称为“21世纪之初的标本事件”。社会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单光鼐认为，瓮安事件的“标本”意义在于：第一，事件的暴烈程度较以往的大规模群体事件大大提升，具有警示意义：
2、第二，贵州省在事件处理中，首开自责、问责先例，为各地做出了榜样，具有推广意义。 新群体事件观剖析瓮安事件深层次社会原因，将贵州省成功处理这次事件的经验，概括为“新群体事件观”，即现场第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反思自责原则、问责制原则和慎用警力原则。 当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利益冲突多发时期，社会矛盾的生长点在增加，矛盾的爆发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就业、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分配不公等问题，都有可能传导、延伸到社会稳定层面。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如果发展到社会层面，数以千万计因企业倒闭而失业的农民工和就业无门的大学毕业生，将可能成为群体事件的潜在力量和社会基
3、础。社会形势在变化中，变数之多难以预料。 在这种情况下探寻新时期群体事件的应对良策，成为执政党和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个意义上，“新群体事件观”的提出，对各级党政官员，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处理突发公共危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甩可谓正当其时。 在转型期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群体性事件”是一个敏感话题，尤其在当下“高危”之时。新群体事件观在瓮安事件发生8个月后即由官方新华出版社出版，得益于中共贵州省委的政治开明。省委书记石宗源先后两次审阅书稿，在4个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贵州省的这种政治开明，体现了执政党在新时期维护社会稳定应有的“平常心”。 掠夺性经济发展之祸 凤凰周
4、刊：瓮安事件发生后，省委书记石宗源亲赴瓮安，走访民众，在弄清事件真相后说了8个字“看似偶然，实属必然。”石宗源书记所说的事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刘子富：瓮安三中女学生李树芬溺水身亡，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原因。石宗源书记在分析事件时说，一个时期以来，瓮安县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社会矛盾。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一出事就把公安推上第一线，造成干群关系紧张，警民关系紧张。 由于一些领
5、导干部和公安干警长期失职渎职，瓮安黑恶势力甚嚣尘上，城乡人民不得安宁，老百姓对此反应十分强烈。“628”事件中，黑恶势力正是利用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挑起事端，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扰乱社会、趁火打劫。因此，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迟早都会发生。 凤凰周刊：经济发展好，饼做大了，分到的人多了，应该有利于获取民心，有利于社会稳定。瓮安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却是民怨四起，群体事件一触即发，这是为什么？ 2008年6月28日下午，一些不明身分的人正在捣毁瓮安县公安局的警车，其中有不少青少年。 刘子富：瓮安矿产资源丰富，2007年以媒、磷、钼矿开采及加工为主的企业税收，占全县财政收入的70%。在矿
6、产资源开发中，开发商和生产经营者倚仗各级政府撑腰，一味追求产量和高额利润。为满足自己暴富的欲望，不惜掠夺性开采，导致生态破坏，水源枯竭，耕地损毁，环境污染。这种掠夺性开发资源的发展模式，剥夺了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给当地留下几代人的灾难。 领导干部的发展观、政绩观出了偏差，一味追求GDP增长和财税增加，不惜以牺牲资源、牺牲环境、牺牲人民群众眼前和长远利益为代价。政府忘记发展为了谁，漠视群众的利益诉求，不能保障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人民不答应。这样走下去，政府会丧失在民众心里的地位和价值，最终把自己推向人民的对立面。 凤凰周刊：“掠夺性经济发展模式”在各地的发展中并不鲜见。这种
7、发展模式制造利益冲突，制造贫富分化，是近年来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2005年7月，周永康在分析群体性事件时指出，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广泛、这么激烈的乱子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 刘子富：政府给老百姓办了好事，老百姓用“加法”的方式记得;政府与民争利，办了坑民的坏事，老百姓用“乘法”的方式记住。政府各职能部门、政府工作人员，就是政府的形象，如果不作为、迟作为、乱作为，总账都记在政府头上。 掠夺性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和环境问题，今天越来越突出。只重视发展经济，忽视发展社会事业，不关心民生，会造成社会矛盾，激发民怨，甚至产生仇官心理。发展经济，一定要科学发展，牢记
8、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是“舟”与“水”的关系，牢记“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古训。共产党要巩固执政基础，必须把老百姓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新群体事件观”六原则 凤凰周刊：“新群体事件观”包括六个原则，即现场第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反思自责原则、问责制原则和慎用警力原则。请你谈谈这几个原则。 刘子富：“现场第一”原则是当今中外处理社会突发公共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则。瓮安事件发生时，县主要领导没有一个出现在现场，贻误了在第一时间控制事态的良机。丢掉“现场第一”原则，也就丢掉了阻止事件升级的最后一道“防火墙”，致使事件越闹越大，矛盾激化，打砸抢烧持续了7个多小时。 事实上，人民群众是通
9、情达理的，是拥护党和国家的，只是不明真相，心中有怨气。关键时刻只要主要领导及时站出来，拿着话筒向群众喊话，说明情况，疏导情绪，安抚民心，让群众把怨气发泄出来，事情就不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瓮安县委和县政府对事件付出沉重代价，是主要领导躲避现场，“失语”、“失声”的结果。 凤凰周刊：政府在关键时刻失声失语，也就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 刘子富：参与事件的大多数群众不明真相，盲目卷入其中，这个问题的主要责任不在“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更不可能在民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而在掌握信息和信息发布权的政府有关部门。不指出这一点，就低估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判断力，夸大了黑恶势力的能量，也掩盖了政府权威信息发
10、布的缺位。瓮安县在事发期间，权威信息“失语”，老百姓伴着传言过了一天又一天，口口相传、短信相传、网络相传，一时间谣言、谎言四起。 政府过度控制信息，会导致真实信息缺乏，为虚假信息提供传播空间，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当政府失去公信力，主流媒体单一乃至失声，民众最容易被高度情绪化的传言所鼓动。当情绪激愤的民众聚合起来，采取过激行动，群体性事件就爆发了。 瓮安“628”事件中被焚烧的县公安局办公楼。 凤凰周刊：从这个角度来看，群体事件更多是一种群体性泄愤，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 刘子富：现阶段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是因民众的经济利益诉求引起的，并没有推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治目的。政府在处理
11、这类群体事件时，应当就事论事，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不能沿用抓“幕后黑手”的方式简单化处理，也不能简单化地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更不要轻易将民众因正当利益诉求而引发的群体事件作政治性解读，而应当采取由政府出面与群众代表对话、协商的办法去解决。 凤凰周刊：有学者认为，“稳定压倒一切”的管治理念，造成了一种“体制性拘谨”，需要反思。 刘子富：中国已进入黄金发展期和社会矛盾凸现期，这一时期发生群体事件是社会正常现象。一些地方政府不认真研究群体事件发生、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以及正确有效的处理方法，而是在社会治理中不允许发生群体事件，将不发生群体事件作为考核干部的指标，结果事与愿违这样造成一些干部采取
12、“对下压、同级捂、对上瞒”的对策，习惯于控制性思维，一旦出事，往往采用强制手段，甚至动用警力去平息事态，导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警民关系全面紧张。 所以，必须慎用警力，慎用强制措施，不可动辄就把公安机关推到矛盾冲突第一线，用强制的甚至专政的手段对付反映合理诉求的民众。否则，只能把自己与人民对立起来，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警民关系不和谐，逐渐由量的积累发展到质的变化，由“鱼水关系”演变成“水火关系”。2007年以来，瓮安县公安局为处置矿群纠纷、政府征地、拆除违章建筑等事件，较大规模出警十几次，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造成群众对政府和公安的对立情绪，酿成了一波又一波的群体事件。 凤凰周刊
13、：所以贵州省委在“628”事件发生后，几乎在第一时间启动干部问责程序，将瓮安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政委等免职，并查处了39名对事件负有责任的其他干部。 刘子富：石宗源书记在瓮安事件现场调研和总结教训时，痛斥当地一些党员干部的渎职行为。他说，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不作为，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这样的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该下课的统统下课，决不姑息！ 在一些人挖空心思编织关系网，跑官、要官、买官、削尖脑袋想当官的不良社会风气的大背景下，山西襄汾溃坝等重大责任事故一桩接一桩，四川汉源、重庆万州、浙江瑞安等群体性事件一件接一件、并且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引咎辞
14、职”的责任人有几个？而对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依据党纪政纪追究其相应责任，这是必须的，毫不含糊的。诸葛亮尚且能够挥泪斩马谡，何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发生瓮安这样重大的群体性事件，不追究领导干部失职渎职的责任，就没有办法向人民交代。相反，敢于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不管是谁，决不迁就姑息，是敢于正视执政党自身工作没有做好，自身出了问题，敢于自己站出来加以纠正，具有政治胆略和政治魄力的表现，也是共产党人不护短，不遮掩，光明磊落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贵州省在处置瓮安事件中首开问责先河，在全国带了个好头，不失为执政党和政府“处理转型时期群体事件的经典案
15、例”。 执政党需进行第二次转型 凤凰周刊：反思瓮安事件在稳定与执政能力的关系方面，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刘子富：为什么今天党和政府出台这么多惠民政策，还发生“628”事件？群体事件发生，在相当程度上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民众有话无处说，正当诉求没人听，积怨太深，积重难返，一旦找到机会的群体性宣泄。瓮安事件是一起典型的群体性泄愤事件打砸抢烧的目标非常明确，矛头直指县公安局和县政府，没有殃及居民区和商业区。对于因为自身的工作没有做好而引发的群体事件，政府不能把责任推给卷八其中的普通民众。难道自己的肌体长了毒瘤，却在别人身上开刀？ 现阶段，我国进入经济发展黄金期，同时也进入社会矛盾凸现期，大大小小的群体
16、性事件不断发生。形势和任务决定我们的党和政府要进行第二次重大转型，在抓经济发展的同时，要从经济建设型政党转型成为人民服务型政党，转型为更加重视民生的政党。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对“什么是发展”、“靠谁发展”、“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极大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瓮安事件警示我们，必须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必须用制度和机制来保障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 凤凰周刊：怎么才能实现用制度和机制来保障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 刘子富：在制度层面解决“权为民所用”的根本问题。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有效民主监督的缺失，社会底层积累
17、了大量民怨。要防止或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至关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把政府工作真正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使政府“不敢松懈”，真正成为“人民政府”。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从深层次上检讨，根本出路在于政治体制、运行机制、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执政党需要探索和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由人治转向法治，由无序转向有序，让公权力随时受到人民群众有效的民主监督。 民主是治疗腐败顽症的不二法门。人民有权了解政府决策的过程，有权参与决策，有权监督政策的执行。因此，要依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凤凰周刊：具体说，怎样实现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以保护其合法权益？ 刘子富：为从制度上防止干部对群众利益的漠视甚至损害、必须从选拔干部制度源头抓起，加大老百姓对干部评议、认同的权重，让老百姓对选拔干部享有充分的话语权。要让人民群众参加干部评议，参加公推公选，实行民主监督。只有让人民群众对干部的升降去留具有充分的话语权，选拔出来的干部才不敢懈怠，才能对老百姓负责。第 10 页 共 1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