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层治理改革需注重先行设计(等四则) 改革开放已推进30多年，那种开辟一个试验区允其“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传统方式，正日益遭遇强大的“体制壁垒”。在一定意义上说，北京推进街道变社区改革探索遇到的“鲁谷困境”，正是这一传统方式日渐式微的一种折射。 8年前，北京石景山区的街道鲁谷变成社区鲁谷。“小政府、大社区，小机构、大服务”模式不可谓不好；“瘦身、减负、自治”用意不可谓不佳；由传统街道17个科室改为“三部一室”、公务员编制人数从90人减少至39人的效果不可谓不显著。然而8年过去，说是改革遭遇“瘦身、减负、自治”三大瓶颈，实则改革新路不通，复回原路。云为“鲁谷社区”，实则和其他街道办没什么两样。
2、改革出现“鲁谷困境”并不稀奇，不少类似的改革有类似的曲折。在一定意义上说，当初改革更多的是冲破思想禁锢。所谓思想一解放天地顿宽，谁都不清楚怎么干的情况下，与其坐而争，不如起而行，摸着石头过河，要紧的是先过去再说。今天的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的是利益、体制、理念等深层次问题，改革的难度要比当初复杂得多。仍然用试和闯的法子，当然就攻不破壁垒。 试和闯的法子不管用，管用的是“改革设计”。也就是先把改革面临的疑点难点问题统统摆出来，逐一针对并找准解决之道。当有了比较完善而科学的总体改革设计之后，再付诸实践，问题、难题以及阻力等都没有那么大。在实际执行中当然还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但不会伤及改革根本和大局，
3、针对新问题找到新办法就可以了。这种先行设计的改革方式也许步子会慢一点，但实施了就会往前走，停下来或者陷入困境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北京的鲁谷社区陷入困境，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地回答与上级部门的职能衔接、如何因应公共服务需求变化、如何厘清自治与行政界线等问题。你的职能变了，上级部门职能没有变，指派了任务你干还是不干?把与上下左右各方的衔接理顺了，把自身的工作理念、思路和方法建树了，“鲁谷困境”或能变成“鲁谷样本”。 产能过剩背后是“政绩过剩” 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最近的一份报告称，目前，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形势十分严峻。 落后产能之所以称之为“落后”，在于高耗能高污染的基本特征，并非是发展的健康理性
4、路径一一污染环境、占用耕地、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生态平衡，这些产业性的弊端，不要说专家学者，就是普通百姓也心知肚明。但在高歌猛进的经济大潮下，很多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打着促进经济发展的大旗，多干快上、无序扩张，产能越来越过剩，对环境的戕害也越来越严重。 产能虽然“落后”，但短期的经济效益和政绩效应却不“落后”落后产能的“产能过剩”，隐喻着“政绩过剩”的权力生态。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数字指标和眼前利益，为了出政绩，不顾一切上马高耗能项目拉动地方GDP高速增长：而在短期政绩效应的辐射感召下，有越来越多的行政权力以产业振兴为理由配置资源、投入土地，大量营造政绩工程乐此不疲，这就从单一的“要政绩
5、”变成了“政绩”，形象工程和重复建设泛滥成灾，扭曲了市场，无谓浪费资源，直接导致了“政绩过剩”而相应的，发展模式上的急功近利也就随之异化成了权力伦理的沦丧走样。 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下，这种“风潮”有所减缓，但借着扩大内需的东风，此风又有抬头的迹象。正因为与地方利益和权力政绩密切相关，所以国家调控和规范整治的“形势非常严峻”。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遏制产能过剩方面，经济产业政策上的“组合拳”引导固然非常重要，但对于“政绩过剩”的疗治也不可或缺。无论是提高制度层面的权力监管和程序正义，还是在行政决策领域引入有效的公共监督，都是应有的题中之义。 权力“不检点”加速秩序的失范 两则新闻，不妨比较阅读：
6、一是9月5日中国青年报消息说，河北企业家张连军和杨卫国花费500万元办理矿权证，谁知此证竟然是假的，而国土部工作人员表示，当时仅是帮忙转交档案袋，整件事与国土部无关：二是同日的人民日报消息，1992年，江苏溧阳民政局开始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周建芳夫妇2人1997年花2万元参保，13年后，却被告知当初的保险承诺已无法兑现，只能选择退保。 公共权力一旦与造假有染，基于公信而构建起来的秩序，就会以摧枯拉朽的速度土崩瓦解，失信弥漫，绝望荡漾它戕害的不仅是公民私权，更重要的是公众追求公平、捍卫正义的信仰。 江苏溧阳夫妇投保13年领不到养老金，地方部门的说法是当年的宣传册不是合同。问题是，宣传册内容明确
7、、事项具体，怎么就不属于法律上的要约邀请?连江苏省人社厅官员也表示“当地政府应当负责任”的事实，地方部门何以拒绝履行承诺、放任参保老人损失发生?当这些问题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封闭而傲慢的权力完全可以拒绝发言。 权力和约束本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自由惯了，尺度和分寸难免也会走上“限制级”。这些年，少数权力卖假证、空许诺的例子还少见吗?比之于奸商，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都在慨叹道德堕落、规则溃坏，事实上，公权的堕落与溃坏是加速社会整体滑坡的催化剂因为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自保的私权如果不“顺势而为”，很可能成为公权力翻云覆雨中的沉没成本，一闪念就会丧失了被打捞的可能。 公权如何“说话算话”，看来仅仅
8、靠摆事实、讲道理是不够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加大罚单，让“食言失信者”、“胡言乱语者”以官帽为代价，为自己的作为埋单。同时，追究一切开绿灯者的责任；二是稀释要权，以切实的内部制衡机制，防止少数核心权力掌握在个别“临时工”手里，让所有不检点的权力都能展示在阳光之下，最终无法遁形。 “文化中国”与“文化宗教” 正在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的“文化中国”，宗教，也可以向着建设“文化宗教”努力。 我们并不认同将宗教完全等同于文化的观点，但也不否认若干宗教经典、教义，宗教道德、艺术中所积累着的人类生命繁衍的文化信息，所渗透着的历史积淀的体验和哲理，所孕育着的民族文化因素，所镌刻着的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轨迹
9、。从文化视域看宗教，宗教经典也是社会历史文化典籍、文学作品的一部分；宗教教义也包含许多人生哲理、道德箴言；宗教物品有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宗教场所和周围环境有若干艺术殿堂与旅游胜地。 我们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固然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围绕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开展。但社会主义是大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潮之中，包容着宗教文化的建设。宗教可以乘势而上，有所作为，努力增强自身的文化性，建设“文化宗教”。 从现代文明发展趋势看，宗教退出政治权力，退出国民教育，退出市场中心，回归社会文化本位，向“文化宗教”、“道德宗教”发展，是一条健康发展的正路。历史上，凡文化性强的宗教，生命力影响力也强，受到社会欢迎；凡文化性弱的宗教，生命力影响力也弱，难免日渐式微。宗教信仰，只有教徒认同；而宗教文化却属于社会，与世俗文化交融。宗教增强了文化性，各界人士都可以参与相关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可以在致善和审美的领域相互吸纳，携手共进。这有利于充实社会文化生活，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丰富民族精神家园。 中国宗教正努力提高文化素质和品位，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做贡献。融入当下“文化中国”建设的大潮，“文化宗教”正涌向潮头。第 6 页 共 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