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博 士 学 位 论 文 -社 会 分 化 视 域 下 农 村 基 层 协 商机 制 的 建 构摘要社会分化造成了农村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共同体形态的嬗变和文化生态的多元态势。这给农村基层协商议程的开展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建构完善、健全的农村基层协商机制是消解协商困局的必然抉择。它能够有效地弥合社会分化，促进“休戚与共、共享发展”的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农村基层协商机制的建构必须完善农村权力（利）架构，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形塑基层协商权威，构建“党建+”的基层治理；规范农村基层协商机制，构建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机制。关键词社会分化；协商民主；协商机制；农村基层协商机制；乡村治理体系；命运共同体
2、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8）02-0075-12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农村基层协商机制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构成要素，对于彰显人民民主的真谛与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分化则是当前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重要表征。农村基层协商机制既是社会分化背景下“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的制度依托，也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必然抉择。一、农村社会分化的
3、具体表现社会分化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表现，并在农村各个领域不断蔓延。当前，社会分化“肆无忌惮”地对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共同体形态和价值理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农村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农村已不再是“铁板一块”，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逐步演化为农村社会的重要风险源。农村社会由于受到经济、价值、制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致使原有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难以维系。1.经济结构的变革：经济纠葛复杂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取代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调整的关键举措，它激发了个体的自主性，并使农村生产力突破原有的束缚而获得长足的发展。农村复杂的经济纠葛现象正是在农村经济体制调整的进程中
4、“应运而生”的。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最显著表征就是农村的经济纠葛呈现出复杂化境况，具体表现在：一是农村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和公共资源的多样性。二是农村利益分配的非均衡化，弱势群体与强势力量的对立趋势凸显，分配正义成为当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三是农村经济斗争的多发化，群体抗争甚至演化成村民维护其切身利益的“惯用手段”。2.社会结构的变革：强势力量的崛起农村社会正经历着由“一体的”社会结构向“金字塔结构”转变的过程，农村强势力量则占据着“金字塔结构”的顶层。具体来说，农村的多股强势力量主要包括：（1）宗族力量。宗族力量是农村传统社会结构的延续，具有坚实的历史根基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宗族力量成为
5、农村强势力量的重要一支，依托于宗族权威而存在。（2）宗教组织。当代我国农村的宗教组织受历史和时代的影响，同传统时代相比较更具复杂性：受历史传统的影响，佛教和道教组织在我国农村地区广泛存在；受开放政策和意识形态渗透的影响，西方宗教也快速地潜入到我国广泛的农村地区。（3）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在成立之初，与当地村民的经济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然而，伴随其规模和实力的壮大，其“特殊利益”与“自我意识”不断增长，甚至变为“争民之利”和“争民之权”的角色。（4）精英群体。农村涌现出一批占据甚至垄断一定政治信息、经济权益和文化资源，并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感召力的精英分子。（5）派系力量。社会分化具有双重
6、性：一方面，它是对传统社会的撕裂；另一方面，它衍生出大量新型的社会力量。而当前派系力量的蔓延既是社会分化撕裂传统社会的结果，也是分化集聚和重组社会力量的产物受共同利益与同质价值的驱使所致。（二）农村共同体形态的嬗变在人民公社体制下，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社会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空间有限的”政治共同体，其特征在于：人民公社是政治信息输出的主要载体，即人民公社是村民对外输出政治诉求的桥梁构成公社时代政治信息输出最基本的形式；人民公社是政治信息输入的主要载体，即人民公社的大包大揽造成了政治信息输入的单一性；政治活动的基本场域局限在公社这一狭隘的单元内。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与社会分化的离心效应，农村共同体
7、形态发生变革。1.农村政治共同体的式微首先，农村政治沟通的包容性衰退。政治平等是政治沟通的前提，“政治体的所有成员都应当被平等地包容到决策制定的过程中”1。然而，当前农村的公共决策具有鲜明的精英化和寡頭化倾向。与此同时，政治冷漠的扩散也逐步将农村“活性”的政治生态瓦解村民不再活跃在公共领域的政治交往当中，而是将自身封闭和孤立在家庭、家族的狭隘场域内。其次，村民利益表达方式存在“非理性”倾向，对公共政治生活造成了阻塞效应。由于缺乏政治共同体对民意的收集、整合和回应，村民归属感和幸福感弱化，其利益表达方式陷入失范和无序的窠臼，诸如集体上访、静坐和示威、集体闹事等非制度化的社会抗争事件此起彼伏2。2
8、.农村伦理共同体的式微在社会分化的浪潮中，农村伦理共同体也呈现出式微之态，已无法维系其对农村社会的感召机能、整合机能与组织机能。伦理的共同体在我国农村地区拥有数千年的演化历史，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蕴。同质化的文化风俗、宗族意识的“固化”和宗族组织的形成、区域联结与共同生活等要素，是农村伦理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所在。但是，农村收入分配的差异化致使社会分化在农村蔓延，甚至造成了一定的阶层分化现象，农村的经营方式的分化也日趋明显，这些都严重割裂了农村伦理共同体的经济联结。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动也对农村伦理共同体的原有的血缘联结和宗族联结带来了巨大影响。（三）农村文化生态的演变当代中国农村的文化生态在现代化建构的
9、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嬗变。在人民公社时期，集体主义的价值理念在整个文化生态当中占据着主导性地位，但伴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政治生态的变革，农村文化结构的异质性不断增强：村民价值理念的差异性明显，异质性文化组织的兴起以及村民文化冲突日益凸显。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传统价值理念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在日趋分化的农村社会中都获得了“生长”，致使农村的文化生态呈现出多元竞争态势。首先，宗族理念、宗教理念等传统价值理念的遗留。宗族理念对于村民自治的推进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宗族理念所塑造的传统村落治理模式为村民自治提供了历史经验和价值支撑；另一方面，宗族理念所蕴含的族长制和家长制使妇女和外来人员处于
10、边缘地位，同时也使村民自治的空间封闭在宗族关系中。宗教理念对村民个体性与创造性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其次，区域性民俗（村落）文化的承继。民俗习惯及其文化对于村落的社会发展和民主治理具有特殊意义，对国家治理政策的执行与农村基层事务决策产生巨大影响。再次，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有效扎根。马克思主义文化是塑造农村社会结构、政治生活、经济结构和文化生态的根本价值理念，但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认可和认知尚有待进一步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的引领功能也有待提升。最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农村的蔓延和发展。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对我国普通民众进行价值渗透的一种社会思潮，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迅速向我国农村地区渗透，它不仅会影响民众
11、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而且也侵蚀了农村地区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和宗族观念的凝聚力，甚至推动了农村社会“个人主义时代”的到来。二、社会分化对农村基层协商带来的消极影响社会分化对我国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带来了一系列负效应，其中极为显著的是给当前农村的基层协商议程带来巨大的挑战。（一）价值层面：协商理性趋于“流失”协商的目的不仅仅是个人诉求的展现，更是为了实现“偏好的改变”3。而这必须立足于协商理性的支撑。协商理性主要包括协商精神和公共理性两个方面：协商精神能够使“个性化、自主化”的社会主体抛弃极端的利益表达方式，积极参与到协商实践当中；而公共理性则是协商精神的升华，它促使协商主体能
12、够基于理性、中立的立场，认真地倾听、回应他人的价值诉求。当前农村的社会分化对协商理性造成了巨大的冲击。1.社会分化造成了社会的复杂性，使现有的协商理性难以承载“现代社会复杂性最与政治相关的方面在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倾向。”4（P131）当代村民所涵养的协商理性主要得益于集体经济时期所创造的价值传统和村民日常交往中形成的协商习惯。但是，农村的社会分化极大增加了社会的复杂性：政治上，农村公共权力的分配状态日益复杂化；经济上，村民的利益纠纷与经济纠纷日益增多；文化上，农村社会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冲击。村民现有的协商理性无法应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价值冲突。2.社会分化扩大了协商主体的异质性，淡化了社会主体之
13、间的认同和相互信任价值认同和相互信任是理性协商的前提：价值认同能够提升村民的协商精神，减少直接冲突的发生；而相互信任则有助于公共理性的发挥，即基于对他人的信任，能够在协商过程中搁置自身的主观偏见，并对他人保持开放、理性与合作的态度。社会剧烈的分化则打破了原有的价值认同和信任网络，使村民变成孤立的、猜疑的甚至非理性的个体。（二）组织层面：协商机构走向“碎片化”协商机构是政治系统的核心要素，它是政治信息交流、输入和输出的条件，也是政策实施、反馈以及政治议程得以持续推进的基石。因此，协商机构的培植、改革和参政，对于构建良善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5（P197）。当代中国农村的协商机构主
14、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以村委会为核心所构建的协商机构；第二，以村级党组织为领导所搭建的协商机构；第三，农村社会组织。这三类协商机构承担着我国农村地区大部分的协商议程。然而，社会分化对农村协商机构造成了一系列损害：首先，社会分化打破了协商机构的合作性。社会分化加剧了村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价值冲突和彼此之间的猜忌，导致农村的协商机构演变成一种形式化的存在，无法承载真实、有效的协商活动和自治活动。其次，社会分化造成了农村协商机构之间的冲突、竞争态势。村委会协商机构和村支部协商机构本是相互合作、相互补充的关系，但是，受复杂的经济利益的影响，两者变成了相互竞争的角色。最后，社会分化促使协商机构走向“自我肢解”的状态，影响了协商机构的自我孕育、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受社会分化和村民异质化价值追求的影响，村支部协商机构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作用在逐渐弱化；受不正之风影响，部分村支部無法保持协商和决策中的群众立场。尤其税费改革后，“富人治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6。伴随着“资本主导、行政主导或公共规则主导”的“富人治村”现象在协商机构“碎片化”境遇中的快速崛起，村民自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7。（三）制度层面：协商规则、协商程序和协商决策存在失范性协商民主的基本运作主要涉及到协商规则的制定、协商程序的规范和协商决策的落实。协商规则是确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