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统节日的符号学研究:框架重构与案例试析 张骁鸣 陈晓莹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 摘 要： 当前以象征人类学理论为基础的传统节日符号研究较为忽视其自身的符号学渊源。“整体-结构-阐释”这样一种符号学分析新框架的提出, 主要目的就在于从根源处对符号学的应用加以重构, 凸显其在呈现社会现实和提出有效命题方面的独特性, 并使之更适合于研究现代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传统节日及其变迁。鼓藏节、火把节以其典型性成为这一新框架初步试用的案例对象。在这些案例中, 符号整体被诠释为由两组要件共同构成的符号结构:第一组为节日中的主要角色 (鼓藏头或毕摩、村民、政府、游客) , 第二组为联系这些
2、角色的具有简单性和涵括力的基本关系 (支配关系、交换关系、委托关系) 。符号阐释工作即基于这些主要角色和基本关系的不同组合而展开, 从中可初步识别与命名包括符号竞争和符号演化在内的一些现象。关键词： 节日; 符号学; 整体; 结构; 阐释; 作者简介：张骁鸣 (1979) , 男, 重庆荣昌人, 博士,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现象学、旅游符号学;E-mail:;作者简介：陈晓莹 (1993) , 女, 广东东莞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会展经济与管理, E-mail:。收稿日期：2017-04-10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重申现象学方法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空间体
3、验研究” (41471123) The Semiotics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Frame Construction and Case AnalysisZHANG Xiaoming CHEN Xiaoying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ai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symbolic anthropology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signs is to first identify a“si
4、gn”or a“sign system”that is worth analyzing and then directly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the signs on the basis of observed festival practices. Researchers using this approach usually ignore semiotics, although it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 This study, based on an analysis
5、 of the two major semiotics systems of Ferdinand de Saussure and Charles S.Peirce,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new frame for semiotic analysis, and to verify, through case analysi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is frame to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and their changes under modern social and economic c
6、onditions. This new frame, “wholeness-structure-interpretation, ”appears to have some theoretical common denominators with the two major semiotic systems, which are traditionally considered quite different, and highlights the unique role of semiotics in presenting social reality and putting forward
7、effective propositions. “Wholeness”indicates the ontological stance of this frame toward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all subsequent thinking. Together,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itself and its recognized signs appearing in concrete forms can be considered a semiotic whol
8、eness.“Structure”indicates the teleological methodology of this frame. Recognizing the limitation of cognitive ability and directivity of cognitive purpose, it reminds researchers to try to find appropriate and irreducible elements of sign so as to break down wholeness into a referential and operabl
9、e sign system. For example, in Peirces system, wholeness is broken down into three elements-representamen, object, and interpretant-and the constitu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Finally, “interpretation”indicates a method of semiotic study whereby we can, through a process of derivative interpretatio
10、n of certain phenomena that are difficult to perceive and confirm with common methods, form concepts and views based on these phenomena, and thus develop a proposition for further study.In short, wholeness, structure, and interpretation are the three separable elements of a unified sign.They are a u
11、nity in terms of their ontological stance, methodology, and specific method.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Guzang Festival (nongx hek nes) of the Miao people and the Torch Festival (as well as its traditional form, “Dut zie”) of the Yi people. It interprets semiotic wholeness as a semiotic structure con
12、sisting of two groups of semiotic elements: the key roles of the festival (leaders, villagers,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ourists) , and the basic, simple, and conclus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roles (dominance, exchange, and clientage) .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is carried out on different co
13、mbinations of these key roles and basic relations, so as to identify and name certain phenomena including semiotic competition and semiotic evolution. From a realistic perspective, a traditional festival can maintain its pure authenticity only with difficulty. Instead, it interacts directly or indir
14、ectly with various aspects of the present reality and thus, as a sign system, it develops several identifiable transitions of significance.Keyword： festival; semiotics; wholeness; structure; interpretation; Received： 2017-04-10引言近年来, 国内有关传统节日的研究成果渐增, 源于三个重要背景:国家层面日益重视传统文化, 将节日、节庆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为明证;现代消费
15、经济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启发人们不断挖掘节日、节庆的符号价值, 推动了作为符号经济的节庆旅游的发展1-2;从相关学术领域直接发展出来的研究议题, 主要是象征人类学对于仪式方面的研究, 例如近年来比较有影响的瞿明安等合著的象征人类学理论, 在完成象征人类学理论的介绍和重构之后所开展的 7个案例分析中, 至少有 4 个 (南涧彝族“跳菜”礼仪、贵州土家族傩祭仪式、红河哈尼族奕车人“苦扎扎”献祭礼仪、湘西土家族婚礼) 与作为节日核心环节的仪式、礼仪活动直接相关3。由以上简单梳理可以看出, 在当前的传统节日研究中, 符号与象征、节日与仪式等概念和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 在展开进一步研究之前, 有必要
16、先回顾近年来基于符号、象征视角的传统节日研究及其背后的象征人类学学理基础。既有研究有如下两个明显特征:第一, 从整体上认定节日是一个符号, 例如“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 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具绚丽色彩、最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4, 或“节日符号是民族在长期历史实存中形成并在特定时日集中展现的相关文化元素的集合, 显性地集聚表达了该民族的某些文化特性”5, 或“泼水节在旅游业的语境中已成为仪式性的象征性符号”6;第二, 认为节日本身不但是符号, 而且是一个符号系统, 例如“任何节日活动, 都是由一定的具体符号及其系统所组成, 是对各种符号的系统的整合”7, 或“火把节的象征意义蕴含在节日期间的
17、各种活动和行为之中, 这些活动和行为汇合成一个表征彝族共同体及其传统得以再生产的符号体系”8, 或从仪式角度来看, 仪式本身就包含了各种不同的“符号形式 (如行为、动作、姿态、手势、器物、声音) ”9, 甚至包括已成为文化符号的人物10。两个特征的共同点是:倾向于首先将节日认定为一个对象 (符号) 或对象体系 (符号系统) , 因此可以分解出一些成分 (例如形式和载体) , 也可以被整合或汇合起来, 进而“通过社会认知系统和自我类别化运作, 并通过仪式操演, 进一步内化这种群体符号边界实现群体符号边界的再生产”11。由此也可以看出既有研究的主要思路是:首先确认值得分析的节日符号或符号体系, 然
18、后依据对于节日实践 (或仪式实践) 的考察, 阐释这些符号的意义。这些“阐释”的学理基础, 主要就是象征人类学所提供的一些理论观点或概念, 其中特纳的仪式理论与象征理论12-13最为重要:柏喜贵依据特纳的“社会结构”概念阐释了土家族的摆手祭, 认为它是土家族三元社会结构及其整合的象征表达14;潘怿晗同样依据这一概念阐释了瑶族的村落祭祀仪式变迁, 认为它的内涵与实质是村落社会的变迁并且在这样的变迁实践中得以重构15;李技文则从特纳的“支配性象征符号”模式出发, 分析了贵州革家人“哈戎”仪式场景中各种象征符号的含义16。在这一方面做出最大努力的应属瞿明安, 他系统地分析了象征人类学视野中象征的构成
19、要素, 指出象征符号包括了物化、行为、感觉、自然、社会、虚拟等多种类型, 而作为象征深层结构的象征意义则分别指涉人们在社会中长期形成的观念意识、心理状态、抽象概念以及社会文化现象等不同的意指对象17,3。这一工作相当于为节日、仪式的象征符号分析提供了一份“操作手册”, 代表着当前研究者的一种共识。然而, 在引入象征人类学的理论时, 研究者往往存在着忽视或者跳过这一理论的学理基础的倾向。仍以特纳的理论为例, 大多数研究者都可能忽略了他所接受的结构主义思想13,18。事实上, 特纳对仪式和象征符号的研究有着鲜明的“场域背景与结构主义的视角”, 他认为正因为“人类学家能把仪式置于它意蕴丰富的场域背景
20、中, 描绘这个场域的结构和特点”, “才能证明自己能够比行动者本人更深、更全面地解读一个社会的仪式象征符号”13。而在提出其核心概念“阈限”并将其与传统人类学的“地位”体系相比较时, 他对二元对立或二元区分的使用更是全面地采纳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方式”19。瞿明安和陈玉平是少数关注过象征人类学的理论渊源的国内研究者, 他们特别指出了符号学学者与象征人类学学者之间的思想共鸣与理论承继的情形, 其中就包括索绪尔有关符号由能指与所指构成一个整体的观点与特纳有关象征构成要素的论述之间的直接关系20。此外, 象征人类学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格尔茨也曾从不同角度述及自己所理解的符号学, 他受韦伯的“人是悬在由他
21、自己所编制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启发, 认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制的意义之网, 从而文化概念实质上也就是符号学的概念21。综上, 可以对国内目前的符号视角的节日研究做出如下反思:它们主要是在一些相关学科如象征人类学的现成理论与合用概念的基础之上, 阐释分析了一些对象化的符号或符号系统, 但几乎没有对这些理论与概念本身的学理基础 (特别是符号学基础) 加以追问或再思, 因此总体上还停留于对个案的应用研究, 在跨个案研究乃至由跨个案研究而可能激发的新方向上尚未有明显进展。类似反思实际上也已经出现在对当前国内象征人类学的研究进展评价中22。有鉴于此, 本研究将从目前主导性的象征人类学理论
22、出发, 追溯其重要的学理源头符号学, 尝试重构一个不同于使用现成理论与合用概念的新框架, 并借用对传统节日个案的尝试性分析, 初步检验此框架的可操作性。必须指出, 这一工作只是改进相关研究的初始起步, 而整个改进工作所涉及的复杂性显然超出了本文的承载能力。1 符号学框架重构1.1 Semiosis (符号过程) 与“整体”通常公认的当代两大符号学体系, 分别是由索绪尔提出的与语言学关系密切的符号学 (semiologie) , 以及由皮尔士提出的与其实用主义和逻辑学关系密切的符号学 (semiotics) 23。两大符号学的定名涉及同一个古希腊文名词semeion24 (对应的拉丁文为 sig
23、no25) , 都可以理解为静态的、实体的记号、标记本身, 但在用法上的差别是明显的:索绪尔的 semiologie 是 semeion-logos 的拼合26, 按构词本义来说就是“对 semeion 的道说或研究”;而皮尔士在提出 semiotics 时更强调另一个古希腊词 semiosis (指示、注意) 24, 旨在刻画一种动态的、有其过程的“指示行为”27, 而非首先涉及记号、标记。要实现这样的指示行为, 显然三个元素必然同时在场:何以指示、何所指示、如何指示。它们恰好依次对应着皮尔士所提出的符号三元要件28:“再现体” (representamen) , “对象” (object,
24、 有时也用 designatum, 即“意指物”) , “解释项” (interpretant) 。符号三元原则上是不可分割的:人们通常最容易识别和使用的是以再现体方式出现的符号本身 (即日常所感知到的作为事实呈现的符号或象征符号) , 而当人们这样使用时, 必然也是以从自身出发的某种方式 (即解释项) 意指了这个再现体所表达或指称的某个观念 (即对象) 。换言之, 人们通常是无意识地或便利性地使用了作为再现体的符号来“简称”原本由再现体、对象、解释项构成的一个三元系统, 也就是皮尔士所强调的“符号过程”。严格地说, 皮尔士的“符号学 (semiotics) ”译为“符号过程学”会更加合适,
25、而“符号”只是在符号过程分析中所必然要处理的要件。由此, 符号过程在发生逻辑上先于构成性的符号要件, 且人们实际上要回到通常隐而不显的符号过程才能判断被识别和确定的符号要件的有效性。由于皮尔士的符号学体系强调符号过程的先行统一, 可以认为它比索绪尔的符号学体系具有一种更强烈的整体立场。客观地说, 索绪尔本人的整体立场也是十分明确的, 因为他的符号概念原本就是指人类语言现象中的声音印象 (能指) 与概念 (所指) 在主体内由心智活动关联起来的一个整体26, 其思想的主要继承者和改造者也都没有忽视这一点:列维-斯特劳斯介绍过对自己影响至深的音位学家特鲁别茨柯依的主要观点, 即“音位学拒绝把语音单位
26、看成独立的实体, 而是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当作分析的基础音位学引进了系统的概念”29,其中以“关系”为分析基础和对“系统”概念的引入直接呼应了索绪尔的符号整体思想;巴尔特也明确指出过能指和所指在结构上的不可分割性29。然而遗憾的是, 这些形形色色的符号学所不同程度共同强调过的符号特质整体性却被受到符号学启发的很多研究者 (包括象征人类学研究者, 特纳也许是个例外) 所忽视。仅此而言, 目前节日、节庆乃至旅游研究者们30以“符号”之名所从事的, 的确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符号学研究 (semiological research或 semiotic research) ”, 而只是“对符号的研究 (res
27、earch on signs) ”, 其最大的弊端显然就在于错失了借助严格意义上的符号学来整体地阐释人文社会现象的契机。因此, “整体”可以被视作当前两大符号学体系的第一个“理论公约数”, 也应当成为引出新的符号学框架时所考虑的第一个要点。整体性立场并没有完全否定“客观存在”的符号或象征符号的价值, 毕竟无论按照索绪尔还是按照皮尔士, 要操作符号学, 首先都离不开对符号要件的敏锐的觉知和辨识。不过需要明确的是, 二者在基本立场上都以符号整体出发, 只是为了揭示这个整体的构成性特征及其发展变化的可能性, 研究者才对它加以拆解:要么拆解为由声音印象-概念或能指-所指等二元要件构成的整体, 要么拆解
28、为由再现体、对象、解释项等三元要件构成的整体, 但不能倒过来认为, 这些要件就其本身来说可以先独立存在然后再被组合为符号。1.2“结构”与“阐释”由于人的认知目的的指向性和认知能力的局限性, 没有必要也几无可能去彻底地把握整体。通常情况下, 人们总是先就自身的生命体验、生活经历或目标需求而寻求界定某个研究对象, 这就会出现对它的各式各样的“结构化”提问方式, 例如最常见的问法就是“它是什么”“它如何构成”“它有什么意义”。在类似普遍存在的提问方式之下, 最终获得的都是从对象出发、以对象为核心的知识, 除非从一开始就将所问及的对象设定为整体即所有可能的、未被对象化的世界。必须做出辨析的是, 这里
29、并非要倒向知识论上的相对主义, 而仅在于指出人们从各自知识背景和认知能力出发来认识事物的有局限的合理性, 同时指出人类的知识总有着一种因针对某个研究对象而“沿某个方向展开”的可被描述为“结构化分析”的一种状态。这里所说的“结构”, 不能像在日常语言中那样被理解为一种由各种静态的构件、形式、数量等搭建起来的拼合体, 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方向视角、一种方法进路, 以引导研究者在不忽略整体的前提下去寻找有关对象的“更好的知识”29, 并且明白:任何可能得到的具体答案都有其指向性和局限性。“结构”因此成为引出新的符号学框架时所应考虑的第二个要点。在符号学或受符号学影响的人文社会研究领域, 列维-斯特劳斯对
30、“结构”或“结构化分析”做出了关键贡献, 直接引发了 20 世纪中期的结构主义思潮。他经由特鲁别茨柯依和雅柯布森等人而接受了索绪尔的思想遗产, 并且采取一种交互参照、彼此启发的清醒立场来理解语言学与社会学 (也包括人类学) 的关系。他的具体做法是:寻找到最恰当的分析“原子”并让它充任理解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例如, “亲属关系的原子”必须同时包括人类社会始终具备的三种家庭关系, 即血缘关系、姻亲关系、继嗣关系, 这才是最简单的但又是完整的、不可再被化约的家庭关系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 具体角色如舅父并非是“出现”在结构中的, “而是那个结构的直接给定物, 那个结构的存在条件”29。亲属关系的“结
31、构”从而体现为两组要件, 一组即由亲属称谓来代表的身份, 另一组即被比喻为“原子”的那些基本家庭关系。显然, “结构”在这里被暗示为一种构成性的力量或过程, 在过程之中自然“给定”社会系统的各个要件。这一暗示直接呼应了符号整体由符号过程本身给定的特点。同时, 如果说“整体”描述了符号的“客观”存在, 那么“结构”很显然已经进入了人类知识的“主观”领域。此外, 列维-斯特劳斯并不认为只要在现有事实中发现了能够对当前现象做出解释的结构便可一劳永逸, 他提醒说, 就亲属关系现象而言, 他最终所完成的分析还只是考虑了其中的两种象征符号系统称谓系统和简化处理的态度系统, 暂时没有考虑这些系统本身的复杂性
32、及其多种可能的组合。事实上, 无论是索绪尔的二元系统还是皮尔士的三元系统, 都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结构分析。同时也应看到, 由于人们各有其指向性和局限性, 从结构分析中所能衍生出的有关研究对象的知识, 恐怕也会是无止境的。因此, 在知识上的衍生“阐释”应该成为引出新的符号学框架时所考虑的第三个要点。两大符号学体系在这一方面的相关思想存在一些差别, 但在基本立场上仍然是一致的, 以下分别做扼要解释:其一, 索绪尔符号学传统中的阐释思想。在索绪尔最早的一系列二分式的术语组中包括整体语言 (langue) 与言语 (parole) :前者也就是声音印象-概念或能指-所指这个符号整体, 它是社会性的, 很
33、难被改变, 因而具有一种静态特征;后者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言说, 但它受整体语言的干预。此二分无法解释语言在历史维度中的演变问题。尽管晚年的索绪尔看到了这一弊端, 但来不及从思想系统上做彻底修正或重塑, 只能粗略地从“时间的历史现实性”角度做弥补式说明26。巴尔特在其神话修辞学中尝试摆脱上述固化区分, 他唯一完全接受的二分只是声音印象-概念这个符号整体, 并在这一初生符号系统语言系统之上, 提出一个次生符号系统神话系统。所谓“神话”, 就其古希腊文 mythos 的本义来看也就是“言说”的意思24, 巴尔特特别指出它正与语言系统一样, 也具有一个能指-所指的二分结构, 且神话系统的能指即语
34、言系统中的符号整体, 神话系统的所指即由这个符号整体可能发展出的任何潜在概念31。借由这样一个双层符号系统, 巴尔特实际上敏锐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观念、知识乃至各种意识形态的可操纵机制。在几年之后的符号学原理中, 他更是将这一双层符号系统发展为由实在、直指 (元语言) 、涵指构成的三层符号系统32。此时的涵指系统与实在系统, 彻底打破了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之间“必然联系”的规定, 成为可以在社会生活中不断被阐释的意义系统。其二, 皮尔士符号学传统中的阐释思想。如前所述, 皮尔士在构建符号三元系统时即首先以符号过程为出发点, 而所有符号过程都如同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结构”那样, 自动“给定
35、”它的再现体、对象、解释项。这里应当关注的正是与阐释 (interpretation) 词源相同的“解释项 (interpretant) ”, 它是由再现体在人们心中创造出的“一个相等的符号, 甚至是一个更为发展的符号”33。由于解释项也是符号, 因此它将牵连出一个新的符号过程, 并且在新的符号过程中充任新的再现体。换言之, “每个解释项都可以变成一个新的再现体”34。用皮尔士的话说, “解释项不停地变成 (新的) 符号, 如此绵延以至无穷”35, 而这正是被后来的研究者如艾柯所特别重视的“无穷符号过程”(unlimited semiosis) 36。举例来说:符号过程 1 当中的解释项 1
36、也就是符号过程 2 当中的再现体 2, 这个再现体 2 当然也会拥有自己的解释项 2, 并且原则上解释项 2 也将是后继符号过程中的再现体, 由此“以至无穷”。正是有赖于解释项的衍生, 符号整体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和社会过程机制抽丝剥茧般一一崭露。质言之, 皮尔士符号学的分析框架明确地指出了符号意义的社会建构特征37, 暗示着通过对符号整体的无限阐释分析, 或者说考虑它可能引起的任何可以想象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效果, 就可以尽可能接近对符号意义的彻底认识。这一操作特征体现了皮尔士作为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倾向, 因为他所界定的实用主义正是一种用以弄清楚某些概念的意义的方法, 即这个概念的理性意义完全
37、在于它对生活行为产生的一种可以想象的影响27。1.3 新分析框架小结至此, 一个由整体、结构、阐释共同构成的新分析框架基本成型, 它近似于为传统上被认为有很大差异的两大符号学体系找到了一些“理论公约数”。以下主要从皮尔士符号学术语系统出发, 结合传统节日的符号学研究需求, 对这一框架做进一步说明 (图 1) 。图 1 基于皮尔士术语系统的符号学分析新框架 Fig.1 A new framework of semiotic analysis based on Peirces terminology 下载原图第一, “整体”表明该框架对研究对象所抱持的一种存在论立场, 这是发起所有后续思考的逻辑起
38、点。根据前文分析, 无论所关注的符号整体在规模、体量、影响力上有怎样的大小之别, 有意义的符号整体必然等同于一个符号过程, 它居于皮尔士体系的核心位置。就传统节日研究而言, 的确既可以将节日个案本身作为一个符号整体, 也可以将节日中已被公认的一些通常以具形方式出现的象征符号 (symbol) 作为符号整体。第二, “结构”表明该框架的一种目的论-方法论, 它提醒研究者要尝试去发现合宜的、不可化约的符号要件例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分析“原子”, 从而将符号整体展开为一种可指称、可操作的符号系统。在皮尔士体系中, 这种符号系统由再现体、对象、解释项这三个符号要件及其相互关系所共同构建。同时, 还应
39、强调“结构”之发生与人们的认知能力局限性和认知目的指向性有很大关联。就传统节日而言, 其结构分析首先要求研究者识别出参与了节日符号系统构成的那些最基本的社会力量及其相互关系。这种“识别”也许会受到质疑, 即:其有效性如何保证?皮尔士以“试推推理”27来提供担保。试推 (abduction, 又译为外展、溯因) 是在发现了现象彼此之间各种可能联系之后构建出一个假设的推理行为, 而“一个假设被第一次提出来和接受, 无论作为单纯的提问或有某种程度的确信, 都是进行推论的第一步”;在他看来, 试推显然带有猜测的成分, 但是“只要条件可以观察, 就不必害怕犯重大错误”, 因为所提出的假设是可以留待查验的
40、。试推推理实际上是人们生活于真实世界之中时最常用的推理, 也是所有严格的后续思考和研究包括演绎 (deduction) 、归纳 (induction) 和概率 (probability) 等推理的起点。试推推理承认自身是可错的, 但它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提出有待继续查验的创想和假设, 而这正是诞生新知识的契机。第三, “阐释”则表明符号学研究真正有效的操作方式。在不断的阐释过程中, 人们能够获得一些借助于惯常方法所难以觉知和确认的现象, 并由之形成概念、引出观点, 进而收获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命题。在传统节日的符号学研究语境下, 一方面可以围绕符号现象本身得出命题, 另一方面可以就符号所辅助揭示的社会
41、现实而提出其他命题。这里还需要讨论三个情况:其一, 最直接的阐释衍义方式当然就是按着皮尔士所强调的解释项去展开, 即前一个符号过程中的解释项需要用一个新的符号过程来解释, 由此进入“无穷符号过程”, 图 1 中由“阐释 (其一) ”表示。其二, 在皮尔士的解释项分析的基础上略微推进一步, 可以料想, 再现体、对象这两个符号要件实际上也应是某种类型的符号, 从而也需要得到进一步解释, 或者说阐明它们在其他符号过程中所充任的不一样的符号要件角色, 图 1 中由“阐释 (其二) ”表示。换言之, 再现体、对象也需要被分析、被讨论。在以节日个案本身为符号整体的语境中, 实际上就要求研究者在“节日”之“
42、上”继续考察诸如“传统文化”或“地方文化”这样的更宏大的符号过程。皮尔士所原本要求的对于解释项的不断阐释, 加上这里提出的对再现体、对象的不断阐释, 最终将构成一幅极其复杂的符号图景。不妨大胆设想, 倘若将这幅看似抽象的符号图景推至极致, 也就是人类的整个社会与文化。其三, 在社会现实中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同一组再现体与对象可能源于不一样的符号过程, 也就是说仅仅在解释项上存在差异, 那么研究者还需要做的就是对解释项的各种可能性加以挖掘, 图 1 中由“阐释 (其三) ”表示。考虑到人们的结构化思维的目的性和指向性, 这种解释项差异的普遍存在也在意料之中。仅以上述三种情况来看, 阐释衍义工作
43、的繁复可见一斑, 然而它能够激发研究者对于任何看似简单的符号现象的探索性、创造性的解译。总而言之, 整体、结构、阐释这三者是“一而三、三而一”的, 它们在存在论、方法论和具体方法上构成一个统一体。从框架各部分的功能角度看, 整体原则是一种基本设定和总体描述, 而具体任务主要落在结构分析和阐释衍义上:结构分析引导研究者对现实做出敏锐的判断和提炼, 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分析工作可作为一种操作示例;而就阐释衍义而言, 皮尔士的三元系统很可能比索绪尔的二元系统更加合适, 因为符号三元系统不但有明确的哲学根基实用主义, 也通过对解释项 (也包括再现体、对象) 的不断解译, 能够让研究者在借助抽象符号
44、系统而发挥想象力的同时, 不至于忽视如背景般始终在场的整个社会与文化。实质上, “结构”“阐释”就是在遵循“整体”这一存在论前提之下对符号意义的两种不同层面的具体展开。2 个案的符号整体描述以下将应用新的符号学框架对传统节日做一次尝试性分析。前文已说明, 所能研究的符号整体既可以是一个节庆个案, 也可以只是为人们所熟悉、公认的某个具体的象征符号 (如拥有特定含义的一个几何标记、一面旗帜、一个口号) 。鉴于本研究的探索性质与篇幅限制, 先拟对作为一个符号整体的节日案例做分析。在案例选择时的一个基本认识就是:即将纳入分析的传统节日, 首先都是处于“当代时间”的传统节日, 因此它们显然会不同程度地受
45、到当前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的综合影响。为了充分呈现作为一个整体的节日符号系统起见, 同时也是为了操作上的可行性起见, 可以先选择同属于一个类型而又有所区别的个案, 以便于通过比较观察而捕捉到值得留意的符号要件。基于这些考虑, 本研究选择了在国内传统民族节日文化和节庆旅游中有较大影响的苗族鼓藏节和彝族火把节作为案例, 并且从每类节日中各选两个不一样的个案, 分别先对它们做整体描述。个案一为贵州省雷山县西江苗寨的鼓藏节。鼓藏节本身源于苗族传统社会组织“鼓社”, 它由若干个具有共同血缘的亲友、家族组成, 其宗旨是维系宗族内部的团结38。鼓藏节仪式所要确认的社会关系, 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围绕血缘展开的
46、家族关系, 二是围绕婚姻展开的亲族关系39。“鼓藏头”或“鼓头”即为鼓社祭祖活动的中枢人物, 这一身份最早通常由辈分最老、最受尊敬的人物担任, 可以世袭, 或者在每一届祭祀之前提前选举产生40。西江苗寨融合了上述两种机制, 担任者唐姓一家自 1940 年起被选为鼓藏头, 至今已经世袭相传三代。鼓藏头除了负责鼓藏节的祭祀活动安排 (醒鼓、起鼓、祭鼓、踩鼓、送鼓、藏鼓) 之外, 还要主持芦笙会、铜鼓舞会、接待宾客等事宜38, 同时还可能与传统权威即寨老、方老们一起, 对社会道德、治安保卫和生活福利等方面有治理责任40。在改革开放之后, 特别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 由于发展旅游经济成为地
47、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号称“世界最大苗寨”的西江, 其鼓藏节也与苗年等传统节日一样成为所在地政府着力重点开发的旅游资源。实际上, 最早推动了本研究的原初问题正是:在地方政府主导的旅游开发背景下, 民族社区精英人物的身份与权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其中核心的关注人物即“鼓藏头”。通过 2010 年 10 月和 2012 年 3 月的两次实地调查, 并结合文献资料分析, 可以发现:要说清楚“身份”与“权力”的变化问题, 不但要看到从过去到现在其所直接控制的事务范围之内的实际权力发生了何种变化, 也要看到在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其身份与权力还发生了何种变化。就鼓藏头而言, 由于地方政府特别重视 13 年一届的鼓藏节, 因此在非鼓藏节的时期, 也特别注意提升鼓藏头作为地方旅游标志性人物的形象, 于是帮助他修建了新宅兼家庭旅馆并批准为“旅游接待示范户”, 同时依托新宅修建了藏鼓所用的鼓藏堂 (这面铜鼓原本在非鼓藏节期间应另藏他处) , 让他在旅游经济开发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