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疯癫与文明看福柯的怀疑主义 郑礼肖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 怀疑主义是福柯思想的深层特质。这种怀疑主义更多地体现在福柯对边缘群体生存境遇的关注与分析上。在其成名作疯癫与文明中, 福柯将“疯癫”一词作为研究对象, 从考察疯癫的内涵出发, 梳理了疯癫史, 将疯癫的形式区分为文艺复兴时期自在的流浪生活、古典时期的禁闭生活以及现代时期精神病院中的沉默生活, 指出了理性对于疯癫的压制, 揭示出疯癫者这一边缘群体长期受社会压制的事实。在福柯看来, 正是理性的独断性、至上性造就了同一性、消灭了多样性, 使得疯癫者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作为西方理性思想的怀疑者, 福柯从理性的边界出发, 以理性对疯癫
2、的压迫史为论述主线, 指出理性主宰下的行为不但是一种非正义的排斥行为, 而且将整个现代社会打造为“大铁笼”, 一切不符合理性原则的事物都被禁锢了起来。福柯透过疯癫与理性的关系, 进一步认识到现代西方社会的虚伪性, 指证了现代西方社会制度及其知识基础的不合理性。基于以上的认识以及长期坚持的对边缘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 福柯最终得出被理性长期压制的疯癫才是更为本真的生活状态的结论。这种疯癫并不是社会发展中的负面因素, 而是代表了一种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在现存社会中不被广泛认可, 但都或明或暗地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从更深层次上讲, 这种疯癫展现了人的原始生存状态, 是没有或者较少受到外界环境影响的本真
3、活动, 因而反映了个体生命的纯真。福柯通过对疯癫真谛的揭示, 还原出长期被理性遮蔽的那部分自然秩序, 完成了对理性的怀疑与否定。关键词： 怀疑主义; 疯癫; 理性; 文明; 作者简介：郑礼肖 (1991-) , 男, 江西上饶人, 硕士研究生, 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收稿日期：2017-07-17Received： 2017-07-17叛逆与挑战是福柯思想理论的深层特质, “离经叛道”与难以归类性是福柯的突出形象, 这些特点使得福柯成为批评理论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福柯的作品中, 最令人感兴趣和最易引发持续性思考的便是福柯的怀疑主义15。福柯始终关注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 并首先通过怀疑的方
4、式, 用他那近似禅宗的方式将所要论述的主题推向极致, 包括使用激进地反转和批评那些被通常理解为常识的知识, 颠覆了我们原本理论框架中存在的认知概念。疯癫与理性的关系是福柯怀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福柯并没有简单地接受这样的一个常识, 即出于避免自己或者他人受到伤害的考虑, 理性者需要将那些被认为是精神失常的人看管起来, 而是通过关注疯癫的概念在理性建构中所发挥的本质作用, 为疯癫者争取权利。从分析疯癫与理性的关系着手, 有助于透视福柯的怀疑主义思想以及西方主流理性思想的实质。一、怀疑的发端:疯癫的发展史探究在疯癫与文明中, 针对人们普遍将疯癫看作是某种自然现象或者疾病的观点, 福柯产生了质疑,
5、 并在书中将情感体验与史学研究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揭示出疯癫的历史生成过程及其内涵, 从而得出疯癫是一种文明现象、文明产物的结论, 颠覆了西方社会对于疯癫的传统认识。在考察疯癫史的过程中, 福柯从中世纪末期开始, 追溯了疯癫意象的演变经过, 并将疯癫的生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即中世纪末到文艺复兴时期 (15 世纪到 16 世纪) 、古典时期 (17世纪到 18 世纪) 以及 19 到 20 世纪。福柯将疯癫与真理的生成性和历史的间断性联系起来, 使疯癫与原本的意义系统分离开来, 从而站在原本的疯癫意义系统之外重新审视疯癫的生成与发展。在黑暗的中世纪, 麻风病在欧洲盛行, 大量的麻风病人成为威
6、胁人们生命的重要因素。麻风病人成为此时疯癫的主要表现人群, 因而麻风病人成为福柯分析疯癫意象的切入点。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以及人们思想的落后, 人们不是想着去医治麻风病人, 而是通过大肆宣传患麻风病是罪恶的体现, 是上帝惩罚罪恶之人的结果来予以消灭。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 麻风病人如同罪犯一样被关进麻风病院, 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由于实行强制隔离以及对东方病源的隔绝使得麻风病逐渐消失, 麻风病人也逐渐消失了。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后, 人们长期遭到禁锢的思想得以解放, 疯癫也开始作为一种日常现象而出现, 表现为一种与社会脱离又与人的不足、错觉等相关的生活方式。拥有此种生活方式的一般是包括贫困流民、犯罪
7、者以及精神错乱者等在内的“非正常人”, 他们成了疯癫的新代名词。这种疯癫表现主要来自于人们对于死亡忧虑的内在转向。这种对死亡的恐惧转化为人们对罪恶与苦难的确认。人们对待疯癫之人的态度仍然沿袭着对待麻风病人的方式, 被边缘化、被净化、被放逐成为疯癫之人的命运, “愚人船”取代麻风病院成为对待疯癫者的新工具。这种惩罚针对的是疯癫者的某种不足或者错误, 而并非道德本性。疯癫还存在着令人愉悦的因素, “从旧式的疯人团体中, 从他们的节日、聚会和交谈中, 人们领略到一种新鲜活泼的愉悦”223。由于疯癫被置于某种神秘玄奥的空间中, 其荒诞形象甚至具有了某种使人着迷的色彩。到了古典时期, 人们不再考虑疯癫的
8、悲剧现实, 而嘲弄疯癫的幻觉, “它不再是那种捉摸不定的和绝对的界限。注意, 它现在停泊下来, 牢牢地停在人世间。它留驻了, 没有船了, 有的是医院”230。在这个时期, 疯癫被看作是一种符号, 一种在被内心兽性控制而与外在不可抗力无关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疯癫被看作是对那些被内心兽性控制而表现出游手好闲之人的指责, 道德原则被引入其中。由于这时的疯癫具有了道德败坏的意义, 大量高墙耸立的禁闭所成了疯癫者的归宿, 道德败坏者、挥霍家产者、放纵不孝者、贪图钱财者、亵渎神明者等都成了被禁闭的对象。福柯将专门收容穷人、罪犯以及疯癫者的巴黎总医院看作古典时期对待疯癫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认为其宗旨
9、在于消除“成为一切混乱根源的行乞和游手好闲”。这种强制行为使疯癫在现实生活中变得沉寂。在禁闭成为对待疯癫的绝对方式时, 还存在一种对待疯癫的形式, 即展览疯人。参观疯人成了理性人的一项娱乐活动, “疯癫变成某种供观看的东西, 不再是人自身包含的怪物, 而是具有奇特生理机制的动物, 是人类长期受其压制的兽性”264, 理性取得了对疯癫的绝对胜利。历史发展到 18 世纪末期, 疯癫开始被视作神经疾病, 并通过将神经疾病与器官运动结合而将疯癫置于欲望的伦理体系之中, “它们代表了肉体的报复, 人之所以生病, 乃是情绪过分炽烈的结果”264。疯癫逐渐形成了罪孽、道德制裁以及正当惩罚等新内涵。“构成古典
10、疯癫结构的整个纵向体系, 从物质原因到超越物质的谵妄, 都将土崩瓦解, 而散落在由心理学和伦理学争相占领的领域的整个表面。”2144 古老的意象重新在人们的脑海中复原, 非理性回到了人们的视界中, 疯癫者被视作身体污染与道德污染的结合体。为了不使疯癫者污染那些被草率地与他们禁闭在一起的人, 作为收容处的精神病院产生了, 疯癫者开始在里面接受“治疗”。在精神病院里, 因禁闭而造成的侮辱与悲伤不见了, 平静似乎变成了常态化的存在, 但这种因被主宰而生成的平静, 其背后实际隐藏的是疯癫者极度焦躁与恐惧的内心。“在休养院产生的恐惧却要深刻得多。它自己因茕茕孑立而感到恐惧, 从而完全听凭关于睿智、真理和
11、道德的教育学的支配。”2227-228 疯癫不再被单纯地否定, 而是被禁锢在道德的领域中, 对疯癫的态度也由谴责变成监视与审判。精神病院成为执行监视与审判疯癫者的场所, 成为“一个没有宗教的宗教领域, 一个纯粹的道德领域, 一个道德一律的领域”2238。精神病院里的医生成为绝对的道德权威, 治疗成了镇压方式, 而负罪感成为疯癫者的一种自我意识, 使其成为自愿接受惩罚的对象。福柯通过对中世纪末期以来疯癫史的梳理, 认识到疯癫并非是一种稳定的状态, 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中有着不同形式的建构方法与判断方法。从为了防止麻风病蔓延而建立起的麻风病院, 到收容社会上“无用之人”的禁闭所, 再到作为监视与惩罚
12、工具的精神病院, 疯癫制度化的发展从来都是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的。从这段历史中, 福柯逐渐认识到疯癫并非是自然造就的结果, 而是在社会与文化的作用下生成的产物。精神病也不是自然疾病, 而只是一种不被多数人认可的“非理性、非主流”的生存状态。福柯正是凭借怀疑主义的风格、关注边缘群体的社会责任感与高度的学术敏感度, 为我们认识疯癫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二、怀疑的视角:疯癫与理性的关系辨析理性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 在理性基础上, 西方社会产生了科学思想与革命精神, 契约论、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都由此得以产生和发展。西方的理性主义号召对一切现实事物采取批判的态度, 却唯独对理性本身采取绝对
13、认同的态度, 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和权威, 从而埋下了走向独断理性的伏笔。在西方思想界, 福柯一直以“理性的他者”著称。在疯癫与文明中, 福柯将对理性的批判注意力由哲学转向了精神病学, 从理性的核心地带转向了理性的边缘地带3, 以疯癫这一被拒斥的“边缘对象”对西方主流的理性价值进行质疑与批判, 体现了福柯怀疑主义的独特视角。福柯对于疯癫的质疑是围绕着疯癫与理性的关系展开的。在福柯看来, 一部疯癫史, 就是一部理性禁锢和压制非理性的历史, 西方的文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颠倒黑白的秩序体系, 是一种误解和扭曲疯癫真实含义的体制。在此基础上, 福柯提出了疯癫对于理性的超越意义, 突破了西方传统对于理性
14、与疯癫的认知。从福柯的视角来看, 疯癫与理性的发展呈现相向关系。理性主义的发展开始于古希腊时期, 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确立了理性主义的崇高地位, 他们的理性思维方式被后来的西方文明所继承。中世纪的黑暗历史压制了人们理性思维的发展, 文艺复兴运动使得理性开始复苏, 此时的理性运动侧重于对人思想的解放。十七八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的内涵就是理性主义的复兴, 此时的理性侧重于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肯定。其后, 科学理性威力的日益凸显使得工具理性膨胀, 并逐渐遮蔽了价值理性, 异质思维、共生思维、求同存异思维等被边缘化, 缺乏包容性的理性演变成了绝对理性, 甚至是绝对荒谬。文艺复兴之前, 疯癫与理智尚没有
15、分明的界线, 所谓的疯人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尽情显露自己的本性, 没有被歧视和讥笑的遭遇。进入近代文明之后, 理性开始占据文明的中心位置并主宰着人类文明, 绝对理性成为支配一切的精神力量, 疯癫彻底被抛弃。理性与疯癫的界限清晰了起来, 理性者成了社会的主宰, 被认定为疯癫的人则成为与社会相对立的、非正常的群体, 被关进了禁闭所、精神病院。大量的麻风病院、“愚人船”、禁闭所、精神病院的出现无不宣告着理性的胜利。而且, 随着理性的逐渐成熟, 疯癫也日渐衰亡, 理性发展到权力顶峰时, 也正是疯癫陷入绝对低谷的时期。在福柯的疯癫史中, 理性并非是公平与正义的代表, 而是一种排斥行为。理性不断压抑着人的道德
16、与情感, 韦伯将人类社会在日益理性化、工具化的过程中塑造的现代社会看作是合理的“铁笼”, 越来越多的人被禁锢其中。现代化早期存在的宗教道德情感丧失了, 人的多样性受到了压制,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悖论。人们根据个体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利己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对可能存在的选择结果进行顺序排列, 但凡有碍于利益最大化实现的事物都被置于选择顺序的最末端。以此为原则, 一切不符合理性发展要求的事物都不被允许自由地存在, 而是受到不合理地对待, 甚至是压制与消灭。在权力话语体系中, “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 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22, 而疯癫就是人们站在至高无上的理性位置上, 用普遍
17、认同的理性语言对缺乏共同语言的“异质同类”进行禁闭而采用的说辞。在古典时期, 疯癫被看作是兽行的表现, 那么唯一需要采取的方式是惩戒和暴行, 并以此来遏制这些激情。当下对待疯癫的形式是将疯癫者送进精神病院, 因为疯癫被视作内分泌失调或儿童时期创伤压抑的结果, 必须在精神病院接受药物治疗, “一种被误导的慈善大行其道。这表面上好像是对科学知识的一种开明的、人道的运用, 可在福柯看来, 实际上却是社会管制的一种阴险狡诈的新形式”413。在理性主宰下的社会, 疯癫被迫与兽行、野蛮精神错乱等疯狂本性联系在一起, 疯癫者也丧失了普通人的权利, 成为理性的牺牲品。福柯的重要贡献在于揭示了疯癫与理性背后的社
18、会与政治性质。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 福柯关注的真正主题不是疯癫与理性, 而是一种基于历史维度的考察方法下得出的关于“疯癫之人”与“健全之人”之间关系的流变。在中世纪末期, 疯癫者与健全者至多只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之间还存在着对话, 而在现代社会, 疯癫被统合进理性的类别图式中, 疯癫被视作“理性的缺失”, 这种对话开始消失继而被健全者对疯癫者的禁闭与征服所取代。疯人院的主题是监视与审判, 而这种结构反映的恰恰是西方社会及其价值观结构。在这种演变的背后, 我们看到的是西方文明对理性无限地信仰以及对疯癫无情地拒斥。在高扬理性的文明时代, 整个社会发育起了最完备的规则体系, 现代世界成了一座无所不能
19、的“圆形监狱”, “不正常的人”遭受着被打磨、净化和消灭的命运, 个人的本性只能匍匐在至高无上的理性的脚下。在福柯看来, 我们现在所知晓的有关疯癫的知识其实是理性的偏见, 在西方现代社会制度下, 理性比疯癫更为疯癫, 疯癫才是更接近本真的理性。福柯由此指证了现代社会的虚伪本质以及现代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 展现出其透视现代西方社会本质的独特方式。三、怀疑的旨归:疯癫是一种更本真的生活状态在疯癫与文明中, 福柯并不否认疯癫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活动, 或者是一种心理障碍, 甚至是一种精神疾病, 也承认在人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着疯癫者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甚至基于自己对疯癫的理解, 提出了包括强体健神法、清洗
20、法、浸泡法、唤醒法和返璞归真法等在内的消除或者平息疯癫的方法。相比其他人而言, 福柯的贡献体现在他对疯癫在医学或者健全者观念中的意义的质疑与反对。在医学上或者一般定义中, 疯癫仅仅被看作一种低级、野蛮而又非理性的兽性表达, 是人性的对立面, 而福柯则认为疯癫是人性的一种构成要素, “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 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忆。它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生活, 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 是理性的流动”232。因而, 福柯反对将疯癫者不当人看待, 反对歧视、排斥疯癫者的行为, 反对无理剥夺疯癫者做人的权利以及该享有的同健全者一样的生活。疯癫者身上存在着某些让人着迷的精神状态, 存在着
21、某些被禁止的智慧, 疯癫绝不是应该被抛弃的坏行为, 相反可以作为一种生命活力, 对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以及实践水平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对疯癫历史的回溯中, 福柯指出疯癫其实是一种知识所具有的荒诞形象。知识的形态是多样的, 在以理性为原则的选择过程中, 不符合理性规则的知识形态作为常人眼中的荒诞形象被压制。然而, 这种荒诞不意味着一无是处, 它是一种对现实中某种杂乱无用的科学的惩戒。因为, 疯癫者不像理性者那般长于谋划、工于算计, 反而更容易得到真理性认识, 更能够展现知识的奥秘。这种荒诞也是一种被理性所禁止的让人惧怕的非理性智慧。理性与非理性在社会文明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作为非理性的疯癫毫不隐讳地
22、将害怕恐怖的真相揭露出来, 就像在文艺复兴时期, 真理通过疯癫者之口说出, 讽刺与否定那些自以为正确的人。疯癫还代表着一种超前的知识形态, 在历史中留有盛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 许多人都有着古怪的性格, 其所作所为通常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范围, 他们实际上与疯癫者无异, 然而, 他们却是最博学的一批人, 是最有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一批人。他们在生存的那个年代大多不被重视与尊重, 因为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与理性相对立的疯癫行为。诚然, 疯癫者会因为某种独特的幻想与野蛮的冲动而表现得躁动难安, 但这并非是不道德的, 更不是犯罪行为, 也不是社会对此进行压制的借口。相反, 有罪的是这个社会, 智慧之人
23、应该把“这类极限的体验视作一种方法, 借助它可望重新找到一条进路, 来探索人的被幽闭的狄奥尼索斯要素”415。在福柯看来, 疯癫代表了一种健康的状态与一股强大的力量。与其他人不同的是, 福柯并不是将疯癫看作是一种威胁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因素, 疯癫只是在精神状态与行为方式上与理性表现得不一样, 有些难以捉摸。疯癫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在现存社会中不被认可, 但事实上却是每个人身上都隐藏着的某种独特的性格或秉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 疯癫是不存在的。疯癫者独有的特点使其比理性者更靠近快乐与真理, 表现得比理性者更为“理性”。疯癫的最大贡献在于击败理性思维发展出来的抽象与逻辑, 使人的心灵少受外来思想的影响而
24、充分地施展, 最终得以实现心灵与肉体的和谐统一, 进入到最能动的创造状态中。这种强大的创造力赋予疯癫者创造一切事物的可能性, 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在生命的最后两年, 梵高精神高度反常, 但是梵高最著名的作品大多出自于这个时期, 这些作品给后人带来强大的创生性力量, 激发出后人的创造激情与活力。疯癫还使得人的行为最本真地反映出其心灵, 个体本性得以充分施展, 所以往往更容易统治这个世界上那些轻松欢愉甚至是轻浮的事情, 使人变得更加快乐, 从而进入一种健康的生存状态。从本真的意义上讲, 疯癫是人的一种真实再现, 是一种更原初的生存状态。疯癫者并没有失去人的本质, 反而是人本真的真实流露, 是个体生
25、命的张扬与激情的迸发, 他们成了真理、纯真与诚实的化身, 构成了对于理性主宰下的社会现实、科学文化以及伦理道德的否定与批判5。“愚人船”上、禁闭所中、精神病院里的那些疯癫者, 对于事物具有更为真切的感知, 更加趋近于真理, 他们其实是一群“理想中的英雄、道德的楷模和社会的典范”。就理性者而言, 他们太看重逻辑与推理, 对未知事物以及死亡有着莫名的恐惧感, 因而往往使自己处于被束缚之中。而疯癫者“已经提前解除了这种恐惧, 并把死亡变成一个笑柄, 使它变成了一种日常的平淡形式, 使它经常地再现于生活场景之中, 把它分散在一切人的罪恶、苦难和荒唐之中。死亡的毁灭已经不再算回事, 因为它已无处不在”1
26、12。疯癫者是一群从生存的压力、道德的束缚、规则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人, 他们往往通过直白的言语、野性的行为来体现纯真心灵与肉体所生发出来的真实状态, 来张扬那些不被承认的自由与梦想, 来彰显被理性所遮蔽的那部分自然秩序, 从而凸显出一种真正获得解放的人性的存在。综上所述, 怀疑主义是贯穿于福柯作品中的深层特质。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 怀疑主义始终体现在福柯对疯癫与理性的认识上。福柯首先从怀疑理性者对疯癫者施加不公正对待的理由出发, 认识到理性对疯癫进行压制的各种形式, 而后通过怀疑理性至上性的合理性揭示了理性的排斥性与非正义性, 最后通过怀疑疯癫的当下含义而揭示出疯癫的本真性。福柯的怀疑主义毫无
27、疑问是一种带有激进倾向的怀疑主义,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 它归属于更一般的哲学和政治学追问的部分。福柯的怀疑主义思想为我们重新认识现存事物提供了新的视角, 但我们必须正确把握福柯“批判就是尽可能越轨”的怀疑逻辑。参考文献1英萨拉米尔斯.导读福柯M.潘伟伟, 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 2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 杨远婴,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3吴奇.福柯的疯癫史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3, (5) :9-11. 4美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高毅,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5张之沧.走出疯癫话语论福柯的“疯癫与文明”J.湖南社会科学, 2004, (6) :2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