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博 士 学 位 论 文 -训 政 、禁 烟 与 派 系 斗 争1928 年，国民党宣布训政并召开了全国禁烟会议，决心以禁除烟毒来为训政作准备。时隔不久，上海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涉嫌政府和军方参与的江安轮贩运烟土事件。案件由上海警备司令部长官熊式辉和公安局长戴石浮之间的推诿和互相指摘而展开，并持续升级。此案十分复杂，持续时间长，牵涉人员广，关乎军警之争、派系之争，然而这件对后来国民政府禁烟形势有着重大影响的案件最后却以处置几名无关紧要的船员无疾而终。江安轮运土案凸显了近代中国“鸦片丑闻”的一般特征，暴露了训政体制下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和国民政府社会革新措施所遭遇的困境等復杂面相。“土”即烟土，鸦片。鸦
2、片分为生鸦片和熟鸦片，生鸦片也称烟土。自晚清以降，鸦片一直是祸害我中华民族的万恶渊薮。如何禁绝鸦片成了举国民众和历届政府所深切关注的问题。1928 年，北伐结束，为实施新政和执行总理的禁毒遗训 1，塑造刚成立的新政府良好形象，南京国民政府在 11 月召开全国禁烟会议，成立禁烟委员会。一时，政府和民众都踌躇满志，信心满满，称“救国必自禁烟始，欲实行禁烟必自中央人员始”2，扬言扫除一切积弊和烟毒，希望重塑干净廉明之革命新政权。然而，禁烟会议的余温尚未褪去，上海就发生了涉嫌政府和军队参与的江安轮贩运烟土事件，由此引起了舆论的哗然。这无疑给了决心禁烟的国民政府一记耳光，也给刚宣布训政的国民党蒙了羞，训
3、政的体制和禁烟的决心都遭到了强烈的质疑。时人更认为此案不仅“与国家的荣誉政府的威信攸关，就是革命政府的权威与革命民众的力量也可在此案表现出来”3。学界目前关于此案研究的文章不多。就研究内容上来讲，以往的研究对案件背后的各种斗争揭露得不够明显，对该案的“主谋”缺乏有据的考证；从研究的视角上来看，也局限于案件本身，对该案所折射出的训政制度的弊端和对禁烟形势的影响关注得不够1。 因此，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值得进一步拓展。 本文在充分利用各种史料的基础上，力图还原该案的事实真相，探究该案的“元凶”，揭露其背后的利益和政治斗争，从而考察训政体制下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及国民政府的禁烟困境。一、训政的过渡：案件之
4、发生全国禁烟会议召开后，各地厉行禁烟并取得了很大成效，而上海仍是烟毒泛滥的重灾区，是全国各地烟土的集散地 2。 由是，查土和禁烟成了上海市政和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缉毒和查土历来为公安局所掌之事，然而由于训政体制刚刚建立，各地仍然处于军政到训政的过渡期，因此，以上海警备司令部为代表的军队亦享有属于政府部门的社会治安管辖性质的缉毒权，正是在这种军警职能交叉重叠不分的背景下，江安轮事件发生了。1928 年 11 月初，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告诉上海市市长张定璠近期将有大宗烟土从汉口沿长江到达上海，并要其密切注意，张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公安局长戴石浮 3。就在戴得到消息准备对这批烟土进行查收时，节制于警备
5、司令部的缉侦队（或称侦察队）队长傅肖先也事先得到密报，经报准警备司令部长官熊式辉后也准备对这批烟土进行收缴 4。于是 21 日晚，双方都称自己得到情报，同时展开行动。11 月23 日，警备司令部将其昨日查土的事件制成新闻并单方面发表，并只说查获大批烟土，对于查土的经过和公安局查土的内容则只字不提 5。然而，仅仅时隔一天，申报又报道了另一则由公安局发出的关于他们查土的经过。声称：“22日凌晨 1 时，有身着武装者三十余人在大码头起运烟土，巡官李存正率警查拿，因人少反被掳去，迄今拘押在白云观侦察队内。”6 公安局派人查土，但所派之人反被拘押，因此其就指责侦察队武装运土，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警备司令部
6、，称“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庇护运土”7。 作为回应，警备司令部则称：“公安局警察妨害公务，阻止查土”8，“双方各执一词，互相攻讦”9。一时间上海社会各界的舆论炸开了锅，闹得沸沸扬扬，“中外各大报大事登载，社会为之轰动”10。军警查土乃系其本职，为常见之事，然而对于此事为何军警双方各执一词，所述相差甚大，并且相互攻讦？原来 21 日晚，双方都声称得到密报，于是同时行动。由于军方先到，警方后至，在查土过程中双方发生了冲突，军方占优势，遂将警方人员俘虏去，并将烟土运到租界 11。 自己派人去查土，如今查土之人反被带走，作为报复，戴石浮于是就将军方运土写成稿子作为事件的经过送交新闻检查处准备发表。由于当时
7、的新闻检查处有军方代表三人，于是在军方的干预下，公安局所拟的对军方不利的新闻被强行扣留，直到 24 日才发了出来。此举引起了公安局和部分党政机关的强烈不满 1。 事后，上海公安局一区曾区长发表谈话称：“警备司令部新闻检察院强行卸载此项新闻，如此举动，是何用意。”2面对军警的互相争执和口水战，24 日，身为当时最高禁烟机关禁烟委员会主席的张之江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说该案涉及军政、内政、司法，请国民政府速派大员查办 3。 25 日，上海市党政机关召开联席会议，并以上海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法院的名义致电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称：“沪土案情节重大，若非彻底查清，何以取信于民，伏祈即日遴
8、选大员，来沪查清。”428 日，禁烟委员会又呈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军政部，直接称此案为上海军人运土，关系重大，外人已有烦厌，请速派员查办，以肃禁政。在上海市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团体以及禁烟委员会的一再要求下，国民政府决定派张之江以禁烟委员会主席的资格与司法行政部部长魏道明及刑事司长王淮琛前往彻查，三人于 30 日抵达上海5。张之江抵达上海后，传讯了公安局巡官李存正和警备司令部缉侦队两方面的人，并约熊式辉谈话，立即着手调查此案。然而就在调查的当日，国民政府奉蒋介石命令突然将公安局长戴石浮停职拿京候审，其职由黄振兴代理。这一消息引起了一系列舆论的不满，更直接刺激了身为戴之上司并亲自命其前去查办江安轮
9、的上海市市长张定璠。张在听到戴停职赴京候审消息后便电请国民政府，多次要求连带停职。其称：“此案起因，系由政府奉禁烟委员会密令，转公安局长严缉而起，今该局长奉令停职，市政府似亦连带负责。”6endprint在审讯完军警双方人员后，调查人员开始对涉事的第三方即江安轮的官员和船员进行调查。12 月 8日，张、魏着手整理口供和材料，并附上意见书。经过协商他们将调查报告上交国民政府，认为“军警无包运烟土确证，唯行政手续上各有不合，警备部不应拘押执行职务之警官，公安局亦不应于未得确证前，遂言军人运土，江安船员交法庭，讯究运贩主从犯”7。 但在报告递交后不久，张之江曾对人说：“予此次以禁烟委员会主席资格查办
10、此事，现已有结果，而全苦不能托出，此次修改之呈文，实属无可再改。”8 由于沪土案办理不顺，禁烟之主张得不到贯彻，张之江在办完此案后亦以养病为由，多次提出辞职。至此，案件的调查阶段告一段落。1929 年元旦过后，案件进入司法审判阶段。审判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并且极富戏剧性。1 月 2 日，主审机关一共将 14 名嫌疑犯押至江宁法院进行审理，但却拒绝无关之人旁听。后又进行公开审判，在审理的过程中嫌疑犯回答频率最高的几句话就是“弗晓得”、“不知道”、“无话说”9。17 日，案件进行最后宣判，宣判的结果也让人大失所望。仅仅只判了王建美、王建士、吴秋生等几名船员帮同贩烟，各处徒刑一年零八个月，处罚金五百
11、，陶永昌为窃盗，罚徒刑一年，其余十名皆无罪释放 10。至此，“沪土案”最终以“糊涂案”、“葫芦案”而告终。二、禁烟的困境：各方之反应在全国禁烟会议结束后不久就发生这种涉嫌政府和军方参与的贩毒事件，这无疑使决心禁除烟毒的国民政府和刚宣布训政的国民党相当被动。因此，在媒体和社会舆论影响下，案发后政府的反应和表现成了考验其公信力和政策执行能力的重要标准。其中，民众和舆论对政府的禁烟决心成了首要的关注点。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各方的表现也不尽相同。首先对此做出强烈回应的是社会媒体。其中被称为民国四大报纸的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益世报都对该案进行了狂轰滥炸和连篇累牍式的报道，认为此案事关政府的禁烟决心，因
12、此都一致要求政府认真调查此案，严惩贩运烟土者。由于申报和民国日报的态度相对中立，与政府关系较为“密切”。因此，对该案主要以报道和追踪为主，评论较少，而大公报和益世报的评论就相对犀利。案发后大公报就连续发表四篇社论，称“为禁烟信用计，又为军纪计”，政府都应该彻查此案，政府之威信是否有希望，取决于其对该案的处置办法 1。益世报就刊文要求政府执法如山，严查此案，“若只管眼前，不管日后，恐怕一波未平，一波复起，未来的祸患还是免不了的”，到那时，禁烟就只会成为一纸空文的口号 2。东方杂志就将该案与国际禁烟会议联系起来，考虑到明年将召开禁烟国际会议，深恐此案处理不好会籍外国人以口实，影响政府的禁烟形势，因
13、此也主张政府严办此案 3。 在国内舆论沸腾的同时，境外或外文媒体同样对该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和评论。驻比利时公使王景歧就来电说：“欧洲报纸，详载沪土案，各界极注意，以为可作为我国民政府禁烟诚意与能力之试验。”4与社会舆论态度一致的还有当时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团体。他们对鸦片流毒祸害中国近一个世纪感到深恶痛绝，面对一个号称“革命”的新政权时，他们寄希望于政府禁除烟毒的决心和信心都很强烈。因此在沪土案发生后，他们一方面表现出对政府极大不满和谴责，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督促和要求政府严办此案，以儆效尤，继续禁烟。其中最为活跃的当属中华国民拒毒会。中华国民拒毒会于 1924 年成立于上海，由30 余个团体联合组成
14、，为推动民国的禁烟运动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沪土案发生后，拒毒会便立即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彻底查办此案，并于 28 日迅速召集上海各界等 32 个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并将最后报告呈报禁烟委员会，并要求政府最好采纳民间团体的报告5。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拒毒会便一直以民间团体的身份活跃在媒体上，督促各方迅速行动，主张严办此案。由于事发在上海，因此上海的各界人士和团体也表现得异常活跃。如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就致电社会各界和学校，其措辞尖锐激愤，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案件调查阶段其直接称是官员包庇运土，贪赃枉法，胆大妄为，非严加查办不足以警刁顽 6。上海商路总联合会就称江安轮公然运土，政府若不严查，将何以慰民众
15、，更何以自解于明年的国际禁烟会议7。于此持相同态度的还有上海总商会、商民协会、基督教协会、学校职员联合会，他们都发表声明，要求政府严办此案，严惩凶犯。与社会舆论和各界团体要求彻查此案以此展现政府禁烟决心的态度相反，政府当局以及绝大多数的高级官员和“党国要人”的反应就不尽相同。孙科主张彻查土案，严惩案犯，并说：“革命政府之可贵者在能使是非得平，此案如不得相当之解决，即失革命之立场。”8 身为禁烟委员会主席的张之江和行政院副院长的冯玉祥也同样如此 9。张之江身为全国禁烟委员会的主席，性情耿直，为人廉洁，可以说是主张彻查此案最坚定的人员。张曾数次以禁烟委员会的名义致電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要求彻查此案
16、，谓此案“关系禁烟前途，极为重大，上海为之外观瞻所系，尤应彻底查究”1。然而由于在训政的党国体制下，禁烟委员会本拥有的有关总领全国禁烟事宜的权限无法充分实施，沪案发生后，各方都要求该会全权主持，速查此案。该会又在名义上是独立于各方，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受行政院的管辖，无法施展其本身应有的权力，国民政府的禁烟机关暗含矛盾。与主张严办、态度立场鲜明不同，国民党政府内有一些深谙各种为官之道、政治嗅觉敏锐之人，他们在事情未水落石出，各方立场未定、态度未明之前，基本上不乱发言，不轻易表明立场。如当记者问谭延闿将如何处理此案时，身为行政院长的他居然回答道：“此事中央尚未提出讨论，余个人不便发表意见。”2 其为人、为官之老练，可以说在当时的官场中无人出其右。同样，曾为阎锡山手下，权力基础不太牢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