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商品贸易潜力的实证研究 陈继勇 陈大波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 摘 要： 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通过贸易互补指数 TCI 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竞争和互补性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的贸易结构和要素禀赋更加相似, 而与“一带一路”沿线相对发达国家的贸易结构和要素禀赋更加互补。在此基础上通过建构引力模型并使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商品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GDP、中国与“一带一
2、路”沿线国家的人口、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及贸易互补指数的增长 (上升) 而增长, 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距离的增加而显著减少。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双方贸易结构互补和要素禀赋的差异。为此, 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增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互联互通;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深化经贸合作关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和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 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 形成新的要素禀赋优势互补, 实现互利共赢和共享发展。关键
3、词： “一带一路”; 贸易竞争; 贸易互补; 出口贸易潜力; 引力模型; 作者简介：陈继勇 (1953-) , 男, 湖北应城人,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经济学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研究;作者简介：陈大波 (1978-) ,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 2015 级博士研究生。收稿日期：2017-09-01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6ZDA039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as Export Trade Potential to the Relevant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4、 and Road RegionsCHEN Ji-yong CHEN Da-bo Abstract： The paper utilizes 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 to analyze trade competi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with the Belt and Road.The results show Chinese trade structure and factor endowment is very similar with the less
5、develope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Meanwhile, it is very complementary to the relatively develope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The paper analyzes export trade potential from China to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its determinants by constructing the gravity model and using
6、 non-linear least squares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The results show DGP, population, distance, 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 of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exchange rate of US dollar and Chinese Yuan all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xport from China to countries along the
7、 Belt and Road.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of the increase of bilateral trade of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the complementarity of their trade structure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factor endowment.China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
8、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o realize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China should further promote the level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together with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deepen the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
9、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se countries.China shoul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and developmental pattern of foreign trade to improve the statu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China should cooperate with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o form the co
10、mplementarity of new advantage of factor endow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realize mutual benefits and win-win and shared development.Received： 2017-09-012013 年 9 月和 10 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 先后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 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
11、的“命运共同体”。为了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2015 年 3 月, 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系统阐述了“一带一路”的内涵和主张, 并提出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方向和任务。“一带一路”建设以经贸合作为基础和主干, 以人文交流为重要支撑, 并倡导开放、包容和共赢的合作理念。“一带一路”把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很多国家连接在一起, 使沿线国家之间实现互通有无和优势互补, 并通过建立和完善沿线国家的产业链和价值链, 推动亚洲、亚欧和亚非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是经贸合作。中国从汉代开始就通过古代丝绸之路与沿线国家进行
12、贸易往来, 经过 2000 多年的发展, 尤其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快速增长。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额从 1984 年的 39.76 亿美元增加至 2014 年的 6790 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高达 18.69%。19902013 年期间, 全球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7.8%, 而“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同时期的外贸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3.1%, 特别是在20102013 年期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额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3.9%, 比同期全球对外贸易额年平均增长速度高出 4.6 个百分点。2014 年和2015 年, 中国与“一
13、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分别为 1.12 万亿美元和 9955亿美元, 分别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26%和 25.1%。当前, 除了欧美国家形成的大西洋贸易轴心和由中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形成的太平洋贸易轴心之外, “一带一路”正在形成新的以亚洲和欧洲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第三大贸易轴心。在中国大力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同时, 如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进行分析以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实现互通有无和优势互补?如何在互通有无与优势互补的基础上不断发掘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这对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和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4、的出口价值链提升与产能合作有着重要意义。一、文献综述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进行了较深入研究。谭秀杰和周茂荣研究了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潜力, 结果表明, “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效率在不断提高, 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仍有很大潜力1。Umbreen Javaid 和 Rameesha Javaid 认为, 中巴经济走廊将给中国和巴基斯坦带来极大的经济利益2。孔庆峰和董虹蔚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 结果表明, “一带一路”沿线欧亚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巨大, 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
15、可以进一步扩大贸易潜力3。崔日明和黄英婉通过建构贸易投资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4。韩永辉、罗晓斐和邹建华分析了中国与西亚国家双边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 结果表明, 中国与西亚国家贸易的竞争性比较弱, 双方表现出较强的贸易互补性5。魏龙和王磊通过统计分析发现,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产业间和产业内的互补性都多于竞争性, 中国处于区域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 并具有主导价值链的条件6。邹嘉龄、刘春腊、尹国庆和唐志鹏研究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依赖关系后发现,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依赖程度加深, 同时呈现出不均衡性7。王美昌
16、和徐康宁考察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 结果表明, 二者之间呈现出长期均衡的关系8。陈虹和杨成玉通过 CGE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成自贸区后, “一带一路”各国的 GDP 增长率、进出口贸易总额都有不同程度提高;相关各国的贸易平衡趋向稳定而中国贸易顺差逐渐扩大;中国的贸易条件和福利都得到显著改善9。许和连、孙天阳和成丽红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和贸易模式, 结果表明,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中发挥着关键的“桥梁”作用, 并在整个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中是出口行为的发出
17、者10。刘洪铎、李文宇和陈和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融对双边贸易关系的影响后发现,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融度与双边贸易流量都呈倒 U 型的非线性关系,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的文化交融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11。龚静和尹忠明研究了铁路建设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效应, 结果表明, 铁路运输时间节约及运输距离减少都能提高中国出口贸易效率12。孙瑾和杨英俊计算了“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成本, 结果表明,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近二十年来整体呈现下降趋势13。舒杏、王佳和胡锡琴研究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频率的决
18、定因素, 结果表明, 目的国需求、目的国不确定性和汇率变动对出口频率形成积极影响, 而运输成本对出口频率形成消极影响14。冯宗宪和蒋伟杰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相对较低, 市场规模差异和贸易开放度促进了产业内贸易, 而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及 FDI 抑制了产业内贸易15。陈继勇和陈大波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贸易开放度和经济自由度都是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6。张会清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 经济规模、距离、语言及国际金融危机是影响进出口贸
19、易的重要因素, 贸易伙伴的贸易便利程度与政府管理能力是影响双边贸易效率的重要因素17。胡艺、闫吉丽和全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资源禀赋差异、市场效率、贸易效率等因素是中国与“一路”国家贸易互补性的重要影响因素18。陈继勇、蒋艳萍和王保双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竞争性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要素禀赋和 FDI 对两国间的出口相似度形成负向影响, 技术水平、市场规模和金融发展水平对双边贸易竞争关系形成显著的正向影响19。陈继勇和卢世杰通过对中国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竞争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沿线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FDI 和双边
20、需求结构相似度的提高增强了双边各类商品的贸易竞争性, 中国 FDI 的提高降低了整体商品的贸易竞争性, 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善对整体商品的贸易竞争性形成正向影响, 中国金融水平的提升对整体商品的贸易竞争性形成负向影响20。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 但是现有文献对该问题的研究还是不够深入。首先, 多数学者只是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局部国家进行研究, 未能涵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所有或者大多数国家的贸易, 因而得出的结论仅适用于部分国家;其次, 多数学者主要从贸易便利化水平、贸易依赖关系、贸易模式、贸易成本、文化交融、贸易效率、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自贸区
21、战略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的影响来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 这些研究揭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原因、影响因素、存在的问题及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但较少从贸易潜力的角度剖析双边贸易;再者, 少数学者研究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 但仍较少在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互补性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本文将通过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来研究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互补性,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 同时找出影响双边贸易潜力的因素, 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二、
2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商品贸易的竞争和互补性本文使用贸易互补指数 TCI (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 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结构进行分析, 计算指标的贸易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贸易中心的国际贸易统计。基于当前学术界和商务部对“一带一路”的界定, 本文拟选取“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 但由于少数国家数据缺失, 本文最终只选取了 56 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的时间范围是 19962013 年。中国与某一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i 的贸易互补指数被定义为:在 (1) 式中, l 表示商品组, X l表示商品组
23、l 在中国出口中占的份额, M il表示商品组 l 在 i 国进口中占的份额。TCI 的值从 0 到 1 变化, 如果 Xl=0 或者 Mil=0, 中国与 i 国就有相似的贸易份额, 中国与 i 国的贸易结构完全竞争。当 TCI 的值逐渐变大时, 中国的贸易结构变得与 i 国更加互补, 当 TCI 等于 1 时, 例如Xl=Mil时, 中国的出口额正好成为其贸易伙伴的进口额, 中国的贸易结构就与i 国完全互补。TCI 表示双边贸易伙伴的贸易互补程度或者一国出口结构和其贸易伙伴进口结构的一致程度。Sohn 认为由于可贸易商品能反映两国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 TCI 也能表示两国要素禀赋的差异程度
24、21。(表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9962013 年 TCI 的平均值 下载原表 贸易引力模型被用于进行实证分析时的理论基础取决于所使用的理论框架。Sohn 认为, 贸易引力模型若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为基础就能解释两个存在较大要素禀赋差异的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和高水平的产业间贸易, 若以规模要素报酬递增模型为基础就能解释两国之间高水平的产业内贸易。贸易互补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取决于采用哪种理论框架来设定贸易引力模型。若采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 中国与存在较大禀赋差异的沿线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之和就更大;若采用规模要素报酬递增模型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
25、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 中国与存在相似禀赋的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之和就更大。表 1 表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9962013年双边贸易的贸易互补指数 TCI 的平均值。计算结果表明, TCI 平均值位于0.30.4 之间的亚洲、欧洲、非洲国家分别为 23 个、4 个、1 个, 中国与这些国家形成的 TCI 值较低,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结构和要素禀赋也更为相似。由于中国与这些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 多数都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也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因而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贸易竞争趋势。TCI 平均值位于 0.40.5 之间的亚洲、欧洲国家分别为 12 个、12
26、个, TCI 平均值位于 0.50.6 之间的亚洲、欧洲国家分别为 1 个、3 个, 中国与这些国家形成的 TCI 值较高,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结构和要素禀赋更为互补, 由于 TCI 的平均值位于 0.40.5 和 0.50.6 的 28 个国家多数都是相对发达国家, 主要从事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也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 中国与这些相对发达国家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贸易互补趋势。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9962013 年的双边贸易额来看, 中国与沿线相对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之和也高于中国与沿线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之和, 因此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使用赫
27、克歇尔-俄林模型解释更为合适。本文将进一步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论证这一结论。三、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商品贸易的潜力和影响因素分析(一) 理论模型Anderson 和 Van Wincoop 及 Helpman 认为贸易引力模型在解释当前双边贸易的模式时很成功22。根据贸易引力模型, 两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规模和它们之间的距离都是两国双边贸易额的主要决定因素。一国的经济总量规模通常用 GDP来衡量, 出口国的 GDP 代表了出口商品的供给, 而进口国的 GDP 代表了对进口商品的需求, 当一国的 GDP 增加时, 它与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额也将增加, GDP 对双边贸易额的影响是正向的, 两
28、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随着两国 GDP 的增加而增加。Berstrand 和 Frankel 认为一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距离代表了它们的贸易成本, 贸易成本包括运输成本。交付时间和市场准入障碍等各种贸易阻力因素, 两国之间的贸易成本是双边贸易额的影响因素, 两国之间的贸易额随着它们之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少21。两个国家货币兑换的汇率也会对它们的双边贸易额产生影响。由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国家的双边贸易都使用美元计价, 中国与加入欧元区的 5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 56 个国家的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较小, 因而本文使用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衡量汇率对中国出口贸
29、易额的影响。一般来说,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上升即人民币贬值时,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会增加。两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也会影响两国的双边贸易额, 一国的人口数量增加使得该国消费需求增加, 这会增加该国的进口额, 同时另一国的人口数量增加时会增强该国供应能力, 从而使得该国的出口额增加。贸易互补指数TCI 作为衡量一国与贸易伙伴两国贸易互补程度的自变量进入引力模型, 贸易互补指数 TCI 也反映了两国要素禀赋的差异, 两国之间贸易结构的互补程度会对双边贸易额产生影响。TCI 的值越大, 双边贸易额越大时, TCI 的回归系数就是正数, TCI 的值越大, 两国之间的贸易结构越互补, 两国
30、的要素禀赋越不同, 这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和产业间贸易理论的观点一致。在竞争加剧的贸易环境下, TCI 的值越小, 双边贸易额越大时, TCI 的回归系数就是负数, 这跟异质产品产业内贸易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的观点相一致21。引力模型应该包括文化和历史因素, 如果两个国家有共同的语言, 就会使得两国之间的交流更便利, 也使得业务处理变得更容易, 从而增加双边贸易额。本文通过在引力模型中引入共同语言的虚拟变量来衡量两国是否有共同语言。贸易引力模型 (对数形式) 能通过如下的方程来表示:在 (2) 式中, ln T ilt表示国家 i 和国家 l 在时间 t 的双边贸易额 (出口额或者进口额) 的对
31、数值, ln Y it, ln Ylt分别表示国家 i 和国家 l 在时间 t 的 GDP对数值, ln D il表示使用大圆距离法则计算的国家 i 和国家 l 之间距离的对数值, 国家 i 到国家 l 之间的距离使用两国首都之间的飞行距离, ln E it表示在时间 t 美元兑换国家 i 的货币的汇率对数值, lnpop it表示国家 i 在时间 t 的人口数对数值, lnpop lt表示国家 l 在时间 t 的人口数对数值, ln TCI il表示国家i 和国家 l 的贸易互补指数对数值。comlang il=1 表示国家 i 和国家 l 有共同的官方语言或者第二语言, comlang i
32、l=0 表示国家 i 和国家 l 没有共同的官方语言或者第二语言。(二) 数据来源和处理为了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进行研究, 本文选择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作为因变量。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少数国家的数据缺失, 本文最终只选取了其中 56 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 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数据都使用年度数据, 研究的时间范围为 19962013 年。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 年度出口额数据和 GDP 数据都使用 GDP 平减指数进行平减。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度出口额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GDP 数据、GDP 平减指数数据
33、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度人口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报告,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距离使用中国首都北京到其他国家首都的飞行距离, 飞行距离数据来源于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年度汇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互补指数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贸易中心的国际贸易统计, 共同语言虚拟变量的数据来源于 CEPII 数据库。(三) 模型估计方法本文使用中国 GDP、“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GDP、中国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距离、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TCI、共同语言虚拟变量作为自变量, 通过中国与“一带
34、一路”沿线 56 个国家19962013 年的面板数据估计引力模型。贸易引力模型的传统估计方法是最小二乘法, 但是 Silva 和 Tenreyro 使用蒙特卡罗模拟显示当存在异方差时, 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对数线性模型有严重的偏误, 他们在对引力模型的各种估计方法进行比较后认为泊松极大似然估计是解决贸易引力模型零值贸易流和异方差问题的最佳选择。两国之间的零贸易流是贸易引力模型中又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解决零贸易流的第一种方法是使用在零点左截尾的 Tobit 模型进行估计, 然而 Tobit 模型假定决定两个国家是否发生贸易的因素和决定这两国双边贸易额的因素相同, 这显然与现实不相符。另一个解决零
35、贸易流的方法是使用Tran、Wilson 和 Hite 提出的 Heckman 引力模型进行估计, Liu 认为这个模型建立在对数线性规范的基础上, 所以在进行模型估计时存在异方差问题。第三种解决零贸易流的方法是使用负二项式模型进行估计。Tran 认为负二项式不是规模不变的, 因而引力模型不适合使用负二项式回归22。孙林认为 Silva 和Tenreyro 的蒙特卡罗模拟方案更加偏重于异方差情形下模拟和比较各种实证方法的好坏, 他们只是假设模拟因变量的取整偏差导致了零贸易流量, 这也使得贸易流量在他们的模拟方案中取零值的比例较少, 从而与现实不符。孙林通过蒙特卡罗模拟技术分析后认为在同方差条件
36、下, 普通最小二乘法是引力模型的最佳估计方法, 而在异方差条件下, 非线性最小二乘法是较好的估计方法23。在当前国际贸易实践中, 两国的双边贸易流量的数据经常会出现异方差的情形。本文通过 White 检验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异方差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p 值 (Probchi2) 等于 0.0000, 强烈拒绝同方差的原假设, 因而本文的面板数据存在异方差。鉴于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在异方差条件下能得到更好的估计结果, 本文将使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对引力模型进行估计。(表 2) 异方差检验结果 下载原表 (四) 模型估计结果本文使用 4 种模型形式对中国与“一带
37、一路”沿线 56 个国家形成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从表 3 引力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 除了在模型 4 中中国 GDP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 其他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很显著, 所有自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符号都与先前预期的符号一致, 说明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的解释是合适和有效的。(表 3) 非线性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 下载原表 在模型 1 中, 中国的 GDP 的回归系数 1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GDP 的回归系数 2都是正数并都很显著。中国的 GDP 增加 1%, 将使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增加约 1.08%;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GDP 增加 1%, 将会
38、使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增加约 1.10%。这与引力模型中双边贸易额随着两国 GDP 的增加而增加的基本假设一致。由于回归系数 1和 2都大于 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增加的幅度大于中国GDP 增加的幅度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GDP 增加的幅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距离的回归系数 3是负数并很显著, 距离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双边贸易的阻力因素, 阻力来源于各种贸易障碍, 这与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一致24,25。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距离增加 1%, 将使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减少约 1.14%。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的回归系数
39、 4是正数并很显著, 这说明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上升即人民币贬值将使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增加, 这也跟引力模型的理论框架一致。TCI 反映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 TCI 的回归系数 7是正数并很显著, 这意味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双方贸易结构互补以及要素禀赋的差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模式更符合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结论。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可知,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相对发达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之和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欠发达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之和更高, 这是因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
40、相对发达国家开展贸易时, TCI 值更大,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相对发达国家的贸易结构更加互补和要素禀赋差异更大, 从而有助于它们开展产业间贸易。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随着 TCI 的增大而增加, TCI 增加 1%, 将使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增加约 1.07%。模型 2 是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增加了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的自变量,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增加 1%, 将使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增加约 1.87%。模型 3 是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上了共同语言的虚拟变量, 共同语言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 8是正数并很显著, 中国对与其有共同语言的“一带一路
41、”沿线国家的出口额比与其没有共同语言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增加 1.09%。模型 4 是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增加中国人口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的自变量, 中国的人口回归系数 5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回归系数 6是正数并都很显著。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贸易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增加将使得这些国家消费需求增加, 中国人口的增加将使得中国的供给能力增强, 两者增加都会使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增加, 这与引力模型的理论框架一致。中国人口增加 1%, 将使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增加约 3.9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增加 1%, 将使得
42、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增加约 1.02%。为了确认上述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有必要对上述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放弃模型异方差的假设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引力模型的所有自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符号都与先前预期的符号一致, 所有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很显著, 在 4 种模型形式下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的结果都很稳健。(表 4) 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 下载原表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一) 主要结论本文通过使用贸易互补指数 TCI 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竞争和互补性。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的贸易结构和要素禀赋更
43、加相似, 而与“一带一路”沿线的相对发达国家的贸易结构和要素禀赋更加互补。同时本文通过建构引力模型并使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 GDP 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GDP 增加、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上升都使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显著增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随着它们之间距离的增加而显著减少。中国人口增加使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显著增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增加也使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增加, 但增加幅度较小。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随着 TCI 的增大而显著
44、增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双方贸易结构互补以及要素禀赋的差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模式更符合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结论。中国对与其有共同语言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比与其没有共同语言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更多, 这一结果也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二) 政策建议由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距离增加显著减少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 同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双方贸易结构互补以及要素禀赋的差异。在本文分析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要增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 应该从以下几
45、个方面着手。1. 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贸易成本,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距离增加显著减少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 因而共同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契机完善进出口商品的流通渠道和物流网络, 对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降低贸易运输成本、增加双边贸易额、提高贸易效率和提升贸易潜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推进国际骨干航道建设, 建构水上运输网络、公路运输网络、铁路运输网络和航空运输网络等基础设施网络。中国可在现有的东盟互联互通、泛亚铁路网络、大湄公河区域互联互通、孟中印缅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等基础上, 不断推动贯穿东西、连通南北的欧亚海陆大通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2016 年 11 月, 作为中巴经济走廊合作的一个旗舰项目, 由中方运营的瓜达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