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丝绸之路沿线语言文化交往探略 苏聪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摘 要： 语言在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它沟通丝路沿线各民族的商业以及文化交往, 然而语言又不是固定不变的, 它往往具有多样性, 以及语言与文字联系的非固定性。在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的经贸与文化交往中, 对译员的需求较大, 同时翻译也促进了宗教文化在该地区的传播, 因此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成为宗教与文化的融汇贯通之地。关键词： 丝绸之路; 语言; 翻译; 宗教; 作者简介：苏聪 (1983-) , 湖南株洲人,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拜占廷史与西亚史研究。收稿日期：2017-05-08基金：国
2、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西摩卡塔历史研究” (项目编号:16FSS003)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拜占廷历史与文化研究” (项目编号:14ZDB061) Received： 2017-05-08“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赋予汉代中国与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从事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 然而, 随着近代以来考古发掘的进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 丝绸之路的涵义越来越宽泛。1910 年, 德国史家赫尔曼从文献角度重新审视丝绸之路的概念, 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丝绸古道一书中认为, “我们应该把这个名称的涵义延伸到通往遥远西方的叙利亚的道路上。”1赫尔曼将丝绸之路的西端定在叙利亚, 是因为张
3、骞通西域不久, 中国丝绸就沿着这一路线传播到罗马帝国所属的叙利亚境内。由此近代以来学术界逐渐达成共识, 即丝绸之路沿线的交往不仅局限于中国与中亚、南亚的交往, 还包括西亚、地中海世界以及海上丝路所连接的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地。丝绸之路沿线的文明交往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交流, 更囊括影响更为深远的精神文化层面的交流、碰撞与融汇。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往的速度尽管缓慢, 但却始终在不断延续下去, 它遵循着一个简单的模式:数量上占有优势地位的吞并掉处于劣势地位的, 多数人所说的语言取代那些没有多少本族人使用的语言。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往是流动性的, 其对于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在于沟通了不同国家、民族间
4、的交往, 同时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不断的碰撞与融合, 呈现出文明多元化的绚丽景象。倘若交往对象之间关系良好, 文化交流会通过官方或民间渠道畅通无阻, 但如果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因为政治或其他原因断绝了关系, 文化是流动的, 并不因为政治的敌对而断绝交往, 文化的因子会通过其他途径输入或传出。2本文拟对丝绸之路沿线的诸多国家或民族间的语言文化交往做一番深入的探究。一、丝绸之路上语言交往的多样性近代以前, 人们跨境长途旅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事贸易、宗教活动或军事作战, 笔者暂且不论军事作战, 大体上, 人们自古以来从事贸易或宗教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口头和书面语言的沟通, 由此语言在不同国家、
5、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它是不同民族间进行沟通的最重要手段。然而, 人口数量较少的民族或在交往中不甚活跃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容易受到影响或冲击, 而那些较大的民族或在交往中较活跃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往往占据优势的主导地位。丝绸之路上人们交往所使用的语言是极其多样的。20 世纪初, 德国赴新疆吐鲁番地区考古探险对所发现的文献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该地区存在 17 种语言互相交流的情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仅欧亚大陆沿丝绸之路一线就有数百种语言被废止使用, 成为名副其实的“死语言”, 其中不仅包括较小民族的语言, 例如加喜特人的语言, 该民族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留下的文献
6、或考古材料极少, 后人无法了解他们的语言和文化;除此之外, 还包括历史上曾经强大帝国使用的语言, 一旦它们衰败或崩溃, 伴随它们厄运的还有其语言, 这些语言会被后人逐渐淡忘或废弃不用。例如曾经盛极一时的埃及古巴比伦王国和苏美尔王国时期所使用的语言。由于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治乱兴衰、政权更迭的现象颇为频繁, 这导致新政权会很快废弃被征服国家或民族的语言, 将统治者自身的语言推广至全国使用, 如此循环往复, 使得丝绸之路各地区的语言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在丝绸之路穿越的地区, 考察党项人、粟特人和阿兰人语言的兴衰极具典型意义, 不仅因为他们在丝绸之路商贸与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作用较大, 更在于他们为后人
7、留下了丰富的可解读文献与考古遗迹。党项人于 1032 年建立的西夏帝国大约兴盛了两个世纪, 1227 年被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队摧毁。随着西夏帝国被摧毁, 其语言也随之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考古学者发现西夏铭文之前, 人们了解这个帝国的所有信息均来源于中文文献资料。根据西夏铭文及相关的文献记录, 1036 年, 党项人创造了复杂的文字系统, 他们用这些文字创作文学作品、翻译中文佛教典籍和非宗教文献。西夏文又名河西字、番文、唐古特文, 属表意体系。西夏景宗李元昊正式称帝前的大庆元年, 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三年始成, 共五千余字, 形体方整, 笔画繁冗, 结构仿汉字,
8、 又有其特点。其语言属汉藏语系的羌语支, 西夏人的语言已失传, 跟现代的羌语和木雅语关系最密切。只不过西夏铭文目前仍然未获完全解读。粟特人语言的消亡则源于其他民族对他们的同化。粟特人在中国史籍中又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和粟特胡等, 被西方古典文献称为“索格底亚那人”, 因其家乡位于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 这一区域即古典作家所说的“Sogdiana”。他们使用的语言是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一支, 即粟特语, 文字则使用阿拉美文的一种变体, 即粟特文。中古时期, 粟特人以经商著称, “利之所在, 无远弗至”, 他们是丝绸之路上各国间贸易的担当者, 也是各种文化交流的传递者。3粟特人
9、城市的遗迹 (如塔吉克斯坦的彭吉肯特) 有着辉煌的壁画, 今天仍然能够博得世人的赞叹。粟特人不仅是中世纪早期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受益者, 他们还把诸如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等宗教文化传播到东方, 使摩尼教一度成为回纥汗国的国教。尽管粟特语言文字系统得以保存下来, 但在本世纪考古学家发现粟特文献之间, 它们一直是被湮没的。仅在上世纪初, 德国学者穆勒才识别了这种被粟特人广为使用的第一个文字残片。到公元第一个千纪末期, 中国新疆等地粟特人的语言大抵经历了一个双语时期之后, 便很快被突厥回纥语吸收或同化, 粟特语随之被废弃不用。然而, 回纥语在新疆的使用却未能在丝绸之路沿线得到有效传播, 粟特语
10、作为丝绸之路沿线商贸语言的地位后来被波斯语和库曼语所取代。今天我们在书面文献遗存中所知道的伊朗语族中东部诸语言中 (例如粟特语、乔拉斯朱亚语、于阗语、图姆舒克语、大夏语、萨尔玛特语) 没有任何一种有尚在使用的直接后裔语言。我们从少数几种现存的文献获知, 库曼人所使用的突厥语, 曾是 13至 14 世纪丝绸之路沿线的一种重要的交流媒介语, 但是该语言到 18 世纪末期基本已消亡, 对于其他许多语言我们仅仅知道其名称而已。在纳乌尔沙漠发现的五种遭到严重损毁的贵霜铭文残卷, 为人们提供了使用于该地区的混合型语言和文字的极好例证, 这五种铭文残卷中的两种属于用希腊字母书写的大夏语文献, 一种属于用来源
11、于阿拉美文的佉卢文书写的中部伊朗语文献, 另外两种残卷用一种尚未被解读的文字书写, 因此其所属语言也尚未得到识别, 但有学者指出, 这两种残卷至少有一种是中国人称为月氏人、希腊人称为吐火罗人所写。4在公元 1 世纪时期, 阿兰人是里海和顿河流域之间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其后裔奥塞梯人今天生活在高加索地区。4 世纪时, 阿兰人中的一些部落紧随匈奴人向西迁徙, 并在 5 世纪初定居于法国的领土内, 在那里他们很快被当地居民所同化。在 13 世纪, 当一些阿兰人定居在东欧顿河流域时, 另外一部分阿兰人则组成一支大约三万余人的精锐部队为中国的元朝政府服务。此后, 这些阿兰人在孟德高维诺的约翰的影响下
12、皈依天主教, 后者是时任北京天主教会的主教。1336 年, 元朝皇帝指派阿兰人代表团前往法国阿维尼翁的教皇驻地, 请求教皇任命一位新主教作为孟德高维诺的继任者。他们向教皇带去了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图干铁穆尔所写的一封信, 信中图干铁穆尔向教皇推荐了阿兰人, 称阿兰人为“我的仆人和您的基督教子孙”, 他还请求教皇“从日落之处赐予我们马匹和其他神迹”。5据推测, 这封信可能是用蒙古文所写, 但目前只有拉丁文译本被保存下来。这些阿兰人后裔在 17 世纪的蒙古族各部落仍然被提到。尽管学术界了解阿兰人约 1500 余年的历史主线, 这段历史主线的空间跨度自高卢始至中国止, 然而学术界却无法确定阿兰人特有的文
13、化特征。迄今为止, 在他们的语言文字中唯一能找到的遗存是一块使用希腊语字幕篆刻的墓碑、拜占廷诗人兼语法学家约翰策策斯记录的几个句子, 以及在匈牙利发现的一本 15 世纪阿兰语拉丁语双语词汇精编。粟特人和阿兰人所使用的语言在广袤的亚欧大陆土地上、在延续几个世纪的迁徙中逐渐消失了, 这为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交往的语言由多种演变为少数几种继而逐渐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在大多数情况下, 一种语言和标记这种语言的文字之间并没有单一、固定的联系。例如根据考古发现, 古突厥回纥语文献用七种文字书写。在新疆等地发现的突厥语文献都是用派生自粟特人的文字回纥文书写而成, 但也有一些被考古发现的文
14、字残片分别用古代北欧文、埃斯特吉洛文、摩尼文、粟特文、藏文、古叙利亚文、阿拉伯文和婆罗米文所书写。例如, 有一本关于讲授回纥佛教基本教义的手册是用藏文书写的, 还有几种类似的文献是用婆罗米文书写的。在一份突厥语文献上使用的古叙利亚文字被发现在用阿拉伯文书写的两封信件的印章上, 这两份信是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会主教马尔叶赫巴拉三世分别于 1302 年和 1304 年写给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和本尼狄克十三世的。类似的情况也被发现于位于谢米列奇耶的许多突厥族聂斯托利派信徒的墓碑上。6在丝绸之路途径的地区发现了大量使用多种语言篆刻的铭文, 这进一步证明丝绸沿线居住民族在语言使用上的多样性, 然而, 在政治和宗
15、教上需要称呼各民族的居民时还是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在纳乌尔沙漠中发现的铭文都是使用伊朗语刻写的, 蒙古的卡拉巴尔哈桑的铭文采用回纥文、汉文和粟特文三种语言书写, 据考证, 这份铭文是回纥人于公元 8 世纪前后刻写的, 意在称颂回纥人祖先的光荣历史。1345 年的一份佛教铭文使用了蒙文、藏文、汉文、西夏文和回纥文等文字书写。从 14 世纪开始, 伊朗语言逐渐退出了丝绸之路沿线语言交流媒介的舞台。在蒙古人大肆征服时期, 汉语、蒙语和回纥语成为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的交流语言。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发现的一份铭文显示在 14 世纪中期汉语和回纥语在该地区存在并影响广泛, 且两种语言都有稳定的基础。1345 年,
16、 在北京附近的曲云门篆刻的佛教铭文使用了梵文、蒙文、回纥文、汉文和西夏文等六种文字, 这些采用多种文字的铭文, 与欧洲千百年来近乎统一的拉丁文铭文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充分表明在丝绸之路沿线文明多样化以及各民族语言文化交流的频繁与密切。二、翻译在丝绸之路文化交往中的作用学习语言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在丝绸之路沿线从事商贸或文化交流的人们对于学习语言既没有天赋也没有时间, 他们倾向于依靠译员来提供语言服务。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提到, “有一些种族居住在比斯基泰人更远的地方, 斯基泰人为了与他们交流必须使用七个译员和七种语言。”7罗马共和国时期学者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记载自己曾经到访了一座位于安塞
17、姆斯河流域的城市, “那里有三百个操着不同语言的部落”, 他必须依靠 130 个译员提供服务才能与这些部落的人进行交流。8位于小亚细亚的博斯普鲁斯王国的首席翻译官是一位阿兰人, 他从事的卓越的工作被一块篆刻于公元 208 年的希腊铭文所称赞。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东部地区, 人们对于译员的需求量也非常多。根据史书记载, 中国的东汉王朝“在丝绸之路沿线东段土地肥沃的地区建立兼具军事和农业性质的兵团, 在主要公路沿线设立驿站。信使和译员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往来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异邦商人和旅行家每天络绎不绝地来往于边境。”9大多数译员生来就懂得多种语言。例如安禄山的父亲是粟特人, 母亲是突厥人, 他从小在
18、中国长大, 他被人描述为:“一个邪恶的盗贼, 心里充满诡计且善于读懂人的心思, 他的叛乱动摇了唐王朝的通知。他精通六种外国语言, 成为唐王朝与外国人沟通的桥梁, 并屡次从中获益。”10公元 10 世纪以前的中国人倾向于通过对译员的需求数量来描述中国与其他国家或民族之间的距离, 如果对译员的需求数量越多, 表明两地相距越远, 反之亦然。通过计算, 有的国家或民族位于与中国相距需要“两位译员”的距离, 还有国家位于与中国相距需要“四位译员”或“九位译员”的距离。14 世纪上半叶, 意大利旅行家佩戈洛季在一本名为通商指南的书中对将要前往东方旅行的商人们提出如下建议, “不要试图在译员上省钱, 而选一
19、个差的译员, 在好的译员上花费额外的金钱会少于你拥有他所节省的钱。除此以外, 商人还需要适当的聘用两位熟悉库曼语的雇员。”11对译员的需求不仅出于商业目的, 而且也出于外交目的。根据拜占廷史家普罗柯比的记载, 在公元 560 年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与波斯国王科斯洛一世举行的会谈中, 两国使节是在六个罗马译员和六个波斯译员的协助下才拟定了一份用波斯语和希腊语书写的两国停战协定。拜占廷和中华帝国都有正规的翻译机构和译员队伍。在一定场合, 译员要翻译一些人名或将专门术语翻译自己的母语, 例如, 公元 563 年, 突厥大使到达君士坦丁堡, 译员从希腊文本中把他的突厥人名翻译成波斯人名, 这表明这些
20、译员是波斯人。12在蒙古人和西方之间频繁的外交往来中译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文献记载, 1262 年有两位多明我天主教修士加入到蒙古基督教代表团前往罗马拜访教皇路易斯九世, 而其中一位修士作为译员参加了同年举行的里昂基督教大公会议。此外一位名为艾萨的叙利亚基督徒译员由于其优秀的才能在当时的中国元朝政府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他的名字出现在中文、波斯文和拉丁文文献中。天主教会传播宗教需要大量有语言能力且通晓神学的翻译人员。由于蒙古帝国在中世纪的“全球化”联系, 使得天主教会可以借助蒙古人建立的全球网络在各地传播宗教。然而在宗教传播的过程中, 传教士们遇到了棘手的语言文化障碍。13 世纪 80 年
21、代, 活跃在大不里士的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里卡尔多迪蒙特克洛齐雇佣了一位精通阿拉伯语和拉丁语的译员, 让他将拉丁文圣经翻译成阿拉伯语, 然后传教士们再据此传道, 但是翻译的结果并不理想, 因为译员不懂得天主教的精神内涵, 在文本中出现了很多理解上的错误, 这促使蒙特克洛齐思考并建议传教士们应当自己学习外语。然而, 保守且傲慢的罗马教会仍然沿袭传统做法雇佣阿拉伯人来从事翻译工作。方济会和多明我会却主张传教士应学习丝绸之路沿线的语言, 罗马的多明我会主教亨伯特号召大家学习“野蛮人”语言来顺畅合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有些传教士在学习语言方面做了成功的表率, 例如一位西班牙方济会修士帕斯卡德维多利亚在写给
22、教会的履职报告中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 “在主的恩惠下, 我学会了库曼语和在蒙古帝国、波斯、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或地区使用的维吾尔字母。”此外在一部名为库曼语词典中收录了大约 1300 条库曼语和拉丁语双语对应的句子, 据考证, 这部词典的作者是一位天主教修士, 他在该书中宣称自己既不懂得库曼语, 也没有译员来协助工作, 他用刚学会的简单库曼语来表达请求, “以我的名义向上帝祈祷, 请赐予我智慧, 让我能又快又好地学会你们的语言。”4传教士们的宗教传播过程充满艰辛, 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在于将宗教典籍翻译成当地的语言文字。中国的唐宋和阿拉伯阿拔斯王朝都曾设立专门的翻译机构, 由政府组织翻译大量的经典文
23、献。然而, 要想做出好的翻译文本, 需要很多人的通力合作, 更需要译员自身有较高的才能。译员不仅要对所翻译的语言由很好的掌握, 而且还要对相关的历史文化主题有较丰富的知识储备。翻译者或传教士难以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 他们不得不依据自己的理解来会意当地的文化传统。困扰公元三世纪佛教文献翻译者的问题, 同样困扰 17 世纪在中国活动的基督教徒, 后者试图将圣经翻译成中文, 然而却出现了诸多文化观念理解上的偏差。佛教从它的发源地印度, 在传播过程中以它所遇到的任何语言或手稿作为传播媒介, 从而向四面八方扩张。在佛教向巴克特里亚传播的过程中, 受优待的语言是用佉卢文书写的流行于印度中部健陀罗的帕拉克
24、里方言。佛教经典的汉译工作始于公元 148 年帕提亚阿萨斯王朝的安世高王子所做的工作, 他是较早的佛教的传播使者。大规模的佛经汉译则始于从龟兹来的鸠摩罗什的创造性工作, 他于 401 年到达长安, 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翻译机构, 雇佣成百上千的人进行翻译, 翻译的成果其水准远优于以前的佛经译本。翻译并不总是基于原始的书面文献, 例如鸠摩罗什通过去听佛教徒对原始文本的吟诵, 将梵文文本翻译成汉文。在公元七世纪, 随着佛教传入西藏, 人们开始将佛教典籍翻译成藏文。其后, 藏文佛经又被翻译成突厥语和蒙古语。中亚的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佛经的汉译, 著名的佛僧玄奘在负责将七十多种佛教经典翻译成汉文的过程中
25、发挥了巨大作用。摩尼教是一个融合型宗教, 它融合了基督教、佛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诸多教义, 同时又被一种强大的传教精神所推动。摩尼本人从伊朗前往印度传教, 他的传教士们分散到四面八方, 摩尼教从高卢到中国的广阔土地上拥有大量信徒。摩尼教的宗教经典运用了从科普特语到汉语的多种语言来完成。摩尼教经典是用波斯语写成, 在丝绸之路沿线传播的过程中, 首先被翻译成粟特语, 然后粟特语文献又被翻译成回纥语, 后来摩尼教成为回纥国的国教。宗教文献的翻译难度较大, 尤其是不同的翻译者对于宗教术语存在不同的理解。当粟特人翻译摩尼教文献时, 他们的宗教身份是佛教徒, 在翻译过程中从佛教借用了大量术语, 因此, 中亚
26、的摩尼教文献深受佛教影响。从语言上来说, 丝绸之路上考古发现的许多文献是多种语言的混合, 例如在于阗语文献中发现大量来自印度佛教的词汇, 回纥文献中包含许多粟特语、汉语甚至希腊语的词汇。另外还有诸多实例证明丝绸之路沿线的诸多文献受到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斯维塔的影响, 例如根据考古发现, 一份粟特文手稿中出现了来自阿维斯塔中的一段祈祷文, 而作者据推测是一位信仰摩尼教的抄写员, 他在聆听琐罗亚斯德教徒吟诵经典时用粟特文记录下来这段文字。尽管聂斯托利派基督教文献在丝绸之路沿线传播过程中被翻译成回纥文和粟特文, 天主教的经典也有蒙古文译本, 但总的来说, 与佛教和摩尼教文献的译本相比, 基督教文献的译
27、本数量还是相当少的。尽管数量偏少, 但是聂斯托利派基督教文献仍显示出使用多种语言书写的特点, 在翻译圣经新约的部分篇章时, 粟特人不仅使用了自己的语言文字, 还用到了古叙利亚语。粟特文译本的诗篇显示出古叙利亚文伯西托本圣经和希腊文七十士圣经译本的双重影响, 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一首颇有有名的赞美诗荣归主名的粟特文译本, 它后来被翻译成中文, 被收藏在敦煌莫高窟的一本宗教文献中。阿拔斯王朝时期的“翻译运动”对丝绸之路沿线文献的交流具有极强的促进作用, 这场持续近百年的翻译运动导致了思想文化史上最重要的知识觉醒。它的标志性成果是大量的波斯文、梵文、古叙利亚文和希腊文文献被翻译成阿拉
28、伯文。这一文化潮流后来又被西班牙和西西里的阿拉伯人引入到欧洲, 并在那里促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一些伟大的翻译家的名字像一座座里程碑竖立在长长的、弯曲的知识发展的道路上。叶海亚伊本马萨韦被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指派去翻译希腊文医学手稿, 该手稿是作为穆斯林在安纳托利亚的劫掠中所获取的战利品。伊本穆伽法把部分波斯和印度的知识遗产带到阿拉伯世界, 并由此传入欧洲, 在中世纪, 由于西方的语言和知识处在一个空前贫乏的阶段, 因而穆斯林学派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当然也有一些例外, 如 11 世纪西班牙托莱学院的翻译学者克雷莫纳的杰拉德曾把亚里士多德的文献从阿拉伯文翻译为拉丁文, 阿文迪斯的约翰
29、负责把阿维森纳的作品翻译成拉丁文。一个真正优秀的翻译家值得用黄金来衡量他的价值, 尤其他翻译的作品对于推动文化的进步意义重大。9 世纪杰出的翻译家阿拉伯学者侯乃伊伊本易斯哈克每月的薪金超过 500 个第纳尔, 他的杰出贡献在于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以及圣经翻译为阿拉伯文和叙利亚文。三、结语语言在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它沟通丝路沿线各民族的商业以及文化交往, 然而, 语言又不是固定不变的, 它往往具有流动性, 其盛衰取决于多重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使用该语言的人口规模和国家的实力。“历史并没有优待较小民族的语言, 而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往往得以
30、幸存”。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与文化交往依然兴盛, 但正像丝绸之路沿线的交通要道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一样, 用语言来服务于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情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参考文献1ALBERT HERMANN.Die Ah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anM.Beitage zur Alten Geographie Asiens Bd.I, 1910.10. 2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3. 3雅诺什哈马尔塔, 徐文堪.中亚文明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118. 4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
31、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57.31. 5Sir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M.London, 1913-1916.vol.III.180-181:237. 6薛宗正.突厥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135. 7 (古希腊) 希罗多德, 王以铸.历史 (上)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8.275. 8GAIUS PLINIUS SECUNDUS.Natural HistoryM.Penguin Press, 1991.VI, v.208. 9YING-SHIH YU.Trade and Expansion in C
32、hina: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M.Berkeley, 1967.143. 10EDWIN.G.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the An-lu-shan RebellionM.Oxford, 1955.8. 11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 ALLAN EVANS.La practica della mercaturaJ.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36.21. 12 (拜占廷) 普罗柯比, 王以铸, 崔妙因.战争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