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六朝与韩国百济的交流以陶瓷器为中心24 考古学中国六朝与韩国百济的交流以陶瓷器为中心成正镛(忠北大学韩国)李昌柱(忠南大学韩国)周裕兴(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江苏南京 210097)TheporcelainsofSixDynastiesunearthedinBeakjeofKoreahaddifferentcharactersindiffer-entperiods.Judgingfromthenumberoftheseporcelains,theyarenotonlytheresultofreturnpre-sents,butalsotheresultofthetrade.KeyW
2、ords:SixDynastiesBeakjePotteryandPorcelain内容提要中国的六朝瓷器在百济的每个时期都具有不同的性质,从客观数量上看,不只是“职贡答礼“的结果 ,而且可能具有一种贸易的性质 .关键词六朝百济陶瓷器中图分类法 K871.42 文献标识码 A韩国的百济是朝鲜半岛西南部的一个国家,它的年代相当于中国的六朝时期.由于海上交通之便利,百济与六朝的交往十分密切.文献上正式记载,从 372 年开始百济与六朝就有正式的官方交往,到 6 世纪后期百济同南朝交往记录竞达 28次之多,充分地反映了两国的友好关系.据梁书?百济传 和三国史记 ?百济本纪等记载:南朝时有一次百济遣使
3、梁朝,梁朝正遭遇侯景之乱,都城遭到破坏荒废,百济使吏痛哭流涕.可以估计,百济人的哀痛与梁朝处境密切相关,也表达百济统治阶层对南朝文化的怀念,或者反应其以上的心态.目前,经考古发掘证实在韩国百济古地内已经出土了 100 多件(包括可以代表器物个体的陶收稿日期 20040912瓷片)来自中国六朝的陶瓷器,这是反映当时百济与六朝交流关系的最好证明.其事与当时中国物品向高句丽,新罗和倭等地区的流入状况是有很大差异的:迄今在新罗地区,只在皇南大蟓北坟发掘了 l 件黑釉鸡首壶;虽然不太清楚高句丽全面的情况,仅见报告在集安禹山下古坟群遗址 33l9号墓出土了附两耳青瓷盘口壶;在 5 世纪时,倭(日本)跟南朝
4、刘宋朝颇有交涉,但至今还没出土六朝陶瓷器.百济所出土的中国陶瓷不仅跟其他地区相比其数极多,而且出土的六朝陶瓷的断代也要比在文献上正式交往记载的年代要早,出土了从西晋开始一直到 7 世纪之间(约 400 年)的中国陶瓷.这也暗示了中国陶瓷跟海东诸国的交流之间,含有互相不同的性格特征,社会背景,还有东南文)2oo5 年第 1 期总第 183 期 25海东各国对中国文物的容纳态度等.一百济的六朝陶瓷器发现概况百济持续的历史时间较长(约自公元前 18 年663 年),其主要阶段正与中国六朝相共存.由于百济曾三次迁徙都城,所以韩国学界一般将百济的历史依早晚顺序分为汉城,熊津和泗三个时期.1.汉城时期(公
5、元前 18475 年)I已发现属于汉城时期的中国六朝陶瓷器约有74 件.若按发现的地区分,在汉城出土的占多数,达 52 件,其它地区出土的有 17 件,还有 5 件出-I-_tl!点不详.器物种类有:盘口壶,附耳壶,砚,碗,大型施釉陶器,羊形器,鸡首壶,虎子等等,都属于中国六朝的主要陶瓷器类.出土六朝陶瓷器的遗存种类是多样的,有城郭,生活遗址,古坟及祭仪遗址等.尤其是,在汉城的生活遗迹中发掘的陶瓷器数量达 43 件,这比在古坟等其它遗迹所出土的要多;但是在汉城以#t-的洪城,原州,天安,清州和益山等地方发现的六朝陶瓷器却大多是从古坟中被发现的.当时的汉城是百济的京都,从发现的情况可以说明,这里
6、曾是中国陶瓷的最大需求地和分配地,并且反映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百济人使用中国陶瓷器的现象较为普遍.汉城时期出土的六朝陶瓷器多为西晋,东晋,刘宋时代所制作.风纳土城等生活遗址所出土的器物仅局限于以西晋钱文施釉陶器等大型器类为主.西晋之际,中国陶瓷只发现于汉城及附近西海岸不大的范围内.之后由该地往南,在原州,天安及其它地区也开始发现中国六朝时期的陶瓷,陶瓷器发掘出土的范围扩大了.属东晋时代的青瓷或黑瓷的鸡首壶,盘口壶,罐,砚和羊形器等多样的器类则在百济流传较广,且多为百济中央和地方古坟中的随葬品.推测此时(约 4 世纪中叶),可能因乐浪和带方郡建制的取消,其郡县的大量住民流入百济.百济统治阶级对中国
7、的文物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2.熊津与泗批时期(47s538 年;538660年)II属于熊津期的只有现公州武宁王陵出土的 9件瓷器,但地方或生活遗迹并未确定.武宁王陵的瓷器可能是在圣王 524 年,往梁派遣使者时从梁收受祭仪具,并进行副葬的.熊津期中国陶瓷出土状况与汉城及以后都有很大的差异.相反在武宁王陵的砖室结构和葬制方面体现着明显的南朝风格,由此可见熊津期在葬制砖瓦文化等其他方面受南朝的影响更为严重,随着对这种新的物质及观念体系的容纳的变化,对中国陶瓷的认识也有可能发生了变化.而在泗批时期,中国陶瓷主要发现于以都城扶余为中心的生活遗迹;在其它地方,只有与都城有较深联系的益山王宫里遗迹.而且
8、墓葬中没有任何随葬品,所出土的陶瓷也只有 23 件,只有汉城期的三分之一.在泗溉时期的墓葬中很少发现随葬品的现象既与当时的薄葬化倾向有关,又与当时人们追求其他种类高级文物的社会氛围因素相联系.即在这时期生产和使用如在扶余东南里出土的铅釉陶器或陶制砚等仿效瓷器的釉陶器等,因此降低了原来使用瓷器以表现权势等级的表-/百济各个时期出土中国陶瓷器情况一览表(资料截止 2002 年 8 月)中央地域地方地域时期未详合计生活遗迹古坟生活遗迹古坟其它汉青瓷(盘口壶,附耳壶,砚,碗),黑瓷盘青瓷(盘口壶,附青瓷(盘口壶),黑青瓷(盘口壶,四耳壶,城口壶,黑褐釉(钱文) 陶器,瓮风纳土城耳壶), 黑褐釉陶褐釉(
9、钱文)陶器盘,羊形器),黑瓷(鸡 574+期 23+,梦村土城 2O+器石村洞 9+6+首壶)11+熊青瓷六耳壶,白瓷津灯盏,黑瓷四耳瓶 9期武宁王陵 9泗青瓷(附耳壶,砚,碗), 黑瓷(附耳壶,青瓷尊,白瓷 王批 23+期碗),白瓷砚 扶余 21+宫里 2合计 64+18+8+1151O6+中国六朝与韩国百济的交流象征性意义,而在贵族阶级中更广泛使用为实用器.笔者认为就像在武宁王陵出土的铜器之类的金属器取代了以往将瓷器作为高级日用容器的位置(表一 ).二典型器物的断代及分析1.施釉陶器图一/百济出土的六朝施釉陶器,其代表物是在器物肩腹部模印有钱纹后施釉的瓮罐类器物,既所谓钱纹釉陶罐,俗称“钱
10、纹罐“, 它是当时中国江南地区(今浙江和江苏一带)普遍使用的日常器 lIl1.1985 年钱纹陶器在汉城梦村土城出土之后,以凭借推断梦村土城的年代和暗示了百济与西晋之间交流的代表性资料而得到很多人的重视.2001 年在风纳土城的 l96 号遗构内又发现了有钱纹或无钱纹的施釉陶瓮达 6 件之多(图一).根据中国六朝纪年墓资料来看,钱纹陶器盛行于三国时期东吴末至西晋时,而且出土地区也集中在“江南地区 “.因此,此物进口百济的年代大概不应晚于西晋 I.关于对这类釉陶器的用途方面有这样的见解:其大小与重量比较大,在中国当为日常生活容器使用.根据风纳土城出土的釉陶器推测,可能是存储百济与中国交流过程中所
11、受赠礼品的保管容器.但笔者认为就陶器的特性来讲长途运输中保管贵重物品是不太合理的,那么会不会是进口香料,油,酒等特产品时所使用的呢?另外,在洪城神衿城出土的钱纹陶器和扶安竹幕洞祭祀遗迹出土的黑褐釉瓮,均是在离百济政治中心较远的地区发现的,在这一点上更加注意到此进口途径及它的用途.在神衿城出土了大量的汉城时期的陶器,但是这些百济陶器年代不到 4 世纪前叶.因此,在神衿城出土的钱文陶器很可能是晋书? 马韩传所记载的马韩主的使用物品.但是,目前还不明确西晋以后钱文和施釉陶器在南中国流行变迁的状况,因此,神衿城出土的钱纹陶器也有可能已属于东晋时期.本人认为,对钱纹陶器的变迁或进口途径及用途等问题还需要
12、作进一步调查和研究.2.青瓷虎子和羊形器在开城出土有 l 件虎子( 图二),从器物的壶口的形态与腹部图二/侧面纹样的变化相比,与西晋末的绍兴县凤凰山永嘉七年墓出土的壶相似,但户口或腹部纹样更加简洁.因此,开城出土的虎子其制作年代应推断为永嘉七年至黄岩市秀岭水库东晋咸和二年(327 年 )墓之间 ,即西晋末至东晋初时期,有可能在东晋初进口到百济,这是属于百济最早利用中国陶瓷的例子,比百济与东晋于 372 年始有正式交往史料记载要早得多.原州法泉里 2 号坟出土的羊形器(图三) 与南京象山 7 号坟(推测王廪墓,322 年去世)的出土品之间有相似性,其制作年代应为 4 世纪初.青瓷羊形器属于高图三
13、/档物品,百济王室(最高官僚阶层)通过与东晋交流进口的青瓷当作“威势品 “,来赏赐并控制地方势力.法泉里 2 号坟墓的羊形器在形态上与西冈西晋墓或者是象山 7 号的羊形器是一个系统的.只是腹部的花纹更加简洁,前腿向上弯曲等形态比象山 7 号坟的羊形器在形式上晚一个阶段.因此其制作时期定为 4 世纪中叶更适当一些.3.青瓷鸡首壶在天安龙院里 9 号石椁墓出土的百济陶器,马具,武器及镀金铜盛矢具,金铜帽冠片,耳饰等一同的出土黑瓷鸡首壶,(图四)曾引起过很大的关注.至今已经发现有 5 件完整的青瓷鸡首壶,除了在清图四/切东南文化2005 年第 1 期总第 183 期 27州发现的传世品以外,其余尚不
14、明确出土地点,根据目前史料与各种倾向来看,都可以推断为百济地区出土的鸡首壶.鸡首壶在西晋时代也有,但是壶身至口缘有壶把的鸡首壶是东晋时代开始就有.从东晋至宋朝的纪年铭墓遗物来看,4 世纪前中时期壶把贴在口缘外部,在壶把上部没有装饰.而且鸡首壶是壶身圆形,肩部上有环形的耳朵,而且还遗留西晋时期流行的肩部纹样带的痕迹.因此,4 世纪中半期5 世纪初桥状与环形耳朵是共存的.另一方面 4 世纪后半期开始壶把咬着口缘造型开始出土,以杭州老和山晋墓出土的黑瓷鸡首壶为首例.到了 5 世纪,鸡首壶壶把上部有华丽龙头装饰和丰满的壶身成为主流.后 5 世纪中后期开始在继续做龙头装饰的同时壶身逐渐变得细长,壶身最大
15、直径在壶身中上部分逐渐变为瓶状.可见鸡首壶的器形演变分为 4 世纪前中期,4 世纪后半期,5 世纪前叶,5 世纪中后期等 4 个阶段.直接可以与天安龙院里的鸡首壶进行比较的黑瓷鸡首壶是杭州老和山晋墓(364 年)和南京司家山谢温墓(406 年) 的出土品.谢温墓出土的青瓷褐彩鸡首壶的壶把上部带有装饰(认为是后期之作),颈部短,以此相比龙院里的鸡首壶更接近于老和山,因此可以推断为 4 世纪后半时期.但是在谢温墓中出土的鸡首壶在褐彩的特点上属于瓯窑产,有可能与黑瓷鸡首壶制作地不同.龙院里与谢温墓的鸡首壶的差异在鸡头上有没有鸡冠,而它们的相同点在大小一致,壶身丰满,底部轻微翘等.老和山出土的鸡首壶颈
16、部短些,而龙院里的鸡首壶相比颈部长又直,与谢温墓出土的鸡首壶是同样的.笔者据资料把龙院里鸡首壶的年代认为4 世纪后期至 5 世纪初之间,但从细部特点来看,把龙院里的鸡首壶制作时期看成是 4 世纪末期是更妥当一些.根据韩国三国史记记载,在 379 年(近仇首王 5 年),384 年( 枕流王元年),406 与 416 年(腆支王 2 年?12 年)有东晋遣使的记录,而且晋书?孝武帝纪 中也有在 386 年(辰斯王 2年)百济向晋朝遣使的记录.因此,此时龙院里的陶瓷进口到百济的契机是很充分的.百济时期的中国陶瓷虽然稀少,但这表明青瓷器在当时属于贵重的物品,只有有势力的人才能够拥有.那么,龙院里鸡首壶的陪葬时期,考虑到从百济中央到地方的流通时间与墓葬主人的生理寿命因素等,可以认为是 5 世纪前叶的,属于百济的汉城时期(公元前 18475 年).4.青瓷盘口壶盘口壶是在百济时代发现的中国六朝青瓷器中最为常见的器物种类.在中国六朝西晋至东晋初的盘口壶,器高较低,腹作扁圆形或横椭圆.如在南京象山 1 号王兴之夫妇墓中出土了器高较矮的盘口壶和壶身细长的盘口壶,因此认为被是从4 世纪中期开始出现后者的器形.后者造型在 4世纪后半期至 5 世纪之间逐渐呈现壶身的最大直径向壶身的中上部移动,颈部变为弧形的变化.天安花城里出土的盘口壶是颈部直立,壶身细长,从这一点上看推断是 4 世纪后半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