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延安时期司法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及现实启示5篇 第一篇。延安时期司法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及现实启示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以其成熟的指导思想、完整的教育体系、宏大的教育规模和丰硕的成果，写下了中国共产党教育事业极其重要的历史篇章，积累了非常宝贵而丰富的历史经验。1司法干部的教育培训是延安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研究这一时期司法干部教育培训的基本经验，对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当下人民法院教育培训工作无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 一、延安时期司法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 （一）形成了司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机制 1938年党的六中全会后，干部的教育培训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一刻也不要
2、放松学习、关于在职干部教育学习的指示等多项政策文件。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央的指示，先后制定了边区教育工作的方针与计划、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等，从而建立起一整套干部教育学习的工作制度。司法干部作为边区干部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要遵守和参加这样的教育学习和考核制度。此外，为了更好地督促司法干部学习，同时也为了加强对司法干部的管理，边区政府规定有考绩与奖惩制度。依据边区政府颁发的相关法令，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业务熟练程度与精通程度，学习勤惰等被纳入考绩的主要内容。考绩一般由司法机关的首长负责，分定期和临时性的，也有平时的。2 （二）注重思想道德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 理想信念或者说是政治信仰是道德
3、教育的重要一环，边区政府、边区高等法院非常重视司法干部的道德人格教育。如在1941年5月，雷经天在边区高等法院对各区县司法工作的指示中，曾列出挑选司法干部的五个条件：忠实于革命事业；奉公守法；能够分析问题，判断是非；刻苦耐劳，积极负责；能够看得懂法律条文及工作报告。然后经过边区高等法院办的司法干部训练班，就可以上岗。3理论上的贫乏必将导致理想信念的动摇。在注重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边区政府、高等法院把抓好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作为坚定革命信念和道德教育的关键。如当时延安大学的必修课有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通史、思想方法论等，延安大学还将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等科目设为全校公共课，通过对学员进行中国革
4、命历史与现状、人生观与思想方法的教育，培养学员正确的政治方向、革命的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品德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4 （三）司法干部司法理念的培养 陕甘宁边区司法理念既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司法理念，又与西方现代司法理念不同，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所决定的。主要表现为：人民满意。即让人民群众来衡量司法活动的效果。在边区的领导人看来，司法工作的任务就是为人民排忧解难，因而检验司法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就是人民是否满意。谢觉哉将此归结为：“合情合理，即是好法。要在判案的许多实际中了解民情，要在人民群众对于司法的赞许中，证明司法工作的对与否。”5司法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
5、宗旨，因而司法工作和司法机关也不例外。习仲勋就指出，“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越是能使老百姓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少打官司，不花钱，不误工，安心生产，这个司法工作就算越做得好。”6司法为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边区简化司法程序，方面群众诉讼。如规定诉讼不收费，口头、书面起诉均可，此外，边区还实行就地审判、巡回审判等便民方式，彻底改变了坐堂办案的传统。司法公正。边区的司法公正更多是对实质公正的追求，反对因形式公正而影响实质公正，因过程而影响结果。边区的司法工作讲求实事求是，司法工作者要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前提下做出合情合理的判决。要在案件处理结果上，实现
6、人民群众对公平的追求。此外，边区司法公正理念还表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资格老、功劳大、地位高的人犯了法，也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绝不允许有任何待遇和特权，如发生在1937年的黄克功杀人案就是说明。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并履立功勋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陕北公学院学员刘茜，该案经过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最终被判处死刑。 （四）加强司法干部业务技能培训 边区政府、边区高等法院根据战时形势和工作需要，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教育培训方式。举办短、长期司法训练班进行集中培训。如在1937年12月，各县裁判员联席会议后，边区高等法院对参加会议的各地司法人员进行了应急式的短期培训，上课训练两星期
7、。7从1939年开始，边区高等法院准备实施全面培训边区司法人员的计划，培训重点为基层司法人员，培训教师由边区高等法院工作人员担任。截止到1941年底，边区高等法院共举办司法培训班3期，培训各县裁判员、书记员共约60余人。8用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话说，“这个训练班就是我们司法干部的来源。”9除高等法院办有司法训练班 外，1941年7月，延安大学设立了法学院，不久后又改为司法系，培养专门的司法人才。司法干部在职教育培训。囿于当时人力财力及司法工作的需要，大批司法干部脱离工作岗位进行集中培训并不现实。因此，走司法干部在职教育培训就成为一条有效途径。对于边区高等法院的工作人员，以在职学习
8、为主，按照有关规定，坚持每天集中学习两小时。对于基层司法干部 ，从1944年9月起，边区高等法院采用新的在职司法干部培训方法。每月由边区高等法院出题，要求各县推事、裁判员等司法干部共同讨论，并按时总结上报。成立中国新法学会。1941年6月，边区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国新法学会。新法学会为培养人才，在边区公安局成立了业余法律学校，由张曙时为校长，李木庵为副校长，朱婴为教务长。业余法律学校分高级班和初级班，上课时间定为每周星期 三、六两次，每次三小时，学期为3年。10采取“以会代训”的方式。如1937年11月陕甘宁边区关于召开全区司法人员联席会议的通知，“ 二、现在司法干部非常缺乏，法院为培养司法干部起
9、见，各县可选派一人与裁判员、书记员同时来到法院受训”11 二、延安时期司法干部教育培训的特点 （一）在教育培训内容上坚持学以致用 边区教育与成产建设、抗战需要相结合，坚持所学与所用相互一致。如1942年3月，西北局常委会确定的行政院教育方针就明确指出：“今后要遵守学得即用的这一原则”。12当时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叫“干什么，学什么”，就是形象的说明。雷经天也认为，“政府大批的、集中不断的培训很好，但是存在一些困难。其中主要的困难是教学用的旧东西不能密切联系社会和当今问题。而且这样培养不能救急，现在还是要保持老习惯，由高等法院自己来办培训班，教的是实际的东西，用必要的东西来教，学了就能用。”13
10、（二）注重常规知识和专门知识相结合 1942年2月28日，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注重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业务教育和理论教育的有机结合。边区高等法院举办的司法干部训练班在课程设置上也体现出这一点：除边区法令、民法、刑法，民事、刑事、检察事务，司法公文，书记员工作等专业课程外，还设有国文、政治等课程。延安大学司法系学员除参加边区法令、判例研究、司法业务、法学概论等专业课程学习外，还要参加边区建设，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等全校公共课的学习。 （三）坚持学习理论和调查研究相结合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成立了专门调查研究机关，指导调查研究
11、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边区司法干部经常深入基层，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如从1942年5月份开始，边区高等法院通过司法干部函授培训的方式，要求司法干部以县为单位，调查所在地区的民事习惯。这次民事习惯调查，由专门从事审判业务的司法人员承担，因此，重点十分突出。所收集到的习惯集中在婚姻、土地、债务和交易规则等方面。14对于这些收集上来的各县风俗习惯，边区高等法院在经过甄别、整理后，有的则作为裁判的依据。 （四）编制判例指导司法审判实践 边区司法干部文化水平低，加之边区制定法缺失，既有的法律法规制定的又过于简单，因此，用形象具体的司法判例指导司法干部显得尤为迫切。1942年4月15日，边区参议会议长
12、谢觉哉在边区参议会常驻会报告中就指出，“拿裁判好的例子作教育裁判员的教材，我们应该走捷径，从实际经验中学习，而不可能像法律专门学校一样学东西。”15正是基于此考虑，边区高等法院开始着手对典型案例进行收集和整理，最终编制成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用以规范和指导司法审判。 （五）坚持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 延安时期把生产劳动作为司法干部教育的一项内容和任务，作为与教学结合锻炼学生的一项制度。以边区高等法院为例，从1939年开始，边区高等法院需要完成边区政府每年下达的生产任务，实现自给或部分自给。为了完成任务，边区高等法院还拟制了法院劳动暂行条例，该条例把法院全体人员编为生产队，队下设生产组。要求法院工作
13、人员“每人每周参加生产劳动2次，每次4小时，但于必要时得变更之”。16边区高等法院的教育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即推动了司法干部教育发展，又极大地减少了边区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三、延安时期司法干部教育培训的现实启示 （一）要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摆在法官教育培训首位 实践证明，延安时期，边区政府和高等法院坚持把司法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使得边区司法工作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取得丰硕的果，很好地服务了边区经济发展和抗战需要。现阶段，法官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水准和行为方式均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和冲击，思想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因此，要通过大力开展社会主
14、义法治理念、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等活动，真正解决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问题，确保人民法院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要把党的作风教育贯穿于法官教育培训全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经过延安时期，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当下，以“三大作风”为重点加强法官党性党风教育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进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教育，不断提高法官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按照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进行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教育，引导法官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格局中深化司法为民的宗旨意识；要按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要求进行反省自新
15、教育，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进民主作风的形成。 （三）要把创新教育培训方式作为提高培训质量的重要环节 延安时期的司法干部教育培训，灵活运用了集中培训和个人自修，集体讨论和案例指导，法官教法官和以会代训等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目前的法官教育培训，案例教学太少，灌输式培训较多。为此，创新教育培训方式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具体应做好四个结合：即短期、应急式培训和长期、系统性培训相结合；现场集中教学和网络远程教学相结合；教授教法官和法官教法官相结合；岗位培训和学历培训相结合。最终实现法官教育培训由理论研究型向理论与实践结合型转变，由知识培训型向知识和能力结合型转变。 （四）着重加强三种能力的
16、培训 司法能力建设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人民法院教育培训工作的重中之重。新时期下，应重点抓好“三个能力”的培训：一是要强化庭审技巧的培训。以典型案件作为模拟庭审的对象，通过现场指导性的培训和观摩讲评，使法官在实践中掌握庭审要领，提高驾驭庭审能力。二是强化作群众工作的能力。学会与群众打交道、交朋友，说老百姓能够认同的话，讲老百姓能够接受的理，在与群众接触交流中不断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三是要强化指导性案例援引技术。把指导性案例的识别、援引等技术纳入法官教育培训范围，重点提高法官援引指导性案例的技术和能力，切实发挥出指导型案例的实然法律效力。 【参考文献】 - 1郭永红
17、延安时期行政干部教育培训及其现实启示，中国知网硕士论文，第2页。 2侯欣一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39页。 3“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边区高等法院编制：司法工作一览表，全宗1525。 4康小怀刘建德延安时期干部道德教育探析以陕甘宁边区干部学校道德教育为例，载道德与文明，2021年第4期，第89页。 5侯欣一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30页。 6习仲勋贯彻司法工作的方向，载1944年11月5日，解放日报。 7高等法院。两年半来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194
18、0年2月），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15156。 8汪世荣等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71949），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87页。 9雷经天，在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10月，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15。 10律璞陕甘宁边区法官队伍建设，载宁夏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第24页。 11新中华报，1939年11月4日。 12李桂林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14页。 13边区高等法院雷经天、李木庵院长等关于司法工作检讨会一点发言记录。陕西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596。 14汪世荣等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
19、9371949），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68169页。 15王定国等谢觉哉论民主与法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 16汪世荣等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71949），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95页。 第二篇：抗战时期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原因与现实启示范文抗战时期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原因与现实启示 今年是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多年前，大批爱国青年从海内外各地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又从西安八办出发去了延安，投入火热的革命熔炉，为抗战胜利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据统计，前后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总
20、人数在3万人左右。其中，70%为中学以上水平，有少部分大学生，还有个别硕士、博士生。从地域上看，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都有爱国青年到延安，还有不少侨胞从海外远赴延安。从家庭出身看，知识分子家庭的占80%以上，中等收入以上的也有80%以上。 一般来说，家境比较好的家庭是不情愿其子女在战乱的年代跑到偏远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去冒险的。因此，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特别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青年，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首先叛离自己的中产阶级家庭投身革命队伍，继而叛离那个阶级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比如温联琛，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的独生女。抗战爆发后，温父先后出任国民政府县长、行政区督察
21、专员兼保安司令。温联琛从小娇惯，但她接受了进步的革命思想，在武汉时就从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拦截下来。到重庆，她还要去延安，父亲没办法，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时年14岁。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温联琛改名夏沙，后奔赴延安。还有个新加坡青年侨胞叫吴醒柏，也是独生子。抗战爆发后，他不愿做亡国的华侨，决心回国抗战。家里百般阻挠，他就偷跑到香港。其父乘飞机追到香港，称只要回去答应他一切条件，可他还是坚持到西安，经西安八办介绍，和其他青年一起步行到了延安。 当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偏居西北黄土高原，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为何那么多青年抛弃优越的生活环境，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奔赴延安
22、呢。有个5方面的因素： 第一，爱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知识青年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是他们奔赴延安的内在动因。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七七事变”后，很多青年赶到南京，希望能报效祖国，但他们的抗战热情却没有得到回应。有一位叫白刃的菲律宾华侨青年到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但报名处冷冷清清，他和同伴要报名，管事的却让他们找殷实的商家做担保，并说没有担保就不能报名。这让白刃非常愤慨，转而奔赴延安。而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主张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连续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等对日作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抗日救国的信心。毛泽东撰写
23、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光辉著作，给陷入迷惘困惑中的人民指明了方向。正是中国共产党广泛的代表性和先进性，使爱国青年看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希望。 第三，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争夺。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指出：“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并且是重要的力量”，“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在抢，抢慢了就没有了”。毛泽东也指出：“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基于上述认识，中共中央在1939年12月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各地区和军队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同时，中央要求全国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像与敌人争夺国土那样，竭尽全力地源源不断地向延安吸收和输送革命青年，以
24、储备人才。从26岁起担任毛泽东秘书、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身边工作18个年头的田家英，就是陕北公学的首期学员。 第四，民主、清廉的解放区政权的吸引力。有一首歌曲唱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当时全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没有”，与腐朽、黑暗的国统区、沦陷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爱国青年向往的新型社会。 第五，新闻报道的助推。从1937年到1941年，有许多中外记者和友好人士访问参观延安和陕甘
25、宁边区，他们把在延安和边区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受，特别是把我党的正确主张和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袖风采，真实、客观、公正地介绍给全国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人们。广大知识青年从这些报道中，认识到共产党原来是一群以拯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己任，以创造平等、自由、民主、幸福的崭新社会为奋斗目标的社会精英。他们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于是，到延安去，就成为了爱国青年们的自觉行动。 以上各种因素综合起来，使得延安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强烈地吸引众多热血青年“朝圣”般地从四面涌来。他们在诗中说：“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
26、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他们表示“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因此，理想、信念的力量，爱国主义的真挚情感，正确的人生追求，吸引着爱国青年哪怕付出生命也要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可以这样说，从西安到延安蜿蜒起伏的700多里山路，就是一条追求者们用鲜血铺成的信仰之路、理想之路。 爱国青年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影响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为中国共产党储备了夺取革命胜利的宝贵人才，为以后改变国共对垒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用陈云的话来说：“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第二，丰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主题、题材
27、、表现方法，也改变了文学质地甚至作者构成，奠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格局与管理体系，影响至今。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得出两点启示。对党来说，党的形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青年人有巨大的感召力，要时刻保持党的先进性，想方设法鼓励青年成长进步，吸引他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奉献青春。对青年来说，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实现个人理想和人生价值。历史已经证明，千百万青年在波澜壮阔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历史还将证明，千百万青年继承当年爱国青年的光荣传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28、变为现实。” （作者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第三篇：关于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及现实启示论文关键词长征；民族政策；现实启示 论文摘要红军长征经过的大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了正确而妥善地解决民族问题，党和红军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做了大量的民族工作，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我们如何做好民族工作提供宝贵的借鉴和深刻的启示。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为战略大转移而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红军转战十几个省，路经苗、瑶、侗、布依、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回等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民族问题成为当时党
29、和红军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为正确而妥善地解决民族问题，党和红军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做了大量的民族工作，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总结其历史经验，是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的重要方面，同时也能为我们做好当前的民族工作提供宝贵的借鉴和深刻的启示。 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比较落后，与汉族地区相比，地广人稀，生产力水平低下；尤其是聚居在四川凉山地区的彝族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川、康、滇、甘一带的藏民 二、三十户人家为一寨，不少寨子筑在人迹罕见的高山顶上，每家每户自给自足，几乎与世隔绝；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毫无地位，经济上没有保障。造成这些地区
30、落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及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民族政策，导致了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对立和仇恨，这就限制了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十分落后和闭塞。这种落后的状况给经过该地区的红军队伍不仅带来了补充给养等经济方面的困难，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利用民族矛盾进行了大量的反共宣传，如“杀人放火”、“抢劫财产”、“共产共妻”等，使长期与外界隔绝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受不到共产党的影响，不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从而对红军产生恐惧、戒备甚至敌视的心理，给经过该地区的红军造成了极大困难，并且这种困难远远超过了经济上的困难。因而，宣传和执
31、行党的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的人民尽快地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并从本质上认识工农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就成为工农红军能否顺利通过该地区的关键。长征路上，党和红军长期、广泛地与少数民族接触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就给党和红军提出了一个复杂而紧迫的新问题，即如何加强民族工作，打破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隔阂，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对敌，从而顺利完成战略转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长征的胜利及党和红军的前途就难以想象。因此，党和红军在长征中确定战略方针时，都把“争取少数民族”作为一项突出的内容并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在长征的整个过程中，党始终高度重视民族问题，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结
32、合我国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把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来解决，独创性地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并努力实践。综而言之，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empirenews.page- 一、宣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 针对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反动军阀推行民族压迫剥削政策、少数民族备受歧视和压迫的严酷现实，党和红军坚决主张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途经桂北少数民族聚居区时，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对苗瑶民族的口号，强调“共产党是主张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1935年1月，针对云贵川三省多民族的特点，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批示
33、注意争取彝民工作的指示等文件、文告，大力宣传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不论汉族、苗族、布依族，不论各民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和汉人有同样的权利”；“严厉的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偏见”。1935年8月，在八一宣言和中央关于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等文件中，党严正申明：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 长征途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带头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而且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事例，如：1934年底毛泽东同志在贵州剑河县遇到一位因饥寒交迫倒在路旁的苗族老人，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的毛线衣和
34、有限的粮食送给了老人；1935年春在大凉山彝民区，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消除了彝民对红军的猜忌，取得了彝民对红军的信任与支持，使得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1936年5月贺龙同志亲临云南省最大的喇嘛寺归化寺向藏族僧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赠送“兴盛番族”四个大字的红绸锦幛一幅，还与藏民一起参加了“跳神”活动通过广泛的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使各族同胞深受感动，民族隔阂逐渐消除。 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实行宗教信仰自由 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心理感情。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
35、字和宗教信仰是红军长征中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理解和支持、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措施。长征中，总政治部发出训令：“绝对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1935年9月底，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境内的回族地区，总政治部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规定：“遵守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红军的模范纪律，是有重要和决定的意义，红军必须严格遵守颁布的对回民之三大禁条。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破坏回文经典。”在语言文字方面，党强调少数民族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提高文化、设立学校、人皆有人校读书的权力”。同时，要求红军学习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要求红军指战员要会说几句日常用
36、语。另外，还编写了少数民族与汉族语言文字对照表，供红军指战员学习；经藏族地区时红军写的标语口号，一般都用汉、藏两种文字对照书写。在回族地区，又明确提出：“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举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政治文化的水平。”这些措施对促进少数民族教育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empirenews.page-我国的少数民族大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伊斯兰教和喇嘛教在回族和藏族中具有相当广泛的民族性和群众性。我党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提出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除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外，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政府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喇嘛和喇嘛寺暂行条例也较为完整地陈述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即保证人
37、民宗教信仰的绝对自由、保护喇嘛和喇嘛教等；严禁红军住经堂；禁止毁坏神像、污辱喇嘛。1936年4月，红 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来到中甸县后，贺龙在写给中甸的喇嘛寺归化寺中的八大“老僧”的信中说：“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对不加侵犯，并负责保护。”红四方面军经过藏族地区时，为保护一尼姑庵，李先念曾发布告：“此系合则觉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扰，此告。”红四方面军在炉霍县为保护白利喇嘛寺在布告上也写到：“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敌，应予保护，任何部门不得侵扰，违者严办。”这些做法加深了红军与各民族间的感情，增进了民族团结，使红军受到了各族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三、
38、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和武装。实行自治 红军每到一地都要发动群众起来建立政权，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在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治政权。如：在贵州，帮助苗族群众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在四川，建立了冕宁县彝汉人民联合政权、羌族苏维埃、藏族人民政府、藏族活佛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在陕、甘、宁地区也建有回民自治政府等。除了帮助各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政权，党和红军还帮助各族人民建立革命武装。党在关于瑶苗民族工作中的原则指导中指出：“苗瑶人民有权利组织自己的工农红军或人民革命军。”在告康藏民众革命的斗争纲领中指出：“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康藏民众必须武装起来，组织赤色的
39、游击队、自卫队、人民革命军，以便与反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巩固革命政权、镇压反革命活动。”为此，红军将缴获的枪支、弹药和粮食、衣物等大量物品送给少数民族，帮助他们建立自卫组织，如各种游击队、民族自卫队、独立团及各种抗捐军、农民协会、妇救会、儿童团等革命团体。红军离开后，少数民族武装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他们的活动牵制了敌人的力量，配合了红军北上，并为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23下一页红军长征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历史、社会和经济状况，党为谋求切实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进行了艰苦的实践及相应的理论、政策探索和创造。在长征初红军总政治部颁发的关于对苗瑶民的口
40、号中提出：“实行民族自决，苗民的一切事情由苗民自己解决；苗民的首领由苗人自己选举。”在相继的一些纲领、口号中，又进一步提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民族自决，组织自己的苏维埃与红军，加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方能争取民族的解放。”1935年8月5日。“沙窝会议”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面临的形势，在总结民族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鉴于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应将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主要建立苏维埃政权转向成立民族自治政权。”1936年，随着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执行，党和中央政府在有关宣言、
41、指示、决定中就民族自治问题进一步提出：“回民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民的区域，由回民建立自己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它一切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1936年8月，党帮助成立了回族历史上第一个县级自治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实践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抛弃了不仅不能达到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国内外敌人反而成为国内外敌人分裂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工具的实行联邦制的口号，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和热烈欢迎。-empirenews.page- 四、争取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少数民族上层既有剥削压迫劳动
42、人民的一面，也有受到中外反动势力压迫的一面，并且由于民族和宗教的原因，他们在本民族中有着传统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1935年5月，党在中央关于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党对少数民族首领、代表人物和宗教上层人士采取了团结、争取和教育的政策，如区别对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土豪；一般不过早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没收上层人士的土地财产；吸收他们参加民族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的
43、工作，等等。 长征中党的统战政策及其实践取得了重大成就，不少民族、宗教人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红军、拥护革命、参加革命，出现了许多生动而感人的事例。如贵州镇宁县六马地区布依族头人陆瑞光热情护送红军过境而于1937年英勇就义；松潘羌族世袭土司安登榜放弃土司地位和家业参加红军；中甸归化寺“八大老僧”、定乡桑披喇嘛寺活佛纳瓜等帮助红军筹粮并赠给粮食物品等等。这些都生动地证明了党的民族统战政策的正确和实施的效果。 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党还始终把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看作是调节民族关系的中心环节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早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中党就指出：“特别注意与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在关于 一、四方
44、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党强调“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苗民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1936年5月24日，红军的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现在各部队及地方机关的回民同志，应当尽量集中到各政治机关的地方工作部去，并加强对他们的培养，造成强有力的回民领导干部。同时从工作中、斗争中提拔和培养回民的新干部。”以上决议和指示指导红军动员和吸收了少数民族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到红军中来，并通过训练和培养，把他们造就成强有力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这些少数民族干部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和中华各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非常可贵的贡献。 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获得了各少数
45、民族广大群众及上层人士的支持和拥护，为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实现战略大转移以及推动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可以说，正确的民族政策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对新时期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有着深刻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民族工作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回顾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党和红军自始自终将民族问题放在最重要的地位。1935年，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的关联着争取
46、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意义，因之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1935年8月，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又有深化，认为“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现有一亿多人口，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对做好民族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涉及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因此，我国的
47、民族问题必须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中来解决，解决好民族问题又有利于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empirenews.page-党的领导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各级党委都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民族工作的领导；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经常研究民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制定政策措施，作出工作部署，并切实抓好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不断提高驾驭民族问题、民族工作的能力，不断提高凝聚人心、维护团结、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要在工作中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进一步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多为各族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二）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民族问题与民族的存在相伴生，只要有民族和民族差别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