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学术形态与批评文体_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论文关键词:学术形态;批评文体;中国古代文学批评 论文摘要: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 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采用“传” 、 “注”与“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
2、体式。 中国历史上每个时期均有其独特的学术形态:先秦的子学、汉代的史学和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宋明的理学等。学术形态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传承性和辐射性,不仅会超越时代继续发展演变,而且能顽强地渗透到新出现的学术形态中去。它们共同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也影响着批评文体的创造与选择。 笔者认为,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 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的“传” 、 “注
3、”与“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一、子学之“对话”与批评文体 先秦诸子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为后世学术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后世的文学、文论深得诸子学说的滋养,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与文论。 何谓诸子学说?文心雕龙 诸子曾云:“诸子者,人道见志之书。 ”刘勰眼中的诸子学说是一些“人道见志之书”,这里的“道”, 应该是指诸子们认识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总结出的规律。 先秦诸子由于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其思想主张千差万
4、别。思想理论的自由,诸子个性的张扬, 使得子学文本的言说方式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姿态。然而细观诸子文本,发现不同的文本表现出的对话模式却是惊人的一致,诸子们喜欢在主客问答的对话中表达他们的思想,阐述他们的理论观点。 诸子学说都是在游说、讲学和论辨中产生的,诸子文本多为这些活动的真实记录,对话理所当然成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 论语是孔子和当时一些统治者及其门徒、朋友谈话的记录。很多章节写出生动的谈话场面,人物对话口吻、神情态度都写得十分逼肖。 墨子是墨翟及其门人的言语记录。其中耕柱 贵义等五篇是对话体,语言朴实明晰,条理清楚,富有逻辑性。 孟子也是对话体,是孟轲游谈论辩的记录, 在语言文字上已相
5、当铺张。孟子能言善辩, 善于向别人陈述自己的主张, 语言明晰流畅,意无不达, 形象生动。 庄子是庄周一派着述的辑录,其中不少是庄周和时人或者弟子谈话的记录。 庄子中,不仅修养极高,神通广大的至人、神人、圣人时常妙语连珠,就连缺臂少腿、形貌残缺丑陋的王骀、申徒嘉、叔无趾,哀骀它之流。甚至形形色色,离奇古怪的动植物, 也不时在进行对话,以此来阐明庄子及其后学形形色色、离奇古怪的思想。 荀子 韩非子基本脱离了对话体,表现了专题论文的完整形式。尽管如此,藉对话形式阐述理论观点仍时有存在。从论语到韩非子,我们可以窥见诸子文本中主客对话形式由实(真实) 到虚(虚拟) 发展到虚实相间,然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议
6、论手法的历史过程。不管是描写还是议论,主客问答即对话形式是先秦诸子中采用得最为普遍的表达方式。对话体既有着极强的思辨性,更具有鲜明的审美特性。论证形象直观。行文极具审美张力和雅俗共赏的审美魅力。由“说”成“论”于是成为子学的一个突出特征。 “论”与“说”本来就存在互相融合的可能性,“论”之理论性与“说”之教谕性、 “论”之感情性与“说”之形象性,成为了互相融合的内在依据。先秦诸子学说的对话模式以及由“说”成“论”的学术形态对中国古代文论着述产生极大的启示作用,古代文论长久呈现的“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就是一个显着的证明。 汉代以降虽然没有先秦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文人士子也逐渐丧失了高昂的精神魄力
7、。但他们骨子里对立德立言的追求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先秦诸子人格精神的向往也从来没有终止过, 历代士子无不崇尚诸子, 他们读子书、研子学、习子体,这股研习诸子的热情延至近代都没有消退。刘勰深刻地洞察到这点,他在诸子篇说:“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 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 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 ”以扬雄的法言为代表的那种用“言” 、 “语”来立“论”的言说方式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扬雄他们的着作大多标榜“咸叙经典,或明政术”, 但正如刘勰所说:“虽标论名, 归乎诸子。 ”这些着述沿承子学文本的对话模式,在“或问” 、 “或曰”等拟设虚构的对话中,文学批评思想得以形象呈现。从文
8、本言说形态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诸子对话影响下的鲜明印迹。 宋代, 一种独立的批评文体“诗话”出现。诗话自诞生始,就带着诸子“对话”影响的痕迹。诗话最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行之于文字变成书面文本时。就成了那些口头诗歌创作与谈诗论赋社交场景的追想性记录,保留了许多文人讨论诗作诗法有趣对话的原始记录。生动有趣的对话模式,奠定了诗话“以资闲谈”的基调和轻松活泼的漫谈风格,如果说诗话最初确实是凭借着欧阳修在文坛的声望发展起来的。那么最终它能成为古代文论使用最广的一种批评文体,靠的还是自身独特的魅力。诗话不仅着述繁富,蔚为大观,还带动了一系列类似文体,诸如赋话、词话、曲话的出现。形成中国
9、文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追寻诗话的历史根源,应该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诸子学术, 其“以说为论”的对话形态在诗话里得到发扬,而诗话亦凭借着 “以说为论”的形态使其自身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尽情彰显了它独特的风格趣味。 二、史学之“实录”与批评文体 在中国所有学术中,史学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它与其它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又是其它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基石。每种学术史都是一种史学,因此史学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有了以史为鉴的初步意识, 诗经大雅荡就有了这样的诗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以夏商史事为借鉴, 周代人才能更好地处事。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史为鉴意识变得愈发强烈了
10、,战国策赵策一提出:“前事之不忘,后世之师。 ”史学虽为历史记录之学,但其所蕴含的经世致用精神, 透过历史记录表现出来。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史的现实作用,把前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 变成治理当今现世的明鉴。 中国的史学产生于春秋时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溯史传体之源,称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 “言经则 尚书, 事经则 春秋 ”。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亦视尚书 、 春秋为滥觞:“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 所载务于寡要; 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 ”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是最早的编年体国别史。而“务于寡要” 、 “贵于省文”则是它们的语体特征。这也就是
11、文心雕龙反复论及的尚书辞尚体要、 春秋一字褒贬。 尚书 春秋的体势及体貌,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 史学与史官密切相连,从上古时代的南史与董狐等被称为良史以来。确立了中国史学据事直书的传统。这种据事直书的精神,以后则成为以儒家价值观为中心之传统史学的重要标准。也提高了中国史学表述的客观性,因此中国史书皆是一个事件接着再叙述另一个事件的形态,在事件之间似乎没有联系性,但实际上。那些史料是经过一番筛检,按照一定原则整理出来的事实。史书体裁基本上可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种。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反映出各历史事件的关系。纪传体的重要特征是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呈现出记言与
12、记事结合的状态;纪事本末体以记事为主,详细叙事历史上各大事的来龙去脉,完整叙述整个事件的过程。史书的实录性叙事极大地影响了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 尚书与左传关于“诗(乐)言志”的记载,实为古代文论叙事性言说之滥觞。语出尚书的“诗言志”和语出左传的“季札观乐”,都是在历史叙事的语境中出场的。 尚书尧典对“诗言志”的记载,有人物(舜与夔),有事件(舜命夔典乐),有场景(祭祀乐舞),有对话( 舜诏示而夔应诺),叙事所须具备的元素一应俱全。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吴公子札来聘”实为“乐言志”,与舜帝的“诗言志”相映成趣。季札观乐而明“乐言志”,也是在历史叙事中生成的。之后司马迁着名的“发愤着书”论也是诞生于历史的叙事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详细地叙述了着史记的前因后果,描述了自己的家世和人生遭际以及发愤着书的过程。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序跋最初是作者在或着作写成后,对其 1/3 123 下一页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