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元前 8 至前 3 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公元前 8 至前 3 世纪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标志着春秋的开始，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则是战国时期的结束。中间以公元前 476 年划线，以前为春秋时期，以后为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变化，导致了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不了解这个时期的变化就无法了解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因此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是非常重要的。1.铁器的普遍使用与社会经济的发展(1)冶铁技术的进步与铁器的普遍使用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发现和使用的是陨铁，陨铁是天上掉下来的陨
2、石(铁、铬、镍的混事物）经锻打制成的。中国在商代和西周初年已使用陨铁。人类使用铁的第二个阶段是用“ 块炼法“ 炼铁。这种方法是把铁矿石放在炉中加热，出炉时呈海绵状的固体块，经反复锻打制成铁器。用这种方法制成的铁数量少、质量差，中国最迟在西周晚期，已使用此法炼铁。 诗经.秦风.驷铁载“ 驷驖孔阜“ 一语，注家解释说马色如铁故名驖。“ 驷驖孔阜“ 意为四匹铁颜色的肥大的马。用铁的颜色来形容马，说明铁已成为常见的物品。这首诗时间上应为西周末年的诗，所以说明了西周末铁已成为人们习见的事物。另外，河南三门峡虢国贵族墓中出土了西周晚期的铜柄铁剑。人类使用铁的第三个阶段是用“ 生铁冶铸法“ 冶炼铸铁(生铁）
3、。这种方法是把铁矿石放在炉内熔炼，使铁矿石熔化成液体，而后铸造器物。中国在春秋时期已能冶炼铸铁。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513 年）载：“ 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要把有不少法律条文的刑书铸在铁鼎上，说明当时已能铸造有铭文的大型铁器。考古已发现了春秋晚期铸造的铁鼎，如：1976 年 4 月湖南长沙杨家山 65 号墓出土了春秋晚期的铁鼎，1977 年 7 月长沙窑岭 15 号墓又出土了春秋战国之际的铁鼎。经金相学鉴定上述两个铁鼎均系铸造。铸铁的出现是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国出现铸铁是在公元前 7 至前 6 世纪，欧洲是在
4、 13 至 14 世纪才使用铸铁的，约晚于中国 19 个世纪。春秋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钢。 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曾载有欧冶子、干将、莫邪铸剑的记载。1976 年长沙杨家山 65 号墓出土了春秋晚期的一把钢剑，经分析，金相组织为含 0.5 左右的中碳钢，说明春秋晚期确实出现了钢。春秋时期中国使用铁器已有一定的普遍性。 国语.齐语载管仲对齐桓公提出以甲兵赎罪的建议时说：美金(青铜）用来铸造剑、戟等兵器、恶金( 铁）用来铸造鉏(锄） 、夷(锄类工具） 、斤(镢） 、(斧类工具） 。 管子.小匡也有类似的记载。考古不仅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铁兵器，也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铁农具。如：1956 年在山西侯马市北西庄春秋遗
5、址中出土铁残犁铧，说明铁被运用于生产工具方面。1977 年又在陕西凤翔秦都雍城秦贵族墓葬中发现了春秋早期的铁镈(锄类工具） 。铁兵器也已出现，甘肃灵台县景家坪春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把铜柄铁剑。战国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不断进步，这主要表现在生铁柔化技术的出现，铁器的使用和制钢技术的进步诸方面。生铁柔化技术是战国时我国冶铁技术的又一大成就。这种技术是把生铁铸件经过热处理或将铸件加热后反复锻打，使其内部含碳量和组织结构发生变化。经过柔化处理的铸件，提高了韧性，减少了脆性，扩大了铸铁的使用范围，提高了铸铁的质量。考古发掘的实物说明生铁柔化技术出现在春秋战国之交。洛阳市水泥制品厂古遗址中出土的铁锛，经鉴
6、定是公元前 5 世纪经过柔化处理的铁铸件。铁锛表面产生了一毫米左右的珠光体层，增强韧性，改善工具性能。战国中、晚期的铁器遗物中，经柔化处理的更多，1951 年河南固围村出土的铁带钩，1957 年湖南长沙出土的铁铲、1965 年河北易县燕下都 44 号墓出土的铁镢等，都是经柔化处理的展性铸铁。在欧洲经柔化处理的展性铸铁是18 世纪出现的，比中国晚了不少世纪。战国时期铸造铁器出现了铁范，原来使用陶范，陶范只能使用一次，反复制作陶范费工费时，使生产效率受到限制。战国时出现了铁范，1953 年在河北兴隆古洞沟战国晚期燕国遗址中发现了 40 付 87 件铁范，其中有钁范、锄范、镰范、斧范等等。这种范可以
7、连续使用，铸造的器物质量好，不必作太多加工即可使用，提高了劳动效率和降低了成本。欧洲一些国家 16 世纪才开始使用金属范，比我国约晚 19个世纪。战国时炼钢和热处理技术也有较大发展和应用。这时的钢是由用铁块加热反复锤打渗碳制成的，称之为“ 百炼钢“.战国时的钢制品屡见不鲜。如江西新干县袁家村战国粮仓遗址出土的两把铁斧，刃部有钢。西安半坡村第 98 号秦墓出土的铁凿，经检验，是含碳量较高的钢。河北易县燕下都 44 号墓出土的 5 种 51 件铁兵器中，有 6 件经金相考察发现其中 5 件是钢制的。战国时期铁器已经普遍使用。 管子.海王篇说：“ 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
8、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 管子.轻重乙篇载齐桓公的话说：“ 衡谓寡人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椎、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以毋籍而用足。“ 海王 、 轻重乙等篇一般均认为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反映了当时农业、手工业中普遍使用铁器的情况。考古发现了大量铁制农具和手工业工具，也有助于说明这一点。1950 年、1951 年、1952年在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葬中出土的“ 铁器有犁 4 、镢
9、 4 、锄 36、铲 10、镰 1 、斧12、凿 1 、削 5 、刀类 9 、钉 1 、铁带钩 1 、匕首 1 、其他铁器 8.此外，还有铁铤铜镞86，共 179 件。“1955 年石家庄市庄村赵国遗址发现的铁农具，占这个遗址出土全部铁、石、骨、蚌质工具的 65。1964 年至 1975 年间在河南新郑县郑、韩故城内西南部(仓城村南）发现战国时的铸铁作坊，面积达四万平米，出土残炉一座、烘范窑一座和一批陶范及铁器。陶范能看出器形的有镢、锄、镰、铲、锛、凿、削、刀、剑、戟、箭杆和带钩十余种，以镢、锄范数量最多，出土铁器也以镢、锄的数量最多，此外还有铲、锛、刀、削、凿、镰、锥等。1977 年于河南登
10、封县告城镇古阳城遗址发现战国时冶铁遗址，出土大量陶范，其中能看出器形的有镢、锄、镰、斧、刀、削、戈、箭杆、环等，还出土了残铁锄、残铁镢等铁器。1964 年于河北易县燕下都 22 号遗址出土铁器 65 件，其中有 50 件是生产工具，计有刀 12 件、刮刀 2 件、凿 1 件、镢 6 件、锤 1 件、锥 17 件、斧 7 件、锄1 件、镰 2 件、铲 1 件。 1953 年于河北兴隆县寿王坟战国冶铁遗址中出土铁范 87 件，其中锄范 3 、镰范 2 、镢范 47、斧范 30、凿范 2 、车具范 2 ，绝大多数均为生产工具用范。1957 年干扰顺市莲花堡燕国遗址中出土铁器近 80 件，均为生产工具
11、，其中镢 60 多件、锄 2 、镰 2 等。1974 年于广西乐平县银山岭战国墓出土的 181 件铁器中，其中 170 余件为生产工具，其中有锄 89、斧 10、锛 6 、凿 6 、刮刀 59、削 9.这些考古发掘出的材料，充分说明战国时铁器在农业、手工业中普遍使用，已经取代了石器、木器、蚌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所以，战国已经进入了铁器普遍使用时期。铁器的使用已很普遍，有的学者据 1927 年至 1980 年 171 篇考古发掘的报道、简报、报告指出，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出土铁器的有辽宁、吉林、内蒙、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云
12、南、广东、广西新疆等 21 个省(自治区）的 100 个县( 市） ，约 192 个以上的地点。不仅冶铁遗址的发现和出土铁器遍及韩、赵、魏、齐、楚、燕、秦七国统治区，而且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有铁器出土，说明边疆兄弟民族也使用了铁器。出土铁器的种类已超出管子中少匡 、 海王 、 轻重乙诸篇所述的范围、种类。出土的农具有：镰、臿、锄、铲、耙、犁等，出土的手工业工具有：斧、锛、凿、钻、锤、削、锥、针及铁范等；出土的兵器有剑、戟、矛、匕首、刀、杖、镞、弩机、鐏、胄等；其他用具有：鼎、釜、盘、权、颈锁、脚镣、车具、带钩、环、管、钉等等。这些用具涉及到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铁的
13、质量提高，春秋晚期铁已经开始用做兵器。到了战国，战争次数频繁、规模扩大，铁兵器也日益普遍使用。战国晚期铁兵器已成为大量使用的重要兵器。文献记载的战国时的铁兵器有“ 铁剑“ 、“ 铁椎“ 、“铁釶( 矛）“ 、“ 铁甲“ 、“ 铁杖“ 、“ 铁钩钜 “ 、“ 铁殳“ 、“ 铁銛“ 等。宛( 今河南南阳） ，战国时先后为韩、楚占有，这里冶铁业发达，以出产铁兵器而闻名。 商君书.弱民载：“ 楚国之民，宛钜( 钢）铁釶(矛） ，利若蜂虿(蝎类毒虫） 。“ 荀子.议兵载：“ 楚人宛钜铁釶，惨如蜂虿。“ 楚国因以产钢铁制作的矛而闻名，引起别国的恐惧不安。如秦昭王曾说：“ 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
14、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 韩国也以出产铁兵器而闻名， 史记.苏秦列传载：“ 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伯、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革抉(射箭时用的皮制臂套） 芮( 楯） ，无不毕具。“ 从苏秦的话中，可知战国时韩国是个重要的钢铁工业区，并有一些地区以制兵器而闻名，如棠溪、墨阳、宛、邓、龙渊、太阿。这些地区所铸造的剑戟能“ 陆断牛马，水截鹄雁“ ，能“ 斩坚甲铁幕“ ，说明已能把生铁锻造成钢，而且炼钢的技术水平已达一定高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较普遍地使用。从考古发掘来看也是铁兵器日渐增多。如 1964 至 19
15、65 年于河南新郑县郑、韩故城东城内西南部(仑城村南）发现战国铸铁作坊，从发现的陶范器形看有刀、剑、戟、箭杆等兵器器形。1952-1956 年于湖南长沙东南郊月亮山等战国晚期楚墓中出土铁器有剑 7 、戟 1.在湖南“ 衡阳市公行山十八座墓出土铁器 20 件，其中有剑 7 件，矛 4 件，戟 1 件“.1965 年在河北易县燕下都 44 号墓中出土的铁器 79 件中有胄 1 、剑 15、矛 19、戟 12、鐏( 戈柄下端园锥形金属套）11、刀 1 、匕首 4 ，这几样兵器共 63 件。此外，还出土铁廓底坐铜弩机 1 件，铁铤铜镞 19 件。这些考古出土的材料都说明，战国时期铁器已较普遍地用作兵器
16、。然而，这时铁兵器还不能代替和完全代替青铜兵器。所以，战国晚期考古出土的铜兵器数量仍然颇大，尤其是贵族墓葬出土铜兵器较多。由于铁兵器日益普遍使用统治者就把青铜兵器改铸他用。如公元前 235 年楚幽王熊悍就把在战争缴获的青铜兵器改铸为鼎、盘之类的器物。秦王政 26 年统一六国后，又“ 收天下兵“ ，铸为金人十二。大量铜兵器被销毁，遂使铁兵器在兵器中占据了主要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生铁冶铸技术、生铁柔化技术、制钢技术的出现和冶铁业的兴起，使铁制生产工具逐渐普遍地使用于农业、手工业等方面，促成了农业，手工业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这种状况正反映了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2)农业生产的发展春秋战
17、国时期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农业生产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这从下述几方面可以看出：水利工程的兴修中国在春秋战国以前没有大型水利工程。由于铁器的使用，人们征服自然力的提高，春秋末开始出现大型水利工程，战国时则出现了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的高潮。今安微寿县的芍陂蓄水塘相传是春秋楚庄王时(公元前 613-前 591 年）孙叔敖修建的，修建的目的是为了引水灌溉。春秋末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运送军粮修建了沟通长江与淮水的邗沟。 左传哀公九年(公元前 486 年）载： “ 秋，吴城邗，沟通江淮 “.这一工程从邗(今江苏扬州市境） ，修沟渠，入淮河。所以，邗沟是一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这条运河修成后使两岸收到了灌溉之
18、利。鸿沟是战国中期魏惠王时修建的一条沟通黄河与淮河的水道。魏惠王十年(公元前 361 年）在黄河与魏国境内天然湖泊圃田泽(今河南中牟县境内） ，开了一条渠道，引黄河水入圃田泽。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 340 年）又从圃田泽修了一条渠道，引圃田水通淮河。这就是鸿沟。鸿沟的开凿不仅有灌溉之利。而且，邗沟沟通了江淮，鸿沟又沟通了黄淮，两条运河沟通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对后来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战国时期为防止黄河泛滥，齐国与赵、魏两国在黄河两岸修建防洪提防。齐国先在距黄河 25 里的地方修了一条提防，使“ 河水东抵齐堤“ ，而后冲向赵、魏两国。赵、魏两国为防止河水的冲刷也在距河 25 里
19、的地方修了一条长堤。从此，河水在两堤之间流来流去。所以，两道堤防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黄河泛滥成灾。战国时秦昭王后期蜀郡太守李冰在四川成都平原修建了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 水经注卷 33 引风俗通说李冰“ 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华阳国志卷 3 说都江堰修成后“ 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沃野千里，号为 陸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古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都江堰不仅有巨大经济效益，而且技术水平高，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古代一项著名的水利工程。约在秦王政六年(公元前 246 年）修建了郑国渠。 史记.河渠书说郑国渠修成之后，溉地“ 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 (6 石 4
20、斗）“.上述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田灌溉的进步论语.泰伯载孔子说禹“ 尽力于沟洫(灌溉用的田间水道）“ ，可见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田间用的灌溉渠道已为习见事物。 周礼.冬官.考工记载：每个农夫百亩耕田之间有约合今尺宽一尺四寸、深一尺四的渠道叫遂；每井耕地之间有约合今天宽二尺八、深二尺八的渠道叫沟，方十里的耕地之间有约合今尺宽五尺六、深五尺六的渠道叫洫；方百里的耕地之间有约合今尺宽 1.28 丈，深 0.98 丈的渠道叫浍。 周礼.地官.遂人载：凡治野，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这都说明在农业灌区有称之为遂、沟、洫、浍大大小小的渠道构成的灌溉纲络浇灌着农田。与遂、
21、沟、洫、浍的相应，渠上则有叫径、畛、涂、道的交通道路。 周礼一书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反映了春秋末与战国时期的情况当无疑。 周礼上述记载反映了春秋至战国时，农田灌区已出现了由大小渠道构成的系统灌溉工程。由于水利灌溉系统出现并对农业生产有重大作用，所以设立了专门负责水利工程的官员管理其事。 荀子.王制说：“ 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 不使水漏溢） ，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 春秋末到战国时，农田灌区出现了由大、小渠道构成的灌溉系统工程，是中国农田水利事业的巨大进步，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桔槔灌田是利用杠杆原理灌田的一种方法。春秋末年用桔槔田日益普遍。 庄子.天
22、地篇和刘向的说苑.反质篇对此都有记载。用桔槔灌田可以大大提高效率，据说原来用“ 抱甕“ 、“ 负击(瓦罐）“ 的方法灌田仅能日灌一畦或一区。而用桔槔灌田则一天能灌百畦或百区。桔槔灌田主要用之于园圃业方面，至于大田作的灌溉当然无法全赖于此。耕作方式与耕作制度的变化从用人力进行耦耕到使用畜力进行犁耕是春秋战国时耕作方式的重大变化。春秋时关于耦耕的记载还很多。据现代学者的研究，耦耕是一人用耜耕地起土、一人用耰碎土和平整土地，二人协作就是耦耕。犁耕春秋多见， 论语.雍也载“ 犁牛之子，骍( 赤色牛）且角“.此处“ 犁牛 “ 二字相连，说明牛已用于拖曳犁地了。春秋时期山西侯马东周遗址中出土的铁犁铧，说明
23、当时出现了铁犁。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 司马耕字子牛“. 晋国有力士叫牛子耕。牛与耕相连，说明牛耕已是习见的事物。战国时牛耕已相当普遍。这时马耕也出现了， 盐铁论.散不足篇载：“ 古者，庶人之乘者，马足以代其劳而已。故行则服轭，止则就犁。“ 这里说古时用马拉车、拉犁，所说的古当指春秋战国时期。用牛耕、马耕比用人力耦耕，效率可提高 2 至 3 倍。春秋战国时从耦耕到犁耕的转变是耕作方式的一次大变化。西周和春秋时期除少数上等地可年年耕作外，主要实行休耕制，有的是二年轮耕一次的二圃制，有的是三年轮耕一次。战国时期是中国耕作制度由休耕制向多年耕作，年年耕转变的重要时期。战国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24、施肥、灌溉等条件好的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连续多年耕作，年年耕作。如魏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汉书.食货志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时说：“ 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居邑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 这一记载在计算方百里耕地收获粮食的增减是按年年耕作计算的；计算一个男劳力耕田百亩的收获量时也是按年年耕作计算的。这正说明魏国大面积土地上推行了年年耕作、多年耕作。当时魏国在好地上每个男劳力分给百亩土地实行年年耕作，在贫瘠的土地上则采用轮作休耕制，
25、 吕氏春秋.乐成篇说“ 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 就说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出现了一年两熟制。这就是说在一块耕地上一年可以收获两次。荀子.富国篇说：“ 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 量器名） ，一岁而再获之。“ 所谓“ 一岁而再获之“ 就是一年两熟制已经出现的明证。从休耕制到多年耕、年年耕作再到一年两熟制出现，可以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耕作制度演变过程应当注意的事情。战国时期亩产量较前提高，根据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所说的五口之家、“ 治田百亩“ 的小农一亩(约合 0.28 市亩）在一般情况下可收粟一石半，最好的年景为此数的 4 倍即亩收 6 石，其次为
26、4 石半，再次为 3 石。小的饥荒年亩收 1 石，中等饥荒年亩收 7 斗，大饥荒年亩收 3 斗。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田法说：“ 岁收：中田小亩，亩廿斗；上田，亩廿七斗；下田，亩十三斗。“ (3)手工业的进步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的进步，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官府工业周代的官府工业是直接为统治阶级国家和统治阶级服务的手工业生产，其中包括农具、武器和车辆、服装、皮革制品、奢侈品等等各种各样的产品。因此，有技能的各种工匠都罗致在官工业的有关各种部门中。 国语.齐语载春秋时齐国“ 处工就官府“. 国语.晋语四载“ 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礼祀.王制说：“ 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不贰
27、事，不移官“.各国及卿，大夫和郡守、县令都有一套官府手工业组织，负责各级官府工业组织的官吏，叫工师，其下有百工。据考古发现战国时官府工业品的铭文可知，工师也可称为右工师、右军工师。工师的助手有丞或佐。工师的任务是什么呢.荀子.王制说：“ 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 吕氏春秋 .三月纪载官府手工业设材料库称五库，储有铜、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等原料。据战国时器物铭文，管仓库的官吏称为大府、中府、小府。官工业中已建立了产品质量责任制，战国时期这种制度已相当完整严格。 吕氏春秋.三月纪载：“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
28、其罪，以穷其情。“ 这句话中，勒作“ 刻“ 讲，就是说要把工匠的名字刻在器物上，以考察工匠是否精诚作工，如果工匠失误，器物质量不好，就要“ 必行其罪，以穷其情“.考古发现的战国时代手工业器物铭文，可知器物刻名的情况。如上郡戈铭文 说：“ 廿五年上郡守口造，高奴工师窘，丞申，工鬼薪。“ 吕不韦戟铭文说：“五年相邦吕不韦，诏使图，丞口，工寅。“ 长沙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楚漆奁，铭文说：“ 廿九年六月已丑，乍告，吏丞向，右工师象，工大人台。“ 从器物铭文中可以看出器物是三级负责制造，所以铭文中有这三级的有关人员的名字。一级是主管官府主要官员的名字，如中央一级有相邦(相国）郡一级有郡守；具体组织领导制造的
29、工官工师、丞、佐；具体作工的“ 工“ ，工有鬼薪等刑徒和服役的更卒。如果制造时发生偷工减料、质量不好等毛病，追查出来后，就要依法治罪，追究其诈伪之真情。在周代国有制下，官府工业中不仅生产资料属于国有，劳动者也属国有。官府工业中的劳动者就成为官府任意处置的奴隶。 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 589 年）楚令尹子重与蔡、许两国军队攻鲁。鲁国以执斫(匠人） 、执针( 女工） 、织 (织工）各百人赂楚求和，楚许之。国语.晋语七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 562 年） ，晋悼公伐郑，郑献“ 女工妾三十人，女乐二八(十六人）“. 这两个例子说明官府手工业工人如同牛马一样，可以由统治者送给别国，身份地位低下，显然属于奴
30、隶。战国时官府工业中除工奴外，还有服役工匠和雇佣来的客参加生产。民营手工业春秋战国时随社会的发展，民营工业出现并迅速得到发展。民营工业主要分三类：农民家庭手工业、独立小手工业、豪民经营的大工矿业。农民所从事的家庭手工业在当时手工业生产中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民的个体生产本身就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单位。 墨子.非乐上说：“ 农夫早出幕入，耕稼树艺，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多治麻丝葛绪细布縿，此其分事也。“ 这就是说农民个体家庭中，耕与织，农业与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农民家庭所从事事“ 纺绩织絍“ 解决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穿 衣问题，在
31、社会上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是一些带有地区性特点的手工业产品，人人能制作，其主要生产者也是农民。周礼.冬官.考工记载：“ 粤无镈“ (锄类工具） ，燕无函(铠甲） ，秦无庐，。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能为庐也。“ 这类地区性的手工业产品，人人都能生产。是一个地区农民谋生的重要手段。 禹贡所列各州的贡品，也就是各州的土特产品，如兖州出产漆、蚕丝织品，青州出产丝、麻织物、野蚕丝等，都是当地农民手工业产品。这类产品也有其重要性，不可忽视。春秋时期，随着“ 工贾食官 “ 格局的打破，独立小手工业阶层出现。战国时， 孟子.滕文
32、公上说农夫“ 以粟易械器“ ，手工业者 “ 以其械器易粟“ ，“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春秋战国时，城市中百工居住和工作的地方称为“ 肆“.“ 肆“ 就是城市市场设的作坊店铺，一面生产，一面销售。 论语.子张说：“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墨子.尚贤上称这些手工业者为“ 工肆之人“.庄子.逍遥游载一个故事说：宋国世世以漂洗丝絮为业的手工业者，能制造一种使皮肤不裂的药，称为“ 洴澼絖“ ，有顾客愿出“ 百金“ 的高价买其药方，这个手工业者因此发家。这些手工业者人身有一定自由，可以迁往别国。 韩非子.说林上讲了一个故事说，鲁国一家从事手工业的生产者，本人善织屦，其妻善织缟，想迁往越国。有人对他
33、说越人不穿屦，也不带缟作的冠。“ 以子之所长，游於不用之国，欲使不穷，其可得乎“ ，所以这个手工业最后未迁越。这说明这类手工业者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豪民经营的大工矿业。这些大工矿业主要集中在盐铁业、丹砂等的开采方面。春秋末、战国初的猗顿是经营煮盐发家的大富豪。猗顿与陶朱公范蠡为同时人，原为鲁国穷人，后到山西临猗，地近盐池，“ 用盬盐起，与王者埒富。“ 战国时，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1972 年在河北省邯郸市区古代赵王城附近战国遗址，发现战国炼铁遗址两处，有大量铁渣、炭渣、红烧土，和铁铤铜镞多捆，每捆 150 枚。史记.货殖列传载秦国在秦王政时，出现了开丹砂数世而成巨
34、富的巴寡妇清，“ 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豈非富邪.“ 富豪经营的大工矿业使用的劳动者主要是贫民。 管子.侈靡篇说“ 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 管子.轻重甲等篇谈到孟春三月和阳春农事方作“ 时，规定“ 北海之众无得聚庸( 佣）而煮盐“ ，也说明煮盐的劳动者是贫民转化来的佣工。手工业的进步春秋战国时期，冶铜、冶铁、煮盐、纺织、木工、漆器等手工业无论生产规模与生产技术都比过去大为进步。青铜冶铸业，在商周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遗址和山西侯马铸铜遗址的发现，使人们对这时期从采矿、冶铜到青铜器的铸造有了新认识。大冶铜
35、绿山铜矿遗址表明矿井有竖井、斜井、平巷、斜巷。而且矿井支护技术、排水、提升、通风等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如矿井的提升工作原来依靠人力，战国时已将辘轳用于提升矿石和水，提高了劳动效率。古矿井附近发现了春秋时期的炼铜竖炉，经实验证明这种竖炉可用木炭还原进行熔炼，并可连续加料、排渣、放铜。春秋时期山西侯马的铸铜遗址出土了 3 万多块陶范，可复原的器形约百件，有各种礼器、工具、兵器、乐器、货币。陶范三分之一刻有花纹。据周礼.考工记载铸造各种青铜器时铜与锡的搭配已有一定比例：“ 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
36、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春秋战国时青铜工艺技术的进步，突出地表现在两项技术的使用上：一项是金银错技术，这项技术就是在铜器表面上镶嵌金银丝，制成图案或文字。战国初，铜礼器上出现了大片金银错图案。另一项是战国中期刻镂画像工艺发展了起来，这项工艺是在比较薄的壶、杯、鉴、奁上制细如发丝的刻镂画像图画，一般多是水陆攻战、狩猎、宴乐礼仪等方面的图画。这些图画是在铸成器形后，用钢刀刻镂加工制成的。春秋战国时考古发现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当时冶铁情况，春秋时的冶铁业“已使用鼓风竖炉“.1960 年在河南新郑县仓城村发现战国时郑、韩冶铁遗址，出土了大批铸造铁器的陶范、
37、残鼓风管、炼渣、木炭屑。1964 年至 1975 年又于河南新郑县郑韩故城东城内发现的战国时的铸铁作坊，面积40000 平方米，掘出残铸铁炉一座、烘范窑一座和一批陶范、铁器。1977 年于河南登封县告城镇古阳城遗址发现战国冶铁遗址，出土熔铁炉残块、陶鼓风管残片、泥制鼓风管、木炭屑和大量陶范。1953 年在河北兴隆寿王坟战国冶铁遗址出土铁质铸范 87 件，大量木炭屑、红烧土，还在铸场西 1.5 公里的古洞沟，发现两个古代矿井，当为铁矿产地。从冶铁遗址遗留的大量陶范、铁范和铸造的铁农具，铁兵器等看，冶铁业在社会生活中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盐是生活必需品，人人要吃盐，不吃盐就要生病。本地无盐，就要仰
38、赖外地供应。 管子.轻重甲篇载管仲主张把齐国的盐“ 粜之梁( 魏） 、赵、宋、卫，彼尽馈食之国也，无盐则肿。“ 盐不愁销路，所以一些国家产盐的地区，就成了该国的财源宝地。 左传成公 6 年载晋诸大夫曰：“ 必居邭瑕之地，沃饶而尽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春秋战国时，齐、燕两国是最重要的产盐基地。 管子.轻重甲说：“ 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 史记.货殖列传说：“ 山东多鱼、盐“ ，“ 燕有鱼盐枣栗之饶“.管子 .轻重甲借管仲之口，请齐君伐薪，煮海水为盐，从十月至来年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钟，六斛四斗） 。 管子.地数也有类似记载。这些内容相似的记载，反映了煮盐
39、业已是齐国一种重要的生产事业。木工是古代社会中一种很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制造农业生产工具和车、舟等交通工具，建造房屋，生活用具等都离不开木工。 周礼.考工记：“ 凡攻木之工七：轮、舆、弓、庐、匠、车、梓。“ 轮即制造车轮及有关部件；舆指造车箱、轿的工人，泛指造车工人；弓，指造弓的工人；庐，在这里是指造矛、戈、戟木柄的工人；匠，系指主管营建宫室城郭沟洫的工人；车，指造车及农具的木工；梓，指造钟、罄等乐器架子和造饮器、箭靶的木工。春秋战国时由于铁器普遍使用，铁制木工工具广泛用于生产。这些工具主要有：斤(斧类） 、锯、锥、凿、钻、銶 (凿和斧类） 、锛等。此外还有规、矩、悬、水、绳、隐括。规，是画园形
40、的工具。矩是画方形或直角用的曲尺。悬，是测量垂直线用的悬。水，是测量水平线用的工具。绳，是弹直线用的墨绳。隐括，是一种矫正木材曲直用的工具。 墨子.法仪篇说：“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 (度） ，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园以规，直以绳，正以悬。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故百工从事，皆有法度。“ 总之，后来中国封建时代木工的用具春秋战国时期已基本具备。而且那时木工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战国初的著名木匠公输班，能“ 削竹木以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 ，制成世界上最早模拟飞行器。由于公输班技巧惊人，被后世尊为木匠鼻祖。其他手工业如纺织业，漆器制造业都有巨大进步。纺织业有丝织，
41、麻织、葛织。丝织品主要供统治阶级享用，麻织品、葛织品则主要供平民使用。战国时，丝织技术已具高度水平，1957 年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出土了“ 对龙对凤纹锦“ ，表明这时已出现了复杂的动物纹提花技术。荀子.箴赋总结了战国末以前的刺绣、缝纫技术，当时用铁针代替竹针，可绣出复杂精致的花纹。 韩非子.外储说右载战国初吴起妻“ 组织而幅狭于度，吴子出之“ ，说明那时已出现了控制布幅宽度的织筘。据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等记载，春秋末越国已能织造“ 弱于罗兮轻霏霏“ 的高级葛布，说明葛布的织造技术已达很高水平。其他在染色、生丝脱膠也有高度的技术。春秋战国时漆器工艺已很进步，漆器已日益成为统治阶级的生活用品。漆的
42、颜色已有黑、朱、紫、黄、白、绿等十多种。漆器的漆物有杯、盘、矮桌、奁、弓、盾、戈柄、戟柄、箭鞘、棺等等。战国时漆器工艺的进步突出表现在金铜和漆器的出现方面，所谓金铜扣就是漆器的边缘有镶金边或铜边的。出土的漆器器物图案有龙凤云鸟纹、几何纹，狩猎图案等。战国时漆器制造业的进步，为汉代漆器的制造奠定了基础。此外，皮革工业、人造玻璃制品，制陶业、酿酒业也有突出进步。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的进步是巨大的，为以后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商业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和城乡对立的扩大，交通的发展，全国联系的加强，商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商业发展的状况通过以下问题可以看出：1 商
43、业和商人。春秋时期一些国家商业是很发达的。齐国就是有重商传统的国家， 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姜太公至齐“ 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 ，又说春秋时管仲“ 设轻重鱼盐之利“ 等等。 国语.齐语载管仲说：“ 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夫令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价） ，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 从管仲的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商人已专业化，专门经商，一生经商，而且传之子弟，使“ 商之子恒为商“ ；二是商人受着
44、官府控制，控制的办法是不让士农工商四民杂处，所以要“ 处商就市井“ ，使其不见异思迁。这都反映了商人还未从“ 工贾食官“ 格局下解放出来。春秋时期，郑国也是个商业较发达的国家，春秋初郑桓公与商人盟誓：“ 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布宝贿，我勿与知。“ 春秋初，郑国刚建立需要商人支持，所以郑桓公与商人订立了上述盟誓。从盟誓内容看，商人不能背叛郑国国君，郑国国君不能“强贾“ 和无代价的夺取商品；商人有市场上的走销宝物，国君不要求知道。这说明商人处境有所改善，但这一盟誓是郑国国君为求得商人支持的产物，总的看来，商人仍受着国君的控制。春秋后期，晋国商人地位依然低下， 国语.晋语八载，晋国都域
45、“ 绛“ 的富商虽富有，但乘的车子只能用皮做车帷、木做的车檐遮挡起来，才能经过朝市，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功劳。这说明春秋后期，商人的地位依然卑下。春秋时期随着“ 工贾食官“ 格局的被打破，和商人地位的提高，春秋末出现了两位私人经富致富的大富豪。一位是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 ， 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贡“ 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发，卖出）著 (贮，买进）鬻财於曹。鲁之间 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 子贡好废( 发，卖出）举(贮，买进） ，与时转货运。 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 从上述记载看，孔子弟子子贡曾在鲁、卫两国作官，喜爱买进和卖出
46、货物，可能经营各国统治者所需的生活消费品、奢侈品，而且是大宗生意，所以能“ 结驷连骑 聘享诸侯“ ，并与之“ 分庭抗礼“.子贡通过经商富至 “ 家累千金 “ ，成了当时著名的大富豪。子贡的经商艺术在于能“ 与时转货运“ ，也就掌握贱买贵卖的时机而致富。春秋末另一位经商致富的大富豪就是越国大夫范蠡。范蠡原是越王勾践的大臣，辅佐勾践振兴越国。范蠡曾著计然一书，探讨国家富强的道理，提出使国家强盛的七策，勾践采用了五策，就振兴了越国。 计然提到的经商艺术主要有三项：一是出售货物要把握时机，从预测年景的丰歉来预测市场物价的贵贱，贵时抛出，贱时收购，要作到“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二是收购货物后要贮
47、藏好，不使腐败，这叫“ 务完物“.三是资金流转要迅速，叫做“ 无息币“. 范蠡的经商活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越灭吴后，范蠡“ 变易姓名 “ 由越至齐“ 父子治产数十万“ ，齐国曾任之为相，又“ 归相印，尽散其财“.第二个时期是范蠡后定居于陶，陶即定陶(今山东曹县西南） ，“ 陶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范蠡在这个地方“ 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其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贾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后世商人奉陶朱公为祖师爷，效法其经商致富，所以范蠡对中国以后的商业活动有重大影响。战国时商业比春秋时
48、大大向前发展，这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首先经商理论就比过去发展了。 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白圭的经商理论一是“ 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 二是用天文学的知识预测年景丰歉，太阴在卯，丰收，次年歉；太阴在午，干旱，次年丰收；太阴在酉，又丰收，次年歉收；太阴在子，大干旱，次年收成好。后又回到太阴在卯之年。在预测年景丰歉的基础上，寻求物价贵贱的规律，作为经商的理论根据。三是白圭经商能吃苦耐劳，即所谓“ 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四是经商时看准时机，有勇有谋，有决断，要迅速，即所谓“ 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 吾治生产，犹伊尹、吕
49、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白圭由于经商有理论、有实践，也被后世称为“ 治生祖“.白圭的经商理论比子贡、范蠡的经商理论又前进了一步，说明了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人们对商业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次，在商业活动中货币逐渐普遍使用。春秋时期黄金已作为货币出现，子贡“ 家累千金“ ，范蠡“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都说明黄金已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了。此外，春秋时期还出现了铜铸币，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524 年）“ 铸大钱“ ，此前已有铸造的轻钱流行。考古也发现了春秋时的铜铸币，山西侯马发现的春秋末的铜铸币空首布重的约 33 克，轻的仅为其重量之半。战国时期货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