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评一九八四向青山如果要问中外文学作品中对于极权政治的描写和揭露最深刻、最有力度的是哪一部作品，相信只要看过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的人，大部分都会推举这部作品的。的确，这部被评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排行榜”榜首的一九八四，这部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重印数百次，销售逾千万册，以至“一九八四”成了“极权主义国家”或“未来世界遭到极权统治之日”的代名词的一九八四，理所当然应该获得这一殊荣。一乔治奥威尔是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的笔名。他于一九零三年出生在印度孟加拉的莫蒂哈里，父亲是当地英国殖民政府的一个下级官员。奥威尔幼时随母亲回国，一九二一年伊顿公学毕业后前往
2、缅甸充任印度皇家警察，从而得以有机会看到当地风土人情和老百姓的苦状，也有许多时间来思考生活和文学。他不能忘记那些船坞里的囚徒，死牢里的犯人，挨打的佣人和苦力。在缅甸干了五年，奥威尔辞去他所痛恨的这一职务，回到英国，开始他的写作生涯。为了体验下层人民的生活，他住在贫民区，与流浪汉和乞丐为伍，当过洗碟工、家庭教师、店员，并目睹了大萧条时期工人的贫困和失业。这些亲身经历，为奥威尔完成这部伟大著作，提供了感情基础。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和新婚妻子去了那里，站在共和政府一边同法西斯势力作战，后因负伤回国。但由于偶然原因，奥威尔参加的不是国际纵队，而是一个托派组织，因而在一九三七年共和政府力量
3、内部清洗中，他险些遭到共产国际一派的枪杀。这一经历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开始对极权主义产生怀疑和反感，并开始深入地思考人的自由问题。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便是体现这一主题的最重要的两部作品。奥威尔也因此获得了世界名声。但长期的穷苦和困顿使他的健康恶化，一九五零年一月，奥威尔因病去世。2二一九八四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在小说在，奥威尔深刻揭露了极权主义带来的危害：自由被扼杀，人性被泯灭，个性被磨平，感情被欺骗，民意被强奸。这不仅是作者对极权主义的强烈控诉，也是作者对人类前途的深切担忧。故事发生在作者想象中的一九八四年，（距奥威尔逝世已三十余年）地点是“大洋国”。在大洋国里，“党”统治一切，“党”分
4、为“内党”和“外党”。内党的最高领袖（也即全国的领袖）是“大哥”（Big Brother）,他从没露过面，人们也不知他长什么样，只从随处张贴的他的画像中知道他无处不在，“大哥大注视着你”。这样的开场让读者看了也毛骨悚然。主人公温斯顿是外党一名职员，在“真理部”工作，工作内容是根据“指示”修改各种原始资料。除了“真理部”，还有“和平部”、“友爱部”、“富裕部”。四个部各占一幢金字塔式的巨大建筑，上面标着大洋国的三大“国词”：“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频繁的修改原始资料的工作，使得温斯顿开始对“党”的政策产生怀疑，他认为教科书上写的历史是被“大哥”和内党们“丑化”了的，
5、目的是为了掩饰大洋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反衬“党”的精明领导和光辉业绩。温斯顿尤其反感生活中的没有自由，因为“大哥”的眼睛和耳朵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他们通过一种既可传播图象又可传播声音的“电幕”监视党员一言一行，同时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宣读“大哥”的指示，播放通知、大军进行曲、政治运动的口号、“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完成之类的话。这样一种“电幕”是无处不在的，无论你在家里或街上，只要是些微异样的动作，都被看得清清楚楚，很可能某个深夜你就会被几个大汉从被窝里托了出来，然后未经审判就吃了枪子，而其它人却只当你消失了，甚至从来就不存在过。温斯顿就在这样的监视下躲在一个角落里写他的日记，追求着“自由”、“
6、民主”、“平等”的真理。而这些东西的每一个字眼都足以使温斯顿被枪毙。后来，温斯顿结识了女友朱丽娅，两人由性关系发生了爱情，发展到了生离死别的地步。而对温斯顿的信仰起最大作用的是奥布赖恩，一个外表看来值3得信赖且颇有反叛精神的“内党”成员。通过奥布赖恩，温斯顿得到了一本名叫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书，从中领悟到了近代极权政治的奥秘和大洋国立国的来龙去脉，对大洋国的极权统治有了更深刻认识，而奥布赖恩“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的话，令温斯顿大为感动。但在一次约会中，温斯顿和朱丽娅双双被捕。在监狱里，温斯顿受尽非人的折磨，各种酷刑都用在了他身上。当他发现奥布赖恩也走进了监狱的时候，温斯顿
7、还以为他也被抓了，后来也才知道奥布赖恩就是警察头子。此时，他被带到一个四周明亮，强光照射的房间里，方才明白“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之后，温斯顿遭到了更为残酷的刑罚，而他开始时一直忍受着巨痛，坚持着“人性”可以战胜“党性”，坚持着“二加二等于四”的真理。这种坚持是对人类自由的维护。但奥布赖恩的目的不是要毁灭人的肉体，而是要毁灭人的精神。最后，温斯顿没能战胜“一零一号刑室”的恐怖，终于屈服了。他出卖了女友赎出自己，恢复了健康，却成了死心踏地地说“二加二等于五”，一心一意地崇拜“大哥”的废物。从此“欧洲最后一个人”死了。三在一九八四里，奥威尔深刻揭露了极权主义的欺骗。
8、极权主义的逻辑有二：一是抵毁历史，二是美化现实。通过这一正一反的行为实现对人民的思想控制。温斯顿的反叛，是从怀疑教科书所描写的历史开始的。大洋国的教科书里，对“革命前”的历史大肆丑化，说那时“到处是可怕的压迫、不公和贫穷”，“许多人一辈子也没吃饱过，一半的人甚至没有鞋穿。”，“却有极少数人，也就仅仅几千人，有钱又有权。”目的无非是要人们因为过上了“幸福生活”而对党感恩戴德。但温斯顿总相信过去没教科书中说得那么坏，他为此专门询问一位八十余岁的老人，未获结果，却并不放弃。在奥布赖恩家里，温斯顿提议为“过去”干杯，在刑室和奥布赖恩发生关于“过去”的记忆的争吵，都说明温斯顿坚信“过去”绝非历史书上所说
9、的那个样子。但党却有一句控制“过去”的口号：“谁能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4过去。”“未来”的关键在于“过去”，而“过去”的关键在于“现在”，“现在”掌握好了，“过去”和“未来”都将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但何以掌握“现在”呢，党的方法是“控制全部记录和记忆”。“现实”只存在于党的头脑中，党认为是真理就是真理，人民是只能接受党的判断，不能有丝毫怀疑。因此，党说过去不好，那过去既使有好面包，也是黑色的。其实，将历史美化或者丑化，以至随心所欲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达到为今所用的目的，乃是古今中外一切独裁统治者的贯用伎俩，奥威尔只不过将之理论化、系统化罢了。如果说丑化历史
10、是从反面美化现实政治，则赞美现实则是从正面美化现实政治。在“电幕”的声音中，经常会听到关于“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完成”的喜迅，而实际上，绝大部分“无产阶级”连鞋都穿不起；也常会听到大洋军在前线又歼敌多少多少、夺回领土多少多少的捷报，而实际上，战况向来报喜不报忧，既使取得了胜利，歼敌人数也不会超过一百人。但党却要用这种手段消磨人民的不满，这种消磨不是消极地镇压人民的反抗情绪，而是积极地控制人民的精神，使人民不但对现实生活的贫困产生不了怨言，更是要将每一块黑面包，每一口劣质酒都看成“大哥”的恩赐。开始对，党给每个人民提供的巧克力是每月三十克，后来却降为每月二十克，而游行者却喊出“感谢大哥每月给我们二
11、十克巧克力”的口号，他们似乎忘了就在上个月，他们每人还可分到三十克巧克力。一正一反地欺骗，而且是频繁地欺骗，“谎言也就变成真理了”，人民对“大哥”的崇拜已经达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这种崇拜是麻木的，它不带任何具体的情感，而只是一种抽象的感情，“大哥”在他们心里只是一个符号，只是一个代名词，没有丝毫血与肉的色彩在里面。对人民的欺骗和思想控制，除了丑化历史和美化现实，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举措，那就是培养人民军国主义情结和对暴力的狂迷。奥威尔详细描写了温斯顿帮帕森斯太太修水池时她的两个孩子的言行和看“仇恨”时观众的表情。在帕森斯太太家里，一个九岁的男孩和一个七岁的女孩穿着少年侦察队的制服，手拿玩具自动手枪
12、和木棍，对准温斯顿，嘴里喊着“叛徒”、“思想犯”、“欧亚国的特务”，显然是两只很快就会长成吃人野兽的小虎崽。而他们之5所以这样胡闹，就是因为不能去亲临绞刑现场，因为绞刑给他们带来的不是恐怖，而是狂热，近乎宗教的狂热。但小孩子们被毒害的程度远不只这些，他们可以进行实际侦察，发现谁有异常行为就向“上级”报告，然后被跟踪者就永远消失。而如果这些“小福尔摩斯”们跟踪的是自己的亲人，那他们也是可以大义灭亲的。因为在这些小孩子的心里，根本没有亲人的概念，有的只是对党的无限“忠诚”。奥威尔对大洋国里儿童的描写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因为儿童就是未来，失去了儿童就是失去了未来。鲁迅先生生前就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13、”，而如果让先生生活在大洋国的话，只怕先生连那四个沉重的字也喊不出来了。当观看“仇恨”的时候，观众对暴力的狂迷更是令人感到可怕。“人们都从自己的位置上跳了起来，高声叫喊想压倒电幕上传出的令人发疯的羊叫一般的声音，一种混合着恐惧和报复情绪的快意，一种要杀人、虐待、用大铁锤使劲打人脸的欲望，像一股电流穿过了整个人群，甚至能使你违心地变成一个恶声叫喊的疯子。”而他们看的所谓“仇恨”实则是一位为了宣传“自由”、“民主”、“平等”而不得不逃到国外的兄弟会成员。这些没有丝毫“自由”、“民主”、“平等”的人，却把“自由”、“民主”、“平等”当作“仇恨”。而这种“仇恨”竟然是主动的！这样的国民恐怕只有鲁迅先生
14、笔下，用革命党人的血做“人血馒头”的华老栓这样的国民才能比拟了。党之所以向人民灌输暴力思想，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人民迷信暴力来增加社会的恐惧气氛，以便利其统治；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不断对外战争，吸引人民注意力，激发人民爱国热情，达到“战争就是和平”的目的。由于三个超级大国势均力敌，战争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其原本意味。因为战争在原则上是要求有输赢的，而一九八四里的战争实则不可能有输赢，势均力敌只可能打成平手。但要维持极权统治，战争不可避免，因为战争只是借口，极权统治才是真正目的，“战争就是和平”的“和平”不是指国际间的和平，而是国内和平。因为只有战争，才是转移矛盾的最好方式。而且战争是最易激发民族感情的，民
15、族感情的片面强调，必然为极权统治所利用。战争的实质是消耗财富，通过战争，将“第九个三年”之类的经济增长部分全部消耗掉，使人民保持贫困状态，目6的还是为了思想统治。道理很简单，只有穷人才不会有过多时间去想吃饱肚子以外的事情。除了宣扬暴力，党还通过创造和推广“新语言”来贯彻其“无知就是力量”的“真理”。“新语言”的目的，是要缩小人民思考的范围，将那些和极权主义为敌的，以及那些一看到就让人想起“自由”、“民主”、“平等”的词语全部删除，只留下一个个极权主义“专业术语”，外加几个平时生活中必不可少而又毫无“政治性”的动、名词。这样的一种改造，无疑是最根本的。因为语言不仅是人类交流的工具，更是人类思维的
16、工具，而且语言本身就是人的思维的创造，更进一步说语言就是人类思维本身。对历史形成的语言的篡改，不仅是修改了历史，更是修改了人的思维本身，从而修改了人本身。“新语言”是奥威尔最注重的地方之一，也是奥威尔写得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四 奥威尔在揭露极权主义之余，也对之作出了强烈的反抗。但这种反抗同样是悲凉的。奥威尔所描述的第一种反抗来自于温斯顿和朱丽娅之间的情爱。在大洋国里，性爱同样是受到抑制的，夫妻间的性行为都必须严格遵守规定。而且，性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使男女双方得到快感，（这种“快感”同样是党所厌恶的，因为“快感”可以增强人们的反叛情绪）而是“我们对党应尽的义务”。这让人想起柏拉图理想国，男女间的结
17、合是上面分配的，目的是为了种族繁衍，并得到“优质”后代。但温斯顿和朱丽娅却反抗这一禁令。他们经常出去约会，淘醉在性爱的幸福中，借以证明自我的存在。当然，他们这种行为所能证明的还不是作为“人”的存在，而是作为“动物”的存在。因为性行为并不是人所特有的，而是所有两性动物所共有。两人的反抗和努力只是为了恢复自己动物的本能而已。这种反抗是让人感到悲哀的，因为它暗示着人们不仅是生活在一个“非人”的社会，更是生活在一个“非动物”的社会，他们的一切努力首先不是为了成为“人”，而是为了成为“动物”。人类总是认为动物低下，人类优越，而在奥威尔笔下，人连动物都不如。因为动物还有性的自由，人却没有。李佩甫先生曾写了
18、一本7书叫羊的门，描写极权统治下人民像羊一样地生活。相比之下，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要彻底地多，也令人心寒得多。但既使这种由“非动物”向“非人”的跨越，也不是成功的，因为党根本不允许“动物”存在。（更别说是人了）当温斯顿在刑房里不得不以出卖女友而“保全”自己时，这种跨越被扼杀了。然而，温斯顿毕竟有一段时间成为了“非人”，并且试图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刑房里，温斯顿与奥布赖恩之间关于“二加二等于几”的斗争，一再体现了温斯顿希望成为“人”，并为之付出了努力。为了坚持“二加二等于四”的真理，温斯顿忍受着残酷的刑罚带来的巨大的痛苦，并因此昏死过去，这使得奥布赖恩也为之震惊。但“人性”终究抵制不了“党性”，
19、温斯顿在极度恐惧中屈服了，他的最后成为“人”的努力最终失败，“欧洲最后一个人”也成了“非人”、“非动物”。奥威尔以这样的结局结尾，显然是绝望的，这并不是奥威尔对人类未来的诅咒，而是他对人类极权主义灾难的深切担忧。奥威尔的这种绝望，更能给人以警惕。五一九八四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写的，翻译成中文也已经好几十年了。为什么我们就写不出如此深刻而彻底地控诉极权主义的作品呢？是因为我们的极权主义不够深重吗？显然不是。翻开周王朝以来的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极权主义的字眼填满了每个角落。孔子的“仁政”之术，实则成了培养极权主义者之术。（竟管孔老夫子主观上可能反对，而客观上却是这样的）那何以中国人不能深刻反省极权主义，创造出如此优秀甚至更优秀的作品呢？那是因为中国的启蒙还不够，中国人对“自由”、“民主”、“平等”的理解还不够，而且中国人的心里向来是没有这些观念的。文学创作虽是作者主观创造，却是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没有一个强调“自由”、“民主”、“平等”的现代民主国家作后盾，很难想象奥威尔能创造出如此优秀的作品。民族文化是作家思想的源泉，没有俄罗斯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文人的尊敬，十二月党人不可能创造如此光辉灿烂的文学。同样，中国要有自己的大师，要有自己的一九八四，8同样要有一片热土，要有在这片热土上渴望“自由”、“民主”、“平等”，并为之不断挣扎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