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讲座2：如何从个案到普遍,哪种个案研究需要发展普遍性命题？常见的解决之道新的视角 刘学勇 2010年5月20日,2,一、哪种个案研究需要发展普遍性命题？,对个案研究的批评第一个批评涉及个案研究的意义：个案研究可能提供非常有趣的结果，但是却无法说明自己具有多大的普遍性，此所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 第二个批评涉及分析层次：作为对社会处境中具体的人际互动的研究，个案研究具有微观性和反历史性，而往往忽略宏观因素的作用，此所谓微观与宏观的关系问题。,3,个案研究在这两个问题上所遭批评变得非常尖锐。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程度远远超出此前的社会形态，微观的个案研究越来越不能
2、作为认识社会的基本方式了；其次，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定量研究以其精密的计算、无懈可击的从样本到总体的推论使个案研究相形见绌，个案研究继续存在的正当性和意义便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几乎没有学者声称个案就是个案本身，他们都试图从一个或少数几个个案中发展某种形式的概括，这就要求个案研究必须走出个案的特殊性和微观层面，迈向普遍性和宏观层面。,4,哪种个案研究需要回应批评？上述批判并非对所有个案研究都很公平，因为个案研究涵盖了一个非常广的范围，而有些个案研究者的旨趣本不在于建构宏观和普遍性命题。由此，个案研究的普遍性和宏观性问题，与个案研究的目的关联在一起。根据研究目的，罗伯特斯特克将个案研究分成三种类型
3、，分别是内在的个案研究(intrinsic case study)、工具性个案研究(instrumental case study)和多个案研究(multiple case study or collective case study)。,5,在内在的个案研究中，研究者研究某个个案，并非因为该个案具有代表性或是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而是出于对该个案本身的兴趣。人物传记、项目评估、临床诊断是典型的内在的个案研究，传主、项目、病患是其全部关心之所在。内在的个案研究不追求概括性结论，换言之，它不涉及个案的普遍性和宏观性问题。,6,在工具性个案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将个案当作探讨某种议题、提炼概括性结论的
4、工具，对于个案本身的兴趣退居次要地位。多个案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更为极端的工具性个案研究，研究者旨在研究某个总体或一般情况，对于特定的个案本身则没有什么兴兴趣。,7,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个案研究几乎都是这种类型，研究者不管多么谨慎、多么刻意地限制自己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事实上都有建构普遍性命题和宏观层面理论的学术抱负，必须面对来自批评者的诘难。 如林德夫妇以学术假名“中镇”来命名他们的社区民族志研究，但却意味深长地增加了一个副标题：“关于当代美国文化的一项研究” ；费孝通以他所研究的村庄名“开弦弓”作为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题目，却又不失时机地添加一个副标题：“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
5、8,二、常见的解决之道,对于个案研究如何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从微观层面走向宏观层面的问题，常见的处理方法有两种，一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类型学研究范式，亦可称为“超越个案的概括”。二是人类学者格尔兹提倡的“个案中的概括” 。,9,类型学范式费孝通一生的学术旨趣是社区研究，他的社区研究直接师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将社区看作一个整体，具体而微地描述它的运行。但费孝通的研究目标不止于此，他企图通过对一个一个的村庄的调查，达成对整个中国的认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方法论上，他走的是从个案社区研究到通过比较方法形成模式，最后到普遍化的道路。,10,首先在选取个案时要遵守“典型”的原则。即，研究者通过对典型
6、的、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和分析，达到对事物性质的深入了解，但是它缺乏范围上的广度，结论就往往具有很强的条件性。然后比较不同的典型案例，最终形成模式。费孝通认为，社区分析的第二步是比较研究，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村庄的调查，“用比较方法逐步从局部走向整体”，就能“逐步接近他想了解的中国社会的全貌”。费孝通将单个社区研究的意义主要定位在建立“地方类型”的贡献上，希望通过积累众多的“类型”，来反映中国社会结构的总体形态。,11,费孝通在完成江村经济之后，开始在“内地农村”里寻找与江村不同的类型并进行比较。如果说江村是“人多地少、工农相辅”的类型，那么他与合作者选定的禄村、易村和玉村就分别代表“没有手工业的农
7、村”、“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农村”以及“受商业中心影响较深的农村”。这一思路就如果马林诺夫斯基所相信的：通过对众多小型社会单位研究的耐心归纳，将出现一幅中国社会体系的总体图画。弗里德曼称作“最典型的人类学谬误”，他认为这种传统人类学研究初民社会的工具无法总体性地把握中国这一复杂社会。,12,最后将个案纳入到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加以考量，从而形成对整体社会的认识。费孝通在晚年认识到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问题，于是转向小城镇研究。他意识到以城镇为中心的城乡网络之于农村社区的重要性，认为通过对小城镇这一高于农村社区的社会实体的研究，便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纯粹的乡村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病，因为小城镇“无论从地域
8、、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13,费孝通通过对全国各地的调查比较，先后总结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权模式”、“侨乡模式”等多种模式，并且指出：小城镇的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城市化道路。,14,个案中的概括：人类学的解决方式 人类学有宏大关怀人类学极中少有研究者只谈论个案本身，他们往往具有更大的抱负。格尔兹指出：“典型的人类学方法，是通过极其广泛地了解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着手进行这种广泛的阐释和比较抽象的分析”。也就是说，人类学研究要将微观阐释与宏大景观结合起来，而不能止步于微观描述。,15,个案
9、的代表性格尔兹认为：“研究地点不等于研究对象。人类学家不研究乡村(部落、集镇、邻里)；他们在乡村里做研究此处理论建设的基本工作不是为抽象的规则编码，而是让深描变得可能，不是超越个案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 ”。也就是说，研究地点不等于研究对象；个案的代表性不等于个案特征的代表性，个案可以是很独特的或偏离常态的，但但它体现出的某些特征却具有重要的代表性。,16,在个案中进行概括概括什么？格尔兹反对“琼斯维尔即美国”式的“小宇宙”模式（即以下见大）、“复活节岛即实验个案”式的“自然实验”模型，他提倡“在个案中进行概括”，它指概括个案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征，而对重要意义的判断，取决于研究者的理
10、论立场、关注问题，以及与相关研究的比较。,17,概括的层次格尔兹“不是超越个案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前者指个案所体现的生活具有某种典型性、普遍性，如前文所述的类型学思路；后者则是一种地区层次的解释(local explanation)。它是用一种潜在的比较意识，来看待这个特殊的个案，并对其重要方面做出描述和概括。,18,概括的意义这种概括之所以有意义，不在于这种概括本身，而在于它与其他相关理论的比较。这样，在个案中进行概括概括使得发生在遥远地区的一件事，或是一种风俗，一场仪式，变得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甚至进入到我们视野的中心。,19,以格尔兹对l9世纪巴厘岛政治生活的考察为例。格
11、尔兹从这个个案中中概括出了“剧场国家”的概念，用来把握巴厘岛的国家角色。“国家”这个概念一直是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在韦伯那里，国家具有一定的领土范围，并合法地垄断了暴力；在马克思那里，国家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近来则有学者强调国家的自主性。但无论如何，这些观点与格尔兹看到的展演性的巴厘国家都迥然不同：,20,“巴厘国家的展示性本质通过其至今所知的全部历史表露得一览无余，因为它从未走向专制(tyranny)，也根本无力促使专制权利走向全面集权化；而且在辖制(government)方面也没有什么规划，它在追求辖制方面显得淡漠且犹豫；相反，它走向了一种排场，走向了庆典，走向了主宰着巴厘文化的迷狂精
12、神(obsessions)的公共戏剧化：社会不平等(social inequality)与地位炫耀(status pride)。它是一个剧场国家，国王和王公们乃是主持人，祭司乃是导演，而农民则是支持表演的演员、跑龙套者和观众这并非意味着它们要制造出什么政治结果：它们即是结果本身，它们就正是国家的目的权力服务于夸示(pomp)，而非夸示服务于权力。”（克利福德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21,这是一段出色的“个案中的概括”。格尔兹向读者揭示了巴厘国家的展示性性质、庆典和排场，而非权力的集中、专制。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国家”相比，透过这种
13、比较，巴厘国家显然具有重要的“他者”意涵，它向我们彰显了另一种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厘国家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也正是在比较的基础上，“个案中的概括”才成为从微观走向宏观的一种可行之道。,22,评论：费孝通的方法：研究单位的扩大，使得那些在更大范围内才呈现的力量或者关系能够被包容进来，但以小城镇为单位建立类型与以村庄为单位建立类型，在其反映总体(中国社会或中国农村)的逻辑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格尔兹的方法：个案中的概括其意义何在，以及它与更广泛的现实有哪些关联，在作品中是看不到的，解释更宽泛的意义和结果的相关性似乎是单独的工作。更注重科学性、概括性和理论建构的社会学显然不能满足于此，它要
14、求在一项研究中成功地结合独特性与普遍性，从个案走向概括。,23,三、新的视角或第三条道路,面对强大的抽样调查，个案研究的捍卫者最直接的反应便是：个案研究也可以像定量调查那样做到代表性、可推论性，费孝通试图“超越个案进行概括”（典型个案就是总体的微缩景观），人类学则一定程度回避了抽样调查提出的代表性和概括性问题，在研究中发现特殊个案也会有某种普遍性的意义。一些学者则试图找出通往普遍性和宏观层面的其他道路。,24,分析性概括为什么要进行分析性概括罗伯特K殷的思路则是选择“第三条道路”，他们认为：个案研究的有效性和概括性完全可以不必通过概率抽样获得分析性概括才是个案研究的生命力所在。原因在于。个案研
15、究之所以不能进行统计概括，是因为个案并不是抽样单位，并且也不是按照概率抽样的原则选取的。,25,分析性概括的逻辑从理论出发到个案，再回到理论，是建立在已有理论基础上的理论修正、检验或创新；在个案研究中获得的结论也许非常有创造性，但在推广时必须谨慎。进行个案研究时必须有个现有的理论作为一种模板(template)，用来作为与个案进行比较的工具；通过对个案的分析，以及将个案情况和先前的理论进行比较，就可发展、总结出新的理论。分析性概括不同于个案研究的理论概括（从个案中总结出理论性结论，它假定了普遍性结构和法则的存在），也不同于统计性概括（抽样-统计推论技术可以保证它的普遍性。,26,对个案的要求研
16、究者在个案选取时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他个人的兴趣、是否有从事研究的途径等，特别是要选择那些令研究者认为会使自己获得最大收获的个案。即该个案的研究潜力要比代表性更重要。有时候甚至有必要选择一个不典型的个案。总之，个案研究中样本的选择更多地具有理论指向。研究者通过对某些个案的研究，达到提出、修正或检验理论的目的。,27,例如：张静在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个案研究一书中，特别介绍了选取该个案时的理论关怀： 这个个案材料虽然只来自一个企业职代会，但是我认为，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中国城市社会利益组织化结构的独特性。这种利益组织化不是采用自发的多元自组织形式，不是以收入或财产差别状态的阶级
17、身份形式，也不是通过个体庇护关系形式建立起来的虽然这后一种关系普遍地存在。,28,多个案的选择为了使概括更具说服力，研究者常常选择若干个具有相关性的个案进行比较研究，这就面临对个案进行抽样和比较的问题。蒂利将比较研究按照具体研究意图的不同分成四种类型，分别是个体化的比较(individualizing comparisons)、普遍化的比较(universalizing comparisons)、差异发现的比较(variationfinding comparisons)以及包围性的比较(encompassing comparisons) 。,29,个体化的比较旨在发现独特性(singulari
18、ties)，并从这种独特性中进行概括。普遍化的比较则旨在发现个案间的共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概括。差异发现的比较则是通过检视个案之间的系统性差异来建立一种差异原则，这种差异涉及具有多种形式的某个现象的强度或特征。包围性比较是在一个宏大结构或过程中选择若干位置(locations)，解释这些位置之间的差异和相似性，并将其看作是它们与整体结构或整个过程的某种关系的结果。总的来说，通过比较研究得到的概括较之从单个个案中得到的概括往往更具有说服力；而理论在比较和概括中的角色也显得尤为重要。,30,扩展个案方法从宏观看微观传统个案研究站在微观个案的基础上理解宏观因素对微观生活的影响，可以称之为一种建立宏观
19、社会学之微观基础的努力。布洛维赋予扩展个案方法的创见，在于立足点的方向转移从个别个案转移到宏观权力。它将社会处境当作经验考察的对象，从有关国家、经济、法律秩序等已有的一般性概念和法则开始，去理解那些微观处境如何被宏大的结构所形塑，其逻辑是说明一般性的社会力量如何形塑和产生特定环境中的结果，用布洛维的话来说，它试图建立微观社会学的宏观基础。,31,布洛维的方法实践赞比亚铜带省两家公司的研究，通过将宏观力量推动从非洲进步(African Advancement)到“赞比亚化”的运动与维持阶级继替的微观过程联系起来，设定了阶级地图。,32,扩展个案方法的特征扩展个案方法通过对宏观、微观两方面因素的经
20、验考察，达到对问题的深入理解。问题可大可小，搜集资料兼涉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时则始终抱持反思性的信条，时时体察宏观权力等因素对日常实践的渗透性和影响力。研究者居高临下地看待具体生活，亦从具体生活中反观宏观因素的变迁。通过宏观与微观因素的往复运动，进而解答问题，由此解决了宏观与微观如何结合的问题，同时经由理论重构实现了其理论上的追求。,33,个案研究的案例：单个案研究：实证性个案研究如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等，集中在一个村或某一独特的社区单元, 长期深人地调查, 最终形成成果论著。文献性个案研究如孔飞力的叫魂，建立在对文献资料的全面细致的占有和把握基础上，研究一起事件。跨个案研
21、究：如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以大面积的多个村或跨区域的村庄调查为基础,然后著成论著。,34,Robert EStake，Qualitative Case Studies，In Norman KDenzin and Yvonna SLincoln(eds)，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Sage Publications，2005，P444 Michael Burawoy，The Colour of Class on the Copper Mines，From African Advancement to Zambianiza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2另外，可参考Michael Burawoy，The Extended Case MethodSociological Theory，vol16，no1，1998，PP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