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仅供 交流 No.2011-08 总第 50 号 高考改革的政治分析 以 A 大学为案例 、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 Global Affairs, PKU 研究报告征稿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CCGA）系北京大学下属的学术研究机构 。 本中心愿 与国内外优秀学者密切合作， 促进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以期 为国家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专业参考与建言 。 研究报告是我中心主办的 交流刊物，刊发讨论 重大问题 、提出 不同于众 的 观点 、 并 有 扎实根据 的文章 。 我们希望促进中国学派的兴起，特别支持有中国视角的研究成果 。 文章 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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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辑部 高考改革的政治分析 以 A 大学为案例 林耀国 No.2011-08 日期： 2011 年 08 月 15 日 内容提要 高考制度与科举一脉相承：通过标准化考试，公平、择优选拔人才，在相当程度 上促进阶层流动。高考还加强了中国社会对考试选拔人才的信仰，构成我国政治稳定的一个基础。因此，高考不仅仅是一项教育制度，更是当代中国一项全局性的重要政治制度，是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汇聚点。 1998 年以来，一系列高考改革措施出台。笔者认为，在权力与资本的渗透下，高考改革导致社会强势地位的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不公平，起码加剧了民众的不公平感。本文以 A 大学为案例深入分析这场改革的影响，并
4、认为：科举 -高考制 度 关乎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渠道，关乎政府的道德形象，关乎社会公平的底线，只可徐图损益，不能轻易毁弃。 研究报告是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CCGA）的刊物之一，展示就重大问题所做出的研究成果。 林耀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06 级 博士研究生。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No.2011-08 - 1 - 引言 西方学术界（主要是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者）普遍认为，人们的教育获得与其父辈的社会阶层特征和教育水平显著相关，由此推论出精英教育必然为强势阶层所垄断， 1 这无疑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真实写照。但实际证明，一定的制度存在和文化传统可以打破这种代际 遗传。
5、始于 隋朝 大业元年（ 605 年）的科举制度，到清朝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举行最后一科 进士 考试为止，历经一千三百多年。在这段时间里，通过科举制，中国实现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精英选拔机制。科举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它与传统中国士、农、工、商 “四民社会 ”紧密相连，不仅 “可以让商人、军人、农民等进入官僚体制，又通过科举制形成了官僚的轮流。和西方、日本的贵族制完全不一样，中国人没有贵族，除了皇帝世袭之外，官僚社会阶层地位虽高，但不是贵族。 ”2 科举固然存在着种种弊端，然而曾痛诋科举之弊的梁启超，在科举被废之后却猛 然发现，科举 “实我先民千年前1 即“布劳 邓肯地位获得模型”（ P
6、eter Blau and O. D.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Wiley, 1967），该模型 不 但 在 1960 年代提出时 引起 轰动，而且至今 仍是 社会分层与流动领域 的 主导 理论 。 此后又有大量的实证 研究证明，西方社会的教育机制，不论看起来如何“公平、中立”，实际都受制于既定的政治 -社会结构，是社会不平等的复制工具。 2 艾尔曼 ： 科举制的社会功能 ， http:/ 2010年 7 月 19 日。 高考改革的政治分析 以 A 大学为案例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No.201
7、1-08 - 2 - 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 ”。 3 科举专注于 “选贤与能 ”，标榜 “取士唯才是择 ”，摈除了附加在个人身上的各种社会因素。通过漫长历史的积累，科举还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出了一种普遍性的心理效果，它促成了中国民众关于考试公平的坚定信仰。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科举的废除是最重要的制度变迁之一。科举有 弊端，但 “其中亦有至善之处，则公平是也 ”。时人曾痛切地说： “科举废，天下更少读书人矣！今之学校，非强有力者、广通声气善钻营者，往往不能入。此 种学校何益天下？使并科举废之，而天下寒贱之士缺望，将皆废书不观矣。 ”4
8、 科举与传统中国的士绅阶层相共生。大多数官员在出仕之前、退休之后， 一般都 在乡下 “耕读传家 ”，即使在外出任职时，其家人子弟往往也 留 住在乡下。这样的流动，其实也是各种社会资源的流动，使城乡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但新制之下， “学生 ”进城读书，毕业之后在城市求职定居，甚至死后也未必要 “叶落归根 ”。李大钊就曾发现， “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 ”，因为 “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到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3 梁启超：官制与官规，转引自罗志田：数千年中大举动 科举制的废除及其部分社会后果，二十一世纪， 2005 年 6 月号。 4 陈黻宸语，转引自
9、罗志田：数千年中大举动 科举制的废除及其部分社会后果。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No.2011-08 - 3 - 官僚中讨生活 ，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 ”5 传统中国重文轻武，以文驭武，而科举废除之后，这种关系被颠倒。在知识阶层地位急剧下降的同时，军人的地位扶摇直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科举的废除与清朝的灭亡、军阀政治的兴起，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所带来的社会震荡延续了大半个世纪，直到高考制度 由中央政府组织实施的全国统一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确立之后，废科举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 社会问题才得到制度上的解决
10、。 我国将高考列为定制是在 1952 年，通过确立和巩固 高考制度，自科举废除之后中断了四十多年的传统得以重生。因建国后的十几年中，高考的规模较小、限制较多，且多有反复，尚未成为精英选拔的主要渠道。 1977 年底 “文革 ”结束，社会恢复常态之后，最高决策者在第一时间决定立即恢复高考，并将此举作为 “拨乱反正 ”的突破口。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高考制度基本上实现了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而且，高考制度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社会对于考试选拔人才的信仰 这构成了中国政治得以维持其独特性和稳定性的一个基础。通过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的高考，中国的精英教育实现了社会来源的多样性，在相当程 度上促5 李大
11、钊：青 年与农村，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文集（第二卷），第 288-28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No.2011-08 - 4 - 进了阶层流动，部分地打断了代际遗传。这种情形，在世界上尚不多见。我认为，这就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即便在出现了贫富分化的情况下，社会仍然保持基本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6 但最近十余年（ 1998 2011 年），高考制度已经、 正在 并将 继续发生 较大的变化，其中包括：招生规模急剧扩大 ；全国统考的名义仍在，但多数省份开始自行命题而不再使用全国统一 试卷；高考的形式和内容发生较大变化，一些大学
12、获得了较大的招生自主权、开始尝试多元化的入学方式；并出现名目繁多而公正性遭到质疑的高考加分、推荐保送等制度。 高 考改革是为了培养具有 “综合素质 ”、 “创新能力 ”的人才，以适应我国改革的深化。到目前为止， 高考 改革还算不上特别激进 因为毕竟没有取消高考制度。对公平的兼顾仍然没6 在本文中，我大量使用了“精英”、“社会强势阶层”、“弱势阶层”、“社会底层”等概念。由于占有资源的不同，社会成员、社会群体之间出现差异乃至分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这种分层往往被制度化。在本研究所限定的时限内，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推动了中国社会新的阶层分化。按照中国社会学界比较权威的研究办法，通过对组织资源
13、、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资源的占有情况，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简而言之，拥有社会资源多 的官员、企业主和高级知识分子，即强势阶层；工人、农民、商业及服务业工作人员等拥有很少资源的阶层则处于弱势。根据 1982、 1990、 2000 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看，强势阶层的人口不到总人口的 10%。 处于 社会底层的主要包括那些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的城乡居民、农民工，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在 本项研究所关注的 1999-2010 这十年中 ，中国社会底层的规模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从社会底层 三大群体规模变化来看：外出进城农民工由 2000 年的 1 亿左右上升到现在的 1.3 亿左右 ， 城
14、乡贫困人口按 2009 年国家新的标准，不降反 升，超过 了 4000 万人，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则超过 2 亿人 ， 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规模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由 2001 年的 4.8%扩大到 2006 年的 5.9%。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小组： 财富分配失衡流动机会减少致中国社会底层扩大 ，http:/ 2010 年 7 月20 日。 ) 造成社会底层扩大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近些年来，在各种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 会底层处于 绝对 劣势 比如，通过高考进入一流大学从而实现阶层流动的机会大大减少 。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No
15、.2011-08 - 5 - 有放弃，来自弱势阶层的子弟仍有一定空间，起码可以通过 “裸考 ”进入一流大学。 7 所以，尽管存在大量的负面舆论，有关高考加分舞弊、 “保送黑幕 ”的媒体报道，但民众仍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保持对高考公平性的信仰，对一流大学的崇敬向往有增无减，这种强大的传统制约了改革的 深化。不过，对于高考改革如何进一步深化，有一种观点认为， “鸟笼改革 ”显然不是终点，其目标是 “应逐步 取消 全国统一高考 ”，即 废除高考，实现 “多元录取 ”。 8 从教育学的角度看，这一系列改革可能富有成效。大批 “综合素质 ”更全面、 “特长 ”更突出的学生将进入到一流大学之中， 7 “裸考”
16、是大众媒体所常用的词汇，指在考试中没有得到任何政策性的加分照顾。可参见百度百科“裸考”词条， http:/ 2010 年 10 月 1 日。 8 可参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关于本轮教育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政策建议，战略与管理（内部版）， 2010 年 3/4 期。部分教育行政官员也公开宣称应废除高考，如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即提出，“必须 改革现行考试制度，尤其是高考制度，具体讲就是要逐步取消全国统一高考，由各个地区、学校自主进行高考程序，变一次性高考为学业考，变一张试卷定终生为综合素质选拔。”（尹鸿伟：公平是消除教育腐败的良方 专访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南风窗， 2010
17、 年第 20 期。） 一些一流大学的学者及领导也要求改革高考。比如， 2010 年 11 月 5 日， 北京大学 11 名教授联名致信校长周其凤，要求 进一步加大招生改革力度，率先打破 “ 唯高考分数论 ” 的羁绊与束缚，尝试采用 “ 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 ” 的招生选拔方式 即在以中学学习情况 和高考成绩为主要参考依据的基础上，通过增加考生提交申请和多学科专家团队面试的环节，加强对学生求学意愿动机、平时表现、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的考察，以此综合决定对学生的录取与否，从而维系招生工作中高校的自主性，扩大高校教师在招生选拔过程中的作用。 （北大 11 位教授就本科招生致周其凤校长的一封信
18、，http:/ 2010 年 11 月 8 日）尽管在这封信中，“ 11 位教授”虽然表面上并未完全否定高考，但明确提 出，现行这套 招生体制不符合 北大 人才选拔和创新型、引领型人才培养要求 ，希望北大 实行 “ 个性化、多元化的学生选拔体制 ”。 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年 ) 中，中央政府对高考改革的目标作了如下描述，即“ 推进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 的弊端，推进素质教育实施和创新人才培养。按照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
19、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 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 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 建立健全有利于专门人才、创新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 ”。但纲要中同时又称，“ 统一入学考试 ”未来仍然是“高等学校普通本科招生”的“ 基本方式 ”，这样的模棱两可，或正说明了高考制度仍难轻易废除。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No.2011-08 - 6 - 而 “死读书、读死书 ”的学生则受到拒斥， 9 这 对基础教育也必然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但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传统 角度，我们看到的景象将大不相同：在基础教育已经普及的同时，竞争将围绕着教育的类型和质量出现，如果游戏规则出现偏差，那不平
20、等只会更加显著。也就是说，随着高考改革的进行，来自弱势阶层的学生要进入一流大学变得更为艰难。 10 本文将以 A 大学为例，说明高 考改革中的某些方面背离了中国社会的传统，带有一定的偏向性。这些改革顺应了既定的政治 -经济 -社会格局，又进一步导致了社会强势地位的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或者说，起码是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感。我们应该吸取清末 “废科举 ”的教训，从长远来看，如果 “废高考 ”，将后患无穷，极端不利于保持精英阶层的开放性，不利于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和社会稳定。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大量利用了有关的公开媒体报道，9 我阅读了最近五年来 A 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的年度工作总结
21、，其中有大量诸如“考生综合素质一流”、“生源质量逐年提高”、“考生更具 国际视野和长远眼光 ”、“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强”的表述。该校还曾对保送生和自主招生加分后录取的学生进行过跟踪调查，统计了这些学生“担任班干部、学生会干部的情况”“参与国 际交流的情况”“大学期间获奖次数”“综合排名”，发现这些学生在上述指标均占优势，所以“体现出了更好的综合素质”。而复旦大学招办则在 2010 年高考录取结束后称，“ 由于实行自主招生多年，复旦此前也录取过相当多高考考分未到当年复旦录取分数线的考生。 ”这样做的依据是，“ 根据国家教育部对自主招生的考生跟踪调查，在复旦高考录取线下 20 分以内的考生群体，都
22、可以说是最好的生源 学习动力、创新能力、接受能力、活跃程度都很好。 ”（ http:/ 2010 年 7 月 21 日）尽管这类材料有“自我表扬”的嫌疑，但我们也可以认定，起码在大学的招生部门，对高考改革的结果是持肯定态度的。 10 2009 年 1 月初，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 充分认识制定教育规划纲要的重大意义 ，其中明确指出， “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 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这充分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有关问题的高度重视。根据 A 大学的有关资料统计， 1960 年代初期和 1980 年代中后期
23、，大一新生中属于“ 农村户口”的比例两度达到峰值，一度接近 40%， 19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 2000年以后大致保持在 10%-15%，到 2010 年则下降至 9.8%。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No.2011-08 - 7 - 并从既有研究中转引了许多重要数据和案例（因篇幅所限，未列参考文献）。第一手的数据资料来自于 A 大学档案馆中保存的按年集 册的新生花名册及学生家庭情况登记表（ 19781998 年）、 A 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的新生录取名册（ 20002010 年）以及有关自主招生的报名信息统计材料、公示名单（ 2007 2010 年）等。同时，笔者 在 2010
24、 年 5 10 月间对A 大学的 30 多名师生进行了深度访谈，主要是从中寻找案例。 上述材料均来源于合法、合规的渠道，不涉及任何个人隐私或依法不得公开的内容。另对真实的姓名、名称等信息作了必要技术处理。这些处理不影响其真实性。 高考制的政治 -社会功能 为什么本文主张维护现行高考制度？盖因高考至今仍具有不可 替代的政治 社会功能。 1977 年 8 月 4 日 -8 日，复出的邓小平在北京饭店亲自主持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宣布，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 10 月 12 日，国务院转发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
25、 1977 年起，恢复统一高考制度。高考的政审条件被大大删改，实际上基本废止，比较彻底地实现了择优录取。 11 1977 年冬，全国有 570 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 （ 一九七七年五月 十二月 ）， 附录邓小平与恢复高考，第 53 页，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07 年。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No.2011-08 - 8 - 新生 27.8 万人。 1978 年夏，全国报考人数达到 610 万，录取新生 40.2 万。这虽然不足以全部解决 “文革 ”十年所积压的几千万知识青年的出路问题，但却通过给予平等
26、竞争的办法，使其中的优秀分子得以改变命运，从而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心态。 有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传说：当时纸张紧张，为了解决这么大规模的考试用纸需要，中央决定，可以用印刷毛选第五卷的纸张来印高考试卷。 12 实际上，毛选第五卷在当年冬天之前早已印制完毕，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但这样的传说却不胫而走，充分说明了人心所向，说明了社会权势的转移。埋没在社会底层的许多有志者则认为， “全国 570 万穷秀才们 像突然集体接收到了一个命令，这个伟大的命令，意味 着一个民族中断了 10 年的 科举 终于恢复。 ”13 当时人民日报引用 “一位教育家 ”的说法，指出 “任何有希望的民族都高度重视教育，恢复高考，
27、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 ”14 高考如何 “挽救了国家 ”？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 一是广开才路，为新的精英选拔提供了广泛的基础。邓小平在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就非常高兴地讲： “最近，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发现了一批勤奋努力的、有才华12 佚名： 1977 年冬：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师道， 2006 年第 9 期。 13 徐敬亚：通过最后一道窄门，未名主编：永远的 1977，第 32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4 转引自高军 峰、姚润田编著：新中国高考史，第 210 页。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No.2011-08 - 9 - 的优秀青
28、少年。看到他们的优异成绩，我们都感到高兴。 ”15 从选拔政治精英的角度来看，恢复高考之后，大批优秀人才进入大学。中国共产党也逐步 调整政策，大量吸收高学历人才进入政治精英层，大学学历成为进入政治权力场域的重要标准。到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 “老革命 ”们基本退出政治舞台，同时，专业化的高学历 集团登台亮相，其中最为耀眼的政治明星和维系政权运作的骨干，基本 都曾在恢复高考之后考入大学。 16 高考推动了中国权力关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大变动。 二是通过平等竞争，重新调整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 “文革 ”后期实际上形成了干部、军人等特殊阶层，这些特殊阶层的子弟在以权力和出身为
29、核心的 “推荐上大学 ”制度下拥有压倒性优势。而高考分数 “硬碰硬 ”，实际 上就对其特权有所限制。比如， 1977 年河北省故城县发生了高考舞弊事件，受到严肃处理。当时带头舞弊的原县委书记懊悔地表示： “我不知道今年（招生）办法改了。 ”他已经有三个女儿在 “文革 ”中被推荐上了大学，但在高考中却行不通了。浙江吴兴县北里公社参加 1977 年高考的共 19 人，但公社干部家的子女都没考上，几个在家坚持自学的农民子弟却考取了。1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9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6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稳定的技术官僚政治集团。大批高学历的专家
30、通过共产党提供的渠道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而“未能进入权力机构的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这样，“中国现有的精英选拔制度成功地获得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现政权的认同与支持”。参见臧小伟：大学文凭和中共党龄在政治精英选拔中的作用，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主编：社会分层与流动 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No.2011-08 - 10 - 还有许多尚未平反政治人物的子弟，也获准参加了高考，比如胡风之子张晓山，他说： “我觉得恢复高考实际上对我这样的人，是给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恢复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31、 因为实际上，在恢复高考之前，评判一个人，给不给他一个机会，不是看你本人，而是看你的家庭，看你的社会关系，把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级。 ”17 高考确实会更有利于文化资本更多的阶层，但公平的机制能够防止强势阶层对资源的绝对垄断，能够促使精英的来源更加多元化。此外，中国社会对科举 高考制的公平性形成的强大信仰，根植于深厚历史传统之中，也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种信仰对强势阶层产生了较强的约束作用，任何不公平事件的出现，都会给民众带来强烈的被剥夺感，强势阶层不得不有所忌惮。 三是将社会各阶层的精英分子重新纳入到了有 形和无形的体制之中。 “文革 ”中确实存在思想的钳制，但 “文革 ”又以 “革命
32、无罪、造反有理 ”为号召，鼓励人们 “反潮流 ”。各种地下思潮风起云涌，致使广大知识分子和年轻一代生 活在 “迷茫和痛苦中 ”，大一统体制实际上受到了挑战。恢复高考则重塑了社会风气，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说 “今年的高校招生考试，震动了全国，在我国 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通过考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青年 的学习积极性，形成了空17 同注 12。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No.2011-08 - 11 - 前未有的为革命刻苦学习的热潮。各地中小学都普遍采取措施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勤奋学习的生动事迹大量涌现。许多工厂工人、商店 职工、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和农村青年，业余自学的空
33、气更浓了，收听广播讲座的青年非常踊跃。有个工厂文化班的学员过去只有三十多人，最近猛增到三百多人。有的单位举办的文化科学讲座，听众超出预计的一倍。 ”“现在青年人自学的多了，钻研问题的多了，谈四个现代化的多了。许多人高兴地说：贯彻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改革大学招生制度，清除 四人帮 的流毒，我们祖国青年一代大有希望了！ ”18 “各地到处都是买书、借书、读书的景象，工厂、田间、学校到处都是勤奋读书的身影，图书馆、新华书店里人头攒动，成为最拥挤、最热闹、 最有活力的地方。青年人谈的是高考、想的是高考、期待的是高考，整个社会像一艘蓄势待发的巨轮，全力以赴等待着高考的到来。 ”19 昔
34、日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们从端门鱼贯而入，曾一语道破天机： “天下英 雄尽入吾彀中 ”。高考的恢复也起到了同样作用，人人均有机会到考场上一搏，也就无不入此 “彀中 ”，体制的吸纳和规训能力大大增强。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之外，高考制度的政治 社会功能还可以进一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讨论： 18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胜利结束 ，人民日报， 1977 年 12 月 26 日。 19 刘炳贵：我所经历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招生考试，转引自杨胜群、陈晋主编：历史转折（ 1977-1978）， 第 65 页。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No.2011-08 - 12 - 其一，高考推动了不同社会阶层 整合，促
35、进了社会公平。 科尔曼（ Coleman）分析了大量美国学校的数据，发现在各种因素之中 ，学校教育对美国学生的教育获得影响恰恰是最小的，而父母职业因素则是最显著的。之所以如此，就因为美国的一流大学没有客观的、刚性的入学标准，可以 更方便地接收来自强势阶层的子弟，而不收或少收工农子弟。 20 但是在中国，高考制度的存在，使得基础教育对学生的成功相当重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教育因素比家庭背景因素更为重要。 废科举，加剧了中国城乡分裂的局面。建国之后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强化了城乡二元格局。城乡之间、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差距很大，实际上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在某种意义上，高考制度对弥合城乡之间的差
36、距起到 了一定作用，农民子弟有一个正式的制度化渠道可以 “进城 ”，而且可能一跃成 为 “人上人 ”。在制度化的城乡二元格局中，农村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高考则是农民子弟进入科层体制的最主要道路。 在高考制度下，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形成了被广泛批评的 “应试教育 ”模式。但这种看起来僵化的模式，却能够使得家20 Karabel, Jerome. The Chosen: 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
37、5.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No.2011-08 - 13 - 庭文化资本相对薄弱得多的工农子弟以及非中心城市的学生，能够通过高考与干部、知识分子的子弟以及大城市的 高中 学生们一样，进入大学，获得更高层次的 “身份 ”。比如， “县 ”历来是中国政治版图中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在 1977 1998 年的高考之中， “县中 ”（即县一级最好的中学）的地位非常突出。“县中 ”从全县范围内录取优秀学生，各乡镇中学培养的高分学生均进入 “县中 ”。 “县中 ”一般实行住校制，学生入校后，除周末外都在校内共同学习、生活。学校禁止学生攀比生活条件，反而特别鼓励和表彰那些人穷志坚、刻苦学习
38、的农村学生。 “县中 ”针对高考的强化训练十分有效，我访谈了多位来自 “县中 ”的学生（我本人也来自一所 “县中 ”）。这些学校自 20 世纪 80年代起即开始实行封闭式管理。学生早上 6 点即起床早读，全天上 8 节课，晚自习至 22： 00，并有老师 “坐堂 ”指导 ，且每个月只放假一天。这样的方法被一些大城市的教育专家称为 “题海战术 ”， 而 非常鄙夷。但是，苦学、苦练却最大化地弥补了城乡学生之间、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的差别。只要高考制度不变，起码能够部分地打断代际遗传，使得进入精英体制内的很多学生并不来自强势阶层，即使 A 大学这样最精英的大学，也 能 有相当比例的工农子弟 进入 。
39、家庭的贫弱并没有使他们湮没，公平的高考制度及教育体系激发了他们的才华和奋斗精神，推动他们向上提升，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家庭的命运。所以说 “高考不是简单地恢复了一个考试的制度，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No.2011-08 - 14 - 而是社会公正与公平的重建 ”， “反 映了人人享有教育资源的价值观念，反映了人们对这一观念的认同和信心，反映了社会的理性和进步 ”，高考 “就是社会公正的象征 ”。 21 其二，高考维护了中国的政治稳定，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 人本能地追求占有更多的资源，社会群体也是如此。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各个群体之间围绕着资源展开争夺。而制度决定资源分配格局，所
40、以这种争夺又转变为对制度的不同态度。一般情况下，处于强势地位的阶层致力于维护既有制度。但是单单靠强势阶层本身的力量，并不能保证制度的稳定，往往需要建立跨群体的统治联盟。建立跨群体联盟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利益的满 足与 “合法性 ”的劝说。一方面，强势阶层可以改善某些群体的资源占有状况，从而换取它们对制度的拥护；另一方面，强势阶层可能通过建立自己的 “合法性 ”，改变某些群体对制度的态度，使它们相信既有制度是正当的。如果成功地建立起了这种跨群体的联盟，那么政治就能够稳定。 高考制度对于中国的政治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即在公平与效率之间 找到了一种很好的平衡。与大多数社会一样，中国社会存在精英主义
41、取向，通过高考（以及其它的一21 戴家干：改造我们的考试，第 54-55 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No.2011-08 - 15 - 些机制，比如中国共产党吸纳精英入党的机制），精英主义被制度化了（ institutionalized elitism）。高考能够从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公平地选拔精英，这对改善弱势群体的资源占有状况是有利的。同时，高考符合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考试公平的社会信仰，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可。既然精英阶层是通过考试公平选拔出来的，那么当然也是正当的、合法的，这就大大缓和了弱势群体对既有格局的不满。 高考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42、，它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也是政治制度，还 包含着意识形态因素。它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子系统之间，起到了重要的协调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的阶层分化，弱势群体的处境有恶化的趋势。在这种情 形下，高考成为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社会公平。有相当一部分精英来自弱势群体，最起码有助于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所以，高考乃是维系中国政治稳定的复杂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人会说，如果说高考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方面有重要作用，那公务员考试岂不是更直接？但须知我国从 20 世纪90 年代后期才开始引入公务员考试，而直到最近几年（也即大学大规模扩招、高考大幅度改革之后
43、），这一考试制度才比较成熟和稳定起来。况且，公务员考试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根本无法与高考相比，而关于公务员考试公平性的争论却比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No.2011-08 - 16 - 高考有过 之而无不及。因此，起码截止到目前，公务员考试仍很难被视为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 22 做一个假设，如果中国政制 “全盘西化 ”，采取西方的选举制，是否可能使天下寒士获得另外一种晋身之阶？从当代欧美的政治经验看，选举日益受到金钱侵蚀、为大财团势力所操控，今天已经很少有社会底层人士能因选举平步青云。西方式的选举无法实现有效的社会流动， 23 也无法满足中国社会对公平的需求。所以说，通过高考来
44、实现社会流动，不仅是具有相当独特性的 “中国模式 ”的一部分，也确是一项出色的制度安排。 高考改革：资源的再分配 1998 年是中国高考 制度史上的转折之年，大规模的改革从这一年拉开序幕。借用此前一年国家教委主管领导的话，改革 “从根本上说，是解决高等教育如何根据教育规律适应社22 比如，于建嵘认为：“ 现在底层民众唯一可能进入主流社会的渠道就是公务员考试了。而现在公务员考试也越来越不公平，黑手早就 伸进考场，或营私，或获利 是在为这个社会最后的暴炸提供炸药！ ” （于建嵘新浪微博， http:/ 2011 年 11 月 13 日 08:52），而谭伯牛则认为：“ 1905 年废除科举，取消了
45、传统社会阶层流动途径，但是提供大学、经商、从军等其他 途径。1978 年恢复高考的本意也在此。后来扩招把这个途径废了。于是有了公务员考试，可由于腐败也达不到效果。经商呢？国进民退。才智之士几乎没有了上升渠道，被排除在主流之外。那么，天下英雄不入我彀中，会怎样？ ”（谭伯牛新浪微博， http:/ 2011 年 11 月 13 日 17:15） 23 在美国，“对最上 层 5%以下和最下层 20%以上的那些人来说，大多数的社会向上流动带来的改变是相对较小的”，而在大规模向上流动十分罕见的同时，“上层阶级代际之间的延续性十分显著”。威廉多姆霍 夫著，吕鹏、闻翔译：谁统治美国 权力、政治和社会变迁，
46、 第 145-146 页，南京， 译林出版社 ， 2009 年。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No.2011-08 - 17 -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 ”24换言之，高考改革的背景是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依据是 “教育规律 ”，也即 是 以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模式为蓝本的教育现代化。 那么，为什么大幅度的高考改革会发生在 1998 年？改革的动因是什么？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市场化改革，比如国有企业改制，财税体制改革，住房、医疗等福利制度改革等。高考改革是这一波改革浪潮的组成部分。 当然，这些改革并非仅仅是市场化的产物，也是我国政治变迁的结果。正
47、是市场和国家的互动，决定了对各种资源的再分配。 高考是一种资源分配的制度：对农家子弟而言，它是进入城市的重要渠道，对平民百姓，它意味着 “干部 ”身份的获得；对弱势阶层而言，高考是向上流动的机会，对强势阶层则是维持、强化并复制既有的优势地位的手段。因此，高考改革的实质，就是对资源的重新分配。 本文将这十余年来的高考改革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扩招；二是高考内容与形式的变化；三是一流大学招生自主权的扩大；四是高考加分政策与保送制度改革。在对改革的大致过程 进行简单综述之后，本文再结合具体的数据及 A 大学24 毕全忠：一场深刻的变革 国家教委副主任周远清谈高校招生“并轨”大势，人民日报， 1997年 3 月 17 日。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 No.2011-08 - 18 - 自主招生的案例进行分析。 (一 )扩招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已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