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崔老师的逻辑观1、关于墨家辩学与逻辑墨家辩学与逻辑之间的关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所谓区别，是指就整体而言，墨家辩学与逻辑的研究对象、目的不尽相同。墨家辩学以言谈论辩为对象，以“取当争胜”宣说墨家“义事”为目的。逻辑以推理为对象，其目的既涉及谚语交际行为，更要为科学认知提供工具。所谓联系，是指墨家辩学也讨论了推理，而逻辑是关于推理的学问。墨家为了使自己宣说的义事获得他人赞同，也为了使论辩胜负的判定为他人认可，必然要讨论“立辞” 。 大取所谓“立辞”，是指命题的成立。墨家辩学主张，任何一个命题的成立，都要有相应的理由和根据。如果一个命题没有其赖以成立的理由，就是荒谬的了。这就是大取所说， “夫
2、辞，以故生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 ”墨家用做提出理由以成立命题的基本方法是“说” ，即小取所谓“以说出故” 。这表明，墨家辩学的“说” ，是提出理由（“故” ） ，以成立一个命题（“辞” ）的过程，即推理（论证）过程。所以说，墨家辩学虽然以言谈论辩为研究对象，但同时也涉及了推理。这正是墨家辩学与逻辑的相通之处。2、中西逻辑的比较：共通性与特殊性进行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的比较研究不是笼统地从社会意识的角度，或其它任何角度就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进行比较，而是专门从逻辑科学的角度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依据和标准只能是逻辑科学，或者说是我们对逻辑科学的认识和理解。逻辑的共通性与特殊性是涉及理解逻辑学诸多问
3、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决定两种逻辑比较研究的要求和内容的重要依据。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人们运用的推理均有共通的组成、共通的特征、共通的基本类型和共通的原则。同时，这些共通方面也构成了不同逻辑理论或思想的共通基本内容，从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共通使用价值。由于社会和文化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逻辑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居于主要地位的推理类型不同。在古代中国，以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同异为依据的“推类” ，是墨子及其它中国古代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种推理。而亚里士多德概括了古代希腊的科学成果，建立了以演绎推理（三段论）为核心内容的传统逻辑。二是推理的表现方式不同。所谓表现方式可以包括：第一，相同类型的
4、推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具体特征不完全相同。第二，推理具有规范论式的状态不同。三是逻辑的水平及演化历程不同。不同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逻辑的演化历程也不同。在西方，逻辑学与哲学一起，发源于公元前 6 至 5 世纪的古希腊。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传统逻辑。此后，逻辑不断获得发展。与西方逻辑的发展不同，中国古代逻辑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先秦时期的墨辩 ，已对“推类”进行了研究。到了汉代，随着百家被黜，墨家的逻辑学说及名家的分析思想均走向了衰微。此后，中国古代逻辑再没有获得重大发展。3、中国逻辑与中国传统数学有着不同的历史命运（1）中国逻辑的短暂辉煌与中绝以墨家逻辑为主体的中国逻辑在先秦曾经有
5、过短暂的辉煌，但很快就风光不在。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能至少包括两个原因：一是孕育中国逻辑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变迁，二是中国逻辑自身学科缺陷的制约。中国逻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初理性之一，对中国传统文化初期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正是中国逻辑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初期就处于重要的地位，也正是中国逻辑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初理性之一，所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变迁之影响也更严重：当适合中国逻辑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时，中国逻辑就有巨大的发展；当背景消逝后，中国逻辑不但没有任何发展，甚至导致前期成果的失传与中绝。墨家逻辑的发生、发展、中绝，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逻辑的主
6、体是墨家逻辑，而墨家逻辑是墨家辩学的一部分，其命运与墨学不可分割。先秦时期墨学被视为与儒家并列的“世之显学” 。到了汉代，随着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墨学归于沉寂。与之相伴，墨家辩学以及包含在墨家辩学中的墨家逻辑也走向中绝。到了近代，伴随西学而进入中国的西方传统逻辑，引发了学术界对墨辩及其逻辑的注意，并有中西、中印逻辑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虽对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功莫大焉，但就墨家逻辑自身却无发展可言。墨家逻辑中绝，究其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也不无自身缺陷的原因：墨家逻辑始终未能脱开墨家学派“取当求胜”和“审治乱之纪”的现实需要，未能获得独立的发展，也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方法论的性质，
7、从而难于有长足的持续发展。中国逻辑从“墨家逻辑中绝”之后，一直未能得到独立的发展，当然也就谈不上长足的进步，直到清末人们才从旧纸堆中“找”了出来，并在与西方逻辑的对比中发现了它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一些学者，开始系统挖掘与整理中国逻辑的思想与方法，并把它介绍到国外，使世界对中国逻辑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总体上讲，不能与亚里士多德逻辑世界之影响同日而语、相提并论。（2）中国传统数学的长期发展与辉煌重现与中国逻辑大不相同，中国传统数学不但长期持续发展，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潮，而且从隋朝以后，历代统治者都给予了较大关注，数学为统治者所承认甚至为官方所办，前后设置明算科开科应试的朝代也有不少，而中国逻辑却没
8、有这样的“命运” ，从墨家之后，就少有人知，甚至中绝很长时间，直到上个世纪，才又为国人所知。中国传统数学出现了三次发展高潮：一是先秦时期，中国传统数学孕育与早期发展，以算经书 、 九章算术为代表；二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传统数学体系的形成与奠基，以刘徽九章算术注为代表；三是宋元时期，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顶峰，以秦九韶、李冶、贾宪、杨辉、朱世杰等人及其成果为代表。当然，中国传统数学之发展也出现过波折。尤其是从宋元以后，中国传统数学尽管在应用方面取得一些成就，但从根本上看，仍未跟上世界数学的发展步伐。 四元玉鉴可以说是宋元数学的绝唱。元末以后，中国传统数学骤转衰落。整个明清两代(1368 年19
9、11 年)，不仅没再产生能与数书九章 、 四元玉鉴相媲美的数学杰作，而且在清中叶乾嘉学派重新发掘研究以前， “天元术” 、 “四元术”这样一些宋元数学的精粹，竟长期失传，无人通晓。明初开始长达三百余年的时期内，除了珠算的发展及与之相关的著作(如程大位算法统宗 ，1592 年)的出现，中国传统数学研究不仅没有创造性的新发展，在一定程度可谓有所退步，甚至对众多前世数学成果一无所知。很多学者对中国传统数学的今日应用与发展寄予了厚望，并且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席泽宗先生在“中国科学的传统与未来”一文中，对吴文俊先生利用中国传统数学构造性机械化证明方法发展起数学定理机器化证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吴文俊先生自己也说：“继续发扬中国古代传统数学的机械化特色，对数学各个不同领域探索实现机械化的途径，建立机械化的数学，则是本世纪以至绵亘整个 21 世纪才能大体趋于完善的事” 。 11 席泽宗，中国科学的传统与未来A，共同走向科学百名院士科技系列报告集 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