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复旦宋铮中国式增长中国式外储http:/ 年 04 月 23 日 02:5321 世纪经济报道宋铮我两年前的论文中国式增长(GrowingLikeChina)(最近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101 期)是一个用新古典模型重新解释中国经济一些重要特征的“ 故事”。它包含了中国的高增长、不同经济部门的投资率和回报率问题、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问题。1992 年之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GDP 年均增长一直保持两位数的水平,以人均 GDP 而言,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比值从 30 年前的 3%上升了 5 倍。中国 GDP 增长如此之快,还没有一个信服的理论来解释这一切。更有趣的是,中国高增长
2、伴随着非常非常高的投资率,最近几年接近 40%。一般而言,如果不考虑经济开放性,在没有技术进步的连续推动下,高的投资率一定会导致投资回报率的快速下降。比如说三四十年前,我们看到新加坡投资率非常高接近 50%,但过了 15 年,新加坡无法支撑如此高的投资率,因为投资回报率下降了一半。那么中国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有人用了非常简单的方法估算中国总的投资回报率,结果令人惊讶,他们发现 1980 年代到现在,投资回报率基本上在 20%以上,非常稳定,虽然有些波动,但非常稳定。甚至如果光看工业的投资回报率可以高达 25%,这个势头在 92 年以后一直是上升势头。中国这么高的投资率,竟然没有发生投资回报率的快
3、速下降,甚至相反还在上升。当然,有人说我不相信中国的宏观数据,那么中国的宏观数据都是假的话,那么中国工业企业的调查数据还是比较完善的。1998年工业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大概是 9%,而今天已经平均接近 20%了,当然这里面也许有其他的争议,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考虑企业进入退出。问题是这些简单的进入和退出没有办法解释这么惊人的增长。高增长、高投资、高储蓄率,伴随着较高且稳定的投资回报率,高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这些被认为是相互冲突的东西竟然同时发生。中国现在正在高速城市化,它的强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经济体都没有出现过的,城市、农村之间的数以亿计的劳动力流动,包括城市内部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流动,这太惊人了
4、。坦率地说,教科书里面的模型完全无法解释这些现象。我的这篇文章,就是用一个简单的框架,加入一点中国元素,就可以把一般我们认为很难理解的跟美国发展模式如此不同的中国模式很好地剖析出来。当然,我的文章是抛砖引玉。首先,中国经济最关键的牛鼻子是金融资源的分配。私营企业有着很高的生产率,因为他们的产权结构更能提高经济效率,但是它面对的是一个很难进入的融资市场这个市场是被国有银行所控制的,他们的资本主要来源于企业的储蓄;而国有企业则相反,它对应着较低的生产率,但是却能便利地进入融资市场,获得廉价资本,这其实就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分配效应,同时劳动力也会对应着这种分配。私营企业成为劳力密集型的,而国有企业慢
5、慢变成资本密集型的。劳动力资源向私营经济转移,但不走运的是,私营经济的资本扩张是根据自我积累而发生的,但后者只是限制了它的速度,却没有改变大的走势即私营经济不断膨胀,国有经济占经济整体比重萎缩,但是资本的密集程度在提高。最后我们发现,私营部门因为生产率提高而受益,但国有部门因资本密集提高形成的资本回报上升。也就是说,总和的投资回报率上升,没有任何的下降趋势。2简单地说,就是在私营和国有两部门形态下,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门道” ,私营依赖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国有部门因为劳动力不断向私营部门移动,而且它对应的是一个廉价便利的融资市场,所以它的资本生产率就比较高。最终两个部门形成一个均衡的回报。这个
6、双部门双结构的博弈过程很有意思。我们将中国的经济民营化看做是一个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因为私营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它吸纳的资源将不断增多,所以它的回报在上升。当转型结束以后,所有劳动都被私营经济吸纳以后,这个模型又变成了投资的增长会引起投资回报率下降。更有趣的是工资变化,在转型过程中,只要还有劳动力在国营经济里面,这个工资的增长就比较慢,就不会有明显的工资增长。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单部门经济里面,如果出现资本增加的话,自然而然会出现劳动生产力上升和工资的上升,这都是同步增长的。但是,在两部门经济当中,虽然资本增长,就是工资不会增长,为什么呢?我们还是有相当的劳动力是国营经济向民营经济转移(城
7、市内部),同样的还可以扩展到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城乡之间爱你)。不断的有新的劳动力转移到私营部门,那么私营部门的劳动力就不会有太高的“ 议价” 。不过,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发生了一些新的插曲,产生了各个层面的“国进民退” ,原本我们的理论预计私营企业的比重应该还会不断上升,但是新的插曲是增长趋势被遏制住了,甚至出现了一些退步,2009 年私营企业的比重比 2008 年还要低。主要是经济刺激让国有经济成为主力军,国有经济一下子雇了好多人,国有经济的雇佣人数年年在下降的势头被短暂地遏制住了。还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是,劳动力反向流动到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效率却不断下降,这表明这种流动是错误的
8、。那么这种结构怎么影响到外汇储备上呢?我们已经知道了私营部门和国有部门在金融资源分配以及生产率上的不同。大量劳动力资源被私营部门吸纳,然后工人得到收入,并存在银行。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存钱?我的朋友魏尚进说,是因为中国男多女少,男人没有储蓄就吸引不到女孩子。中国的私营企业因为其资本积累主要依靠自身,所以它们也有很高的储蓄倾向,所以银行有非常高的储蓄资源。我们已经说过,国有企业是比较便利地进入银行系统融资的,但私营则不可以。麻烦的是,私营部门不断膨胀,大量劳动力资源都奔着私营去,而国有部门的比重在萎缩,银行对私营部门的借贷是有限的,它们非常发愁,因为国有部门是萎缩的,它们不需要太多的贷款。于是,银
9、行部门就挤压着非常非常多的钱,形成所谓的存贷差(或者叫贷存比)。我非常吃惊地看到,在金融危机之前存贷差占 GDP 比重有 60%。这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个考验,既然它没办法放款给经济(因为主要的对象国有部门萎缩),那么只好去购买外汇资产(借助央行的通道)。但这给外国造成很大的误会,以为中国央行购买外汇资产是操纵汇率,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本文相当部分来自宋铮教授应比较杂志而做的研讨发言,唐学鹏整理)宋铮:中国贸易顺差的真相来源:复旦第 842 期发布时间:2010-07-01宋铮:1997 年毕业于上海外贸学院,获学士学位, 2000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 获硕士学位,2000 年至 2002年
10、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后 转入伦敦大学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2005 年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 域包括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共财政和中国经济。3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积累了超过 2.4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少西方媒体、学者甚至政府机构据此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破坏自由贸易。这种观点不仅可能引导贸易政策走向极端,陷入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而且从理论上讲也是错误的。我们的研究表明,结构性问题是造成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发展相对滞后的金融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导致存贷差 GDP 占比持续上升。在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情况下,这部分“多余”储蓄被中央
11、银行用于购买国外债券,从而形成巨额外汇储备。自从 1992 年的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贸易顺差。外汇储备由 1992 年的 210 亿美元(当年 GDP 的 5)增加到 2009 年 6 月的 2.4 万亿美元(接近当年 GDP 的一半)。在人们开始为全球经济失衡而担忧的今天,如此规模空前的外汇储备积累自然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之一。不少西方媒体、学者甚至政府机构含沙射影,暗示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破坏自由竞争。过去两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进一步把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世界的媒体和政客们已经开始公然批评中国的贸易顺差,认为这是导致他们国内企业经营困难和失业问题
12、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在沉寂多年后重现。中国政府操纵汇率?一个时下(特别是在美国)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固定汇率制度实施的汇率操纵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支持,比如美国华盛顿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所主任 FredBergsten 就曾表示人民币起码被低估 25到 40。这些并不友善的舆论开始引导政策走向极端。尽管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们仍然反对任何可能引发贸易争端与保护主义的政策,他们的防线已经出现了裂痕。今年 3 月 14 日,普林斯顿大学教授、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 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撰文鼓吹以威胁征收 25进口附
13、加税的方式强迫中国政府调整人民币汇率。一个多月前,130 名律师向美国财政部发出一封联合署名的公开信,要求对中国生产的进口商品增加关税。4 月 12 日,在与胡锦涛总书记会晤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质疑中国汇率政策。奥巴马认为,汇率应由市场决定,确保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借助汇率获得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参议员查尔斯舒默也在积极呼吁推行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高关税政策,迫使人民币升值。错误的指控上述针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控基于一个简单的论断,即贸易顺差本身就是汇率出现偏差的证据,只要让市场决定汇率就可以恢复贸易平衡。这一看似明显的论断,其实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名义汇率,而是实际汇率。虽然
14、中国贸易顺差已经持续了近二十年,人民币真实汇率却没有多大波动。根据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的计算,这些年来人民币真实汇率没有任何变化。如果真实汇率确实被低估,从理论上讲我们应当观测到通货膨胀,因为扭曲的汇率会增加对非贸易品的需求,并刺激工资上涨。然而,自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严重的通胀压力。1997 年至 2007 年,中国平均通货膨胀率与美国同期水平大致相等。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在此期间中国工资的增长显著落后于产出的增长,致使劳动收入 GDP占比下降了至少 5 个百分点。所有这些证据都在质疑汇率操纵及其对于贸易顺差的作用是否真实存在。最近,经合组织发展研究中
15、心主任海尔姆特莱森在一篇报告中指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即发展中国家非贸易品价格相对偏低)是导致诸多学者判断人民币被低估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总结道:“根据回归拟合结果,结合中国收入水平,2008 年人民币仅仅被低估了 12。”需要注意的是,在莱森的报告中,12% 绝对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数字。他强调,“2008 年印度和南非(这两个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的汇率低估程度更为严重。” 总而言之,虽然有理由相信人民币真实汇率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升值(通过通货膨胀或者调整名义汇率),所谓政府对于名义汇率的操纵不可能成为中国二十年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真相:中国式增长4那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
16、?我们相信答案在于实体经济的结构性特征,而非名义汇率刚性。让我们先从国际投资的角度看看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贸易顺差意味着本国用“多余”储蓄(即减去国内投资的净储蓄)购买外国资产。也就是说,贸易顺差等价于净资本流出,中国正在为全球经济输出资本。这个从经济学入门教材中得到的结论看起来让人感到惊讶和困惑。宏观数据和企业数据都表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十年间更是实现了惊人的年均 6的增长。为什么中国的储蓄非要投资回报率接近于零的美国国债?投资国内市场显然可以获得高得多的收益。解开这个“谜题”是理解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形成机理的关键。我们即将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
17、文中国式增长为这个“谜题” 提供了一个答案。我们的研究表明,不需要任何汇率操纵,一个简单的结构性机制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的贸易顺差。除此之外,我们的理论还解释了中国自 1992 年以来在各个方面呈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征事实,包括高速经济增长、稳定的投资回报率、大规模资源重组、劳动收入 GDP 占比的下降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我们的理论建立在两个基础假设之上。首先,企业之间的生产效率存在差异,私营企业生产效率相对较高。其次,金融市场存在不对称的融资壁垒。国有企业融资比较容易,而效率较高的私营企业融资却相对困难。这两个假设其实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两个“常识 ”,很多研究都表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
18、业在生产效率和融资能力方面的差异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比如就资本收益而言,国有企业仅有私营企业的一半;而就银行贷款和政府资助占投资总额的比重而言,国有企业却高达私营企业的三倍以上。我们将要论证两个核心命题:(1)第一个“常识”(即私营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第二个“常识” (即私营企业融资能力相对较弱)导致了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首先来看第一个命题。1992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是资源的大规模重组。企业微观数据表明,制造业私营企业(规模以上)职工占私营和国有企业(规模以上)职工总数的比重从 1998 年的 4%上升到 2007 年的56%。这一趋势也可以
19、得到宏观数据的佐证:同样的私营经济职工比重从 1992 年的 7%上升到 2007 年的 54%。就资源重组的绝对规模而言,中国私营经济雇佣的职工数量在 1992 年至 2007 年间上升了近 1.3 亿人,相当于整个美国经济的就业规模。私营企业的迅猛发展当然与 1992 之后中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有关,但私营企业相对较高的生产效率和投资回报率却是背后真正的推动力。2007 年私营企业的年资本利润率达到 32%,超过国有企业近一倍。资源(包括存量和增量)大规模流向私营经济因此也就水到渠成了。第二个命题是理解中国贸易顺差的关键。虽然私营企业效率较高,但中国金融机构显然更偏好国有企业。长期
20、以来,私营企业融资困难一直是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私营企业往往只能依靠留存收益、企业家个人储蓄和一些非正规渠道为运营和发展提供资金。在大规模资源重组的背景下,国有和私营企业不对称的融资能力可以为中国的贸易顺差乃至资本输出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由于贷款主要面向国有企业,而1992 年以来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导致贷款的“ 有效”需求大幅萎缩。与此同时,中国居民储蓄增长很快,城镇居民的家庭储蓄率从 1992 年的 17%上升到了 2007 年的 26%,而银行存款迄今为止依然是中国居民储蓄最主要的方式。因此,一方面是逐渐萎缩的贷款,一方面是日益增长的存款,这就形成了 1994 年以来持续
21、累计的存贷差。到 2007 年底,中国银行业存贷差总额已接近 GDP 的一半。大家知道,中国银行业资金用途大致可分为发放贷款和持有外国资产。如果资金出现剩余,唯一的出路就是持有外国资产。从宏观数据中可以看出,银行存贷差与外汇储备不仅同步增长,而且两者在数量上也非常接近(2007 年存贷差 GDP 占比和外汇储备 GDP 占比分别为 48.5%和 44.2%)。上述命题隐含的一个推论是资源重组规模越大,顺差也就越大。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中国,私营企业比重增加越快的省份,贸易顺差也会越大。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的命题。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故事庞大的经济规模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使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积
22、累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焦点。其实,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都伴随着贸易顺差。但是,由于高速增长同时也会创造更高的投资回报率,那为什么这些经济体反而选择输出资本?这就是最近在学界引起普遍关注的全球“资源配置之谜”。我们的研究以中国内地为案例,为“ 资源配置之谜 ”提供了一个解释。同样的机制(即资源流向生产效率较高但融资能力较低的企业)也可以用来理解上世纪 80 年代发生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故事。5当时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制造业与今天中国内地的制造业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以韩国为例,在上世纪 80年代初期,韩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外债 GDP 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国外资金在韩国工业化起步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世纪 8
23、0 年代中后期,韩国经济迅猛增长,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大幅贸易顺差,国际收支失衡得到极大改善。这一转折恰好发生在韩国调整其发展战略的时点。在此之前,韩国经济高度依赖银行与大财团之间形成的经济金融联合体。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资源开始从大财团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小企业,成为韩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1980 年至 1990 年间,小企业的数量增长了一倍以上,制造业中小企业职工数量占比也相应上升,这种增长趋势一直延续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台湾的发展历程也很类似。大幅贸易顺差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台湾经济的一个标签。在此期间,规模在 100 人以下的小企业(通常也是融资比较困
24、难的企业)职工数量占比从 1976 年的 39上升到 1991 年的 59。由此可见,制造业的资源重组同样可以解释上世纪 80 年代发生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故事。资源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从而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而这些企业融资能力相对滞后,这又导致了大幅贸易顺差。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情形如此相似,美国政府却很少指责韩国政府和中国台湾当局操纵汇率。总之,我们的研究对当前流行的有关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的观点提出了全面质疑。从理论上讲,贸易顺差与名义汇率偏低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而汇率操纵假说本身也与中国发生的事实相矛盾。我们提供了一个结构性分析框架,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和外汇储备积累是资源重
25、组和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自然结果,而同样的机制也可以用来解释上世纪 80 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长和贸易顺差。我们的研究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政策含义。如果西方世界确实希望改善全球经济失衡,那他们应当把注意力从指控中国政府操纵汇率转移到帮助中国改善私营企业的融资能力。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只能陷入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只有帮助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将更多的国内储蓄转化为可以创造更高收益的私人投资,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乃至全球的国际收支失衡。复旦大学宋铮教授:Growing Like China被阅览数:4210 次发布时间:2008/10/2919:47:072008 年 10 月 27 日下午,WIS
26、E2008 年秋季学期高级经济学系列讲座第六讲在经济楼 D110 举行.来自复旦大学的宋铮教授为我们作了题为“Growing Like China”的学术讲座。WISE 方颖教授、赵扬教授和牛霖琳教授出席了本次讲座。在宋教授的论文中,他建立了一个宏观经济增长模型,这个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宏观经济自 1992 年以来的许多特征,如高产出增长率、高投资回报率、工业部门大规模再分配、低工资增长率以及巨大的贸易顺差。宋教授的理论对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进行了改进,以发展中国家在微观水平上资源低效率分配导致较低的总要素生产率累积为理论前提(TFP),将其理论建立在金融制度不完善以及异质生产力的公司之间再分配问题的基础之上。在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模型之后,宋教授又根据他的模型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发展的特点做出了预测,而这些预测均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城市居民贫富差距不断加大;二是在私营企业集中的地区,储蓄决定投资;三是在融资上受到限制却有较高要素生产率的企业将最终以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为主。随后宋教授回答了同学和老师们的问题。宋教授的论文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与前面的学术讲座不同,宋教授采用的模型并不复杂,贴近同学们上课所学的内容,对现实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因此宋教授的讲座给同学们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进行实证分析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和启发。最后,演讲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