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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历史地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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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 目 录序绪论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1.历史学研究的城市2.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城市城市历史地理学的任务1.研究城市兴起的地理特点,为城市规划服务2.研究城市职能及其转化的地理特点,为发挥城市的优势服务3.研究城市结构的地理特点,为促进城市的合理布局服务4.研究城市风貌的地理特点,为建设城市新貌服务5.研究都市化的地理特点,为合理的都市化服务一、中国城市的起源1.中国城市起源的时代2.“城市”名称的来源二、中国城市的城址选择1.城址选择的原则2.城址的转移三、中国城市的城墙1.城墙的起源2.奴隶制时代的城墙3.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墙与城市4.秦汉时代的城墙与城市5.秦汉以后的城墙与城市6.城墙在城市

2、发展中的作用四、中国城市的类型1.政治城市2.经济城市3.军事城市4.文化城市五、中国城市的形状1.方形城市2.长方形城市3.圆形城市4.不规则形城市六、中国城市的规模1.中国古代城市分级的根据2.城区范围广阔3.城市人口众多4.城市规模宏大的原因七、中国城市的平面布局1.中国著名都城的平面布局2.中国著名地方城市的平面布局八、中国城市的水源1.河流与城址选择2.城址与河流关系密切的原因3.湖泊与城址4.水源与城市发展5.中国城市的供水九、中国城市的园林1.中国著名都城的园林2.中国著名地方城市的园林十、中国城市的规划1.规划思想2.规划原则3.规划地后记序这或许是一种巧合,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

3、间中,我几乎一直与城市历史地理打交道。五天以前,我接待了我的老朋友、夏威夷大学教授章生道先生,他是一位城市历史地理学家。那天,地理系和城市科学系的数十位教师及研究生与章先生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是由我主持的,一开始我就向与会者介绍:这是大名鼎鼎的城市历史地理学家,是有城墙的都城形态(The Morphology of Walled Capitals)一文的作者,这篇精湛的论文是收编在一本由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美国汉学家施坚雅(GWSkinner)主编的巨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之中的。“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城市的特色

4、。中国的城市研究者,不论其研究的是历史城市或是现代城市,大家都熟悉这篇论文,而这天的与会者,除我以外,几乎都没有见过此文的作者。与慕名的同行学者见面,大家都很高兴,所以座谈会开得很好,而所谈的,主要就是历史上的城市。三天以前,我的另一位老朋友,英文中国日报总编陈砾先生惠临舍下,他不是一般作客,而是特地转道杭州来帮助我解决一个有关城市历史地理的困难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本的出版问题。提起此书中译本的沧桑经历,不禁令人怅然,所以必须多说几句。此书原版本是施坚雅在 70 年代末期寄赠给我的,当时,世界各国的城市学者已经发表了不少书评。我选择了美国和日本学

5、者的书评各一篇,请人译出,并由我加上一个引言,在杭州大学学报1980 年第 4 期发表。得到了不少城市学者的好评。接着我和施坚雅见了面,商量把此书进行中译的问题,于是,我组织了几位擅长英语的朋友动手翻译此书,施坚雅立刻为中译本写了序言。在全书基本译成以后,应他的要求,我为此书写了长篇书评。记得这是 1985 年春季,当时,我在国立大阪大学任教,而施坚雅则在东京庆应大学任教,我们的一位日本朋友,也就是此书中的一个名篇宁波及其腹地的作者斯波义信教授,当时也任教于大阪大学。2 月 16 日是施坚雅的生日,他们夫妇特地从东京来到大阪,邀请斯波夫妇和我们夫妇在大阪市中心梅田的一家著名的餐馆共进他的生日晚

6、宴。席间,我把即将在杭州大学学报1985 年第 1 期发表的我为此书所写的书评评一文的内容告诉了他。我的书评并不是一篇捧场文章,书评肯定和赞赏了一些文章和观点,例如我对施坚雅提出的关于中国“中世纪城市革命”的观点,我作了充分的肯定。又如对斯波的宁波及其腹地一文,施坚雅在此书导言称赞:“斯波关于宁波城市的经济描述,在现有叙述传统中国城市的英文著作中,很可能是最完备的一种。”我在书评中则补充了施坚雅的话:“在我所读到的有关宁波城市研究的中文著作中,像斯波这样的论文实在也是凤毛麟角。”但是我也批评了一些文章和观点,例如芮沃寿(AFWright)的中国城市的宇宙论和牟复礼(FAMote)的元末明初时期

7、南京的变迁两文中都论及的所谓宇宙论,我认为这两位作者都没有懂得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又如对拉姆科(HJLamley)的修筑台湾三城的发轫与动力一文,我认为作者没有学过地理学,不懂得地理环境在城市建筑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我的这些言论,施坚雅听得十分出神。不久杭州大学学报出版了,而且,新华文摘在当年第 8 期基本上全部转载了这篇书评。说明学术界对此书是非常重视的,可惜出版界并不完全这样。由于此书的名声确实很大,所以有一个出版社知道我们翻译此书,立刻欣然接受,并且列入他们的所谓“重点书”。但是当全部译稿到达他们手中的时候,他们发现这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学术专著,出版以后不会有很大的销路,“商品意识”促使他们

8、把此书的出版拖下来,而且一拖十年。由于我自己没有参加此书的翻译,交稿以后,以为迟早总要出版,一直没有再关心此事。直到不久以前,朋友们下决心从出版社索回译稿与我商量之时,我才明白,此书名声在这个出版社的总编先生眼中,毕竟敌不过“商品利润”。于是我才写信求助于陈砾先生。陈砾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并非历史地理学家,但是我深知他知识广博,眼光远大,又是多年与外文打交道,或许能够给我帮助。果然,在他接到我的信后,立刻挂电话给我,由他负责联系出版。接着,趁一次因公南下的机会,到舍下走访,说他已经找好了出版社,把译稿和原书一起带走。在搁置了十年以后,此书与中国读者见面,总算有日可计了。就在陈砾先生离

9、杭北返的次日,我收到马正林教授用特快专递寄来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校稿,要我为此书作序,这就是如前所述的在几天之中我和城市历史地理的第三次交道。接待章生道先生和陈砾先生的造访,应该说都是使我愉快的事情,但是当我读完了马先生的大作以后,我的愉快心情确实远远超过前述二者。因为这不仅是马先生的一种专著,而且更恰如其分地说,是一部通论性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高等学校教材。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这是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的又一重大进展。因为大凡一门学科的形成,开始总要经过许多学者零星分散的专题研究,积累起许多研究成果,然后再由若干学者,把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和总结,编写出有关这门学科的通论

10、性著作,于是,这门学科就趋于成熟,从此可以加速发展。马正林教授从事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教学和科研已经二十多年,而他之所以能编著成这样一部不同凡响的著作,除了他个人的非凡努力以外,同时也依靠这门学科领域中的许多学者,上述章生道教授的有城墙的都城形态当然是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的一项杰出研究,而施坚雅教授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早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空前杰作。但是如前所述,所有这些,都是学者们零星分散的专题研究。马正林教授的皇皇巨著正是以许多前辈学者的专题研究为基础而编著出来的。上述我在这几天之中经历的这三件事,相互之间其实具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实在是一种学术上的令人高兴的巧合。我之所以认为马先生的这一

11、成就,是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的重大进展,这是因为,在历史地理学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城市历史地理学显然是一个热门,不论在中国和外国都是一样。我在拙作日本学者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第 6 辑,1988 年)一文中曾经指出:“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或许是日本学者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成果最多和最富于创造性的部门。从 50年代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出版了许多专著,发表了大量论文。”在中国,50 年代以来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曾经一蹶不振。正如我为侯甬坚先生所著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年出版)一书所写的序言提到的:“人文地理学被批判、排斥。学者们对此不仅裹足不前,而

12、且视作畏途。”作为人文地理学成员之一的城市历史地理学,直到 70 年代末期才开始有所发展。马正林先生的丰镐长安西安一书出版于 1978 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当时,城市历史地理著作在国内还相当少见。到 80 年代初期,这种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我于 1983 年主编出版了中国六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接着成立了中国古都学会,于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似地萌发出来。这些研究成果仍然是专题性的著作和论文,但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成为历史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中的翘楚。所以城市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在推动整个历史地理学的前进脚步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通论性的著作,在历史地理各分支学科中,由

13、城市历史地理学率先编著出版,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前面已经指出,此书是马正林先生在高等学校执教二十多年的成果,所以在我看来,它完全适宜于作为一种高等学校教材。作为一部教材,此书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它至少具有完整、严密、创新三个特点。当然,这也是作为一部优秀教材所不可或缺的条件。首先,教材不同于专题研究,教材必须为学生提供这门学科的完整和系统的知识。前面已经指出,通论性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出版,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成熟。所谓学科的成熟,主要指的是这门学科,从理论到方法,从抽象的逻辑思维到具体的资料内容,都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也就是为这门学科编著教材的基本条件。否则,凑合若干专题研究的材料,那就只能

14、称为“讲座”。现在,我所看到的这部教材,从绪论开始,内容包括十章。在论证了学科研究的对象任务以后,分别讨论了中国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墙、类型、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作为城市历史地理的教学和研究,这些章节,已经具备了学科的基本内容,可以为学生提供这门学科完整而系统的知识。以第七章中国城市的平面布局为例,作为中国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这是学生必须掌握的最具体和最基本的知识。教材把这一章分成著名都城和著名地方城市两类加以论述。前者包括 13 个小节,论述了不同时代的 7 处著名都城;后都分成 37 个小节,论述了不同时代的 16 处著名地方城市。学生学习了这二十多处历史城市及其

15、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变迁,则中国历史上的最主要的著名城市已经基本包罗无遗。这样的教材,如能使用得当,学生所获得的知识,不仅是完整而系统的,而且是扎实和巩固的。作为教材,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是科学上的严密性。因为教材的作用,不仅是为了提供学生以完整和系统的知识,并且还应引导学生日后在城市历史地理方面的继续深造,让他们懂得在这门学科中做学问的方法,所以教材在科学上的严密性,对于学生来说,实在至关重要。而此书在这方面也是值得赞许的。例子很多,不妨从卷首的绪论中举出一个。因为这部教材的内容集中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城市,而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地理实体,正如我为张步天先生所著中国历史地理(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

16、 年出版)所写的序言中引述的、我于 1983 年在日本关西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的话:“除了地理以外,以区域为基础而进行研究的学科又如此之多,在一个区域里,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比二三十年前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城市也是一个区域,而且是一个人文景观特别复杂的区域。研究城市的学科及其成果,真是汗牛充栋。为此,教材必须严格区别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和其他城市历史研究的不同,让学生在日后的研究工作中,不至于面对浩瀚的城市历史资料而手足无措。现在,教材在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中,一开始就指出:“历史学所研究的城市与城市历史地理学是有严格区别的。前者着重于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后者则着眼于城市兴起、发展、

17、演变的地理空间,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接着,教材在详细阐述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等所研究的城市内容后,专门论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城市,指出:“城市历史地理学既然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所研究的城市就只能是地理实体。也只有这样,才能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城市区分开来。”上面所举的这个例子,是城市历史地理学的开宗明义,是必须让学生彻底了解的问题。编著者在这方面的确下了极大的功夫,而教材在科学上的严密性也就充分地体现。最后,教材不同于专题研究,而且也受编著出版时间的限制。在一门学科中,有的专著对其中某一问题研究得特别精深,另外,学者们每年每月都有新的研究成果发表。但教材属

18、于通论性的著作,在学科领域中,它有面面俱到的任务,并不是一本论文集,不可能用大量的篇幅论述某一专题。同时,教材的更新也显然跟不上学术界随时发表的成果。不过,由于教材供教师在课堂讲授之用,所有上述缺陷,都可以通过讲授加以弥补,每一门课程都是如此,毋需赘述。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着重说明,我把马先生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视作一部教材,绝未忽视他在这方面的创新。尽管作为一部教材,此书以后需要不断更新,但应该说,从现状来看,这是一部有创新意义的教材。这中间的不少创新内容,对我来说,也受到很大的启发,不妨也举个例子。历史城市的研究者,不论是研究城市史、城市地理或其他方面,长期来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即什么是历史城市

19、?所谓城市,其本身不过是一种聚落,这种聚落能冠以城市之称,现代各国都有明确的指标,而这种指标基本上都是计量的。譬如人口指标是目前世界各国所通行的城市的指标之一。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都有人口的计量数值。但对于历史城市,要获得各种计量数据,实在十分困难。施坚雅通过大量资料的分析计算,也无非得出了 8 世纪的长安(今西安)人口达 100 万,北宋的东京(今开封)在其最后年代人口为 85 万,南宋的临安(今杭州)在其最后年代人口为 120 万(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一编导言)。中国历史悠久,城市众多,要把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城市的人口计算出来,这实在是不可能的。其实,这不仅是中国,世界各国都有同样的困

20、难。在拙编中国历史名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 年出版)一书的序言中,曾经引用日本学者狩野千秋综合西欧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意见,把古代城市形成的条件归纳为七个方面:即一,最原始的国家组织与王权的确立;二、稠密的人口;三、社会阶级的分化与职业的专业化;四、巨大的纪念性建筑物的建造;五、文字、金属器的发明与科学技术的发达;六、由于剩余物质的生产而出现了有余暇从事知识性的活动;七、商业与贸易组织的发达。这七条,其实都是定性指述,完全没有计量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历史城市研究者,常常采用一种不得已的历史城市标准,即凡是历史上曾经作为县一级政府驻地的聚落,就作为历史城市。我曾经在拙作聚落、集镇、

21、城市、古都(河洛史志1994年第 3 期)一文中,无可奈何地抱怨这种标准,我说:一般而论,这种标准或许可以作为权宜措施,但其实存在不小的偏差。例如,40 年代初期,我曾到江西省东部的一些地方居位过,在那里,浙赣铁路线上有一个很小的县份横峰县。当地民谚说:小小横峰县,两家豆腐店,堂上打屁股,四门都听见。这个民谚显然是从明、清流传下来的(横峰原名兴安,明代始建县)。像横峰这样一个弹丸小邑可以称为历史城市,而附近存在着全国四大镇的景德镇和江西四大镇的河口镇,却因没有一个县政府而只能称为历史集镇,这当然是很不合理的。其实,像横峰这样的例子在全国并不罕见,清佟世恩所撰的鲊话一书中所描述的清广东恩平县的情

22、况就更为突出,此县:城甚小,周围只有六百四十步,仅有两个城门,城内除县衙和学宫两座砖木建筑外,其余悉是草舍。就是因为有了一栋县衙,恩平就算一个历史城市。这就是这种行政标准所存在的明显缺陷。不过,在统计资料十分缺乏的古代,要在数量庞大的县邑之中区别哪些是历史城市,哪些不是历史城市,现在看来,这是很难做到的。现在,在马正林教授的著作中,让我看到了,他已经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撇开这种被我所抱怨的“很不合理”的标准。他在第七章中国城市的平面布局中,把“明清武汉三镇”作为历史上中国著名的地方城市加以论述。这中间的关键当然是汉口,这个所谓明清四大镇的著名聚落,按照行政标准,它一直要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

23、 年)才脱离汉阳县的管辖而成为县一级的夏口厅。但是马先生断然把它作为历史城市,写了二千字文章详细地记述了它在明清时代的平面布局及其发展变迁。对于历史城市的这个所谓行政标准,施坚雅实际上承认了它,而我虽然抱怨了它,却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它。是马正林教授首先突破了这个传统的框子,这无疑是一种值得赞赏的创新。所以,中国城市历史地理这本专著,按照我的体会,它完全称得上是一部高等学校的优秀教材。几天以后,我将出国作一次比较长期的访问,近来公私事务都比较繁忙,但在远行前夕,能够读到这样一部书稿,并且执笔撰写这样一篇拉杂的序言,令人不胜愉快。陈桥驿于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绪论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24、中心,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城市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研究城市的论著相继问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中国城市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历史时期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探讨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对指导今天的城市建设将会起到重要作用。因此,阐明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引导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学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也就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城市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城市兴起、发展和演变规律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就是历史上的城市。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的形成和发展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因此,也是多种学科研究的对象,或者是重要

25、方面。尽管如此,城市历史地理学所研究的城市,也是可以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有它明确的对象,这就是地理实体的城市。城市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各个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同,城市的形态也就有了差异。不过,只要它符合地理实体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也就是说,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指它要解决什么矛盾的问题。城市历史地理学就是要解决城市职能、结构、规模、风貌、总体布局与地理条件之间的矛盾,即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地理基础

26、。地理空间是城市兴起的基本条件。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正是各类城市兴衰的地理特征。也只有这样,城市历史地理学才能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独立于其他城市科学之外。一门学科如果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必然会降低它的科学价值,影响它的发展。城市历史地理学虽然是历史地理学中一个比较活跃的领域,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但还没有专篇文章来阐述它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在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尽管牵扯到许多城市,也出了一批成果,但严格说来,许多文章都超出了城市历史地理学所研究的范围。这就无法使它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和文化史上的城市相区别,降低了它的科学价值和冲击了它的主要任务。1.历史学研究的城市历史学所研究

27、的城市与城市历史地理学是有严格区别的,前者着重于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后者则着眼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地理空间,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无妨把历史学研究的城市加以分类,说明它与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可以区分,也应该加以区分的。政治史上的城市或政治史所研究的城市,偏重于这个城市的政治职能,说明它是全国政治中心,或是省、府、州、县的政治中心,以及政治机构的设置与演变,政治机能的加强与衰退,政治势力所能到达的地区与范围,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等。当然,也会涉及到这个城市的自然环境、经济、文化状况,但不占主要地位。国都是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作为政治史研

28、究的城市,就要首先阐明它是那些朝代的都城,建都时期的政治机构、政治活动、政治斗争等,其次才谈到城市的经济、文化。那么,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城市也有国都,但着重于国都盛衰的地理基础,政治机构、政治事件的地理空间,即使涉及到政治机构、政治事件本身,也要以地理特点为落脚点。不然,就和政治史上的城市毫无区别,失掉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价值。经济史上的城市 经济史所研究的城市,主要阐明城市的经济职能,即工业、商业、交通、金融等发展到什么程度,在全国所处的经济地位。上海、天津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它们的迅速发展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有密切关系。从经济史上研究,就要首先说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天津、上海

29、的经济机构、经济实体(工厂、商行、银行等)和经济势力,以及对天津、上海经济造成的危害和影响。至于天津、上海的政治、文化状况,则只能占次要地位。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城市,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城市占相当比重,但它主要说明生产配置和各种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即工商金融业的布局,交通道路的干线与支线等,并从空间概念来分析是否合理、有无利弊。就是在分析经济状况的时候,也是以地理因素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显示城市历史地理学在城市研究中的作用和价值。否则,就使城市历史地理学成为经济史的附庸,失掉了研究的意义。文化史上的城市 文化史所研究的城市,主要说明这个城市的文化机构、文化设施、文化活动和文化发展的状况,在全国

30、所处的地位和文化影响的范围。同时,还要研究文化渊源、文化特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一个城市文化水平的高低,主要表现在科研机构、各类学校、文化团体的多少,人才素质、论著和创造发明。也就是说,必须从量和质两个方面来分析属于那一级的文化城市,在文化史上所占有的地位。历史文化名城各有特点,但都以某个或某几个突出的特点跃入历史文化名城之林。像北京、西安以建都时间最长和文物古迹最多取胜,杭州、苏州以城市秀丽和园林闻名为优,泉州、广州以海路发达和海港历史悠久见长等等。这些城市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当然对象。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城市,历史文化名城也不少,但透过文化发展的状况,阐明地理

31、条件对文化特点形成的影响和作用,使文化区空间明晰,显示出独特的风格。华清池是西安城东久负盛名的游览区,历史悠久,风景秀丽,如果只说明它是周、秦、汉、隋、唐诸王朝的游乐场所,不知道骊山和温泉,就会使华清池的文化特征顿时失色,园林风光也就无所附丽了。仅此一端,就可以说明文化史上的城市与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城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的出发点和归宿都不相同。军事史上的城市 军事史所研究的城市,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设防的城市,或者具有防御条件和能够防御的城市。城市的山川形势、地形特征、城墙、城河、炮台,即所有的防御工程和军事设施,都在研究范围之内。就是这些工程和设施的质量、数量和防御能力,也无不受到重视

32、。也就是说,和军事攻守有关的城市部位,都是军事史上城市的研究对象。由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城市都是政治中心,因此,往往建城设防,城墙、城河、城楼等,都是军事防御工程。这样说来,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也大都是军事史研究的对象。就是近代兴起的工商业城市,虽然没有坚固的城墙作为凭藉,但往往也有军事设施,作为防御的基地。在战争年代,争城掠地比较频繁,每当发生巷战的时候,每座楼房、每条街道上的障碍物,也都可以作为防守的必要条件。因此,军事史上的城市,其着眼点就在于城市的军事价值和作用。至于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则在其次,并不占主导地位。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城市,属于战略要地和军事攻守重心的也不在少数,但它的

33、侧重点在于军事设施的地理位置、地形特征、分布状况,与其他设施的关系等。像西安城保存了全国最完整的城墙、城河等古代城堡设施,当然是军事防御工程。作为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西安城,虽然也要涉及到古城堡,但侧重点并不是城墙的质量和防御能力,而是城墙的长度、宽度、高度和具体位置,城墙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开发利用的前景等。由此可见,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城市和军事史上的城市,都要涉及军事设施,但着眼点不同,结论也就有了差异。2.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城市在说明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上的城市与城市历史地理学有本质的区别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论述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具体对象,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不然

34、,同一个城市,为什么会成为多种学科研究的对象,城市历史地理学又怎样与它们区分?就会使人困惑不解。城市历史地理学既然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所研究的城市就只能是地理实体。也只有这样,才能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城市区分开来。所谓地理实体的含义,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城市兴起、发展与变迁离不开地理环境,这是众所周知的。就是城址选择,也要考虑具体的地理特点,即傍河还是靠山,背原还是面水,环湖还是沿河,上岗还是下原,平川还是丘陵,港口还是河湾等等。有些是以单一的地理特征为主,有些则是多种地理特点共同起作用。城址选择是否正确,能不能使地理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会长期影响一个城市的发展。在我

35、国历史上,许多城市的城址都在不断转移,而转移的主要原因则是地理上的不利因素所造成的。西安、北京的城址转移,除人为的破坏外,也同争取更为有利的地理条件有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人们对城址的选择就十分重视。西周初年,周公营建洛邑,在瀍水东、西实地勘察来选择城址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其实,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城市,其城址都经过了精心选择,并不是随意定点建成的。另外,城市的土地利用类型、人口的地区分布、工商业的配置、文化设施的布局、政治机构网的位置、街巷格局和辐射地区、同周围市镇和乡村的联系等,都有其地理特点。这些地理特点的形成固然有其历史渊源,但它们都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所产生的地理景观。这些景

36、观,有些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有利于城市的发展,有些则违背了城市发展的规律,给城市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今天的许多历史名城都有改造旧城区的任务,因为历史上的地理景观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极大障碍,不改造就无法前进一步。甚至有些县城还干脆抛开原来的老城,另辟新境,河南省濮阳市就是例证。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城市基本特征的地理条件,既区别于其他学科所研究的城市,又使自己有了明确的对象,有利于本学科的发展,并大大提高了它的科学价值。我们不能因为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就把城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看成捉摸不定的东西。地理学的基本特征就在于综合性、区域性,城市历史地理学也不例外,必须从综合、区域的特点来把握城市的发展

37、,探讨城市演变的规律,为当前的城市建设提供借鉴。明确研究对象是学科发展的前提,同时也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城市历史地理学已有了很大发展,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势在必行,笼统地讲研究历史时期的城市,显然是不够的,也无益于本学科的发展。城市历史地理学只能把城市兴起、演变的地理条件作为研究对象,舍此而外,就会误入歧途,降低它的作用和价值。城市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城市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建设服务,促进城市规划、城市布局、城市职能和结构趋于合理,有利于城市的发展。这一任务是其他学科所无法完成的,而城市历史地理学则责无旁贷。1.研究城市兴起的地理特点,为城市规划服务

38、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综合体,是一种特殊的地理空间。它与乡村相对立,是一个地区、甚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处于领导或支配的地位。各个国家城市出现的时代不同,职能和结构也不一样。史记货殖列传精彩地描述了中国早期的城市和它们兴起的地理基础。货殖列传记载的城市共有 25 处,除大梁在秦国统一战争中遭到河水灌废,未被提及外,其他都是秦汉时代十分繁荣的城市。这些城市位于水陆交通要道之上,都有自己繁荣的地理基础。咸阳(今市东)、临淄(今淄博市区)、蓟(今北京)、洛阳、温(今沁阳)、轵(今济源)、蜀(今成都)等,都是陆路交通的中心,而荥阳(今县东北)、彭城(今徐州)、睢阳(今商丘)、陈(今淮阳

39、)、陶(今定陶西北)等,则是水路交通的枢纽,特别是陶,位于菏水运河岸上,交通发达,被誉为“天下之中”。范蠡曾弃越来陶经商,19 年三致千金,人称陶朱公。可见交通方便是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必备条件,故中国早期的城市多兴起于江河沿岸,或平原的中心。平原地区物产丰富,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交通四通八达,又使城市有了广阔的腹地。江河有舟楫之利,又可以为城市提供丰富的水源,故中国的城址就多选择在江河的沿岸。一般位于河流的二级阶地之上,既可以解决城市供水,又不至于被洪水所冲没,所谓“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即指此。对于具体的城址,都要经过精心选择,“因天材,就地利。”西周初年,周公

40、营建洛邑时,就对当地山川形势进行了勘察,并绘制了中国最早的城市图呈献给成王。对于城市的平面布局,也要事先进行量算,确定宫、市、坛、庙和居民区,一般为前朝后市,左祖右社。这虽然是指国都,但对一般城市也有指导作用。随着社会经济、交通道路和自然条件的变迁,城址也经常转移,总体布局也不完全一样。西安地区最早兴起的大城市就是西周的丰镐,位于沣河两岸;再次兴起的大城市就是秦都咸阳,位于渭河两岸;第三座大城市就是汉都长安,位于渭河以南、龙首原以北;第四座大城市就是隋代大兴城,唐改名长安城,位于龙首原以南、少陵原以北。今天的西安城就是在唐长安城的行政中心皇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秦、汉、隋唐有四次大规模的城

41、址转移,除了人为的因素外,地理条件的缺陷实在不容忽视。城址愈转移,地理条件愈优越,愈有利于城市的发展。隋唐长安城所选择的城址平原开阔,水源丰富,又有“六坡”地形作为总体布局的骨架,是周、秦、汉三代的都城所无法比拟的。正因为选择了最有利的地理条件,后来的城市就在这里继续向前发展,再未移动过。北京、芜湖、临淄等城址的转移,也都和当地自然条件的变迁、经济发展与交通道路的演变有密切关系。从城市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这些城市的兴起和变迁,对当前的城市规划、城市布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今天西安市的城市规划,就继承了唐长安城和明清西安城均衡、对称、棋盘式格局的基本特点,保持了古城的风貌。2.研究城市职能及其转化

42、的地理特点,为发挥城市的优势服务城市虽然是一个综合体,具有多种职能,但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它会以某种职能为主,影响城市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城市,许多都是国都和地方的政治中心,以政治职能为主,像国都、省、府、州、县首府等,只有海港、码头和运河沿线的城市,虽然也具有某些政治职能,但毕竟是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像泉州、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天津等。真正以文化职能为主的城市,几乎是找不到的。当然,在许多城市中都规划了专门的文化区,像西安南郊、北京中关村等,但只是整个城市的一部分。只有陕西省的杨陵区,虽然尚未设市,但却是真正以文化职能为主的县级区。这里是西北农业科学研究基地,有许多著名的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当

43、然,城市的职能也有它形成、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城市职能的形成演变中,除人为因素外,地理条件也是不可忽视的。城市历史地理正是研究城市职能发展演变的地理特点,为发挥城市的优势服务。城市的不同职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但地理原因也不能低估。在中国历史上,被选作国都的城市,其政治职能应该发展到了极限。国都选择在什么地方,是由统治阶级决定的。可是,山川形势险要、交通方便、物产丰盈却是选择国都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著名的六大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地理环境优越,只有开封为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但它是四大运渠的中心,交通上的优势却是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随着国都地位的消失,地理条件的变

44、化,政治职能也就减弱。除北京外,六大古都中的其他城市已成为地方性的经济都会或政治中心。在六大古都中,开封的变迁尤为剧烈,最能显示出地理条件对城市政治职能的影响。由于开封位于汴河岸上,是隋唐漕运的咽喉,北宋统一全国后,就只能建都开封,使它由地区性的政治中心,一跃而转变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繁荣也达到空前的程度。北宋亡国后,开封失掉了国都地位(金迁都开封时间很短),运河也淤塞不通,它就迅速衰落下去,终于成为一个地方性的都会。开封政治职能的升格同运河有密切关系,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当然也同运河的淤塞有一定瓜葛。尤其是黄河养育了开封,但又经常威胁开封的安全,限制了它的发展。河南省会由开封迁到郑州,除郑州

45、铁路交通方便外,显然也同开封经常受到黄河的威胁有一定关系。直到现在,开封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洛阳,黄河的威胁自不待言。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城市,随着地理条件的变迁,盛衰也十分明显,扬州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唐代扬州的繁盛有似于今天的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扬州雄富冠天下”,“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都是对扬州繁荣的生动写照。唐代扬州繁荣的基础是长江和运河,因此,它是盐铁转运使的驻所,又是港口城市,海舟河船云集于此,扬州就繁盛无比。唐代以后,除政治原因外,港口地位的消失,实在是扬州衰落的重要原因。扬州城南的一段长江,宋代以前江岸南移,宋代以后江岸北移,造成扬州港口不是淤涨,就是崩坍,

46、终于失掉了对外贸易的地位。加之运河的淤塞与变迁,扬州就不能不衰落下去。今天,扬州仍然是长江岸上的重要城市,扬州经济的起飞依然要靠长江和运河。现在的京杭大运河从扬州市东边流过,如果能恢复扬州海舟河船的港口地位,扬州经济的迅速发展指日可待。将来东线调水成功,山东运河沿线的济宁、临清等城市又会重新兴盛起来,成为运河岸上的明珠。从城市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探讨城市经济兴衰的地理基础,能够为当前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城市文化区以文化职能为主,必须选择在地理形势最为优越的地方,以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西安南郊是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最集中的地区,文化职能最为典型。这里北对古城,南望秦岭,环境优雅,实在是读书、科研

47、的理想所在。城市历史地理学可以从城市文化区形成的地理特点及其演变诸方面,为今天城市文化区的设置提供依据。城市的职能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城市历史地理学可以为确定城市的主要职能,发挥其优势服务。3.研究城市结构的地理特点,为促进城市的合理布局服务城市结构是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指城市的地域结构、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也是城市发展中地理空间最突出的问题。一个城市在某个地区兴起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既有腹地,又与周围城镇相联系,从地域结构研究它的特点,才能确定城市的地位。同时,阐明布局是否合理,有无地理上的优势。城市规模结构主要指人口多少,因为城市人口数量是城市分级的主要标志。在我国,100

48、 万人以上为特大城市,50 至 100 万人为大城市,20 至 50 万人为中等城市,20 万人以下为小城市,具有 10 万人的城镇才能升格为城市。就一个地区来说,城市的规模结构应该是大、中、小相结合,相互促进,有利于城市的发展。我国人口众多,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必然会带来许多困难。因此,国家对城市的规模结构,采取“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政策。一个地区的地理条件、物质资源不可能承受许多大城市,只能大、中、小相结合,而且以中小城市为主。历史上西安是长期建都的地方,是关中地区唯一的大城市,然而整个关中地区却供养不起这座城市,必须从关东(函谷关以东)或江南转运漕粮,才能维持它

49、的生存和发展。今天的宝鸡市只能发展成一个中等城市,绝不允许发展成一个大城市。因为宝鸡地处山原之间,土地窄狭,严重缺水,地理上的缺陷显而易见。关中平原土地面积有限,城市规模结构只能以中小为主,不能再搞大城市。城市本身的人口年龄结构、知识结构、职业结构也都有地区分布上的差异。根据人口分布和结构,探讨地理特点,促进合理布局,也是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职能结构既有城市之间的分工问题,也有城市本身布局是否合理的问题。一般说来,一个城市的指挥机关和商业区都在市中心或交通方便的地区,而工业区则多集中在铁路沿线、江河两岸的码头地带,蔬菜、蛋、奶基地都在近郊区。土地结构是每个城市都会遇到的问题,合理安排会促进城市的发展,否则,就影响城市的建设。城市的工业、商业、交通、绿化、居住和蔬菜用地,必须要有适当比例,并严格控制。土地是城市赖以建立的基本条件,科学的土地结构是城市发展的基础。现在许多城市都感到土地紧张,正是失去控制、没有合理结构的结果。历史上的城市与今天的城市有一定差异,但城市结构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从城市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结构的地理特点,同样可以为促进城市的合理布局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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