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评述： 翻译科学派,概览,翻译科学派（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亦称翻译语言学派，包括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学派、交际理论派和俄国语言学派。 美国翻译培训派侧重实践，强调译作的品位与文学价值，但译论限于美学经验和指令性翻译规则，缺乏系统化理论。格雷厄姆在总结该派对翻译所作的贡献时说：“虽然个人的经验和建议确有裨益，但显然不能构成所需要的连贯一致的理论。”（Graham，1981：23） 从历史发展来看，翻译科学派是对施莱尔马赫、洪堡等语言学和翻译观的批判继承，但从更直接的原因看，则是对翻译培训派重实践、强调译作品味与文学价值、注重美学经验
2、而缺少系统化理论的反拨。 很显然，翻译需要更加系统化的理论来指导，而语言学的发展和所取得的成果为翻译理论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Bloomfield的结构语言学和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的转换规则等为翻译科学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描写语言学对个体语言系统所做的精密语法描写对翻译者并不具有多少理论价值。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给语言学带来了一场大变革，他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极大地影响了奈达、威尔斯的翻译“科学论”。,卡特福德（J. C. Catford）于1965年发表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首次从系统
3、功能语法角度来探讨翻译的性质、类型、方法、条件和限度，并运用层次、范畴以及级阶等语言学概念来论述语际转换的根据，提出翻译对等只能是话语对等和功能对等，开辟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途径。 奈达对阿诺德（Matthew Arnold）过于强调忠实于形式、逐字进行翻译的方法极其反感，批评拘泥于字面意义的倾向对二十世纪早期的圣经翻译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奈达深知，偏重于实践的方法从本质上来讲是非系统化的，他试图使自己的方法具有科学根据，并对翻译有总体上的指导意义。正是因为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的出现与应用，奈达的翻译理论才超越了纯粹的宗教翻译而具有普遍意义。 翻译科学派这一二十世纪崭新的研究领域便以奈达的研究工
4、作为基础建立起来。 奈达的代表著作翻译科学探索不但成为圣经翻译者所奉行的“圣经”，而且也成为普遍意义上的翻译的“圣经”。,乔姆斯基的句法及生成语法理论并不是而且也从未试图成为一种翻译理论。实际上，乔姆斯基还告诫人们不要将其理论用于翻译研究。 乔姆斯基的理论包括三个层次的概念：由“短语结构规则（phrase structure rules）”构成的基础成分（base component）生成 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这一结构通过转换规则（transformational rules）变换成 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奈达简化了乔姆斯基的这一模式，只借用了后
5、两部分来强化自己的理论。,乔姆斯基与奈达的理论各自有着不同的发展动因与研究内容。 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探索人脑的结构，讨论语法的普遍规则及普遍词汇形式的存在与否，从而改变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中心。 而奈达的翻译理论则认为所有语言都具有深层结构，他试图寻找在不同语言间转换这些实体（entities）的各种方法。这两者分别为语言学与翻译理论带来了新的活力。 无论乔姆斯基关于人脑结构的观点是否为人们所接受，他所描述的深层结构（假设包括将其正确地转换为表层结构所必需的全部句法以及语义的信息）对试图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语内在信息的翻译者来讲，极具参考价值。,1. 乔姆斯基：语言的“内在”结构 乔姆斯基的语法远比
6、只有两个层次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模式复杂。他的模式具有多个层次，最底层是非常模糊的“首要要素（initial element）”（他在1957年出版句法结构以后便弃置不用），接着是“基础成分（base component）”。基础成分由两种重写规则（rewriting rules）构成，一种是各种语言都具有的“短语结构规则”，另一种是从普遍范畴派生出来的“词汇规则（lexical rules）”。短语结构规则生成一个句子的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认为深层结构包括决定句子意义的所有句法的信息和语义信息。最后，转换规则将深层结构转换为表层结构，得到特定语言中所有可能的句子。 因此，乔姆斯基的理论中有两种
7、运动存在通过短语结构规则从基础到深层结构，然后通过转换规则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 乔姆斯基认为短语结构规则反映了人脑内在的无意识的活动，深层结构决定句子内在的意义，表层结构则决定句子的发音。,许多人就乔姆斯基对人脑结构及其如何“获得”语言的看法从哲学上提出了反对意见，批评乔姆斯基关于语言结构的证据并不是以实际存在的语言（人们在社会环境中实际如何使用语言）为根据的，而是基于那些只有在理想状态下才能找到的句子。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理论着眼于理想的说话者听话者。他精通这种语言而且不受与语法无关的种种条件的影响，如记忆限度、注意分散、兴趣转移和实际运用语言时所犯的错误。 （Chomsky，1965：
8、34）而且，乔姆斯基将说话主体（speaking subject）理想化，赋予其创造性使用语言的特别能力。在理想化过程中，一些错误、意外及口误等均被排除在乔姆斯基的模式之外，但是福科认为这些因素对于了解说话主体及其内在性质具有和“正确的”表达同样的重要性。,尽管对乔姆斯基的理论存在许多批评意见，但翻译科学派学者仍运用他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斯坦纳认为需要重视乔姆斯基的理论及其与翻译的关系。 奈达本人认为自己的理论基于一种与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模式类似的模式，但他或许只是简化了乔姆斯基的模式以适应自己的需要。 著名的德国翻译科学派学者威尔斯就认为他自己的模式并不是以乔姆斯基的模式为基
9、础，但他无意中对乔姆斯基理论的借用已远远超过了他愿意承认的程度。,乔姆斯基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围绕着形式属性的“深度”以及基础结构或短语结构是否是一种普遍属性这两点而展开的。 在认为所有语言都具有形式普遍现象（formal universals）的同时，乔姆斯基坚持认为这些形式属性并不是某种语言所特有的。 尽管在奈达的心目中，两种不同语言的句子可以具有同样的深层结构，但乔姆斯基不认为深层结构具有普遍性。据他看来，一种语言的形式不一定非要等同于另一种语言的形式。乔姆斯基警告说：深层的形式普遍现象的存在暗示着所有的语言都可归入同一种模式，但并不意味着具体的语言间会一点一点地对应。例如，它并不意味着在不
10、同语言间进行翻译会有某种合理的方法存在。（Chomsky，1965：30）,乔姆斯基不认为一种语言所特有的语法会对另一种语言也适用，并且指出表层结构并不需要与内在的深层结构相似。 奈达没有理会乔姆斯基提出的警告，在一种对乔姆斯基理论极其简化了的概念的基础上推导出一种翻译方法，其中心位于深层结构、转换规则及语言间相似的表层结构上，而没有考虑更深层的、造成人类语言间真实的结构差异及表层区别的短语结构规则。 翻译理论家认为，转换生成模式太理想化以至于无法包容那些和翻译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新词（neologisms）、古字（archaisms）、专有名词（proper nouns）、隐喻（metapho
11、rs）、文雅用语（high registers）、方言（dialects）、错误（mistakes）以及所有那些使翻译看来不具有可能性却又独具迷人魅力的难题。,再则，无论转换生成语言学家将生成表层结构的生成规则描述得如何精确，仍然会有一些语言现象不受其约束。人们完全可以假想地认为没有一个句子会完全没有错误，语言的活力正是来自语言内在的不稳定性。转换生成语法忽略所有可能的错误或认为错误与语法无关的倾向使其试图揭示的语言结构再次变得模糊不清。尽管文学翻译者对乔姆斯基理论持保留态度，而且乔姆斯基本人也曾予以警告，但奈达仍围绕乔姆斯基所提供的模式着手建立一门翻译的科学，他的研究成果逐渐成为这一领域里最
12、具影响力的理论。,2. 奈达：翻译中的生成语法 奈达发现文化背景及世界观的不同常常使宗教信息不能成功地传达，并进一步认识到意义不能与信息接受者的个人经验和概念体系截然分开。因此，概念（ideas）必须适当地加以改变以适应不同环境下的经验所形成的不同的概念体系。向另一种文化介绍新概念的实践经验要求奈达必须在他的翻译理论中对交际发生的文化背景加以考虑，乔姆斯基并不考虑这一点，这便是他们理论体系的首要区别。 同时，奈达对交际的接收者的反应很感兴趣。他认为基督教信仰的目的是要对人们的行为造成影响，而不仅仅是让他们有某种认识。交际的目的就是要产生适当的反应，这种反应将在接受者与上帝之间，而不仅仅是在接受
13、者与经文或语符之间“开始一场对话”。由此可见，奈达并不像乔姆斯基及其他许多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那样注重符号（signs），而更重视符号所产生的反应（response）。,乔姆斯基研究与文化背景分割开来的符号的内在意义；奈达第一关心的不是符号所承载的意义，而是在特定社会中符号产生作用的方式。同时他将接受因素包括在基础成分（base component）之中，并将先前的信息重新定义为“信息的功能（function of the message）”。奈达宣称，相对于意义的定义来讲，“意义的功能定义（functional definition of meaning）”是一大进步。 奈达的理论前提是原文的信
14、息不仅可以被确定，而且也可以被翻译，从而使译文接受者产生与原文接受者同样的接受效果。他的翻译理论强调的不是形式等同（formal correspondence），而是功能对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不是字面意义（literal meaning），而是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不是语言传递的“内容（what）”，而是进行传递的“方式（how）”。译文读者所产生的反应应当与原文读者的反应“基本相似（essentially like）”；否则，就要对译文加以适当变化以取得同样的反应（Nida and Taber，1969：202）。只要译文能以与
15、原文同样的方式起作用，译者就有权对原文中的话语、字词及隐喻等进行修改。,奈达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借用了乔姆斯基的模式，其中包括人脑的固有结构概念、转换的“生成”规则以及将表层符号认做一种次要的表象的观点等。尽管奈达与乔姆斯基研究的兴趣与目标都大相径庭，但两人就语言的本质却取得了相似的结论，并且使用的术语也大致相同，如“核心句（kernels）”、“转换形式（transforms）”等。奈达认为语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结构，但也显示出某些相似之处；语言的这些共性为可译性提供了根据。 乔姆斯基与奈达的理论差别很大，这正好说明奈达的模式只是对乔姆斯基模式的一种修正。就方法论而言，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区别也是显
16、而易见的。奈达偏爱从原文的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逆向地进行研究，再将深层结构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深层结构，然后生成第二种语言的表层结构。换言之，奈达假设出一种保持信息不变的解码和再编码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在理论上与实践中都更加有效，1）先把原文转化成结构上最简单、语义上最明白的核心句；2）再将意义在结构简单的层面上从原语转换到接受语；3）然后生成接受语中文体上的和语义上的对等表达。 （Nida，1964：68）,奈达在阐述自己的翻译理论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了对译者本身的要求。在对翻译者的基本要求一文中，奈达写道：他不仅必须知道信息包含的明白的内容，而且还必须了解意义的细微差别、字词的情感价值以及决定信息
17、的“风格与感受”的文体特色换言之，除了需要具有翻译过程所涉及到的两种或更多种语言的知识外，翻译者还必须对相关主题有全面的了解。（Nida，1964：150151）除了完全了解原文以外，奈达还要求翻译者具有和作者一样的“移情能力（empathetic）”及“最逼真地（utmost verisimilitude）”再现作者的态度（demeanor）、说话方式（speech）及癖性（ways）的能力。 奈达主张译者应当欣赏作者，具有与其同样的文化背景与素质，并能向读者提供与原文同样多的精神享受。奈达提倡的这种移情能力完全忠实于并依靠原文作者的意图。如果译者不具备这种能力，他将不能充分理解原文信息及其
18、作用方式。,作者与文章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并带有欺骗性。将一部作品化为“简单结构”不可避免地会使作品变形；将这些简单结构从一种深层结构转换到另一种深层结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奈达也从未阐述清楚应该怎样对深层结构进行转换，也没有为翻译提供一种普遍理论。原文的活力正在于它可以有多种解释与接受方式，但奈达对此加以否认，认为原文信息可以被确定下来。不可否认的是，语言中隐喻的不确定性以及历史变化总是存在的。 翻译科学探索一书的目的就是重新定义以前用来指导和评判翻译准确性的那些原则。传统的翻译观认为，注重形式的直译是“忠实的（faithful）”，而注重内容的翻译则是“自由的（free）”。奈达赞同后一种译法
19、。他认为，注重形式的直译者主要着眼于诗歌对应诗歌、句子对应句子、概念对应概念这样的形式等同，容易误解“作者的意图”，甚至“歪曲意义”（Nida，1964：191192）。进行动态对等翻译的译者比直译者可能更忠实，因为前者可以“更全面、更充分地”理解“原文的意义”（ Nida，1964：192 ）。他还认为用增添、省略、转换等方式对原文意义进行解释更能保持意义的完整。,简而言之，奈达的翻译科学探索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相信字词本质上是标签；如果为了取得交际的效果而需要对其加以改变或替换，那么应按需要进行调整。译文可以在不改变原文意图的情况下变换多种形式。 翻译的目的就是解谜，消除歧义，减低语言
20、复杂程度以使译文易被读者所理解而取得与原文一致的反应。这种方法对于翻译宣传资料或广告非常有效，也适用于某些宗教宣传，但作为科学翻译理论的组成部分，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奈达为宗教文本的翻译提供了一种极好的模式，但他却未能为“科学”翻译理论提供必须的基础。,Summary,奈达于1964年和1965年先后发表了翻译科学探索和翻译理论与实践两部著名的翻译理论著作，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应用于翻译的理论研究，大胆地提出核心句的概念，并试图建立一种最有效、最科学的三阶段翻译转换模式：1）将原语句子简化为意义最清楚的核心句（原语深层结构）；2）翻译核心句（译语深层结构）；3）将译语核心句转换成译语表层
21、句子。 此外，奈达将语义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信息论、交际理论也引入翻译研究，提出极有影响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标准，也就是他后来所称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3. 威尔斯：翻译的科学 奈达的翻译理论在语言学及翻译领域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德国较英国、美国对奈达的理论进行了更广泛深入的运用。德国培养口笔译人才的中心萨尔（州）大学就奉行奈达的理论，该大学教授威尔斯是德国翻译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著作是翻译科学：问题和方法。 威尔斯的翻译科学论分为三部分：1）总论阐述，2）对等现象实
22、证，3）译事难题对策。在第一部分中，威尔斯强调译者必须具有分析文本的能力，他将文本分为“更多翻译倾向的（more translation oriented）”和“较少翻译倾向的（less translation oriented）”两种类型。在第二部分中，威尔斯说明翻译包括语内翻译（解述原文的意义）及语际翻译（将意义转换到目的语中）。在第三部分，除了为翻译存在的难题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以外，他还试图为分析译本错误、评估译本质量建立相关的参考框架。,威尔斯反对两种语言学理论描写语言学理论和生成语法理论，尽管这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论基础。威尔斯认为，描写语言学理论只是对个体语言的表层结构进行描写，这
23、种单纯的描写对研究翻译帮助不大。转换生成语法则以句法为主，也只研究个体语言系统，而没有提供语际间的结构模式，并且不包括心理语言学，忽略了接受问题及信息在原语境中的功能（Wilss，1982：6870）。威尔斯认为“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中的生成成分总的来讲是机械的，而不是心理的” （Wilss，1982：15）。 威尔斯认为翻译科学论不是封闭的、“自足的”，而是“认知性的、解释性的、联想性的”。他借用了乔姆斯基对语言能力与语言行为所做的区分，接受了奈达所持的语言能力中包括语境成分的观点，认为：文章的可译性得到句法、语义学及人类经验的（自然）逻辑中的普遍范畴的存在的保证。如果一个译本还是不能具有与原
24、文等同的质量，（通常）不是因为这种目的语本身的句法或词汇存储量不够，而是因为译者篇章分析的能力有限。（Wilss，1982：49）,但是，威尔斯坚持认为翻译是可能的，他认为虽然不同语言的表层结构彼此排斥，但在较深层次上却十分类似，并且深层结构能够生成表层结构。这证明威尔斯实际上采纳了乔姆斯基对语言能力、语言行为以及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所做的划分。 威尔斯的翻译理论基础是：1）通用语言（universal language）概念，包括普遍形式和共同经验的核心；2）深层结构转换具有可能性；3）一种生成成分，在个体语言内部从基础（base）翻译到表层；4）文本的定性分类，从高层次的艺术和科学类到低层次
25、的商业和实用文本类。威尔斯将原文按照理想化的类型和主题进行分类，通过“语言内部的”逆转换将原文转化成其他的主题内容和文本类型，对主题内容用另一种语言在不同的语境中进行重新包装，使其达到与原文主题一致的效果。这种翻译方法倾向于剔除那些与文本类型不相符的东西，如省略、矛盾和反语。,简而言之，威尔斯的翻译科学论基本上建立在一种不能由经验加以证实的有关语言本质的主张之上。就方法论而言，翻译科学派的理论家大多强调普遍化与一般化，甚至到了将语言表达中那些独特的、不同的或新的东西统统剔除的程度。他们认为译者是绝对的权威，不信任让读者自己来解析意义，并且过于注重语言的深层结构。,Summary,德国翻译理论家
26、威尔斯以描述语言学和生成语法为基础，批判地继承了施莱尔马赫和洪堡的语言观，提出翻译应该是一门认知性、解释性和联想性科学，其理论模式必须“客观”，“程序方法不受价值观念的影响”（Wilss，1988：3）。他断言翻译是语际交际过程，并对翻译的方法进行了分类和界定；详细探讨了文本类型与翻译方法之间的关系，并对语言学、交际学和翻译学三种等值进行了经验性描述。,4. 德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势 在其他采用类似的“科学”方法进行翻译研究与教学的学派中，六十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莱比锡学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该派代表人物卡德在其早期著作中所阐述的理论与现今的理论大不相同。 卡德探讨了四种类型的对等：1）一对一；2
27、）一对多；3）一对一部分； 4）一对零。他主张在将原文分解成结构单元以后，译者从一系列对等项或选择项中挑选出“最佳对等项”，然后将其组织成一个整体。,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诺伊贝特（Albrecht Neubert）于1973年发表了名为“不变量与语用学”的文章，讨论了翻译科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他为翻译假设了一个用在比较中的以原文为基础的“不变量（invariant）”，语言使用规则使人们在任何一个交际环境中都可以预期一种特有的文本类型，这一文本类型便成为原语不变量。这一不变量并不妨碍译文可变性的存在，翻译就是通过比较来选择最佳译文。诺伊贝特认为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语言的深层结构具有一致性
28、，并且表层结构的语法词汇部分及其语用功能都由同一深层结构派生而来。 诺伊贝特借助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设计了一种所谓的“倒置模式”。他将基本的翻译单位视为整个原文，逆向推演到综合命题（global proposition），然后将其划分为更小的、单独的、可输送的语义单元。作为整体看待的原文具有一种“拼嵌（mosaic）”的性质，允许其被译成多种“相关的”译文。在这一重建过程中，诺伊贝特引进了一个崭新的术语“翻译者相对性（translatorial relativity）”，这一相对性允许译者将原文“创造性地”转换为译文。一旦译者选定了一个词语（或一个结构），文章剩余部分就会遵循一种既定的方式发展
29、。,与萨尔学派和莱比锡学派紧密相关的是赖斯弗米尔（Reiss-Vermeer）的翻译方法。这一方法反对卡德含混的语篇概念。赖斯（Katharina Reiss）认为这种线性方法实际上阻碍了而不是有助于一种“与翻译过程相关的文本类型学”的发展。 赖斯更多借用语用学的发展成果，按照语言的功能对文本进行分类。她认为语言有三种功能：说明（representational）、表情（expressive）及呼唤（appelative）。一篇文章很少只具有三种功能中的某一种，而通常是三者兼而有之。但赖斯也指出，就是在三种功能都具备的情形下，总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她将文本相应地分成三类：注重内容或信息、注重语
30、言形式以及注重对读者的影响。赖斯与弗米尔（Hans J. Vermeer）1984年合作撰写的转换理论的基本原理一书标志着她理论发展的顶点。在书中，他们主张翻译应主要受控于占主导地位的功能，或者受控于原文的“skopos”（希腊语的“意图”、“目的”、“功能”）（Reiss and Vermeer，1984：96）。赖斯并不坚持将完美译文当做目标，她只是建议译者在现存的客观条件下努力寻求最佳译文。并且，她认为译文必须连贯一致，而这种连贯性就取决于译者对原文意图的理解（Reiss and Vermeer，1984：114）。要使译文本身连贯一致，则原文与译文两者之间也需具有一致性。如果一种译文与
31、原文的意图一致，则可称为“忠实”，也就被作为一种好的译文而接受。赖斯所做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发展翻译理论，而是发展评价译文质量的标准。,随着语言学及其他学科的发展，翻译模式不断地得到改写与扩展。M. 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的著作翻译学教程：综合翻译法代表了翻译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欧洲广为瞩目。斯内尔霍恩比认为赖斯的文本类型学（text-typology）太僵化也太具规范性，她提出一种“原始类型学（prototypology）”，即一种边缘模糊、更具普通性的格式塔式（Gestalt-like）系统。她还提出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层化模式，其中包括多个垂直的和水平的平面，并从普遍层
32、次（宏观层次）演化到特殊层次（微观层次）。 斯内尔霍恩比模式是否为翻译提供了一种完整的方法还需实践来证明。,结语,除前面提到的这些翻译理论家以外，英国的斯坦纳、法国的穆南以及俄国的费道罗夫均从语言学的理论中吸取营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很明显，翻译科学派虽然承认翻译是技巧，是艺术，但他们始终认为翻译首先应该是科学，可以对其进行客观、理性的描写，发现其中的规律，并使之公式化。 但不难看出，现有的翻译科学理论主要以培养译者或评价译文作为目标，本质上倾向于原文，认为原文包含有某种深层结构，这一深层结构为将其编码成另一种语言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译者必须忠实于这一深层结构。他们对翻译的概念认识是先验的，认为翻译是再现原文，因而将翻译视为次要的，只是为一种更高雅的、更具创造性的艺术服务。这是一种已过时的翻译观。 对这种指令性、规范性的方法提出质疑的是比利时和荷兰的一些学者。他们并未被现代语言学复杂的术语和图解说服。他们不再对心理过程和天生结构进行深入探究，而是开始研究“现实（reality）”，也就是目的语的真实语篇译文。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他们的目标是要为文学翻译建立一种新的、较少指令性的理论，其研究的重心也从假想的理想译文转移到了真实的语篇。这就是早期翻译研究派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