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陈璞如传略陈璞如，博兴农村走出的共和国部长，本姓霍，原名霍树桂，后改名霍国栋。1941 年，在中共湖西地委工作时，为了保密的需要化名陈璞如。在黄河的下游，有一个县叫博兴县，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出过众多的名人。历代兵学之祖，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当年就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为他那流芳百世的煌煌巨著，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完成了丰厚的文学积淀；任昉，其祖上也是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吸取营养，盘扶错节，孕育了千年颂风骚于文坛的“任笔 ”；骆兵王 还是在这块肥美的土壤中 饱吸营养，积淀学识，终成开唐待新风的“四杰” 之一，并写出了被后世广 为称颂的被称为骈文双壁的讨武氏檄文。然而，这里更多的都是
2、勤劳善良、淳朴厚道的庄稼人。在博兴县城的东北方向，有一个村子名叫霍家村，离县城十多里路，是一个大村。霍家村，是传统的农业村，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靠天，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这里，二三千年前即有人烟，然而到了元朝末年，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伤亡了许多无辜的农民，明初时，成了人烟稀少的空旷之野。2朱元璋坐上龙椅之后，采取了移民充实的策略，当时从人烟相对密集的直隶（河北）山西一带，向山东迁徙移民，中转站就设在山西的洪洞和直隶的枣强。当时为了防止外迁人口的回乡，不许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因而，经过一二百年的时间浸蚀后，人们的记忆就逐渐地淡漠下来，问其祖籍或是创修家谱时，不知道迁自哪里的具体地址
3、，只隐隐约约地记着来自枣强或洪洞，只记着“我们老家在哪里？就在山西洪洞里，门口有棵老槐树，大树九曲十八弯，上面大大的老鸦窝，乌鸦一声又凄又惨”霍家村的大多数人姓霍，据族谱记载，是洪武初年从山西洪洞迁徙来的，初迁系兄弟俩，后来分成了东西两大支，两支各有自己的家庙，供奉自己的始迁祖及列祖列宗。一百多年前时，这村分前、中、后三条街，在前街居住的多是始迁祖的长子长孙，生活也相对殷实。在一溜土坯泥顶的土屋中，有两家整齐的瓦门楼特别显眼，这其中的一家是陈璞如祖父的，另一家则是他叔祖父的。他的祖父是知书达礼的人，供应儿子霍復杰（也就是陈璞如的父亲）上过几年私塾。霍復杰是个忠厚善良的老实人，勤劳能干，是个管家
4、理财的能手，再加上父母给找的媳妇陈氏（陈璞如的母亲）是个贤惠善良的农家妇女，终日操持家务，推碾倒磨，纺线织布，缝衣做鞋，因此日子过得很滋润。3然而，人在世上也不是事事都遂心如愿的。陈氏婚后接连生过几个孩子，都因为疾病夭折了。一时，这成了復杰夫妇的一块心病，不住地寻医问药，求神问仙，烧香磕头，就盼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旺旺相相地长命百岁。苍天不负有心人，盼望终于有了结果。1918 年 2 月 26 日，在一片冰天雪地之中，陈氏在冒着热气的霍家北屋中，顺利地产下一个胖胖的男婴，当老娘婆（接生婆）抱起这婴儿时，婴儿一声响亮的啼哭声响彻院内，老娘婆向着门外大声说：“生了，是个带把的！这孩子声音洪钟，
5、将来准有大出息。”早就等候在门外的復杰闻讯高兴极了，热泪忍不住淌下来，他用力抹了两把，高兴地跑到西院报信去了。叔祖听了也非常高兴，他笑咪咪地眯起双眼，拈着胡子，连声说“ 好、好、好！”“这真是苍天有眼哪！”“咱有后了，咱有后了”父亲瞅着叔祖那高兴的样子，问“叔，你这孙子叫啥呢？” 当时的风俗都是长辈给起名。叔祖板着指头，盘算了一阵子，斩钉截铁地说：“留小，就叫留小！”“ 留小”说白了就是留住根，因 为留小前边的几个都夭折了，留小就要留住。“留小” 的出生，医治了叔祖的一 块心病，叔祖无子，只有一个女儿，现在侄子有儿，将来过继过来，自己一支的香火就能接继下去了，要知，那时人们的香火传承观念还是很
6、重的。留小在家人的呵护下一天天长大。四岁那年，祖父将父亲过继给叔祖，接续叔祖的香火，而叔祖的家产，就平分给了復杰和叔祖4的女儿，也就是留小的姑姑。多了这份家产后，留小家的日子富裕多了。六岁那年，父母决定让他到学校读书，并给他起了学名叫做霍树桂。当时是民国的初期，虽然国民政府明令推行新式教育，设私塾、建学堂，但在广大农村多数还是私塾和学堂并存，或是学堂的名字，私塾的内容，或者二者混杂。叔伯霍树森将霍树桂领导学堂，交给老师，开始了学习生活。学堂设在村子西北角三官庙大殿后面的四间平房里，一间作为校长和教师的办公室，其余三间则是教室。在旁边还有一个小院，是烧开水的地方。当时学堂的校长和教师是本村人，5
7、0 多个学生也都是本村人。开始时，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谓教，不过是教师领学生反复读，直至能背诵，然后抄写，至熟练。后来，逐渐学一些诗经、伦语章节，这时“忠孝节义 ”、“仁义礼智信”等悄然落户于小树桂的心头。后来，也零星学一点国语课本上的内容，无非是人手口、山小田等。放学后，小树桂常常帮父亲干农活。霍家村的前边有一个大湾，一年四季水汪汪的，清澈照人，村里人都说这是霍家村的眼睛，而相面人则说这是珍珠，镶在霍家村土地上，霍家就成了一块宝地，将来要在朝廷里出大官，乡亲们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在湾边上有他家的一块地，由于邻湾靠水，他父亲就设做种菜，俗话说“一 亩园，十 亩田” ，然而，种菜用工也是
8、多的。勤 劳的父亲5每日在菜地劳动，而幼小的树桂身子是流着父亲的血液，从小就爱劳动，一放学他就来到湾边的菜地里，帮着父亲浇水、施肥、拔草、摸枝、打扠、摘菜。有时一边干活，一边看着小朋友光着屁股在湾里戏耍，打碰碰，心里痒痒的。父亲看出了他的心思，赶他去下湾，他也不去，坚持着把活干完。收菜后，父亲就推着独轮小车去集上卖，那时的车轮是木头的，道也是土坷垃泥窝道，推车很是吃力，树桂就给父亲拉车。开始时身子直，使不上劲，慢慢地他就掌握窍门了，弓着身子，低着头使劲拉，父亲推着轻快多了。有时上崖头，绳子都勒到肉里，血印子一道一道的，但是树桂不喊痛，不叫累，默默地用着力，使着劲，就这样，锻炼，磨练，使他练就了
9、坚忍不拔的毅力和顽强拼搏的意志，为其日后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1928 年，树桂 10 岁时，博兴县在曹高芳、王学博（刘顺元）、陈竹村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幼小的树桂也随着参加了这一运动，并在运动中得到锻炼，经受考验，为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这一年，李相韩（后改名李景房）回到本村小学教学。他在青州速成师范学习时即向往光明，追求真理，回乡后他又与王学博、陈竹村、曹高芳等人交往，深受他们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李先生接受的是新式学校和教育，加上他本人的努力，知识掌握全面，因而讲起课来生动形象，原来几个老顽固，就受欢迎的多了。小树桂第一次接触这些知识，感到特别新
10、鲜。上课时瞪大了眼6睛，努力想把老师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下课后又跟着老师问这问那，李先生非常喜欢这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当时的校长贪污公款，李先生就带领学生罢课闹学潮，把他拉下来。赶走这校长之后，李先生在学生、家长面前树立起很高的威望，借此机会，先生就向学生传授革命道理，讲俄国十月革命，讲孙中山，讲平均地权，穷人翻身，并带领穷苦农民，和土豪恶霸作斗争。村首事李某是李相韩的亲叔叔，长期将公地占为己有。李相韩带领农民将其告到县里，在法庭上，相韩不徇私情，驳得其叔张口结舌，活活被气死了。在运动中，树桂年龄小，不引人注意，充当了李相韩和王学博等人之后的联络员，很好完成了任务。1932 年初，李相韩秘密发
11、展霍树桂加入中国共产党。4 月，村里成立了党支部，李相韩任书记，霍树桂负责组织工作。8 月 4 日，中共博兴县委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了著名的“八 四”暴动。暴动由县委书记张复生和 军事部长马千里分头组织，霍树桂因为年龄小，作为预备队员参加了暴动暴动虽然在国民党强大的压力下，仅仅持续了三天就失败了，但其影响和意义却是深远的。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暴动群众，李相韩在国民党的追击下逃亡了。树桂失去了自己的指路人。屋漏偏遭连阴雨，破舟又开顶风船。这年秋天，他父亲在砍树时，正砍到脚上，引起破伤风，服药不见效，母亲又让他去董家村求神。他跟人到了那里，见一棵大树上挂着许多小红布条做的小旗，
12、7据说是好了病的人谢恩挂上的，传说这树叶子治百病。他半信半疑地趴下，磕了几个头，站起来，胡乱在树上折了几根带叶的树枝子，拿回家交给母亲，母亲用这枝叶熬水给父亲喝，可总也不见好，只把父亲的肚子喝的越来越大。终于，在 1933 年的春天，他的父亲去世了。家里的顶梁柱父亲离去了，革命路上的引路人李先生没信了，使他一夜间从孩子变成了大人，且为前途和命运苦闷、彷徨，他多方打听先生的消息，最近听人说是去了大连，就决心去大连寻找先生。他的母亲是天底下最伟大的母亲，知道儿子的想法后，她忍着丧夫的悲痛，从已不富裕的家中拿出一块地，卖了给树桂做盘缠，忍痛割爱，将这唯一的儿子送出去，寻找恩师，实现理想。千辛万苦到大
13、连后，听说先生又去了天津，他就又踏上了去天津的征途。到了天津的当天晚上，他住在法国侨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房子很小，脏兮兮的床上铺一领小席子，一面一层厚厚的尘土，里面有许多臭虫。躺在这里根本睡不着，他胡乱凑合了一宿后，就赶紧离开了。在天津卖马场，他终于找到了日思夜想的李先生。见面后，他就像孩子见了就别的爹娘一样紧紧拉着先生的手，头偎在先生的肩膀上，久久说不出话来。先生见了他也非常亲切，但先生待遇低，条件差，白天只能吃南瓜饼子，晚上将课桌拼起来当床。为了保存力量，也为了锻炼霍树桂，先生鼓励他到东北军干事，先生有个同8学叫刘元勋，也是博兴人，在东北军干师长，先生就介绍他去。这样，在和先生朝夕相处一个
14、月后，他动身去了东北军。1935 年 11 月，霍树桂怀揣李相韩写的介绍信和他给的一元多路费，上路寻找东北军去了。几经辗转，在定州找到刘元勋部。树桂将介绍信递上后，刘师长很快就派外场杨逢敦出面接待。杨看到树桂年龄不大，就将他安排到学兵队。学兵队也叫军事队，有一百多人，任务是培养班级干部。队员大都有些文化，多是从部队里挑出来的。树桂被分在了三队八班。“九一八” 后的东北军多有抗日激情，学员中成立了秘密的抗日先锋队，树桂积极参加抗日先锋队的活动。后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树桂和多数学员热情期盼着打日本鬼子，但蒋介石不抵抗的消极政策教育了他，“七七” 事变 后，他意 识到再在东北军待下去
15、也没什么意 义了，正巧这时他又听说李先生回到了博兴，于是他就借口母亲生病，离开部队，回到了家乡。回到博兴后，他找到了恩师李相韩，这时，先生已经在博兴积极开展党的活动。当时的中共中央有指示，号召党员 下长期到游击队去。霍树桂响应党的号召，来到博兴第五区的店子村，参加了陈竹村领导的博兴人民抗日志愿军，由于他早先在东北军待过，就被任命为一班班长。当时这支百人的队伍共有九个班，除树桂外，韩枫、郝子乔等也是班长，这些人后来都担任了高级军事职务。后来，出于保存实力，更好地开展抗日斗争的需要，博兴抗日人民志愿军并入八路军山东从对八支队，被编为第二特务大队。91938 年 6 月，中共山东分局在所属部队中选调
16、优秀人员到鲁南军事干校学习，霍树桂和张德卿、刘惠民、郝子乔、李铁峰、宋勇涛等被选中，在队长蔡恩溥带领下到军政干校的所在地沂水县的岸堤镇学习。在学校他们组成了一个党支部，由刘惠民任书记，霍树桂任组织委员，王云祥任宣传委员。在军政干校学习一个月后，山东分局组织部的宋子成来找他谈话，说国民党 69 军来人要求中共派干部去帮助工作，出于团结抗战的需要，组织决定组成 3 人小组，由富有国军经验的霍树桂任组长，王仁三、冯喜玉为成员，到 69 军工作，同时，为方便工作，组织上同意霍树桂改名霍国栋，王仁三改名王新。1938 年 10 月，霍国栋和王新、冯喜玉从岸堤镇出发，经过两天的步行，经过沂水县城，到了安丘
17、县的百户镇，这个镇在安丘县的西南面，距县城几十里路，69 军新 6 师 3 旅 8 团就驻扎在这里。8 团团长叫李云仙，还兼着安丘县长。三人小组到了后，8 团表面上观看，行动上不冷不热，实际上难以捉摸。霍国栋他们商量出一个积极的工作方案。他们向团里建议，办一个干部训练教导队，以提高部队素质。团长听了他们的建议后，没有表示反对。这样他们就在士兵和学生中，招收了一百多人，办起了教导队。他们三人轮流讲课，宣传抗日救国纲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介绍毛泽东、朱德的情况。时机成熟后，他们在学员中秘密发展了十几名共产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后来，发展党员的事情暴露了，李云仙知道后很不高兴，限制了三人小组的一1
18、0些活动，加上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到来，使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此时，正值国民党第一轮反共高潮开始，69 军受命北调，霍国栋三人小组经向山东分局请示后，于 1939 年 1 月撤回，避免了随 69 军北上的无谓牺牲。撤回分局后，霍国栋被分配到分局干部科任干事。在干部科工作一段时间后，分局正式组建了巡视团，潘复生任主任，霍国栋是正式成员之一。1939 年春节前，霍国栋第一次下去巡视，到了蒙阴县的坦阜镇。他非常看重这次巡视，意识到这是组织上锻炼和考验青年干部的重要举措。在蒙阴县他见到了县委书记苏杰和组织部长李成仕，还碰巧见到了分局组织科长高克亭。他虚心向高克亭求教，跟高学到了不少东西。
19、他耐心听取了县委的汇报，并深入村庄进行了调查研究，结合实际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帮助具体落实。在抓出成绩后他回山东分局，向领导作了详细汇报。领导认为霍国栋是棵好苗子，就又派他去淄博特委帮助工作。当时的淄博特委，王海珊刚刚接替调走的金明干了书记，王是工农干部，从小参加革命，文化水平低，迫切需要帮助。接到任务后，他即刻带通讯员赶到博山池上，王海珊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在听取王海珊的详细介绍后，走了不少县，边了解情况，边帮助工作，有什么困难就地解决。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给特委提出了：发展军队、发展党员和建立政府三条建议，帮助特委改变了被动局面。在淄博特委 3个月里，他和王海珊等特委同志相处很好，以至
20、多年后的“文革” 期11间，造反派去王海山那里调查他，被王骂走了，因王深知他的为人和工作。1939 年 9 月，山东分局决定霍国栋任第一区党委巡视团主任。他接到命令后立即去一区报到。一区是个大区，管着鲁南、泰山、滨海、鲁中等地。当时一区党委书记是林浩，秘书长是霍士廉。1939 年 11 月，他组织了十几人的巡视团，带队到鲁南三地委、四地委检查帮助工作。三地委在抢犊崮山区。动员会上，他慷慨激昂，妙语连珠，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巡视团成员满怀激情，打好背包就跟着他出发了。一路上大家边走边唱，忘记了山地旅途的疲劳。两天后他们到达了费县的大陆，这是抢犊崮山中的一个山寨，也是三地委的所在地，当时八路
21、军 115 师师部也驻扎在此。三地委书记宋子成等欢迎他们的到来，并详细汇报了地委的工作。随后他到 115 师师部见了罗荣恒政委和陈光代师长，向他们作了汇报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根据了解的情况他给地委提了几条意见，建议地委主动和部队搞好关系，充分利用部队的力量打开局面，开展工作。地委采纳这些意见后迅速打开了局面。1940 年 3 月，他又组织巡视团到二地委，开始第二次大巡视。这次他们没有去地委，而是一竿子插到了沂水县二区的韩峪村。这个村离敌人据点东里店只有五十里地。一天晚上，他站在村里向西看，发现东里店那边有火光，认为情况反常，就提醒大家睡觉时要警惕，预备敌人偷袭。他不放心，一夜起来几次查岗。刚拂
22、晓时，他又出去观察，刚出门就听到机枪嗒嗒声，他喊了一声“敌人来了！”12带领同志们就往外跑，没跑多远就碰上县委书记王翰卿等人，知道村子被敌人包围了，县大队一百多人，由于火力弱，根本顶不住敌人进攻，正顺着一条河突围。霍国栋灵机一动，决定向西突围，因为西边有山，爬到山上便于隐蔽。他和县委宣传部长刘滋泉一同向西山跑去。跑着跑着，他听到扑通一声，回头一看，老刘已经倒下了。他急忙回转身，扑倒老刘跟前，一看老刘胸前全是血，一试鼻孔，人已经没气了。他又急又悲伤，眼看追兵越来越近，他急忙把老刘身上的文件取出来藏好，起身又向西跑，只听得耳边子弹嗖嗖而过，打到身旁的树上，发出扑扑的声响。他拼命地跑着，跑到一个山坡
23、上，就势滚了下去，甩开了敌人。这次遇袭之后，他几天都没有歇过来，耳边老是子弹响，眼前总有老刘的身影。1940 年 5 月，根据形势的需要，一区党委撤销，霍国栋又回到了山东分局组织部，和王 、张雨帆一起筹备山东各界代表大会。1940 年 8 月，分局新任组织部长李林亲自带队，组织了一大型巡视团，霍国栋也是重要成员之一。巡视团到达鲁西区党委所在地范县后，决定分几路出发。这样，他又兼任分团长，带领一个分团十几人到了鲁西北地委，在各县深入基层，跑了两个多月后，将了解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交给地委，地委领导非常满意。他们到了中共湖西区委，见到了书记潘复生等人，汇报完工作后，李林找霍国栋谈话，说：“潘复生同志
24、希望你留在湖西，分局也同意。” 他干脆地说：“我同意 组织 的决定！” 就这样 ，他留在了湖西地区，开始了新征程。13湖西地区地处鲁西南，位于苏鲁豫皖四省边境，因其大部位于南阳、独山、 阳、微山四湖以西，故称湖西地区。全区主要包括焦作、金乡、巨野、济宁等十余县，面积一万平方公里，人口 350 万。除少数山地外，大部为平原洼地，水面 180 万亩，芦苇千倾，荷莲遍布，鱼虾满湖，素有“日出千金” 之称。湖西， 进可攻城下镇，退可隐身芦荡，驻有衣食之保，行有舟船之便。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使这里成为藏龙卧虎的兵家必争之地。汉末三英战吕布，曾逐鹿湖畔；宋时梁山好汉聚义也曾在这里称雄。1938 年 12
25、月底，115 师苏鲁豫支队挺进湖西，消灭了伪军王献臣部，打开了局面，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然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和恐慌。他们频频发起进攻，到 1941 年，在日伪顽的合击下，根据地日趋缩小，成为一枪打透的地方。霍国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派到湖西工作的。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和潘复生一道，医治“肃托” 的 创伤 。事情是这样的：1939 年 5 月，湖西地委为培养干部开办了干校。8 月临近分配之际，部分学员不愿留在湖西地委工作，提出“哪里来的还要分配到哪里去”。学员中还有同乡会组织。地委领导发现这些情况后非常恐慌，怀疑是敌人破坏。地委书记李毅有病，就把这事交给组
26、织部长王须仁处理。此时适逢康生发表了“铲托” 小册子，王趁此机会，居心险恶地罗织罪名，擅自将教员魏定远逮捕，采取诱供，逼供的方式，硬逼魏承认是“托派” ，并逼其供出所谓的14“托派组织 ”和“分子”，一时搞的人人自危，各 级党政军干部五六百人被捕，300 人被杀害，各级组织陷于瘫痪，主力部队减员近千人，党员由上万人急剧降至几千人。一度出现了群众不让子弟参军，拒绝工作人员进驻，不让给养等问题，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受到极大伤害。同年 11 月，罗荣恒、郭洪涛、张径武率领部队来湖西，才及时制止了这一事件，恢复了党的组织。考虑到霍国栋是国共合作时到 69 军时改的名字，为免引起误解，在征得领导同意后，
27、他将名字改为陈璞如，陈是他母亲的姓，璞如即纯洁如玉，这个名字在其后伴随他一直到终生。一到湖西，他就投入到紧张的处理“肃托” 工作中。为方便工作，组织上将郝中士调到宣传部工作，由于陈璞如接任组织部长，主抓“肃 托 ”处理工作。他抢着事实求是的态 度，深入进行了调查，并反复学习了上级有关文件。地委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书记潘复生传达了山东分局和朱瑞的指示。对于故意陷害所造成的冤案比较容易弄清楚，但是，对于在“肃托” 中因逼供，屈打招 认自己是“托匪”，对于这样的行为统统促成其变节就不为众人所接受了。一时议论纷纷，在当时的情况下，陈璞如和潘复生一时也难分清对错，只好按规定办，错误处分了不少人，伤害了不
28、少同志，影响了党内团结，但是，凭心而论，他们的动机和出发点还是好的，只不过那时他们还不具备复杂斗争的驾驭能力罢了，但是，也使他得到了锻炼，为以后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打下了基础。151941 年夏天，23 岁的陈璞如在湖西经人介绍与苏健结成终生伴侣。苏健比他小 3 岁，1921 年 10 月 27 日出生在山东省微山县马坡乡高黄庄，原名高静，1939 年 4 月，济南女子中学初中毕业后参加了革命，组织上为了保密和她的安全，将她的名字改为苏健，入党后苏健成了金乡县妇联主任。和陈璞如结婚后，他们相亲相爱，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漫长的革命生涯。1942 年，陈璞如和苏健一道参加了山东高级党校的整风学习。1
29、942 年 8 月，刘少奇路过湖西时，强调要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后，地委抽调大批干部下乡试点。在去的试点经验后，推广到面上进行。通过减租减息，减轻了农民负担，密切了党群关系，调动了群众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1944 年 6 月，陈璞如和苏健的爱情结晶在金城南子集出生，由于当时金乡还是敌占区，在夫妇两人的要求下，郭影秋为这个在战争中出生的孩子取名“金城” 。1944 年冬，陈璞如和郝中士从太行学习回来不久，继续抓了减租减息和发动群众的工作。由于群众工作做得好，为抗日战争积聚了力量，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解放战争中，他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大生产，为解放军提供必要的粮草。1947 年 10 月
30、，在担任副手六年半后，他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了如指掌，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使他与同志们树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大家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他的带领下努力生产，踊跃16支前。1948 年 11 月，湖西地区全境刚刚解放，伟大的淮海战役开始了。根据上级指示，湖西地区除留少量保卫外，派出 14000 人，跟随晋冀鲁豫司令员赵建民开赴前线参战。在战役打响之后，陈璞如接到指示，立即征集小米、面粉 1400 万斤运往前线。接到命令后他立即召开地委会议安排，由地委、行署、军分区主要负责人组成战勤指挥部，在砀山、李庄、黄口分社三点征收粮草。全区很快形成了千军万马大支前的热潮，在 65 天中，共运送小米 1900 万斤，
31、面粉 225 万斤，马料 210 万斤，柴草 1875 万斤支援前线，超额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刘伯承和陈毅的表扬。三大战役结束后，民国政府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部分国民党顽固派仍然梦想依靠长江作天然屏障，实现化江而治的一枕“黄粱” 。1949 年初，中共中央就打 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以及开辟新区工作做了筹划安排了，决定抽调解放区的地方干部组成南下西进工作团接管新区，建立政权。他得知这一消息后无比振奋，和苏健商量后共同报名南下。湖西地委组成了 1071 人的南下支队三大队，陈璞如任政委，副专员王立然任大队长。为了工作方便，他俩商量，将两个孩子暂时送回老家。在大队集中前的短暂时间，他俩带着孩子匆匆赶到
32、博兴县霍家村。当母亲看到阔别多年的儿子带着媳妇和孙子、孙女回来后，心里乐开了花，得知儿子、儿媳接着要走，从心里舍不得。但她知道儿子要干大事，儿子的志向就是她的全部。母亲将他们送到村头，一直看着走远了才回家。他望着满头白发的母亲，无限愧疚涌上心头，母亲年事已高，自己不但不能服侍，反17将孩子托付与她。唉！也顾不得这些了，为了革命的胜利，母亲就作出牺牲吧！这就是母亲，人世间最伟大的人。1949 年 3 月 31 日，三大队从 出发，到商丘乘火车南下，经徐州、蚌埠到达合肥。在合肥，由宋任穷主持会议，张鼎亟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接着从合肥开往桐城。在桐城，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军队领导干部和地委书记参加的
33、会议。通过这两次会议，他加深了对七届二中全会的详解，对搞好新区接管做到心中有数。4 月21 日，大军胜利渡江。4 月 29 日，到达景德镇。5 月 4 日，陈璞如担任景德镇地、市委书记，市长。南下途中，他听说景德镇市一度工业城市，满以为那里存在着各种象样的工厂，有一支产业工人大军。到达那里后，经过一段调查研究，才弄清这里原来是以瓷业为主，其他行业都是围绕瓷业生产转，而瓷业生产一直是由众多分散的手工作坊进行的。基于这种分析，他认为，要恢复景德镇的工商业，就必须以瓷业生产为突破口。于是，他派出人员，分别召开业主、工人座谈会，大力宣传扶持民族工业的“劳资两利” 的政策，动员大家协力合作，尽快开工。余
34、鼎顺涤可是全市有名的大户，老板余昭华开明爱国。陈璞如亲自登门拜访，找余促膝谈心，向他交待政策，帮他解决困难。余昭华深受感动，很快恢复了生产。在他的带动下，一些观望户纷纷开工。陈还让政府出面，帮助组建瓷业原料合作社，解决原料问题；成立建国磁业公司，办理经销业务，为产品找销路；成立陶瓷研究会，加强瓷业中专的工作，以提高质量和培养人才。到 8 月下旬，瓷窑复工的已达 50 座，坯场开工的已18达 700 处。瓷业的迅速复苏，影响和带动其他工业、商业、运输业逐渐活跃起来。9 月初，陈璞如带着三大队，告别了“瓷都” ，继续向着大西南走去。虽然在这里待了短短的 4 个月，但他稳定了社会，恢复了生产，完成了
35、从农业管理到工业管理的飞跃，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转变。到达上饶后，上级命令他们随军接管贵州。一听说去贵州，各种想法纷至而来。北方来的有些干部觉得南下江西，虽不如苏杭那样的人间天堂，但毕竟还算“鱼米之乡” 。可刚待了几个月，又要转向大西南，能到“天府之国 ”的四川也不 错，偏偏又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一时思想还真难转过弯来。在赣东北参加革命的一些青年，听说贵州是蛮荒之地，山高林密毒蛇多，蚊子与马蜂还大，就怕得不得了了，个别人甚至开了小差。针对这种情况，陈璞如和大队领导分头找队员谈心，请到过贵州的人介绍那里的真实情况，做过细心的工作，解开了思想疙瘩，同意了西进认识。9 月下旬
36、，离开上饶，10 月 1 日，在武汉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0 月中旬，到达湘潭。支队在此设立留守处，当时苏健已近临产，便留下生了女儿湘鹏（即霍阳）。在西进中，陈的工作有调整，由带领三大队接管毕节，改做带领二大队接管遵义。这引起他一连串的思考：遵义为黔北重镇，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又是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名城。组织上将这副19重担交给他，是最大的信任。想到这些，他步子迈得更加踏实有力了。部队从湘潭出发，徒步行军，日行五六十里，淫雨霏霏，风餐露宿。到达贵州境内更是阴雨连绵，山峦叠嶂，根据需要日行由五六十里加到七八十里最多百里。这样的急行军，常常是外面雨水淋，里面汗水流。衣服湿透后，先被身体的热量烘
37、干，又被雨水和汗水“内外夹攻 ”湿透，人 别提多难受了。陈 璞如在行军中和队员一样，不骑按规定配的坐骑，把马让给病号骑，自己拄着棍子走在队伍中间，晚行军时还用手电给队员照明。又一次，几个俘虏兵看到这种情形，感到非常惊奇，不约而同地说：“这样的军队不打胜仗，没有天理！”领导 的行动 成了无声的命令，鼓励队员们咬紧牙关，勇往直前。1949 年 11 月 24 日，他们抵达遵义，接管遵义后面临的头等要务就是剿匪反特、稳定局面。当时的遵义是，边远地区有大量国民党的溃军，山林又潜伏着大批保安队员，他们时时伺机组织暴乱。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我军在第十军入川作战后，留在遵义市的武装不是三个连，从军事力量来讲
38、，遵义已是一座空城，但是主唱“空城计” 的 陈璞如的背后是新生的共和国和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加上他多年参军，长期武装斗争的锤炼，造就了他的胆识过人，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他表现出无比的镇定。他多次召集党政军领导成员分析形势，统一思想认识，形成了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即：“加强自己，依靠群众，争取朋友，孤立敌人。”依靠群众，就必须关心群20众利益，接管后他们大力组织恢复工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重点解决群众的穿衣吃饭问题。受益民众自觉维护新秩序，主动参与剿匪工作。陈璞如还主动看望旧军政要人王家烈、陈铁等，吸收他们，参加了军政委员会，安定他们，瓦解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孤立了少数顽固派。在此基础上，他们对土匪采取高
39、压态势，组织武装力量强力进剿，同时，利用各种关系，开展政治攻势，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局面稳定后，他派人到湘潭接上苏健母女，再到山东博兴接上金城（少博）、平原（霍曼）到遵义，才算建了个家。1950 年 7 月，陈璞如接到调令，完成遵义地区工作交接后，8月赶到贵州报到，出任贵州省工商厅厅长。从主管一地到负责全省的一个部门，是陈璞如革命生涯的又一重要转折。面对新的工作，他觉得自己是个“新兵 ”，要干好这一工作，就得沿用 过去“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老办 法，以一个小学生的态度，在财贸工作中学习财贸工作。全国各族贸易会议结束后，陈璞如顺便请假回山东博兴老家一趟，几个月前，他母亲病逝时，因工作太忙，没能来家
40、奔丧，这次回家扫墓，算是对自己内疚的一种弥补。在母亲坟前，他泪涕横流，望着坟头，他回想起母亲的艰难，慈母的恩情，以及乡土的哺育和党的培育，他决心刻苦学习，努力从“外行” 变成“内行”，干好工作，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母亲的恩情，回报乡亲们的厚望。回到贵阳，他即将自己的决心付诸实践。他请原师范学校副校长，时任商业厅秘书科长的周绍武当老师，结合财贸业务，有计划21地学数学。每天下班以后，就在办公室上课。从“鸡鬼困笼” 开始，沿着“百分率 ”、“比例”、“ 方程”一路学下去。老实讲他就认真记。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就及时请教。课后就连夜做习题，一连三个月，光笔记就记了几大本。他特别注意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41、一次，他要加一组数，要求在 的不用算盘和计算下，而用心算比较快，借以提高计算能力。他不仅自己学，还要求干部“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是什么人）学经济工作。请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在他的 带动下，全系统学习蔚然成风，而他自己也由财贸战线的“新兵 ”变成个能征善战 的老兵了。其后他担任了省计委副主任。1955 年 12 月，他当选为贵州省副省长，但仍兼任计委主任，以后又兼任建委主任、科委主任及物价委主任，成为主管全省国民经济建设工作的负责人。在实际工作中，他对部下要求很严，但在政治和生活上又非常关心和爱护他们。在 1955 年“反胡凤集团” 和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中，
42、他都事先向干部打招呼，提醒大家头脑冷静，不要胡来，并要主管运动的领导注意掌握政策，打击面不能过宽，因而相对减轻了运动在其主管机关的后遗症。1958 年“大跃进” ，片面的高指标破坏了生产力，继而发生了“三年生活困难” 。贵州省以及他主管的工作也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造成了一些问题，但他一发现这些问题，就勇于改正这些错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带着秘书，到全省最穷的毕节地区，深入村寨，一头扎进食堂。为防止基层干部克扣粮食，他亲自看着称米下锅，称饭分人，自己也在食堂就餐，和群22众一样过“瓜菜代” 生活。一个寒冬的下午，他得知延安县饿死了人，立即带上防疫站长和秘书，乘坐“嘎斯” 车奔去。当时朔凤怒号，冻
43、得他直打哆嗦，深夜才赶到现场。第二天一早，他就进村发粮，救民于水火之中。虽然给群众发粮他慷慨的很，但他自己是从不“多吃多占” 的。困难时期，工作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白天干不完，晚上就把有关人员召集到自己家里研究，有时研究到深夜，肚子饿了，他就叫工务员到自家院子的菜地里把几个萝卜，洗净分给大家，一边啃着，一边工作。困难再大，身心再累，他被任命为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参与了国家“三线” 建 设的负责工作。正当陈璞如大干社会主义得心应手之际，一场浩劫开始了。1966 年 5 月，毛泽东主持通过了“五 一六通知” ，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后， 聂元梓在北大 贴出了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字报铺天
44、盖地而来。紧接着，清华附中出现了“红卫兵” ，全国学生争相仿效，打着红卫兵的旗号，走上街头、家庭，进行所谓的“破四旧”，将 许多优秀典籍付之一炬，并开始斗人、打人。一时间全国乱成一锅粥。贵州局面也失去控制，迷茫的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让陈去四川，向西南局领导请示汇报。他在一小站爬上闷罐车，秘密赶到重庆，在一所偏僻的小房子里见到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李也并无良策。他回来向省委汇报后，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进入 11月，贵州造反派头头在酝酿“夺权” 时曾拉 拢陈，要他揭发李井泉和贾启允，并许愿，如他“反戈一击” ，夺权 后就让他进班子，主管工23业。这些理所当然地被他顶了回去。这下热闹了造反派，他们讲陈
45、列为打倒对象，此后，揪斗陈的会议一个接一个，攻击陈的大字报一张又一张。1967 年 1 月 25 日，贵州省“造反派” 头头通知省委书记处各书记和常委到省委办公厅开会，宣布夺权，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会后，陈璞如被造反派押送回家，先行抄家，而后将陈送到省电力厅后院关了起来，没过几天，又转到省招待所、解放军某部驻地。两个月后，押到六冲关山上的天主教堂内，后又关到省委车队的车库里，最后与省里的一些领导干部一起，被关押到大山洞的劳改农场，在那里过了长达六年的非人的监禁生活。在他被关期间，一家大小全部受到株连，被整得骨肉分离家不成家。安人苏健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干部，她深知老陈历史问题，深信老陈也不是“走资
46、派” ，更不会昧着良心去揭 发他，因此被造反派以“ 现 行反革命 ”的罪名关起来，残酷批斗，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苏健被关后，造反派又将她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扫地出门，并强令食堂不卖饭给他们。大儿子霍少博（金城），当时是中国科技大学生，被折磨的得了重病。大女儿霍曼（平原）二女儿霍阳（湘鹏）被逼到山东老家“插队” ，饱尝了人间辛酸。小女儿 陈永筑年仅 13，孤身一人，艰难度日。最小的男孩霍小午（苏健妹妹的孩子）才 6 岁，被幼儿园说成是黑帮子女，赶出园外，无耐，被亲戚送回山东。虽然身陷囫囵，但陈璞如始终坚贞不屈，他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真理最终是要战胜谬误的。在一次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周24恩来问
47、道：“贵州管计 划工作的陈璞如怎么没来？” 总理的亲切关怀改变了他的处境，不久，他就获得“解放” ，被安排到省革委生产指挥部任领导小组副组长。1975 年，贯彻中央指示，陈璞如参与领导并具体抓了贵州全省工交系统的整顿工作。为搞好整顿，他专挑难啃的骨头，亲自出马，到那些闹得最凶，影响全局的单位和地方，去同造反派头头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贵州铁路分局是“老大难” ，派性严重、事故不断，严重影响全省的生产和生活。他让工作人员把派头头叫到办公室，边问情况边教育，派头头有恃无恐，满不在乎。陈璞如拍案而起，厉声喝道：“再这样下去，造成恶果，唯你是问！”打下了派头头的嚣张 气焰。没隔几天的一个傍晚，他又来到铁路
48、宿舍，让随行人员在外等候，只身走进派头头家中，对其进行规劝。那人在一群人的簇拥下，气势汹汹地问：“你来这里干啥？” 他从容地说：“找你来了！落实毛泽东 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敦敦规劝，打动了派性追随者之心，他们一个个点头称是，自行离去，最后只剩下那位“孤家寡人” 的派头头，哑口无言。等在外面的随行人员生怕出事，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见他安全走出来，松了口气。别人劝他注意点，他笑笑说：“怕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1975 年 7 月，他被抽调到北京，参与国家第五个五年计划的研究和编制以及参加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文件的起草工作。1977 年 3 月，陈璞如受
49、命担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1980 年 1 月，他当选辽宁省省长。到辽宁后，根据省委的分工，他25认真抓了全省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文革” 中，这个老工业基地受到毁灭性破坏，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77年 5 月，他到鞍山、辽阳、抚顺、本溪等市，深入工矿企业，了解工业生产情况。回到省城后，他和省有关负责人专门研究解决煤炭问题。他十分关心铁路运输，亲自参加铁道部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并在其后专门召集会议贯彻落实。他在抓恢复辽宁经济和工业生产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大企业领导班子建设问题，通过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为这些企业的生产恢复打好基础。他在辽宁的五年给辽宁干部和群众留下了良好深刻印象。正当陈璞如为辽宁发展大展宏图之机，中央决定陈璞如任中共铁道部党组书记铁道部部长。当时的铁道部“左” 倾严重， 领导不力、管理不善、纪律松弛，导致动力不足，铁路堵塞、压车压货、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生产的发展，因此，中央下决心调虽不年轻但却能打硬仗的陈璞如去节这个摊子。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他上任后工作千 头万绪，如何抓起呢？通过征求铁道部新老领导和路内外的意见和建议，梳理出安全路风和运输任务，作为首先必须抓好的三件大事，当做“三把火” 点起。他上任时 第 20 天，就召开了全国铁路电话会议，通报了路风问题，传达了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