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耕经济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兼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1 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为：在 1960 年代的时代氛围感染下，学者们大致围绕“抗清复明” 、 “驱荷复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自己的选题，对有关人物、事件进行论述和细致的考证补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1980 年代后，一些学者感到郑成功研究急需拓宽研究视野，逐渐侧重于经济角度，尤其注重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开发、以及对东南亚等地的贸易、交往方面的研究，将郑成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也有一些学者从纯军事角度出发，主要专注于郑成功戎马生涯中的战
2、略战术探讨，或具体作战过程之剖析，以及对有关人物、时间、地点进行考证补缺。 虽然以往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亦有明显之不足，主要是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本民族史的范围，而没有把郑氏集团放在世界背景中加以探讨。无需回避，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同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受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制约。近年来，一些新锐学者借鉴西方史学方法，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将包括郑氏集团在内的明、清东南沿海商人群体的崛起，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研究的视野似有新拓展迹象。2 本文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着手，通过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对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进行考察，试图说明郑氏海上军事力量与中国传统水师的性质区别，以及这一海
3、上军事力量同西方意义上的制海权的关系；并试图指出这一军事现像背后的更为深层的社会意义。为此，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并对传统的“江南丝织业说”的论证方法提出质疑。 一、水上武装力量在西方谓之海军，在古代中国则称为水师。两种不同的称谓背后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传统。西方文明基本上围绕地中海沿岸发生，海上商业贸易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它可远溯到迈锡尼时代，那时克里特岛上的居民就往来于亚、欧、非三大洲的沿海地区。3 历史上，地中海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商业贸易时，海上航线便成为自己生命线，当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控
4、制海上航线便成了双方胜败存亡的关键。这种情形对军事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海军的诞生和海权意识的早熟，从而成为古代地中海文明在军事领域的象征。千百年来，地中海孕育了海军的原始细胞海盗和武装商船，孕育了波斯腓尼基舰队、希腊雅典舰队、迦太基舰队、罗马舰队、威尼斯舰队、西班牙舰队，培育出现代西方海军马汉（AlfredThayerMahan）的制海权理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地中海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种跨越历史时空、在本质上属于商业殖民扩张的西方文明，海军既是这一文明的产儿，同时也是这一文明拓张的利剑。军事学有海权和陆权之分。海权的重要性，以及海权对陆权的优势，虽然在 19 世纪末被马汉概括为系统的制海权（S
5、ea Power）理论，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和波斯人就已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当波斯帝国对希腊诸城邦国家尚未形成威胁时，希腊人崇尚斯巴达武士和由他们组成的步兵方阵，奉行“陆权主义”传统。莱德岛海战（The Sea battle of Lade ）和马拉松会战后，雅典人在波斯腓尼基舰队的机动面前，感到防不胜防。他们毅然抛弃传统，创建了雅典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强大海军。公元前 480 年，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The Sea battle of Salamis)中击败波斯舰队。当时情形：爱琴海北半部沿岸地区呈已成为波斯军的后方，希腊海军可以在呈大圆弧型的海岸线上任意一点登陆，切断包括赫勒庞斯特海
6、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在内的后方交通。波斯陆军虽已占领雅典，但因海军失败不得不全面撤退。已经集结在萨拉米斯岛上,正打算前往西西里岛另建国家的雅典人回到雅典城，重建他们的城邦国家。萨拉米斯海战不仅如德国海军史学者 H帕姆塞尔(HelmutPemsel)所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4 的海战，也是历史上最早显示海权胜于陆权的经典战例。这次海战的另一个历史启示是：在国家的强大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从陆权走向海权的现象。希腊人可谓世界史中第一个范例，后来的罗马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近现代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可看成“希腊剧”的翻版。考察内陆农耕型社会，生存和发展依赖土地耕作，极强
7、的土地意识（表现在对陆地生存空间的维护和扩张）派生出军事上的陆权主义传统，以及规模庞大的陆军和步兵兵种。中国和近代的俄罗斯、普鲁士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尤其是中国，为有效应付长期的水患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被迫采取严格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并以儒家、法家等学说作为意识形态，来论证这种社会管理的合理性，以强化指令性管理。由于自由贸易和市场原则本质上构成对指令性社会秩序的威胁，因而商业活动自古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商业经济只是农业经济中的一种必要的补充部分，至于商业精神则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无立椎之地。另一方面，中国虽然拥有 18000 公里的海岸线，却不像地中海文明所表现的那样，国家完全和部分地依赖大海
8、而生存，因此以商业经济和海上贸易为基础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很难在中国社会萌发出来。在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生存状态不仅排斥海军军种和海权意识的诞生，同样也排斥游牧文明的派生物骑兵兵种。在农耕文明圈内大规模发展游牧文明的兵种，历史证明后果是灾难性的。汉武帝曾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大规模反击匈奴侵略的战争中获得成功，但“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 ”5 历史学家剪伯赞指出：“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 ，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库府的余财， ”6 这无疑给后世留下深刻影响，以后两千多年里，再没看到汉武帝时代具有战略规模的骑兵部队。7 在我们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要维持一支规模上能与北
9、方草原民族相抗衡的骑兵，意味着大量农业生产性人口变为单纯消费性人口，大量的耕地荒芜。历史的经验是：要维持一支能与北方草原相匹敌的陆军虽然也是一个负担，但可通过“寓兵于民” 、 “兵民合一” 、“募兵制” （招募剩余农业劳动力） 、军队屯田和完善的动员体制等措施，减轻国家负担，使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陆军，远比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骑兵要容易的多。8民国时期军事学家蒋百里曾对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作过一个精辟的论断：“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 ”9 海军的战斗条件与海上贸易的生存条件相一致，骑兵的战斗条件与草原游牧的生存
10、条件相一致，这二者的战斗条件与农耕文明的生存条件不仅相离，甚至相反。所以，在古代由骑兵兵种和近代由海军军种主宰战争舞台的时代里，游牧民族和航海贸易民族总是处于优势主动的状态，而农耕民族似乎注定了劣势被动的局面，在军事战略上只能取防御性姿态。萨拉米斯海战还将西方历史上后来不断重复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凸现了出来：海军舰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命运。10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波斯帝国的衰退和希腊人的崛起都是从萨拉米斯海战开始的，埃克诺姆斯角海战成了罗马强大和迦太基衰亡的起点，11 勒潘托海战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衰落的先声 12 而西班牙无敌舰的沉没， “好像是一个耳语一样，把
11、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 ”13 从而开创了“日不落帝国”时代。中国古代水师从生存状态和文化类型上看，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 “地中海型”的海军，姑且称之为“东方亚细亚型”的海军14，同西方海军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生存之基础，15 与农耕生活方式不构成相互依赖之关系，其性质是文化传播和政治炫耀，是传统礼制观念和中央极权在海上的军事兑现。西方海军与其国家生存构成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国家商业行为在军事领域的延续。比较古代中国水师和西方海军，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西方历史上的强大舰队大都在对抗中被歼灭，直接的后果是国家或民族的衰败。但是中国古代的强大舰队，不是在同对手
12、的决战中消失的，而是被农耕社会自身对海军天然的“排斥性”给毁灭的，并且无关社稷盛衰。例如西汉、隋、唐三代征高丽、元代征日本、明代郑和下西洋、施琅收降台湾郑氏集团等，都属中国古代水师的黄金期，但同西方相比较，大都昙花一现，一旦海上有事则偶尔为之，动用农业社会的资源，勃然兴起，一旦事平，即消声匿迹。这一现像也说明：农耕民族和农耕社会缺乏发展海军持续而根本的动力，因为持续的航海贸易是发展海军最根本、最强大的动力。二在初步考察了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兴起同海军、海权的关系后，将古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水师与之比较，便会发现：郑芝龙、郑成功家族的海上武装力量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郑氏水师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海上商业贸
13、易，16 郑氏水师的性质是一支维护海上贸易的军事力量，从海盗船、武装商船发展成规模巨大的海军，这和古代希腊乃至近代英国所发生的情形性质十分相似，它的生存状态、经济运作和社会功能同传统意义上的水师有质的区别。可以说，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唯一的西方意义上的海军，16从军事学角度看，郑氏海上力量能先后与大陆的明廷、清廷相抗衡，并且一度使大陆军事力量对之无可奈何。清王朝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李自成、张献忠、李定国、吴三桂、耿精忠等消灭，但同仅控制东南一隅水域的郑氏集团相持了 23 年，最后清廷被迫大规模营造水师，启用原郑氏集团的降将施琅，经过海上会战，占领澎湖列岛，控制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才迫使郑氏集团投降
14、。17 这一现象的军事学意义是：一、海权比陆权重要的战争规律并非西方地中海文明之特产，在中国本土亦能自发地诞生。二、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海权意识代表。18 三、用现代军事学眼光看，郑成功的部队属于数量庞大的海军陆战队，公元 1657 年，郑成功北伐路线和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的路线如出一辙，补给于舟山群岛，扼长江口而据天下之险，溯江而上军锋直逼南京，以动摇江南半壁。这表明：海权意识制约下的战略战术具有一致性。17 世纪以来，西方的海外贸易、殖民、海军强盛以及制海权理论的出现，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是密切相关的，西方国家寻求廉价劳动力、原料、商品倾销市场的政治经济行为，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要做到
15、这一切，就必须依赖海上武力。英国近代的海军为其资本主义打开了通道，资本主义能在欧洲最先发展起来而言，是以欧洲拥有强大海军、和在制海权方面对世界其他地区占有绝对优势为前提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景像：一方面：西方的近代海军、海权意识、制海权理论和贸易、殖民、寻求海外市场、原料一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18 另一方面：欧洲近代海军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开路先锋，也可以看成是海军为商业开道的古代地中海传统的现代版本。西方文明特征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居然在中国本土自发地产生，这足以激起我们进一步思考。显然，郑氏水师的意义已超出纯粹的军事学范围，我们应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范围加以讨论。郑氏集团是从传统
16、农耕社会分离出来的另一种社会类型，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海上商业活动，而非土地耕耘。既然商业经济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必然派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价值观念、人生信仰、群体心理、道德伦理、行为规范，于根本上同传统农业社会格格不入。19 由于依赖大海而生存，在军事领域也就合乎逻辑地派生出旨在维护这个社会根本利益的军种海军。所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后来半途夭折的社会，其性质同古代希腊和迦太基、以及代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荷兰、英国有着惊人的相似。美国学者麦尼尔(William H McNeil)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是市场原则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上，军事领域是最关键的突破口。20 军
17、事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样我们不得不将郑氏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联系起来。在展开新一轮讨论前，先对过去的讨论思路作一简单评述：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如许涤新、吴承明在问题展开前就先认定：“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像， ”21 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主宰了当时的史学界，已成为人们共识的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笔者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更准确，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不
18、能代替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关于后者，应在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例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清教禁欲主义是其进行中的关键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法律体系进行考察；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这些多角度考察之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学。基于以上立场，笔者认为：研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确认，还包含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判定，这就必须超越在经济范围内确立标准的传统作法，到包括社会其他重要方面确立新的标准。在军事领域，进行这种尝试显然是合理的。恩格斯说过：“火器的采用不仅对
19、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低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22 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江南丝织业处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
20、下，建立在暴力机器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职能，是决不允许商业经济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基础、进而造成其上层建筑崩溃的规模。中国历史表明：在严密控制商业势力、防止商业资本培育出军事机器方面，历代王朝因奉行“重农轻商”原则，无意中做得非常成功（刘濞是个特例，后面将讨论之） 。和军事构成互动关系的商业和没有这种关系的商业，其规模和性质上的差距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若无外部世界的介入，江南丝织业的工商资本能否孕育出能与传统社会暴力机器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就象克仑威尔的模范军、法国大革命的民军？历史已无法提供答案，但郑氏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着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如前
21、面所论述的那样，这种关系是古代和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 ，所以，郑氏集团不仅在经济结构上、而且在军事上以及二着关系的特征上，远比江南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它的资本主义发育程度远比后者成熟得多。三借鉴西方学者威廉 H麦尼尔关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于“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观点，就会发现以往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历史意义远远被低估了，就会更加意识到它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意义。麦尼尔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市场原则凌驾于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之上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并最终将封建社会逐出历史舞台的必要条件。中国落后的关键并不在于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市场原
22、则始终无法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23 他指出：欧洲封建社会的裂变发生于 11 世纪左右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发。欧洲长期政治分裂，迫使从事长距离贸易少数商人和小贩组织有效的武装护送。这样欧洲社会除了骑士武装外，出现了第二支武装。这就是公元 11 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芽，其社会管理性质是现代社会管理性质的最初源头，其运作特征是政治、经济、军事互为动力源，互相支撑、扩张着形成一种“社会回路” 。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在本质上是“军事商业复合体”不断膨胀的历史。24 麦尼尔的另一结论是：“军事商业复合体”在海上的生存发展能力比内陆强得多。威尼斯、米兰等资本主义发源地在地理上都背靠
23、海洋，近代资本主义的先锋型国家荷兰、英国也属于海洋国家 25 这是因为海上贸易比陆上费用低、利润大、成本计算明确，所以财富和军事在海上结合要比陆地容易得多。不难发现，郑氏集团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 。它最初由海盗性质的武装商船发展而来，最后割据台湾，在其实际控制区域建立地方政权，具有“准政府”的性质。在其后来的事业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三者之间相互支撑、扩张、形成反馈回路同欧洲所发生的情况性质是一样的。郑氏“军事商业复合体”崛起的背景同欧洲有些类似，即长距离贸易和政治分裂。它主要同远距离的东南亚、日本进行贸易，用巨额商业利润来支撑政治、军事的运作，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
24、政治军事集团依赖传农业税收的现像。国内政治方面，李自成起义、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实行招安政策，使郑氏势力乘机得到发展。然而大陆一旦政治统一，郑氏集团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透过政治、军事对抗的表面现像，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集团是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社会力量，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市场原则的代表。郑氏集团覆没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内部自发的市场原则，在企图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的尝试中遭到了惨败。当然，根据北方少数民族一旦进入中原农耕区域便被同化的历史现像，来自海上的郑氏集团如果接过大陆王朝的遗产后，是继续奉行市场原则？还是被迫修复指令性社会结构？却是
25、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汉景帝三年（公元前 154 年）,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对这一事件，我们似应给予重新研判。西汉初期，商业势力十分强大，史书载：“而富商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26 这条史料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央王朝一方面财政处于困境，另一方面对大量的社会财富、和掌握这部分财富的商业势力是失控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的部分失控。但更不妙的是：商业势力已经控制了地方封国诸侯，或同刘濞这样的地方政治势力合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央政府也将仰其鼻息。当时人们的共识是，商业势力一旦控制整个社会，中央王朝政治运作
26、和整个农业社会正常运作就会崩溃（今天看来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虽有暂时的麻烦，但前景未必如此糟糕） 。晁错主张削藩的理由是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命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27 平心而论，刘濞叛乱的动机至少一半是朝廷促成的。冶铁、煮盐、铸钱未必将来一定作乱，但按正常逻辑推论，谁控制了社会经济命脉和社会财富，谁就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央王朝出于政治上的万全之计，以及维护农业社会正常运作（这点常常使中央王朝打击商业势力的行为在道义上站住脚） ，只有选择削藩，并且晚动手不如早动手容易。刘濞或许起初并无叛逆之心，只想聚财，但朝
27、廷却按政治运作的逻辑来理解和推理他的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并根据推理结果采取削蕃措施。准确地说，朝廷先把刘濞当叛逆对待，终使后者扮演起朝廷预先想像中的角色。现在问题已经清除了，根源来自经济领域。在这一政治、军事斗争背后，是一场无法调和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即地方自由贸易与中央王朝垄断贸易的对抗，从根本上看，这是一场市场原则同指令性原则在商业领域的冲突。据史书云：“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 ”28 剔除其中的贬义倾向，说明刘濞“叛乱集团”代表着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人们的利益。借鉴麦尼尔的观点，刘濞的“叛军”和“铸铁煮盐”的工商业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规模较大的“军事商业复合体
28、。现在我们提出同样的难题，如果刘濞叛乱成功，完成了由地方诸侯向中央集权制皇帝的角色转换后，难道不会像汉武帝哪样，对商业势力采取一连串抑制措施吗？这一设问并非毫无意义，种种迹象表明，遏制商业势力，是中央极权统治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例如国家对盐铁业的垄断经营，在财政上保证了对匈奴大规模作战的军事行动。 “汉连出兵三岁，费仰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 、29“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弘羊难，以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 ”30 可见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是西汉对匈奴长期作战的财政基础。
29、也许历史已经证明：指令性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是中原农耕文明对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挑战的必然回应，31 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和对商业势力强有利的遏制，正是这种必然回应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宋代则是一个很好的反证。宋代商业发达却无法有效应付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这同汉代商业受摧而军事强盛形成鲜明对比。过去常把宋代积弱的原因归咎为防止唐代藩镇割据重演，朝廷对军人采取种种肘制，导致社会性“重文轻武”现像，这种解释非常肤浅。笔者看法是：宋代社会已大规模商业化，但市场原则尚来不及将社会进行重新整合，而同时中央王朝的指令性社会管理已严重失调，故不能有效调动社会资源进行长期战争。明代似接受了宋代教训，明显地向指令性传
30、统回归） 。讨论至此，我们发现对外战争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上具有不同的社会整合功能。在中国，对外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强化着指令性社会结构，压抑着中国古代市场原则的崛起；在西方，对外战争迫使君权和指令性原则向市场原则屈服。与刘濞相比，郑氏集团更接近西方“军事商业复合体”模式，也符合海上比陆地更容易发展的西方情形。参考西方市场原则首先在军备生产领域突破的事实，郑氏海商集团失败的原因在于：在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没有条件使自己成为封建王朝必不少的依赖性因素，形成类似于欧洲君主国必须依赖列日等军火制造业城市那种关系（这是欧洲君主们致命的弱点，也是市场原则坐大的主要原因） 。郑氏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覆灭说明，
31、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基础、以不断得到强化的指令性原则为社会管理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具有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它同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社会在本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四最后讨论一下中国在没有西方文明介入的情况下，能否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国内学者对此大都持否定态度。我注意到顾准先生的态度尤其鲜明，他断言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32 他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在中国，谁要是听到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 ”33 他在考察了意大利诸商业城邦衰落后认为：“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
32、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 ”34他在考察了西班牙经历航海、商业、殖民事业而最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后总结到：“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 ”35笔者深为顾准敏锐而宽阔的学术视野所折服，他也是那个时代国内为数不多的、用自己头脑来思考问题、能多方位考察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学人之一，39 而且是国内罕见的能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与军事力量之间关系的学者。遗憾的是，顾准完全忽视了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存在，而这个集团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用强大军事力量对商业进行保护的地方割据政权，也正是顾准所说的“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和“商团要打天下
33、成大事”的社会群体。因此他的结论未免下得太匆忙。也许我们长期习惯于用“武装走私” 、 “海盗集团”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类似郑氏性质的海上集团，至于王直、徐海、吴平等不成气候者，更属一群不值考究的“海贼” 。历史学者潜意识里的正统道德意识，常常使人忽略了这些“异质群体”在传统社会变迁过程中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正是那些在公元 11 世纪的庄园间，手持刀枪、走村串户的小商贩们培育起来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历史，17 世纪中叶以后，当欧洲文明同中华文明因频繁接触而形成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后，中国似乎只等着跨出最为关键的一步：代表商业社会的军事力量打败代表传统农业社会的军事力量。遗憾的是，郑成功海
34、上集团没有做到，而在 180 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却让英国海军在瓦解传统农业社会时，充当了一次“不自觉的历史工具” 。中国从此开始了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缓慢过程。中国近代史表明：无论从时间还是逻辑顺序看，军事崩溃是促成传统社会 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小农经济。不需要市场和商品交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来满足自己生存需要，即我们所说的男耕女织，具有很大的封闭性，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生产力得不到长足的发展，所以中国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但生产力实质上还是没有大的飞跃。逆来顺受的小农思想是儒家文化得以推行的基础，也是个人崇拜滋生的温床。也是清朝闭关锁国政策得以推行
35、的经济基础因为自给自足不需要与外界的交流。两千年农耕经济对中国文化影响是巨大的，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几乎与之有关。甚至在建国后，那场对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空前的崇拜也是几千年小农思想的弊端：很容易把国家领导人当做封建时候的皇帝来膜拜。长期的儒家文化和小农经济压制，使当时的人民意识不到民主。人们的思想也普遍不开放。计划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与小农经济是有一定类似的，都会压制生产力，否定市场的作用。即便到现在，改革开放已二十年了，真正富起来的还只是沿海少数几个省份，内地的人们思想还在受着这种封闭的毒害。一、 中国文化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 在总体上，中国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农耕文化或农业
36、文化。但就自然环境而言，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草原分布地带，因此，这些地区也就成为了以草原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认为，自我国东北大兴安岭东麓辽河上游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东缘及青藏高原以西的广大地区，都属于历史上传统的游牧经济分布地区。而在此界线以南和以东则属于传统的农耕经济分布地区。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以及历史上的整个西域地区，都属于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因此，宏观地说，也属于传统的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特色的区域。但是，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从远古至今，这种文化界线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产生了许多变化。总
37、的趋势是农耕文化的分布面积越来越大，而游牧文化的分布区则日益缩小。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1.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论证，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周期性的气候变迁，大体上而言，历史上几次大规模民族融合时期，都是相对的寒冷期。寒冷期的出现，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传统游牧区域的南移，迫使游牧民族南下；而出现相对的温暖期时，如历史上的汉唐时期，造成的结果便是农耕区域的北移，促成了农耕民族纷纷北上开垦农田。2.历史上人类的活动。历代统治者对北部、西部边疆的开发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移民实边” ，主要是把农业人口移往西北边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垦荒种田，如军屯、民屯等，其中就会将
38、牧场开垦为农田。例如，西汉以前的河西走廊基本上是游牧民族的天然牧场，但是，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这里就逐渐被开发为农耕经济区了。这种人类活动的结果必然是农耕经济区向游牧经济区的推进和游牧经济区的逐渐缩小。另外，历代统治者，包括游牧民族的一些统治者在内，滥伐森林，大兴土木，在草原地带发展农耕经济等，都对历史上草原地带的生态环境带来破坏，无疑也是造成游牧经济地区不断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3.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在发展游牧畜牧业生产的过程中，为了维持基本的生计，片面地追求牲畜的数量或生产规模，使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过载放牧，造成了一些地区草原生态系统的失衡，从而导致草场的退化，草原面积因而减少。4.历史上自
39、然的农牧界线反过来又不断强化了两种不同类型文化间的区别界线，使得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间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似乎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游牧民族永远是游牧民族，而农耕民族也永远是农耕民族。这样就产生了中原与周边，内地与边疆，蛮荒之地与礼仪之邦等文化观念上的对立。当然，历史上农耕经济区和游牧经济区的范围的变化，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且也不是单纯某一个因素的结果。实际上正是上述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 关于历史上游牧文化区和农耕文化区界线的主要观点 从很早起，人们就对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有了初步的认识。当然，古人主要还是通过对不同时代游牧民族的认识，获得了一些文化区域方面的知识。在秦
40、王朝以前，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区主要在今天的黄河中下游地带，其核心地区当在今陕西关中地区。而处于黄河上游地区的今天的甘肃、青海和宁夏地区。从考古发掘来看，至少从新石器时代起，这里就属于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并存的区域。但是，从古代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早期游牧民族的活动和分布来看，基本上属于自远古以来就形成的游牧经济区。目前的学术界对于历史上游牧文化区的划分，虽然并没有形成定论，但是，从有关的研究论著中，仍然能够发现各家观点的明显不同。 （一）苏北海先生认为：“自古以来，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从蒙古高原直到中亚西亚，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区域。 ”1游牧民族主要的活动区域当然也就是游牧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单纯地从地
41、理环境角度来研究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时，所说的“游牧民族” ，实际上是狭义的游牧民族，即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而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历史的早期，游牧民族并不是都分布在蒙古高原一带。历史上的黄土高原或黄河上游的许多地区，都分布着众多的游牧民族，如秦汉时期及其以前的戎、氐、羌等游牧民族。 （二）林耀华在其主编的民族学通论一书中，从经济文化类型学说的角度，对整个中国文化做了详细的划分，其中“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的分布范围是：“在东起大兴安岭西麓，西到准噶尔盆地的西缘，南到横断山脉中段（云南中甸县）的广大地区内，基本上构成一个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型畜牧带。 ”2这一范围划分显然主要是从今天我国草原及草
42、原畜牧业分布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做出的结论。这种划分对今天各个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确实有许多好处，较多地考虑到了游牧民族在今天共时性的空间分布。但却忽略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文化的历时性演变，即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游牧文化分布的历史演变。例如，按照这一划分标准，历史上的黄土高原的许多地区、河西走廊、古代西域的天山以南地区、东北三省的许多地区等，都被排除在游牧民族传统的活动区域之外。这显然并不符合历史上游牧民族分布或活动的实际情况。而且，按照上述划分方法，今天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从事农业生产的维吾尔族及其文化，也将被视为是一种农耕文化（绿洲农耕） ，而实际上，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的角度来研究维吾尔族文
43、化显然并不全面，也不会深入。 （三）项英杰等人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撰写了一部游牧文化的专著：中亚：马背上的文化 。该书作为“世界文化丛书”之一，作者所说的游牧民族，主要是指“亚欧大草原”上的民族。而且，该书也主要“以塞种人、匈奴人、哥特人、突厥人和蒙古人为代表来观察游牧文化的总体面貌，并显示各族牧民的独特身影。 ”3另外，在全书中所涉及到的其他游牧民族中，也都是一些人口较少、对历史影响不大的游牧民族，而没有涉及到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以及黄河上游甘肃青海地区的有着一定规模农耕经济的游牧民族。 （四）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在其骑马民族国家一书中，也对历史上的游牧民族的分布做出了一些论述。江
44、氏所谓“骑马民族”和“游牧民族” ，实际上是两个概念，认为“骑马民族”是由早期的原始游牧民发展而来的， “欧亚内大陆的原始游牧民在从前四千年纪后半期开始的漫长的岁月里，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东欧草原的空旷而单调的环境中，一直和自己的畜群一块过着朴素、孤独、单一的和平生活。但是，当进入前一千年纪的时候，这些原始游牧民突然变成了好战的骑马民族。 ”4另外，江氏所涉及的“骑马民族”的范围也是有限的或不全面的，如书中所说：“活跃于欧亚内大陆的游牧系骑马民族，有西方的斯基泰、萨尔马提亚、阿兰、番、阿维尔、哈塞尔等；中部则有塞、乌孙、康居；在东方，则有匈奴、鲜卑、乌桓、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部分还有
45、丁零、鬲昆（坚昆） 、高车、悦般。其中特别强大而且可以作为骑马民族典型的，有西方的斯基泰，东方的匈奴、突厥、鲜卑、乌桓。我们将以它们为例，分析其国家的形态、民族的动向以及文化特征。在东北亚，农主牧副、半农半猎的骑马民族也为数不少，夫余、高句丽、靺鞨、女真、满洲等是其主要者。 ”5由此可见，江氏所说的“骑马民族”仅仅是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一部分。 （五）法国学者，亚洲史学界的泰斗勒尼?格鲁塞（Ren Gsousset,1885-1952 年）在其所著的草原帝国一书中的观点与江上波夫基本类似，全书所涉及的欧亚大陆古代各类游牧民族很多，但是，却没有将藏族及其先民、我国古代黄河上游今天的甘青地区的一些民族
46、如羌、氐、戎等民族列入研究的范围。 总之，关于历史上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区域的划分，虽然在学术界并没有引起过多的争论，但实际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大体上对以欧亚大陆北部为历史上主要的游牧民族活动区域和游牧文化分布区域的观点，中外学者都没有什么分歧。而对于历史上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河西走廊、西域的天山以南地区即塔里木盆地等，则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黄土高原应当属于游牧文化分布的一个历史区域。因为，第一，从中国历史很早起，这里就是一个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并存的地区；第二，许多游牧民族都是从这一地区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三，这一地区也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经常活动的地区，对于游牧民族具有比农耕民
47、族更加重要的意义，占据或控制黄土高原对游牧民族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而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可能更多的是政治意义。 对于整个塔里木盆地而言，之所以将它纳入整个历史上的游牧文化区的理由，也有如下几点：一是事实上古代的塔里木盆地本身就分布有许多的以游牧经济为主的人口，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当时的许多“邦国”或“属国”中，有的以农耕经济为主，被称为“居国” ，有的则以畜牧业经济为主，则被称为“行国” 。其中，以游牧经济为主的主要有“鄯善国”：“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其他如小宛、戎卢、渠勒、西夜、子合、德若、无雷、乌秅、捐毒、休循、若羌等。6同时，即使是那些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居国”，也大都
48、农牧兼营，纯粹的农耕经济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是由当地的自然环境决定的。二是由于这一地区也是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频繁活动的舞台，不仅是游牧民族控制丝绸之路，获得东西方贸易之利的核心地带，也是游牧民族在蒙古高原上激烈斗争中的避难所或缓冲区，许多历史上重要的游牧民族都在这里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如回鹘等民族的西迁。三是因为西域南疆地区，在历史上除了阶段性的由中原农耕民族王朝统治外，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则主要由北疆的游牧民族来统治的，如汉代的匈奴对南疆及西域其他地区的统治、铁勒、突厥对南疆的统治、蒙古族对南疆的统治等等。也就是说，北方的游牧民族对南疆的影响较大。真正对西域实现统治的中原农耕民族王朝主要是两汉和
49、唐朝，而在其他大部分时期内，以游牧民族的统治居多。 至于历史上的河西走廊，在西汉以前曾经是月氏、乌孙、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天然牧场则是历史事实，到西汉汉武帝以后，才逐渐被开发为农耕经济地区了。青藏高原无疑也属于传统的游牧文化区。在历史上，藏族及其先民的经济生活，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尽管早在公元 10 世纪的吐蕃时期，当地的农业生产就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制约，青藏高原地区的农业发展始终十分缓慢，整个青藏高原地区仍然是一种“农牧分营” （注：农牧分营：指同一民族部分人口从事农耕经济，而另一部分人口从事畜牧业经济，它不同于半农半牧经济。 ）式的经济结构。因此，考虑到藏族早期历史情况，在总体上，青藏高原仍然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游牧文化区。 总之，不论就中国古代文化而言，还是现今我国的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分布格局，从总体到局部，都有“南农北牧”的特征。在总体上，农耕地区主要位于我国版图的南部，即今天的中原及其以南地区为农耕地区，而北部的黄土高原及其以北的蒙古高原，则属于游牧地区。从局部而言，也有“南农北牧”的小区域，如在青藏高原，其南部的“一江两河”流域是主要的农耕地区，而西藏北部乃至青海省的许多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