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008年香港经济学双年会,地点: 西南财经大学时间: 2008年12月15-16日,2,集权政治、租金机制与企业的性质-兼论中国转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邢祖礼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研究所E-mail: ,3,本文引入“潜产权”概念和租金机制来构造转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作者从集权和法律缺失两个转型背景下发现“潜产权”普遍存在，这些“潜产权”介入企业，从而改变了企业的性质。随后，通过企业这个微观主体，论文揭示了集权对经济发生作用的内在逻辑，为“透视”转型期中国经济的三大“异常”特征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解释。,内容提要,4,一、引言,近三十年来，中国转型经济呈现出以下三个“异常
2、的”增长特征：高速度、粗放式和贫富差距扩大。对这些增长特征的理论解释一直是研究者的焦点，然而现有的研究文献遵循由浅入深的理论层次，或者分析其中一个特征，或者其中两个特征，未能为这三个“异常的”特征发展出一个逻辑统一的理论框架，为我们的经验事实提供更为深刻的洞察力。,5,一、引言,钱颖一等学者发展出一套“分权理论”，强调中国转型的成功与分权化改革密切相关，经济分权对微观经济个体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效应。一方面，这些经济激励机制与中国特殊的“M”型组织结构结合，不可逆转地培育出市场机制和地区竞争，在此基础上各地区之间发生了改革实验和模仿，从而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Qian and Xu，1993）；另
3、一方面，财政分权是一个“促好的竞争”（race to the top），形成了有利于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Qian and Weingast，1996；Qian and Roland，1998)。分权理论在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它从理论上无法回答，为什么分权（特别是财政分权）必定就是一个“促好的竞争”？,6,一、引言,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0)将中俄改革绩效的显著差异归结为中国集权政治的作用，认为中国的集权政治制度对“促好的竞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定程度弥补了钱颖一的分析缺陷；周黎安（2004，2005，2006）和王永钦
4、等（2007）借鉴Besley and Case（1995）的“标尺竞争”（yardstick competition）概念，发展出“官员晋升”的政治激励机制来解释为什么“高速度和粗放式”两个增长特征同时并存，对集权政治制度的认识和地方官员行为的分析向真实世界向前推进了一步。但必须指出，这类分析没有严格将地方官员的行为分析建立在“个体主义”选择基础之上，缺乏对集权政治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全面了解，过分夸大官员晋升动机的刺激作用。,7,寻找转型增长的“微观基础”成为理解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三大特征的最佳途径，然而已有关于“制度与增长”的研究文献不仅没能为我们探讨“微观基础”有所帮助，相反，因为它
5、们之间相互矛盾的研究逻辑阻碍了我们的进一步努力。理论上，施莱弗等认为集权与“掠夺之手”紧密联系，产生寻租活动，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Shleifer and vishny，1993，1998；Frye and Shleifer，1997；施莱弗等，2004），在他们看来，除非寻租活动是对“制度性扭曲”进行纠正的次优选择，否则寻租活动与增长很难兼容，这一结论为也为众多学者所接受（North，1990；Sachs and Warner，2002；陈抗等，2002），然而在分析中国的集权政治的作用时，施莱弗却得出结论说，集权政治有利于中央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控制地方官员的寻租活动（
6、Blandchard and Shleifer，2000)，这明显与寻租活动盛行的典型事实不符。,一、引言,8,一、引言,中国转型增长过程中寻租活动盛行的事实迫使研究者对租金机制的作用进行重新思考，张军等学者发现，中国官员的腐败或者受贿行为并不一定与政府的作为相悖，他们的寻租活动似乎具有刺激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活动中得到有力的经验证据（张军和金煜，2005；张军，2006；张军等，2007；Mauro，1998；Tanzi and Davoodi，1997）。然而经验证据并不能够代表理论逻辑，张军等在中国的城市基础建设的投资活动中发现租金机制的作用，却没有将租金机制与
7、集权政治背景联系在一起，更没有将从租金机制如何作用于企业的内在逻辑揭示出来，因此没有抽象出一个“一般化”的理论框架，无法从理论上回答，在中国政治集权条件下，租金机制为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呈现出粗放式特征，而且还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本文克服现有文献研究之不足，将集权政治下形成的租金机制作用于企业这个微观主体，为解释转型增长的三大特征建立了一个逻辑统一的理论框架。,9,本文的逻辑结构,集权政治,法律缺失,层级租金,转移成本,潜产权,市 场,生产要素产权,企业 (微观基础),高速增长,粗放式,贫富差距扩大,10,二、集权政治、潜产权与租金机制,1、“潜产权”。毫无疑问，产权是非常重要的，因而谁
8、拥有界定产权的权利（力）就更为重要，集权就表现为一种界定产权的产权的集中形式，本文称之为“元产权”，与西方民主政治结构相比，这种元产权相对集中于上级领导者或本单位的少数领导者，而不是以民主形式分散于选民手中，比如官员升迁或官员任免，重大项目的决策权，以及形式多样的公共财政支出选择权等等。 如果作为“元产权”集中的表现形式，集权能够以一种明确的法律规则为基础来运作，则集权本身就无大碍，微观市场也会如常运行，然而转型中的中国，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法律基础薄弱的市场远非传统经济理论描述的那样，“法律缺失”（lawlessness）表现得十分明显（Bearah，2000；McMillan and
9、 Woodruff，1999，2000；Hendly et al.，2001；Hay and Shleifer，1998；Djankov and Murrell，2002），但经济活动显然不会因为法律缺失而停顿，人们发展出替代性规则，并成功发展出不同的有效的替代性规则实现其潜在价值（迪克西特，2007；North，1990；巴泽尔，1974）。,11,二、集权政治、潜产权与租金机制,2、强势地位的“潜产权”。与外国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性质极为不同的是，集权政治下地方官员具有强势地位，因而“潜产权”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并且为了实现自身巨大的价值，一方面，寻租者运用自己作为界定产权的“裁判员”权利，避
10、开游戏规则或曲解游戏规则来寻租，因此租金机制深刻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另一方面，“潜产权”的租金收益通过成本转移来实现，其价值大小由成本转移能力来决定，地方官员在获得租金收益的同时，也相应的承担此类租金所引起的私人成本。,12,集权政治下，租金机制是地方官员调配资源的重要机制，因为强权在整体上取得全面调配各类资源权利的巨大优势，因此转移成本的能力极强，民众很难对其施加给自身的成本再转移给寻租者或其他人，寻租者造成的社会成本无法“内在化”；而分权政治中，由于政治竞争使民众具有很大的选择权，对寻租者转移而来的成本较为容易再转移给寻租者，让其“内在化”其成本，这与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的性质和功能完全相同。
11、所以，分权政治中地方官员调配资源的机制仍然是价格机制，而集权政治中地方官员调配资源的机制是租金机制，这一重大区别是理解中国的地方官员对地方经济发展投入“过分的”热情的关键,二、集权政治、潜产权与租金机制,13,三、租金机制融入企业：企业的性质,传统企业理论建立在成熟市场经济和法律规则有效率运行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企业是纯粹“市场合约”性质，简单地说，企业是各种生产性要素的“纽接”，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合约”（张五常，1983；周其仁，2000）。在此认识上，威廉姆森、哈特和霍姆斯特姆、詹森和麦克林、克莱因等新制度经济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市场合约的“不完全性质”，提出“资产专用性”理论、“委
12、托代理”理论、“敲竹杠”理论等，这些理论关注的是企业的治理结构，揭示了成熟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核心特征，这一范式可以统称为Hart-Grossman-Moore范式 。,14,三、租金机制融入企业：企业的性质,传统企业理论建立在成熟市场经济和法律规则有效率运行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企业是纯粹“市场合约”性质，简单地说，企业是各种生产性要素的“纽接”，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合约”（张五常，1983；周其仁，2000）。在此认识上，威廉姆森、哈特和霍姆斯特姆、詹森和麦克林、克莱因等新制度经济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市场合约的“不完全性质”，提出“资产专用性”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敲竹杠”理论等，这些理
13、论关注的是企业的治理结构，揭示了成熟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核心特征，这一范式可以统称为Hart-Grossman-Moore范式。,15,三、租金机制介入企业：企业的性质,1、企业性质的改变。然而转型经济中“潜产权”的盛行，使得关注企业的治理结构变得无效，转型经济中的企业的性质已经改变。 在转型经济当中，在生产性要素产权之外产生了一个特殊性质的“潜产权”，“潜产权”和生产性要素产权一样，都力图最大化自身价值。这样，“潜产权”的大量介入，改变了整个转型经济中企业的“市场合约”性质，使得企业带有相当程度的租金色彩，此时企业的产权结构不同于完全市场化的企业的产权结构，此时的企业，既不是周其仁所说计划时代的
14、完全非市场合约性质，也不是张五常所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合约性质，而是二者的混合，即“潜产权”与生产性要素产权的“纽接”（如下图），也就是说，企业是租金机制和价格机制的“混合体”。,16,三、租金机制融入企业：企业的性质,2、一个通病。自从Hart-Grossman-Moore范式的出现以后，对企业进行的产权分析的研究者不再抽象意义地谈论产权了，而是关注企业的控制权（尤其是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和实现。他们的框架已经包含了寻租的含义的，因为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只要不是完全竞争的Arrow-Debrue的完美世界（如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不完全竞争等等）都会存在“租金”，并且伴随着经济主体“寻租”的
15、过程会出现“租金耗散”现象。如果这个范式用于分析市场规则运行良好的企业则无可厚非，但极为不幸的是，这个分析范式却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研究者对转型经济中企业的理解。这是对转型经济中企业的性质的歪曲理解，他们没有给“潜产权”以足够的重视，也没有给它在企业中留下任何一点位置，将一种教条主义习惯引入了转型经济研究之中，因此建立在传统企业理论之上的宏观经济增长无法从中得到逻辑统一的解释。,17,四、转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1、寻租与企业产出。“潜产权”介入企业改变了企业的性质，对企业产出带来了与众不同的影响，传统寻租理论认为寻租和税收一样，会降低企业的产出，在整体上会妨碍经济增长，理由是：寻租是一种非生产
16、性活动，它会减少人们对生产和投资的激励（塔洛克，1967；Shleifer and vishny，1993，1998；Weingast，1995，1997；施莱弗等，2004），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在经济转型的中国，受租金激励的寻租者和受利润激励的企业都发现，可以利用“潜产权”的强势地位和转移成本的能力来做大“蛋糕”，从而两者都能够分得更多的份额。此时寻租者和企业就都有激励来做大“蛋糕”，这在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和从事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中是十分典型的情形。在这里必须注意，寻租会降低而不是增加企业的成本，因为寻租者会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和成本转移能力，将企业本来应该承担的成本转移到企业之外，从而得
17、到一个租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增量经济”为特征，从微观角度看是租金机制和价格机制双重激励的结果，这就从企业这个“微观角度”解释了中国转型经济的高速增长。,18,四、转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2、寻租与粗放式增长。如果企业完全以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则产出是有效率的和社会福利最大的（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第二定理）；而其中的租金机制要求资源流动以“租金最大化”为目标，它是对企业产出效率的偏离，对社会福利而言也是一种损失，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成本转移功能，使得私人成本向社会成本转移，造成社会福利的更大损失。因此从微观基础角度上看，企业产出扩张越快，租金价值越大，其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越大，增长的代价
18、也就越大，这就解释了为何中国GDP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社会福利的增长速度。 寻租性质的企业（组织）产生大量的诸如文凭、论文、“豆腐渣”工程等符号价值的物品，却不能带来多大的社会福利的增加，也就是说，寻租企业产生大量具有收入分配功能的产品，而不是生产性的产品，经济增长的粗放式特征就十分明白地显示出来。,19,四、转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3、“潜产权”的强势地位与贫富差距的异常扩大。如果没有“潜产权”，企业的产出的“蛋糕”将在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分配，然而，“潜产权”的介入，大大改变了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地位，分配比例将在三方中展开，取决于各自的“谈判势力”，寻租者可以超越市场条件，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和成
19、本转移的“创租能力”，在谈判中占尽优势，分得“蛋糕”中较大的份额，资本家集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稀缺性的市场条件优势，分得剩余部分中的较大份额，劳动者仅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小的份额。就静态来看，企业的分配差距就比较大，从动态来看，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因为寻租者随着时间的变化，他不仅能够获得“潜产权”所带来的租金，而且可以将租金转化为企业的财务资本，从而获得“双重”利益。在国家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中寻租者又掌握着大量资源调配权利，自然又会占尽优势（Alesina and Angeletos，2005），由此造成的寻租成本转移给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社会财富的分配会呈现畸形发展趋势，只要集权政治的条件不变，这种趋势很难扭转。,20,五、结论,本文引入“潜产权”概念和租金机制来构造转型增长的“微观基础”，通过企业这个微观主体来揭示集权政治对经济发生作用的内在逻辑，为“透视”转型期中国经济的“异常”特征提供了一个基本理论解释，“如果没有理论，我们将不能透视事实”。 显然，本文建立的框架是粗线条的，文中所概括的三个“异常的”增长特征（高速度，粗放式和贫富差距）都可以放在单独的题下加以详细讨论，现有的文献也是这么做的，但它们的缺陷也是明显的，有时候保持逻辑框架的统一性并非易事。本文为了保持理论框架的统一性而放弃了研究纵深性，是想告诉读者，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长特征需要对政治集权进行高度关注。,
